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對於莫妮卡•萊溫斯基來說，很多事情的確都已經不一樣了，到去年，她已經十年沒怎麼公開亮相。這位現年41歲的前白宮實習生，曾是總統口中著名的「那女人」，並因此遭遣散，如今她擁有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社會心理學碩士學位。她從小在洛杉磯長大，如今在紐約、洛杉磯與倫敦三地居住，並說找工作很難。大部分時間裡，她安靜低調地生活：做冥想、接受心理治療、做義工，和朋友們在一起。
但是去年五月，平靜的生活結束了，她為《名利場》(Vanity Fair)撰文，寫了自己與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的性醜聞之後發生的事情——這篇文章是她與《名利場》主編格雷頓•卡特(Graydon Carter)合作一年的結果。1998年，《名利場》曾經刊登過她的照片，攝影師是赫布•李特斯(Herb Ritts)。這篇文章最終入圍2015年國家雜誌獎，她在文中宣布，如今已是時候，「埋葬那頂貝雷帽和那條藍裙子」，並且「為我的過去賦予意義」。
她寫道，這個新的意義是雙重的——她的故事已經廣為流傳，如今，她要對之進行重新講述；不僅如此，她也希望能幫助那些曾經遭遇類似羞辱的人們。「這樣做將會令我付出什麼代價，」她寫道，「很快就會知道了。」這件事似乎沒有令她付出代價，至少到目前還沒有。事實上，完全相反的事情發生了。
在過去的六個月裡，她在很多活動中亮相，包括諾曼•梅勒中心主辦的慈善活動（她是諾曼先生生前好友）；設計師瑞秋•科米(Rachel Comey)在紐約時裝周上的晚餐招待會；《名利場》的奧斯卡派對；在金球獎的慶功派對上，她還作為艾倫•卡明(Alan Cumming)的女伴出席，卡明是她的朋友，兩人90年代就認識了。
最近，她到霍瑞斯曼高中參加了一個反欺凌的研討會，並參加了一個女性主義網絡組織（「我覺得自己是一個低調的女性主義者，」她告訴我，「我相信平等，但我更關注議題，而不是行動」）。最有意思的或者是去年10月發生的事，她在一次福布斯會議上登臺，討論網絡騷擾（或者說網絡欺凌）問題，這個問題影響著所有人，從普通的女博客寫手到詹妮弗•勞倫斯(Jennifer Lawrence)，乃至……她自己：「我名譽掃地，在公眾眼中，我成了自己也認不出的樣子。我喪失了自我意識，」她對聽眾們說。
星期四，她在加拿大卑詩省溫哥華做了TED講演，把自己的宣言又向前推進一步，演講中，對於羞辱成為一種商品這個問題，她做出了辛辣的文化批評。她的講演時長18分鐘，題為「蒙羞的代價」，這句話或許正好可以用來總結她的經歷，講演結束後，聽眾們長時間起立，熱烈鼓掌。這並不是莫妮卡•萊溫斯基第一次努力獲得新生，但是十幾年前的莫妮卡和現在還不一樣：當時她創立了一個手袋品牌，還開始涉足真人秀電視節目。
她可愛，風趣，有些自我貶低的傾向。同時她也非常聰明，這一點並未充分被人稱道。但她同時也無法自拔地陷在一個時空隧道裡。41歲的她並沒有許多同齡人可能會渴望的東西：永久的住處和一份明顯的收入來源（她拒絕評價自己的財務狀況），以及一個清晰的事業藍圖。雖然並非時刻都在提心弔膽，但她的確常常準備著迎接厄運：她擔心自己的話被斷章取義地引用，或是被問到關於柯林頓夫婦的問題（她拒絕談論他們）。「她受著……許許多多的煎熬，」《名利場》負責她那篇文章的編輯大衛•弗蘭德(David Friend)說。
不過，萊溫斯基並不把自己的經歷稱之為脫胎換骨。她說，現在的她只是一個不在乎報刊頭條，不在乎沒完沒了的狗仔體報導的莫妮卡，「很多人都見過她，但沒有什麼人真正了解她」，在TED演講中她這樣說道。「這就是我，」她對我說，「這是我的進化。」《名利場》刊出那篇文章後，我開始同她接觸，因為我對她感到好奇，不過也是因為我心中懷有一絲歉疚。萊溫斯基事件的時代，我已經步入成年；我大學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新聞周刊》(Newsweek)，正是《新聞周刊》的記者發現了這樁性醜聞，之後這個故事被洩露給網站「吉拉德報導」(Drudge Report)，這個故事如今已經成為傳奇。
我還清楚地記得高中時代的我，睜大了眼睛，和朋友們一起狼吞虎咽地讀著《斯塔爾報告》(Starr Report)中那些香豔的內容。我們都不夠成熟，沒法理解總統與年輕實習生的風流韻事之中也包含著複雜的東西，或者說包含著權力的變數。我16歲那年，莫妮卡•萊溫斯基以蕩婦姿態出現，這樣一個顯著的形象似乎遮蔽了一切。當然，那個22歲的實習生其實只比我大幾歲而已。於是我給她寫了電子郵件，告訴她我對其嘗試復出的努力很感興趣，人們對她復出的反應也讓我覺得有意思，公眾對這件事的認識好像在不斷發展。女性主義者們一開始對她保持沉默，突然又開始用「把女人貶為蕩婦」(slut-shaming)、「媒體的性別偏見」等字眼為她辯護。
深夜秀節目主持人大衛•萊特曼(David Letterman)公開在節目中表示自己為曾經嘲笑她感到後悔，他最近訪問芭芭拉•沃爾特斯(Barbara Walters)的時候問道：「從某些角度看來，你是否意識到這是一種悲哀的人類處境？」比爾•馬赫(Bill Maher) 讀了萊溫斯基在《名利場》上的文章後說，「我得告訴你，我真的感到內疚。」年輕女人們接納了她：她們在公開活動之後湧向她，在社交媒體上給她留言，要求同她合影。（「見到她就像見到流行文化符號，」17歲的艾美莉•李[Amari Leigh]說，她在《蕩婦》話劇中出演角色。「她在比我大不了多少的時候做了一件事，結果影響了她整整一生，想想真是太瘋狂了。」）
「不管你當時對真正的事件有什麼看法，它呈現出來的方式實在非常怪誕，」《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的資深編輯麗貝卡•特雷斯塔(Rebeccca Traister)說，柯林頓醜聞曝光時她剛剛大學畢業，之後寫過關於這件事的文章。特雷斯塔說，重讀當時寫的文章令她自己也感到吃驚：「不管是出於愧疚也好，還是因為成熟了也好，抑或是對於性權力的變數有了更深入的思考也好，我覺得現在人們開始覺得：『對啊，她可能確實有權利講出她自己的故事。而且這是好事。』」
這一次，萊溫斯基顯然決心從她自身的角度來講述。不出所料，作為一個曾經遭受公開譴責的女人，她有一個公關代理來幫助她，審慎地過濾各種媒體的要求和接觸。她有理由這樣做。就在幾個星期前，網上登出了一則藝術家納爾遜•尚克斯(Nelson Shanks)的小採訪。採訪者問他，什麼樣的肖像畫最難處理，尚克斯提到了比爾•柯林頓的畫像，這幅畫目前掛在國家肖像畫廊，畫上有一重陰影，是關於萊溫斯基的隱喻——他讓模特穿上一件藍色裙子，投下陰影，據此創作了油畫上的陰影。訪談是在周日貼出來的。翌日清晨，就已經傳得到處都是了。
萊溫斯基一覺醒來，收到無數電子郵件，頓感驚慌失措。她告訴我，她非常非常抱歉，但她真的沒法再接受一篇文章了。我們互相寫了幾封電子郵件，打了幾通電話。那篇文章被淡忘了，還沒有，哦，已經被淡忘了。你想知道生活在莫妮卡•萊溫斯基的世界裡是什麼感覺？這就是了。一周之後的星期二，我來到萊溫斯基的家中。
她對著一個小小的金屬制樂譜架排練。她的演講指導老師皮帕•巴特曼在英國，通過Skype指導她。我靜靜地坐在沙發上，觀察著屋子裡的細節：一個書架隔擋出臥室區，書架上有朋友和家人的照片，還有莫妮卡的童年照片。桌子一頭放著玫瑰花、水晶飾品，燃著一支蠟燭。她遞給我一份草稿。「改動了一點，你可以看看，」她說。（在TED的演講臺上對著滿滿一屋子人發言時，她的講稿已經改到第24版）在講稿背後，她寫下了一點小提示：「運用胳膊上的肌肉，繃緊後背和脖子。」她當時在練習講演的中段，在這一段裡，她要描述自己當年如何在一間屋子裡接受調查者的提問，這情景有點像《蕩婦》裡的那一幕。那是在1998年，她被要求證實她以前的朋友琳達•特裡普(Linda Tripp)錄下來的電話對話。這段話後來被送交國會。
「我聽著自己的聲音：時而狡猾、時而粗魯、時而愚蠢、時而殘忍、不可原諒，粗俗不堪……」「我聽著，為自己最惡劣的一面感到深深羞恥，」她停頓一下，「這是我未曾認識到的自己。」「感覺怎麼樣？」貝特曼問道，「你得把它背下來。」
沒有人幫萊溫斯基寫演講稿，這是她自己寫的。但是有不少人給她建議：記者、編輯、新老朋友、她的律師、公關、家人。如果大家意見一致那固然好，但是根本沒法達成一致。最大的反對意見集中在演講的開頭：是關於一個比她小14歲的男人的笑話，萊溫斯基在福布斯做過演講之後，他來向她搭訕。「他到底是哪句話說錯了？」她自問自答，「他說他能讓我重拾22歲的感覺。後來我才發現：『在年過40的人裡，我可能是唯一一個不願意重拾22歲感覺的人了。』」這話的確很有趣（TED講臺下的觀眾們的反應甚至有點過於激動了）。但這個笑話是否一下子讓她顯得性感了？正如萊溫斯基在演講中所言，她在公眾心理中已經被固定為「輕佻女子、蕩婦、妓女、蠢女人」，她難道不應當避免做出這方面的暗示嗎？有人建議，也許她應該把這段刪掉，直接說下一句話——對觀眾提出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是：「你們當中有誰在22歲那年沒做過錯事，沒做過令自己懊悔的事，請舉手好嗎？」最後，她還是說了這個笑話（那個問題也保留下來了）。
當天晚些時候，她在市中心的家裡排練了這個開頭，幾天後又在一大群朋友們面前說了一次，桌上有葡萄酒和奶酪。這段演講她走路也練、出去辦事也練、從阿姆斯特丹到奧斯陸的航班上也在練。正如她在Twitter上的玩笑：「如果你看到我走在紐約街頭，嘴裡喃喃自語，別擔心……我是在練習TED演講呢。」TED主辦方看了萊溫斯基在福布斯的演講後，邀請她在大會上發言，今年的主題是「真相與勇氣」。TED的內容編輯凱莉•斯託澤爾(Kelly Stoetzel)說：「我覺得這個故事會很有趣，部分是由於這樣可以讓人們看到全方位的莫妮卡，而不僅僅是17年前那些報導中的那個人。」
這個主意已經醞釀了很多年。萊溫斯基經常思考那件事如何讓羞恥佔據了她的整個人生；在念研究生的時候，她學習了有關身份創傷衝擊的課程。後來出了泰勒•克萊門蒂(Tyler Clementi)事件，這位拉特格斯的大一新生同一個男人的親密行為被大學室友錄像，之後他自殺身亡。那是2010年，萊溫斯基的母親對此異常激動，「她內心充滿痛苦，」萊溫斯基在演講中說，「並且是以一種我不太理解的方式。」
最終，她還是明白了：對她的母親來說，克萊門蒂就像是自己的女兒。「她仿佛又重新回到1998年，」萊溫斯基抬起頭來望著觀眾們，「她仿佛回到那個每晚坐在我床邊的時候，回到那個我淋浴她都要把浴室門打開的時候。」她停頓一下，語氣變得充滿情感。「她仿佛重回到那個父母都擔心我會因為羞愧而死的時候。」「人們很容易忘記，『那女人』也有很多面，她也有靈魂，她也曾經堅強。」她並不願意談很多關於過去的事，但她願意談創傷帶給她的殘存影響：去看電影時，每當銀幕上出現戴著徽章的警察，她都會想起自己曾在五角大樓購物中心的露天餐飲場所遭遇聯邦探員埋伏的經歷，只得匆匆離開影院；為了平復創傷，她研究和閱讀了許多相關材料。
「我得做很多事情來讓自己痊癒，想辦法振作起來，這樣才能做到去年那些事，」她說，「任何經歷過創傷的人都知道，這不是打個響指就能好起來的。它就像生命中縈繞的回聲。但隨著時間過去，這道回聲也變得越來越溫和。」她說，她要講的並不僅僅是自己的故事，她想用自己的故事來幫助其他人。她說，羞愧和恥辱已經成了我們文化中的某種「商品」——有些網站就靠著它來興旺發達，有些工業在創造著恥辱，有些人專門靠著善後賺錢維生。人們的惻隱之心去哪兒了？她在演講中問。「我們需要的是一場文化革命，」她說。
按照萊溫斯基女士的說法，如今我們常常在網絡上見到各種羞辱事件，而她正是「第一位受害者」(Patient Zero)。她並不是第一例，但在重要程度上卻是空前的。也就是說，一夜之間，她就從一個普通公民，變成了「遭到公開羞辱的對象」。「這麼說吧，哪怕她到飯館去點一碗湯，第二天都會上新聞，」芭芭拉•沃爾特斯說。她表示，自己對萊溫斯基的採訪是電視史上收視率最高的片段之一。她的故事完美地結合了政治與性。「簡直就像讀一本精彩的黃色小說，」沃爾特斯說，「只不過這是她的故事，是她母親的故事，也是她的阿姨的故事。」
當時網絡性愛視頻還沒出現，不過也快了：黛安娜王妃在健身房健身的照片被暗藏的攝像頭拍到；帕梅拉•安德森(Pamela Anderson)與託米•李(Tommy Lee)的蜜月性愛錄像從家中失竊，以盜版的形式被四處售賣傳播。「這是這種侵害性文化(invasive culture)首當其衝的武器，」弗蘭德說，他目前正在創作一本關於90年代的書。就是從那時開始，萊溫斯基很快被媒體定位為「輕佻的小妞」.《華爾街時報》就是這麼稱呼她的。《華盛頓郵報》(The New York Post)給她起外號叫「小胖胡椒罐」。在《紐約時報》上，莫林•道德(Maureen Dowd)說她「愚蠢」、「掠食成性」。
還有一些女人——有些自稱是女性主義者——也加入進來。「我的牙醫說她有第三期牙齦炎，」艾麗卡•榮格(Erica Jong)說。貝蒂•弗裡丹(Betty Friedan)說她是「小蠢貨」。「這種性恥辱針對女人遠勝於針對男人，」格勞麗亞•斯坦尼姆(Gloria Steinem)在給我的電子郵件中寫道.她指出，在萊溫斯基的事件中，她也成了「極右翼」的靶子。「我很感謝她有勇氣重新回到公眾視野之中，」斯坦尼姆寫道。
假如萊溫斯基的故事發生在今天，網絡曝光肯定會更加嚴重，至少會是更加刺激。「他們肯定會挖出她的私人照片，」法律教授丹妮爾•希特倫(Danielle Citron)說，她還著有《網絡空間裡的仇恨犯罪》(Hate Crimes in Cyberspace)一書。但是，也同樣會有人回擊：會有更多人出來說話，會有更多不同的聲音，twitter上甚至會有「#我支持萊溫斯基」的標籤。「如果這件事發生在今天，我覺得不會有那麼多人覺得她活該被扔到汽車底下去，」紐約大學專門研究網絡文化的新聞學教授克雷•舍基(Clay Shirky)說。「最重要的改變並不是信息——關於科斯比（Cosby，指影星Bill Cosby強姦案——譯註），多年來也有可靠的媒體報導，正如柯林頓的矢口否認非常可笑——但是人們的相應的反應能力已經發生了變化。」因此，現在的萊溫斯基可能是置身一個獨一無二的處境來講述她的故事。「我不知道……你們是如何應付網絡欺凌，」沃爾特斯說。「但至少她反擊了……我覺得現在應該給她機會。」
TED演講的前一天，萊溫斯基進行了一項儀式。她燃起一支蠟燭，在一張桌子上擺滿水晶飾物，仔細盤算該戴哪條項鍊，然後叫了晚餐和茶。她應該在晚上9點半上床，上午5點起床；哈佛大學研究員艾米•卡迪(Amy Cuddy)關於肢體語言的TED演講有將近2500萬人觀看，翌日，她倆將會見面，一起擺出「高能量姿勢」(power-pose)。
萊溫斯基身邊有個從洛杉磯趕過來陪她的朋友，卡迪過來拜訪，祝她好運，兩人之前從未私下見過面。「如果一年前你告訴我我會做TED講演，我肯定當時就覺得很可笑，」萊溫斯基坐在地毯上說。她望著那個朋友。「一年前……」她聲音哽咽。「啊，你也在，實在太艱難了，有時候我覺得自己實在挺不住了。」「我很感激，」她說，「我現在又感激又驚喜。」
早先，我問萊溫斯基，她希望通過TED這樣的平臺取得什麼樣的效果。她問我有沒有看過大衛•福斯特•華萊士(David Foster Wallace)的書——《對醜陋人物的簡訪》(Brief Interviews With Hideous Men)。書中有一個章節是關於痛苦的，講述了一個挺過虐待的女孩的故事。那個年輕女人的經歷非常可怕，萊溫斯基說，但是經歷了一切，她也更加了解自己，她明白自己可以挺過去。「我覺得這就是我能做的貢獻，」她說。「在其他人生命中最黑暗的時刻，他們或許會在某個時刻下意識地想起，有人曾遭受世上最大的恥辱，但是她活下來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