對82歲的周艾若來說，與父親周揚的隔膜，其實在他7歲那年的分離便註定了，這種隔膜一直持續到父親離世。
也許正因如此，看待父親，周艾若多了一份冷靜和審視。但是，「我不願意參與寫父親的任何傳記」，周艾若沉默了一會，眼神移開，緩緩地說：「因為每次回頭看他走的路，我都覺得，心，太痛了……」
兒時記憶 我對童年的回憶是幸福而溫暖的。我還記得，那時候總是躺在父母中間，在被窩裡拱來拱去；我和弟弟邁克長得有點像西洋娃娃，所以那些大人每次一進門，都先嘻嘻哈哈地逗弄我們一番，然後再上樓和父親談他們的事。父親忙的時候，媽媽就在樓下打麻將。後來才明白，實際上是替父親望風。
更多的時候，我和弟弟是和媽媽在一起的。媽媽漂亮、溫柔，閒時喜歡教我唱歌跳舞，描紅臨帖，唱京戲。到現在我還能從頭到尾唱完媽媽教我的兒童歌舞劇《麻雀與小孩》。我想，我身上喜歡文藝的根，就是她在我心靈深處種下的。
眾所周知，在20世紀30年代，父親他們與魯迅、胡風等人在上海有過一場「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的論爭。魯迅先生後來在文章裡批評父親「到處用手段」，還把父親與夏衍、田漢、陽翰笙這幾位一同去向他匯報「左聯」工作的人，譏為「四條漢子」。
在我的理解當中，父親他們當年只有二十多歲，魯迅四十多歲，我覺得四條漢子對魯迅不恭，是不存在的。另外，胡風的夫人梅志後來告訴我，那時候他們還經常來我家做客，所以我也根本不相信所謂兩個口號之爭像後來渲染的那麼誓不兩立。如果果真如此，胡風、梅志怎麼會經常去我家做客呢?但是後來的政治鬥爭將這個本來屬於文藝戰線的討論無限政治上綱，甚至升級到「反黨」的地步——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時父親是代表中共去和非黨人士魯迅談的，怎麼到頭來變成是他反黨了呢?我想，魯迅先生當年說這話的時候，應該是發個牢騷，或者頂多是個諷刺。大概他自己也不會料到，若干年後，「四條漢子」會成為一個罪惡的代號，而這個評價成了父親一生揮之不去的陰影。
人物簡介：吳淑媛，周揚的原配妻子，出身官宦人家，16歲時與周揚結婚，兩人十分恩愛。1934年，周揚認識了復旦大學一位叫蘇靈揚的女大學生，不久與她結婚後赴延安。一直在益陽苦等周揚的吳淑媛，7年後才偶爾得知這個消息，不久後去世，年僅35歲。晚年的周揚回憶往事時，曾痛哭流涕地對兒子周艾若說:"我對不起你們的媽媽"。
母親吳淑媛出身於湖南益陽一大戶人家，她的家世比父親好得多。吳家是打太平天國起家的，外祖父在江蘇瓜州當水軍提督，曾三次見過皇帝。父親與母親算是青梅竹馬，父親小時候在我外婆家念私塾，他們互相有好感，老師做媒，他們很自然地成了一對，雖然那時候他們年紀還很小。
我的外婆特別寵這個女兒，視她為掌上明珠。我們一家在上海生活時，父親沒有什麼固定收入，所以每年回湖南，其實就是回去要錢的，外婆每次都給母親帶回來一大包金首飾。母親放在抽屜裡，也不鎖，每次沒錢用了便取一件去換錢。當時有很多益陽的同鄉和左聯的朋友經常到我們家，這麼多人沒有收入，都是靠外婆給的那些錢維持生活。父親晚年也曾對我說：那時候在上海生活全靠你的母親——其實是我的外婆。1934年，母親又懷孕了，以往每次都要回老家分娩，這次也不例外。父親把母親、弟弟和我一起送回了老家，以往父親總要等到孩子生出以後再回上海，這一次，還沒等三弟出生，就急著要走，說是有工作，而母親並沒有注意到他的反常。母親順利生下了三弟，按交代取名「約瑟」。
父親愛吃母親做的甘草梅，就是把新鮮的梅子泡在蜜裡做成的一種蜜餞。母親託人買來最好的梅子，每年夏天一如既往地做著她的甘草梅，而父親已經音信皆無好幾年了。1941年的某一天，母親終於有了父親的消息，但是這個消息卻讓苦苦等待的她一下子墮入深淵——那是《救亡日報》上登載的父親給郭沫若的一封信，父親在信上談了解放區的一些情況，末尾附了這樣一句：「蘇(註：指蘇靈揚)已進抗大，小孩(註：指周密)已進幼兒園。」
母親一下子崩潰了，她終於不再做梅子了，望著柜子上排得整整齊齊的7壇梅子，她對我們說：「你們把那些梅子都吃了吧……」她很快就病了，脖子上長了一串長長的淋巴，全身浮腫，渾身上下似乎都是透明的，說話已無力氣。一個連綿秋雨的寒夜，母親悄然而逝，走時才35歲……那一年，我15歲，二弟11歲，三弟7歲，雖然說起來還有一個父親，實際上我們已經成了孤兒。
胡風的夫人梅志後來回憶，1934年父親從益陽回到上海後，再出現在人們面前時，形象大變。他換下以前穿的西裝，換上一件白綢長衫，戴一頂白色禮帽，身邊的那個人也換了。很多年後，我和梅志也成了朋友，她說：「我上你家去過好多次，我覺得你媽媽太賢惠了。」
即便母親在知道此事後，她仍然沒有在我們面前說過一句抱怨父親的話。
「文藝沙皇」 父親整個人生軌跡的改變，應該從他到延安算起。父親在文藝理論方面表現出來的成熟與敏感，顯然很為毛澤東所看重。父親到達延安後不久，毛澤東有些文字方面的事情經常讓父親幫助閱看，而父親的一些重要文稿，也常常送毛澤東審改，從此開始了與毛澤東長達數十年之久的文字之交。在文化界，像他們之間有過那麼多次重要文字交往的，恐怕除周揚外沒有第二人。
建國以後，父親對毛澤東的崇拜有增無減。1951年，我在哈爾濱工作，父親對我說：「你要有兩個崇拜，一是崇拜毛主席，二是崇拜蘇聯，這樣才能成就事業，不僅要崇拜，而且要迷信。」與蘇聯的關係破裂之後，父親的精神世界裡，從此只剩下前者。
新中國成立後，父親曾先後出任文化部副部長、中宣部副部長。每隔幾年，他都會就文藝理論作一次報告，大家都知道他的講話，其實就代表著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因此，從報紙、文化單位到學校，都必須認認真真地學習他的講話，父親的名氣和影響也越來越大。有一次，他在講話裡表揚一系列成功的作品，我問他：「你看過沒有？」他老老實實地說：「我哪看得過來？」記得我有一次還問他是否看過哈代，他也說沒看過。我問他：「那你為什麼要提這些作品？」他說：「讓大家研究嘛!」
獲得文藝理論的話語權之後，父親開始越來越多地介入到文藝領域的鬥爭。建國以後，在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中，幾乎每次運動都是從文藝界開始的，這似乎成了一條規律，文藝漸漸成為政治鬥爭的一種武器，而父親在這條路上也越走越遠，並由此獲得了「文藝沙皇」之稱。
其實很多運動之初，父親的內心也充滿了矛盾掙扎，包括對胡風的處理，他起初也並不認為要上升到敵我鬥爭的那個高度、打擊那麼一大片文藝界的人士。當他剛看《武訓傳》時，他也並不認為有什麼問題，還說：「我看很好嘛！我看的時候還掉了眼淚。」當毛澤東決意批判《武訓傳》後，他又深覺得自己對政治不夠敏感，在各種場合、大會小會不斷作自我批判，檢討自己，又拼命想「彌補」自己的不足，並且在最後寫了一篇批判《武訓傳》的重頭文章，他似乎在想表示自己跟毛主席、為重塑「堅決貫徹毛澤東文藝路線」的形象而做努力。
在歷次政治運動之後，父親總是試圖用一些舉動，緩和文藝界的肅殺之氣。上世紀60年代初，報紙上沒人敢寫稿，文藝創作也陷於匱乏，父親主張把楊沫《青春之歌》、趙樹理的《鍛鍊鍛鍊》、老舍的《茶館》等幾個作品拿出來討論，都產生了廣泛影響。既要貫徹上面的意圖，又要極力團結一些人，被視為「文藝沙皇」的父親其實也是心力交瘁。
身陷囹圄 1966年7月1日，《紅旗》重新發表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編者按語中，公開點了周揚的名字，一夜之間，父親成了文藝黑線的代表、祖師爺，他所在的中宣部則成了「閻王殿」。
父親對他的被捕毫無思想準備。此後，父親又陷於很長時間的生死不明的狀態，甚至幾次傳出周揚已死的消息，連他的戶口都註銷了。一直到1975年的某一天，有人通知我們家屬去秦城監獄裡接他，我們才知道他還活著。
我後來才知道，毛澤東在那一年有個批示：「周揚一案，似可從寬處理，分配工作，有病的養起來並治病。久關不是辦法。」7月份，他們重獲自由。夏衍被釋放當天就捲鋪蓋回家了，可是父親沒有，他說：「我不行，我還要寫一封信給毛主席，我做自我批評，現在還沒有寫完。」他寫完給毛澤東的思想匯報，還在信裡問主席、江青好，幾天後才回的家。
父親在秦城監獄被關了9年，平時沒有人可以交談，所以剛從秦城出來時，幾乎失去了表達能力，語言不連貫，聲音沙啞，見到人就不停流淚。幾天以後，他慢慢能夠說一些話了，他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搭幫毛主席……」這是益陽土話，就是多虧毛主席的意思，我立刻反問他：「那是誰把你關起來的？」他沒有回答我，此後我們再也不提及這個話題。
家事 母親去世後，我好像一夜之間長大了。我先是在一所鄉間小學教書，幫助祖母照顧兩個弟弟。日本人打到湖南後，我加入了青年遠徵軍，抗戰的同時一心想藉機到延安找父親。我所在的部隊在貴州待了十個月，未及出徵，鬼子就投降了。
1948年秋，我和兩個弟弟費盡周折，終於在北平和父親再見。這是已經13歲的三弟約瑟第一次見到父親。父親對我們說了些什麼現已不大記得，但其中的一句是無法忘卻的：「我對不起你們的媽媽!」此後，父親再很少跟我提及母親，仿佛一直在迴避。
我們跟蘇靈揚見第一面，父親指著她說：「這是蘇靈揚，你們可以喊她媽媽，也可以喊她同志。」但我什麼也沒喊，一輩子也沒喊，我喊不出來。
坦率地說，我跟蘇靈揚的關係並不好，這也並不是因為父親當年是因為她離開媽媽的——從某種角度，我甚至覺得父親與蘇靈揚的結合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我曾經參加過國民黨的青年軍，所以在蘇靈揚眼裡，我是「叛徒」，我的婚姻也不被她認可。我愛人的父親曾經留學日本，是敵偽時候的警官，雖然早就關在監獄裡死了，但是這種出身在蘇靈揚那裡是不被容忍的。父親對這件事並不幹涉。我後來不顧蘇靈揚的反對還是和她結了婚。那年暑假，我們雙雙來北京看父親，開門的是蘇靈揚，她一看到就說：「你已經背叛這個家庭了，你還有什麼資格跑到這裡來!」我愛人自尊心大受傷害，扭頭便走，從此再也不回這個家。我在哈爾濱工作，每次到北京來看父親，蘇靈揚都堅決拒絕讓我住進家裡，我只好在同學家借住。
我與周邁、周嶽三兄弟，沒有在父親的那個「家」住過一天，他們正常的家庭生活我們也沒有參與過。到北京時，三弟周嶽年紀太小，他願意和父親一起生活。當時父親、茅盾等人每個人在文化部都有一幢獨立的小樓，家裡很多個房間，但三弟只能住在布滿水管子的地下室裡，潮溼不堪，但父親從來也不過問。
我們與蘇靈揚的關係在「文革」期間也曾有過緩和。那時候父親被帶走了好幾年，生死不明。我去看她，她一個人住在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屋子裡，只能放下一張床和一張桌子。那時候她顯得很親和，拿出一個杯子來說：「這是你爸爸用過的杯子，你拿回去做紀念吧。」還有幾張小照片，讓我拿回去。我心裡大有感觸：文化大革命那麼糟糕，但還能使我們這個家庭走向和諧。
但是當父親的生活漸漸恢復正常時，我們的關係又再度緊張。父親住在北京醫院時，我和弟弟常去看父親。只有我們父子在的時候，我們談得還是挺愉快的。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只要蘇靈揚在，她總是用幾句話就把氣氛弄得很不愉快。
有一次，我和周邁騎自行車去看父親。那天父親坐在椅子上，旁邊放著一盤葡萄。我們和父親聊天，中間說句什麼話，蘇靈揚又開始指責我，我就有準備地回敬她：「我來看看父親，當然要交流，交流每個人都有自己思想，你不要什麼都打斷我們，都說你對，這樣不好。」她顯然沒有準備，被我噎住了。她先是衝父親發火，然後指著我說：「就是你最壞!」然後轉身離開了。
父親自始至終一言未發，只是長長嘆了一口氣。奇怪的是，以往我們每次看他，離開時父親從無什麼表示；而這一次，他一反常態地站起來，穿過一個很長的走廊，一聲不吭地送我們離開。這沒有言語的言語，讓我一下子知道了很多東西，父親有父親的無奈。
父親去世後，我們都趕到北京醫院，蘇靈揚坐著輪椅，周密陪著她，我和兩個弟弟是一圈人，我們互相之間沒有任何交流。我想，父親在時，我和她有關係，父親走了，我和她，自此毫無關係了。
異化風波 父親也知道他的問題是一個整體的錯誤，父親後來說，他在監獄中9年，想的最多的只是一條：辜負了毛主席。他在獄中通讀了馬恩列斯毛全集等，現在回過頭來看，不能把所有的責任都往上推，有些錯誤是毛主席那裡來的，也有許多錯誤是我們自己的。父親晚年對當年的事情很少提及，我只是記得張志新的事情出來之後，他很感慨，說：「張志新了不起，她還是位女性，那麼勇于堅持自己的意見!」——父親一生是極度崇拜毛澤東的，到了晚年能有這個觀點，在我看來，他內心深處，實際上已有所反思。
從某種角度，9年的牢獄之災拯救了父親的思想，父親又重新活躍起來，他努力擺脫當年所受的那些政治羈絆，發表了文章，向著他早年的文藝理論家的身份逐漸靠近。
1983年，在紀念馬克思誕辰100周年時，父親發表了《關於馬克思理論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提出了「異化」理論。但他沒有料到，在新的歷史時期，一個學術問題，竟然又會演變成一個嚴重的政治事件，甚至很快上升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高度上來，繼而引發了全國範圍的「清除精神汙染運動」。
父親又一次被捲入政治風浪，陷入矛盾和痛苦掙扎中。他曾經不無苦澀地說：我這輩子前後被打倒過三次，每一次都是我所尊敬、信任和親近的人，相信了卑鄙小人的讒言，要打倒我。現在我已經筋疲力盡了。還有一次，他曾很有感慨地說：「我若不做文藝界的領導工作，專門從事文藝理論的研究，我會是很有成就的……」
1984年，中國作協第四次代表大會召開，父親因病未能出席，他只能從醫院打來電話表示祝賀，雖然只是一句普通的祝賀，但會場卻突然爆發出長達兩分鐘的熱烈掌聲。1985年1月，在京西賓館開會的作家們給他寫了一封信，一共356人在上面籤了名，其中包括不少在反右、反胡風等運動中挨過整的老同志。他們也是用這種方式表達了對父親的敬意。
不過，父親在這一次政治風浪中所承受的壓力和不解，遠遠超於「文革」時期。他身體每況愈下，反應也漸漸遲鈍，很快他就成了植物人，夜裡，會有蟑螂爬上他的臉，而他也毫無知覺。他身體不好之後，卻對我們之間的親情是一種彌補。我們看護他時，他不斷回憶起媽媽的好，說對不起媽媽。不過於我而言，我還尚未來得及感受一位父親的回歸。
1989年7月31日，我正在膠東出差，接到電報說父親去世了。
現在很多人說「悲劇周揚」，我同意這種說法。他身上充滿了各種矛盾，而他身上悲劇的根源，也許有對領袖的迷信、對文藝界領袖位置的追求，遺憾的是，父親最終也沒有來得及給自己在文字上語言上作一個總結。以我的理解，其實父親自始至終也沒有獲得真正的心靈上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