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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首發於《中國攝影》雜誌2020年11月刊專題「再見，袁毅平先生」
就像歌曲《東方紅》一樣，攝影作品《東方紅》也同樣構成了國人的共同記憶。畫面中那奪目的紅色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中國被賦予了激昂奮進、鬥志勃發的別樣意義，因此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和使用，成為中國當代攝影的經典之作。如今，這幅作品的作者袁毅平已於2020年9月16日溘然長逝，北京電影學院的副教授朱炯以袁老生前的採訪為基礎整理了這一張照片從誕生到傳播的故事，從中我們可以認識到袁老為人為藝的點滴細節，同時可以管窺攝影在中國的時代變遷。
按題材分類，《東方紅》是一幅風光攝影作品。但是與1949年之前中國傳統的畫意風光攝影不同，這是一幅體現中國攝影文化與中國政治、國家意志的緊密關係的作品。1959年，時值新中國成立10周年大慶。袁毅平說:「人人都要向國家獻禮。農民用最大的土豆和白菜獻禮，工人用產量提升來獻禮……」當時他也努力想著如何獻禮，這成為拍攝《東方紅》的初衷。《東方紅》從立意、構思、醞釀和深化主題，直到拍攝完成將藝術意象物化為作品中的藝術形象，大約延續了兩年的時間。袁毅平回憶道，1950年代末，他家住西單，周末在家睡覺。他早上聽到人民廣播電臺開始曲之前反覆播放《東方紅》音樂頭三句「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受此啟發，「在我的眼前仿佛呈現了一輪紅日透過漫天的彩霞，在莊嚴肅穆的天安門的東方冉冉升起這樣一幅壯麗的畫面。這時候，『日出』和『天安門』這兩個平素毫無關聯的景象聯繫在一起，它們已不再是原形態的客觀物象，而是成為我心中的太陽和心中的天安門了，也就是說它們已經融合了我的心意，已經被『意象化』了，一個富有時代特徵的意象!」袁毅平把原來構思好的題目《旭日東升》改為《東方紅》。袁老表示他的這次創作是先有了題目，然後拍攝作品。他是將自己對「新生社會主義祖國，正顯示著它光輝燦爛的錦繡前程」 這樣比較抽象的內涵通過攝影作品表達出來，完成向黨獻禮、向國家獻禮的願望。自1959年有了初步的創作動機後，連續三年，袁毅平在每天上下班必經的長安街、天安門廣場上反覆觀察，琢磨光影的微妙變化，在變與不變中尋找著獨特的拍攝角度、營造著精美的畫面構圖。他觀察日出的變化規律，細心到掌握灑水車的工作時間，嘗試利用灑水來增加地面的反光亮度與質感層次;在材料方面，袁毅平也多次採用了135黑白膠捲、135彩色電影膠片進行曝光測試，以準確表現日出的美感。20世紀60年代初，彩色攝影在世界上還不普及。當時中國物質匱乏，彩色膠捲極度稀缺。中國攝影學會的領導陳勃在接待外賓工作中，偶得外賓贈送的幾個尚未用完的彩色膠捲，就轉送給袁毅平一個剛過有效期一年的120阿克發彩色燈光型負片，這成為袁毅平使用的第一個真正的彩色膠捲。雖然過期，但尤為珍貴。在此之前，他只用過由新聞電影製片廠攝影師朋友節約下來的135電影碟片中沒有曝光的片頭纏裝的彩色膠捲。經過對畫面內容與構圖思考預設之後，他開始等待一抹朝霞的出現。1961年8月22日這一天早上，袁毅平終於在一片瑰麗的朝霞中按下了已裝好彩色膠捲的祿萊相機的快門，燈光型膠片的平衡色溫使照片獲得了一種冷暖色調對比鮮明的朝陽之美。袁老在口述創作歷程中說，他在拍攝第一張圖片時太過激動，太陽還未升起時就按下了快門，天空不夠明亮，含義也不恰當;拍第二張和第三張照片時，太陽剛剛從地平線上升起，天空既有太陽的高光點，也有藍色天空中暖色雲彩的豐富層次。地面冷冷地反射著天空的藍光，寥寥幾個行人與自行車在遠處點綴。而此時天安門城樓呈剪影狀，輪廓鮮明，城樓與華表、廣場路燈形成的地平線凹凸起伏。天安門上紅日噴薄而出的光芒充滿了力量。第四張照片之後就都被袁毅平稱為「廢片」，因為太陽升高，曝光過度，天空彩霞的顏色變白而顯得無趣，地面也被陽光照射而明亮，整個畫面一下子就平淡了很多。拍攝完成，袁毅平花了幾塊錢把膠捲送到新華社暗房衝洗印製，那是當時中國唯一可以加工彩色膠捲的地方。不久，彩色《東方紅》照片面世，成為了那個年代受人矚目的風光攝影作品。袁毅平對攝影瞬間性創作的把握是有新聞攝影生涯的積累和訓練的。《東方紅》標誌著他從新聞攝影拍攝向藝術攝影創作的轉型，也意味著袁毅平從攝影師轉向一名攝影理論研究者，整個拍攝過程體現了他對攝影藝術「意象經營」創作理論的思考和研究。袁毅平認為「一個客觀物象是經過作者改造過的心靈化的藝術意象(即創造的尚在頭腦裡的藝術形象).既然作為藝術創作(指攝影藝術)，也有相通之處，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而且應該遵循藝術創作的共同規律。也就是說，在攝影創作的過程中也可以進行藝術意象的創造。」 《東方紅》的創作完成了將「天安門」「日出朝霞」藝術意象物化為作品中的藝術形象的過程。袁毅平的《東方紅》，不同於中國傳統繪畫風格的風光攝影，而是具有象徵主義色彩的、謳歌社會主義中國的藝術攝影作品。在獲得了攝影界的首肯之後，《東方紅》成功地登上了國家影像歷史的舞臺。照片中鮮明的時代主題和高度的藝術表現力，使得照片立刻上升為如同樂曲《東方紅》一般的地位，成為藝術中視覺化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形象的代表。從誕生之日起，這一影像經歷了「文革」前後的歲月，不僅不斷得到認可並且一直被沿用，甚至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中、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時代下，它始終是中國形象的經典影像代表之一。而另一方面，該影像不斷地被侵權，涉及侵犯署名權、著作權、經濟利益，等等。如此複雜的傳播歷程，讓作者袁毅平無法控制這一影像的命運。1961年第6期的《中國攝影》雜誌首次發表《東方紅》之後，同年年底，這張照片參加了第五屆「全國攝影藝術展」並成功入圍。12月28日，《東方紅》在北京美術展覽館的攝影藝術展覽上展出，照片位於第二展室正中央的牆壁上，引人注目。隨後，在1962年第1期《中國攝影》雜誌中，攝影家吳寅伯、楊子頤、狄祥華、平林紛紛撰寫評論，高度評價了《東方紅》，多次用「新角度」「有創新」等詞彙高度讚揚。特別是提到了作者以「東方紅」樂曲為創作靈感，與樂曲一起構成了歌頌社會主義的一種新藝術形式。同時，在1960年—1962年《中國攝影》雜誌作品大賽中，《東方紅》又斬獲了一等獎。《東方紅》的視覺形象成為當時僅有的幾個國家影像傳播的形象。1962年中國攝影學會圖片社刊印《東方紅》照片作為賀年卡，廣泛傳播。當時該賀年卡售價0.1元人民幣，但袁毅平沒有保留賀年卡。1966年3月，《東方紅》32開正式出版，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由上海市印刷一廠印刷。宣傳畫出版後，袁毅平沒有得到稿費，而是獲得了一些印刷品，印刷品當時也都送人了，袁毅平自己手上一張也沒有存留。「文革」前《東方紅》歌曲唱片封套，使用了《東方紅》這張照片，也沒有付給袁毅平稿費。當時，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聯繫袁毅平，要出版宣傳畫。袁毅平將底片寄給了印刷廠進行製版，也就再也沒有要回來。因此袁毅平丟失了兩張類似的底片中的一張，致使《東方紅》的底片成為孤本。197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30周年，由《中國攝影》編輯部編輯、中國攝影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攝影藝術作品選》，選取了1949年至1979年期間的144幅攝影作品，《東方紅》被刊登在第3頁。時隔10年，在新中國成立40周年之際，由中國攝影家協會編輯，海潮攝影藝術出版社出版的大型畫冊《中國攝影藝術作品選》，選取了1949年至1989年期間的286幅攝影作品，而《東方紅》已從原先第3頁的刊登被調至為首頁刊登。時至1996年，在中國攝影家協會成立40周年(1956年-1996年)的周年紀念刊中，《東方紅》依然被刊登在首頁之上。「文革」後的1980年代，《東方紅》被刊登在各種類別的報紙雜誌上，由於不計其數反覆刊用，致使一些刊物沒有準確地刊登照片的題目和作者姓名。有時袁毅平會意外地發現自己的照片以錯誤的標題被刊登，而且居然沒有署名。可惜的是，他沒有對報刊進行存檔，更不知道自己的圖片被刊登了多少次。藉助紙媒的廣泛傳播，《東方紅》的確成為了一個社會的公共影像，被直接或轉換使用在社會生活的各種場合和角落中，然而影像的題目及背後的作者卻早已被拋開。袁毅平為此非常生氣，他例舉自己親眼看到《東方紅》被變異使用:他曾在蘇州一家刺繡店中看到店面裡掛著一對繡著《東方紅》的枕頭套。袁毅平說:「我氣得要命，那麼嚴肅的照片，怎麼放在枕頭上?!」在北京的火車站中，他也多次在廣告牌和牆面上看到繪有《東方紅》的圖像;甚至在教材中也看到了自己的圖片，但卻沒有署名，照片的標題還被改成了《天安門》。在傳播領域中，《東方紅》是一幅通過印刷、繪畫甚至刺繡等媒介不斷傳播的影像。在藝術市場的領域，《東方紅》是一張被標註價格的影像。在中國朝著市場化不斷前進的進程中，《東方紅》帶著袁毅平踏上了獲取商業價值的道路。在《東方紅》的價值和價格的關係等問題上，已經成為老前輩的袁毅平所持的藝術價值觀和世界觀不斷地經受著磨練。袁毅平曾於1980年代出訪美國，在華盛頓的一個國家博物館參觀了由中國某個對外機構選送來的「中國山水攝影展覽」，當美國人表示要購買展覽的照片時，中國使館經外交部指示，中國藝術品不做出售。他對此事的印象極為深刻。但10多年後，西方人終於敲開了中國市場的大門。1990年代中期，北京798藝術區內出售藝術畫冊的美國人羅伯特請一名中國人找到袁毅平並拿出了一個將近百人的名單，聲稱要收購這個名單上所有攝影師的作品，《東方紅》就位列其中。當時的袁毅平很是奇怪，問這個美國人「為什麼要買?他喜歡我就送給他，幹嗎要買啊?」 結果這個「腦子有點毛病」的美國人不要送的，只要買的。於是袁毅平願意如同其他人一樣100元出售一張。最後美國人羅伯特給了1000元拿走了照片。不僅如此，羅伯特還給這張照片定了銷售的尺寸76.2cm×91.6cm，版數為8張。袁毅平在照片上簽字，寫了版號。袁毅平可以從第二張圖片開始出售，第一張圖片保存在羅伯特自己手中。從此，《東方紅》照片的價值和價格開始登上歷史舞臺。影像的價值和照片的價值，它們之間到底是什麼關係?這不僅給袁毅平，也給整個中國攝影界提出了一個問題。上世紀90年代，中國圖片社曾將《東方紅》視為優美的攝影作品，並曾配以鏡框做過幾次的銷售，《東方紅》照片更被精美裝裱後懸掛在中國圖片社內，成為攝影品質的象徵。曾經有顧客表示想購買這張照片，當時由新華社主管的中國圖片社中專門負責接待顧客的張明志，也是袁毅平多年的老朋友，就打電話尋問袁毅平是否同意出售，並由張明志做出估價，所得全部收入將交付袁毅平。在袁毅平的口述採訪過程中，袁毅平已經回憶不起當時的具體價位與具體銷售的次數。他說好像出售了兩三次，價格不是一千元就是一萬元人民幣。在1990年代，一千元與一萬元人民幣，有著天壤之別。與其說是袁老年歲已大無法回憶起具體的價格，不如說是在袁老的心中對於金錢價格並不那麼在意，更在乎的是他自己心目中對照片進行的價值判斷的標準。隨著國際藝術品市場的漲幅，中國藝術品的升值趨勢越加明顯，2006年，中國藝術品拍賣掀起了熱潮。北京「華辰影像」首次推出影像拍賣專場，華辰影像拍賣部經理李欣和影像顧問曾璜夫婦拜訪袁毅平，鼓動他把《東方紅》照片拿出來拍賣。袁毅平當下回絕，他明確表示拍賣這樣一張照片「總是有點不太好」。袁毅平當時表示，第一確實不想賣，第二愛面子，非常擔心照片流拍，「我這個年齡了，不需要錢，萬一賣不出去，那多丟人」。李欣很堅決地保證，肯定能拍出去。經過幾輪的勸說，一個「保證有買家」的承諾讓袁毅平接受了拍賣這一新鮮事物。終於，2006年，《東方紅》出現在拍賣圖錄冊中，以4.4萬元人民幣的價格成功拍賣，超出了估計的價格，開創了中國紅色攝影作品拍賣的先河。這一年的華辰影像還成功拍賣了徐肖冰、吳印鹹、李振盛、呂相友、翁乃強等人拍攝的毛澤東、「文革」等表現中國政治生活的歷史照片。「華辰影像」拍賣後續於2008年、2009年、2011年共4次成功拍賣了《東方紅》，並於2011年在中國藝術市場滑坡的情況下，拍賣出了9.2萬的最高價。4次的買方，只有第1次公開了信息，是鼓浪嶼攝影博物館。2011年，新華社中國照片檔案館主持「國家典藏」項目，以2萬元的價格典藏了10張一套24寸規格的《東方紅》照片。與此同時，中國攝影家協會也對這幅作品做了典藏。以上都是中國官方最高級別的收藏，其社會價值、文化價值、歷史價值是不能用經濟價格來衡量的。發表於《中國攝影》雜誌 1986 年 4 月刊的封面綜上，《東方紅》照片的價格由什麼來確定?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市場環境下，它的價格是否體現了它的價值?當中國國門打開並走上市場經濟發展道路時，袁毅平並不能完全理解和把握《東方紅》照片的價格和價值的關係，從他的經歷可以反映出中國攝影文化在新時代所面臨的真實處境。《東方紅》照片的收藏市場，雖然是被美國人打開的，但全球化的語境，似乎也沒有人可以逃脫。《東方紅》照片的價格與市場命運的發展，恰恰是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發展的折射。袁毅平於1961年，用那捲過期一年的阿克發燈光型膠片拍攝了《東方紅》照片。一卷12張，成功了2張，其他的底片因為影像技術或審美效果沒有達到作者自己的要求，在當時就被袁毅平扔掉了。1961年底《中國攝影》雜誌上刊登的畫面中，熱烈溫暖的朝霞被藍色的天空烘託著。1966年上海印製的宣傳畫，讓這幅冷暖結合影調的圖像走入千家萬戶。1979年，《東方紅》照片刊登在《中國攝影藝術展》大型畫冊上，袁毅平提供了僅剩唯一的底片進行製作，經過了近20年空氣腐蝕，阿克發底片開始褪色。再到1989年，經歷了近30年《東方紅》的正片影像，已經成為一幅紅色絢爛，反差較大的照片了，這種影像色彩的變化是不可逆轉的。1990年代袁毅平出售第一張照片給美國人羅伯特時，美國人曾經幫助他做過影像恢復，重新還原出原來的藍天效果，但是袁毅平自己看了照片，覺得「假得很」。經過多方討論，袁毅平最終採納大家的意見，新的《東方紅》的影像應該是中國紅的顏色，是滿天彩霞飽滿的紅色。2014 年 9 月，平遙國際攝影大展致敬展「往事散記— 袁毅平攝影回顧展」，袁毅平在《東方紅》前接受採訪。朱炯 攝隨著影像數位化的來臨，《東方紅》照片的製作不再使用底片，而是使用掃描處理過的數字底，這種電子文件不再涉及退化、變色等物質保存變質的問題。2014年6月，「往事散記—袁毅平攝影回顧展」在中國攝影展覽館展出。我和整個研究團隊經過一年多的努力，將袁毅平1萬多張底片和照片數位化，挑選出200幅作品進行影像修復處理，採用噴墨列印的技術，輸出在純棉美術紙上。《東方紅》在數字影像技術體系中呈現出不同於銀鹽影像體系的視覺感受。2014年9月，平遙國際攝影展做了「被遺忘的影像記憶—袁毅平致敬展」，88歲的袁毅平老先生親自到展覽現場與公眾分享展覽和新書。收藏級標準列印的《東方紅》照片被懸掛在展廳進門的標題牆上，老老少少的觀眾們圍著袁老籤名，採訪更是接連不斷。從《東方紅》照片到《東方紅》影像，從膠片時代走入數字時代，作者雖然老了，但照片依舊還煥發著青春的光芒。本文系北京電影學院校級科研項目《袁毅平口述歷史與中國攝影五十年發展》(項目編號XGH201510)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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