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董竹君的四女一子中，唯一的兒子夏大明和南通交集最多。昨天，得知家鄉以一部原創話劇《錦江傳奇·董竹君》紀念母親誕辰120周年，95歲高齡的夏老打開記憶之門，口述了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
》
「新中國成立那年我在南通讀大學。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是在南通學習和工作的兩三年。」
【口述實錄】
聽說南通最近為我母親專門創作了一臺話劇，報紙和廣播電視臺還組織了許多紀念文章，我非常高興。我年事已高，身患重病，不能去南通觀劇，只能代表董竹君子孫和海內外全體親屬，請南通的朋友代辦了一隻花籃，衷心感謝家鄉父老對我母親和全家的厚愛。
我母親董竹君生於1900年，她的生日是農曆庚子年正月初五，標準的世紀同齡人。她1997年12月6日安然去世，享年97歲，幾乎完整走過20世紀。她一生經歷了清朝晚期、辛亥革命、北洋軍閥統治、五四運動、北伐戰爭、抗日戰爭，最後是解放戰爭勝利，成立了新中國，其中還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後來又經十年「文革」，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在她誕辰120周年這個特殊的時間節點，家鄉文藝工作者推出一臺原創話劇，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坊間都知道我母親是海門東灶港人，那是我外公的老家。母親出生在上海洋涇浜一個破舊平房裡。外公本來姓東，後來改姓董，名同慶，拉黃包車為生。外婆姓李，是個洗衣婦，蘇州吳縣人。
我父母和4位姐姐都沒有在南通生活過。家裡只有我在南通這片土地上學習和工作過，那是我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時光。
929年，因父母不和，母親帶我的四個姐姐由蓉返滬。我當時才兩三歲，已過繼給三叔夏疇五為子，所以未能隨母同行，沒想到母子這一別就是15年。
我在四川蜀華中學讀高二的時候投筆從戎，報名參加中國青年遠徵軍新一軍，跟隨孫立人將軍遠徵緬甸，直到抗日戰爭結束。後來，因為部隊要開拔赴東北戰場打內戰，母親心急如焚，通過父親至交、時任淞滬警備司令的楊虎找到孫立人軍長把我弄到上海，在大同中學繼續學業。不久，我考取了因為戰亂遷到上海的南通學院農科。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在南通學院農科繼續念書，後來又負責學院團的工作。1951年調到共青團南通市委，在那裡度過一段美好的時光。
1951年對我來說，是個特殊的年份。6月9日，在全家的支持下，母親把錦江兩個店捐獻給國家。這一年我還入了黨。1952年秋，國家提倡專業人員歸隊，我奉調到農業部工作短暫時間後，調到北京農機學院（1995年併入中國農業大學）任教，在學校先後教過中共黨史和農機專業課，直到1983年離休。
【採訪手記】
近半個月來，95歲的中國農業大學離休幹部夏大明顯得比較忙碌。北京夏家客廳的座機鈴聲響個不停，對方的區號顯示幾乎都是「0513」，談論的話題也只有一個：話劇《錦江傳奇·董竹君》。
夏大明老人在南通有不少熟人，他們並非是他母親董竹君海門老家的親戚，而是夏老70年前在南通的幾位老同事。其中聯繫最多的，是上世紀50年代初南通團市委的老同事陳士榮、成壽民、成楷民等。時光荏苒，如今他們都是90歲上下的老人了。為了方便夏老和話劇《董竹君》劇組聯繫，成楷民又把自己的老朋友、84歲的話劇名宿葉慶霖介紹給了夏老。
8月21日晚，話劇《錦江傳奇·董竹君》在更俗劇院試演。演出結束後，受夏大明委託，葉慶霖定做了兩隻花籃送上舞臺，一隻代表董竹君子女及海內外所有親友，另一隻是成楷民和葉慶霖兩對夫婦敬獻的。第二天，夏老一定要匯款支付花籃費用，南通的老朋友堅決不允，雙方便在電話裡拉鋸了半天。
成楷民是南通教育界德高望重的老領導，他和夏大明在團市委工作時結下深厚的友誼。據他介紹，夏大明離開南通到北京工作後，一直牽掛南通。因為夏的4位姐姐都在美國，有不少海外關係，改革開放之初，他還應邀擔任南通經濟技術開發區的招商顧問，為南通改革開放出過不少力。
和母親董竹君一樣，夏大明近一個世紀的人生也充滿傳奇色彩。少年時隨父在川生活時他是都督之子，青年時代回到母親身邊又成了上海灘錦江兩店的少東家。他到緬甸前線打過仗，又在南通做過團幹部，更多的時候是在京城教書育人。回想自己生活過的城市，他覺得在南通的時光是最美好的。因為在南通，他經歷了新舊社會的變遷，迎接過新時代的第一縷曙光。
2
》
「母親一生嚮往光明，追求進步，深深影響了我們姐弟5人。在各個歷史時期，她都不斷教育我們要愛國，要獨立。」
【口述實錄】
母親出生在一個貧苦的家庭。正是童年和青年時的一些遭遇，在她心靈中播下一顆種子：她恨世間貧富不公平，並把為苦難深重的大眾謀幸福作為自己一生的追求。
母親曾多次要求入黨，但組織上要她留在黨外，這樣工作更方便。作為「黨的同路人」，她獨資創辦《上海婦女》半月刊雜誌，宣傳革命思想和女權思想；她資助中共地下黨的活動經費，支持青年學生組織及其愛國活動；她資助和培養進步青年，為抗日戰爭募集資金……
在母親的影響下，我們姐弟5人也都追求進步。我在抗日戰爭危急階段投筆從戎，在緬甸戰場上浴血奮戰。1947年在上海大同中學讀書時，受中共地下黨組織和進步同學影響，參加了「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學生運動，先後兩次被校方開除。在南通學院農科讀書時，參加中共地下黨的外圍組織「通院團契」，走上革命的道路。1951年，我在南通團市委工作時光榮加入黨組織。
我們家另外一位黨員是三姐夏國瑛。1941年6月，還是滬江大學學生的三姐就北上參加新四軍投身抗日，從上海乘船到母親家鄉海門青龍港上岸，由交通站沿秘密交通線，一站接一站北上送往新四軍軍部。她是八一電影製片廠的創始人之一，曾在朝鮮戰場上拍攝戰地紀錄片《慰問最可愛的人》，為新中國的電影事業作出了開創性的歷史貢獻。
我的另外三個姐姐當年也都是熱愛祖國、追求進步的熱血青年，大姐夏國瓊是中國第一代鋼琴家，「九·一八事變」後，她和母親一起參加抗日遊行大示威，在遊行中幾乎喪命。她和同時代的很多進步青年一樣，迫切地想要救國於水火。二姐夏國琇也是鋼琴家，四姐夏國璋做過國家領導人的翻譯，後來她們雖然僑居美國，但都心繫祖國，用自己獨特的方式為新中國做出貢獻。
我們姐弟5人雖然都在各自的崗位上做出成績，但是我們都歷經坎坷。母親從來不讓我們沾「錦江」的光，教導我們要自強不息，教導我們如何不屈不撓，努力取得人生逆襲。
【採訪手記】
許多年過去了，當年的錦江飯店已隨著大上海的飛速發展，淹沒在一片摩天鋼筋叢林中，但董竹君和她的傳奇故事卻歷久彌新。
董竹君的故事可以從多個維度解讀。其中有一個維度是「紅色企業家」。她曾在其自傳《我的一個世紀》中寫到，多年來，「錦江」始終是圍繞著兩個紅：一是「營業紅」，二是「革命紅」。她不斷追求進步、嚮往光明的「革命紅」，也深深影響了她的5位子女。
夏大明在南通團市委工作時是軍體部部長。同時期擔任團市委統戰部部長的成楷民告訴我，大明為人非常平和樸實，從不考慮級別和待遇，一心想著革命事業。雖然他家庭條件較好，但他從來沒有優越感，和大家一起吃粗茶淡飯，總是沒日沒夜地想著工作。他在北京工作時，和馬列主義教研室的11位同事全部被打成右派，受盡折磨，但從來沒有動搖過對黨的信念。他晚年身患多種重痾，始終樂觀地對待生活。這種抗擊苦難的能力和毅力，都得益於他的母親。
「我從不因被曲解而改變初衷，不因冷落而懷疑信念，亦不因年邁而放慢腳步。」這是董竹君對自己一生的總結。她是一位個性獨立、具有批判精神、不因循守舊、敢於突破和創新的人，她多姿多彩的一生就是不斷求變求新、不斷超越和自我超越的一生。她更多用「身教」的方式影響了子女，讓他們無形中具備了極強的處世能力。
「錦江飯店的名字，取意成都的錦江。我父親曾創辦過錦江公學，這或許是母親對與父親在成都那段日子的懷念。」
【口述實錄】
母親的一生充滿傳奇色彩，而她的人生傳奇，是從1914年認識父親以後拉開帷幕的。
1913年，父親第一位夫人晏氏病逝。次年，父親在上海結識了母親，彼此一見傾心，很快結為夫妻，並一起流亡到日本。在外人看來，英雄美人是絕配，可在1929年，我父母開始了長達5年的分居，直到1934年兩人宣布離婚。
在辛亥革命那個年代，我父親是進步的。可他骨子裡有很多封建的東西，隨著時代發展，他的有些觀念落後了，但我母親依舊在進步。兩人的離婚，不是外界說的感情不好，他們有深厚的感情基礎。為了挽救瀕危的婚姻，我父親曾給母親寫過一封7000多字的長信。記得在1948年，我父親當時已與隆昌的唐則吾結婚9年了，但想到當時上海情況兇險，他寫信喊我和母親回四川，說房間都已經替我們安排好了……兩人離婚的根本原因是價值觀不同：我母親一輩子追求社會公正，認為女人應當獨立，要有才幹；而我父親封建思想很嚴重，典型的「大男子主義」，他要求我母親在家裡帶孩子，不要在外面拋頭露面。
作為他們唯一的兒子，我一直覺得，雖然父母已經分開，但是他們彼此還在牽掛著對方。就以我母親一生的代表作錦江飯店取名為例，無論是叫錦江川菜館，還是分設的錦江茶室，追根溯源，都和我父親早年創辦的錦江公學一脈相承，我想母親也是在紀念她自己在四川的一段歲月。
【採訪手記】
夏大明老人在口述時多次提到，父親夏之時不是壞人，而是「封建」。是觀念的激烈衝突，最終導致父母的分手。
對於董竹君來說，1929年是一個特別的年份。這一年她30歲，嫁給夏之時已15年，經歷了人生最重要的成長期，由一名少女變成了少婦，並成為5個孩子的母親。而立之年，在度過無數個不眠之夜後，她決定放棄夏家的榮華富貴，帶著4個女兒返滬。從這一年離開成都出走，在後來68年的歲月裡，儘管身邊不乏追求者，但這位傳奇女子沒有再次走進婚姻的殿堂。
董竹君和夏之時的結合，曾經讓彼此的生命變得更加豐盈。他們兩個人之間的矛盾，說到底「成長不同步」。董竹君積極要求進步，但夏之時後來固步自封，沒了進步之心，骨子裡的傲慢、封建、自負慢慢佔了上風。特別1919年被解除軍權後，他變得十分頹廢，脾氣暴躁，意志的消沉，使他逐漸由革命者轉變為一個守舊的鄉紳。這些董竹君還能忍受。讓她毅然決然像娜拉一樣出走的，是兩個人「三觀」上的背道而馳。比如，在對待子女教育上，夏之時認為女孩子遲早要嫁人，不必接受好的教育。而董竹君則堅決反對這種觀念，她覺得新時代女性和男性是平等的。
一個世紀過去了。董、夏兩人的愛恨情仇，坊間一直有不少演繹。如今，他們97歲的小女兒夏國璋和95歲的兒子夏大明還健在，從他們的敘說中，父母離婚後雙方還彼此惦念，董竹君一直把結婚照放在臥室的床頭，每天夜裡，她都要獨自面對這個曾經賜給她幸福和苦難的男人。帶著這些甜蜜而沉重的回憶，她後來孤獨地走過了大半生。直到彌留之際，董竹君還讓小女兒夏國璋在她入葬時放樂曲《夏天最後一朵玫瑰》，這是她和夏之時一起在日本聽過的曲子。也許在她的潛意識中，自己始終是屬於夏之時的一朵玫瑰，美麗而又帶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