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是精神病但沒關係》；揭開韓國真實面，一個不同情弱者社會

《雖然是精神病但沒關係》看在韓國人眼裡，不僅反映出了真實赤裸的社會問題、試著扭轉人們對精神疾病的負面印象與錯誤觀念，更以沒關係精神病醫院的座右銘「沒有正常與不正常，只有發現而不是偏見」，鼓勵我們拋開成見，接納彼此。

《雖然是精神病但沒關係》，是近期的熱門韓劇，講述一對歡喜冤家的愛情故事。由金秀賢飾演的男主角文鋼太，是一名精神病院護工，因長年忙於照護病患，以及家中智能問題的哥哥，而不相信自己有戀愛的可能性；而由徐睿知飾演的女主高文英，則是一位被家庭陰影籠罩的童話書作家，一反童話故事給人的甜美印象，她的童話總是暴力而真實──個性加上童年經歷，讓她同樣不懂得愛情。然而兩個不懂愛的人相遇後，卻從一開始的磨合，到漸漸治癒了彼此的傷痕──浪漫的劇情加上對於精神疾病的探討，引發臺灣觀眾的熱烈討論。

而撇開浪漫的橋段，我在看劇時注意到的是：三個主要人物，某種程度上，都可說是韓國社會的縮影。以下，透過筆者長年旅居韓國的觀察，試著提供讀者不同的看劇角度。

（文中涉及部分劇情，請自行斟酌閱讀）

魔女戀愛模式：想要的我必須得到

我寫的童話故事裡，都是魔女比較漂亮。誰說公主都一定善良又美麗的？如果妳想變得跟我一樣漂亮的話，就跟你媽媽說，我要成為漂亮的魔女。是女主角高文英開場的經典臺詞，也正因這番話，嚇哭了本來找她籤名的女孩，她卻露出得意的笑容。

這段看似怪異的劇情，其實是奠基於女主角帶有反社會人格障礙的角色設定（雖然女主角的情況是否確實符合反社會人格的定義也引發爭議，但並非本文討論範圍，在此暫不多談）──具有與常人不同的思維模式、病態的自我中心、缺乏愛人的能力，且沒有同情、悔恨、內疚一類的感情；但是也因為反社會人格者對於利益非常敏感，在判斷關鍵決定時，不容易受到情緒的影響，具有絕對自利的理性頭腦，反而在某些時刻容易成功。

有些東西即使再努力切割，也無法徹底切斷。所以說，執著是崇高而美麗的。這是高文英對《紅鞋女孩》這部童話的定義──就算女孩斷了雙腳，但紅鞋還是不停舞動著。反社會人格特質的人們，只要符合自身利益，都會堅持到底、不輕易放棄。所以在愛情中，為了達到追求的目的，也會設法滿足對方的理想需求，加以操縱。

這份不顧一切逐利的態度，倒是意外地與韓國的贏家社會相合。韓國對於第一的崇拜，體現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計代價也要進入頂尖「SKY名校」、畢業後則要進入三星大財閥等；用盡一切就是為了向上爬升。韓國社會相信：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只要能夠成為前5%，便能成為人生贏家，就算過程中必須犧牲他人也在所不惜（學習是戰爭、做不到只能死：韓國崛起背後的血淚代價）。

2018年上映由樸海日、秀愛主演的韓國電影《上流社會》，描述的也正是韓國人對於躋身上流的嚮往：故事講述大學教授張泰俊為了進入政界、妻子美術館副館長吳秀妍則為成為館長，而捲入了一系列的算計之中。

當然，這裡並不是說韓國人都有反社會人格，而是點出自利與競利等價值觀，其實早已深植在韓國社會的DNA 裡。

一家之主的枷鎖，與不同情弱者的社會

只要我勉強擠出笑容，哥哥就會相信我是幸福的，就算是假的也無所謂，反正露出笑容並不難。說出這段令人鼻酸的話的人，是男主角文鋼太。

身為精神病院的男看護，他靠著每月不到臺幣5萬的薪水，獨自撫養患有自閉症的哥哥，甚至被環境所迫，動了兩人一起赴死的念頭。從小失去雙親，讓文鋼太一肩扛下了一家之主的責任，再加上深受儒家思想影響，韓國男性本就被賦予更多的家庭與經濟責任，其負擔之沉重可想而知。但同時，韓國也是一個不會同情弱者的社會，就算再有壓力也不能輕易言說 ──這點不僅是照護重症患者的家屬如此，就算是一般家庭也有相似的問題。從這個角度我們便不難理解，何以男主角的性格會如此壓抑。

行文至此，補充一個與劇情並無關聯，但相應韓國社會對於一家之主要求而生的現象：大雁爸爸。意指為讓妻子陪同孩子出國留學，自己留在國內賺錢，每天回到空無一人的家庭，忍受孤單與寂寞，但仍全心奉獻，只求孩子能高人一等。因只有在子女寒暑假期間，才有機會飛到國外與妻兒短暫團聚，如同候鳥一般，故有此稱。

若是為了家庭連機票都無法購買的中下階級，還可能淪落成企鵝爸爸 ──不能飛翔不能移動，只能在孩子出國的時候揮手道別，忍受一別數年的辛酸。為了讓孩子能有足夠的競爭力，韓國爸爸們必須孤身在韓國變成為了賺錢而活的工作機器，類似這樣的「單身家庭」不斷成長。根據《www.sedaily.com》，單身家庭在類似大雁爸爸的族群增加下，比例在2000年為全國的15%，2019年則躍升至29%。大雁／企鵝爸爸衍生出的社會問題，如孤獨而生的心理疾病，或是家人分隔兩地的疏遠感及高離婚率，也間接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社會悲劇。

四分之一的韓國人，曾罹患精神疾病

接下來要討論的第三個角色，是實力派演員吳政世飾演的、金秀賢的自閉症哥哥文尚泰──社會面對精神疾病的歧視態度，也是韓國亟需解決的問題之一。

在OECD成員國中，韓國的自殺率最高，自殺的第一個原因正是心理因素。根據2019年精神心理福利項目支持小組的統計，精神疾病患者的自殺率比一般殘疾患者的自殺率高3.1倍、比總體人口自殺率高8.1倍。而根據《pressian.com》新聞報導，調查了針對17種主要精神疾病的「終生流行率」為25.4%。換句話說，一生中經歷過一次以上精神疾病的韓國人佔四分之一，而患病率為11.9%，其中男性為12.2%，女性為11.5%。據數據估計，一年中更有高達470萬人經歷了心理健康的問題。（自殺共和國是如何煉成的？）

不幸的是，來自社會的偏見，大大地影響了精神疾病患者的日常生活與治療──每當精神病患者發生暴力犯罪時，偏見和歧視就會透過媒體報導等無限度蔓延。根據韓國最高檢察院2017年12月的犯罪分析統計數據，精神疾病患者的犯罪率為0.136%，但同期該國人口的總體犯罪率為3.93%，比精神患者高出28.9倍。更精確的說，精神病患者的暴力犯罪率是0.014%，但是總人口的暴力犯罪率是0.065%，是精神病患者的五倍。然而，由於韓國媒體報導的重點是精神病患者的特殊案例，因此讓人們產生精神病患者的犯罪風險要大得多的誤解。

日據時代開始的偏見：精神病患者是潛在犯罪者

社會對精神疾病懷有偏見並非新聞，但為什麼情況在韓國顯得更為棘手呢？報導指出兩個原因：首先是日本帝國主義時期強調的觀念。在心理醫學現代化之前，日本將精神病患者視作暴力和危險的族群，是應該被剷除的社會問題。其次，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韓國經濟發展時期，國家以建設健康社會為目標，將精神疾病視為異常形象，連一些最輕微的患者也被視為潛在罪犯，需要與社會隔離，增強了人們對精神疾病的錯誤認識。

直到今日，戴著有色眼鏡的媒體對於精神病患者的報導方式，以及各種失真的描述，加劇了社會對其毫無根據的恐懼。實際精神疾病導致犯罪的風險非常低，但當今因社會偏見和歧視而遭受排斥和孤立的精神病患者卻為此苦苦掙扎中。更甚者，由於存在偏見與汙名化，一般人對精神病缺乏適當的反應，時常錯過早期治療的時間，等待程度嚴重到不可控制時、非治療不可時，卻為時已晚。在韓國，精神分裂症（DUP）發作後接受治療的時間約為56周。這比世界衛生組織WHO建議的12周，足足多約5倍的時間；相較於其他國家，韓國在精神疾病治療上的經費要多出許多。

而談到治療，值得一提的是：在韓國，診斷和治療心理健康的門檻仍然很高。特別是處於壓力期的青少年，就算本身已意識到自己的心理健康問題並試圖得到治療，也會因為年齡的限制而受到拒絕，需要尋求法定監護人的同意與陪同才能就醫。但在傳統的觀念之中，父母常常要求子女自我克服，甚至想要治療還可能變成一場家庭革命。為了避免可預想的困難，大多數年輕人隱忍漠視，但最後卻造成病情加重，也是韓國青少年自殺率成為世界第一的其中一項原因。

沒有正常與不正常，只有發現而不是偏見

《雖然是精神病但沒關係》看在韓國人眼裡，不僅反映出了真實赤裸的社會問題、試著扭轉人們對精神疾病的負面印象與錯誤觀念，更以沒關係精神病醫院的座右銘沒有正常與不正常，只有發現而不是偏見，鼓勵我們拋開成見，接納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