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八年（1679），時節剛入二月，屋頂雪已消融，有絲絲縷縷的春風拂過來。在紫禁城午門東西兩側，是「六科」（禮、吏、戶、工、刑、兵科的總稱）的朝房，即使宮牆高聳，也擋不住漸漸明媚的春光在庭前流連。
工科掌印給事中丁泰（山東日照縣濤雒人）難得地從書案間抬起頭，走出朝房休息一會兒。他剛在一個多月前度過了五十二歲壽辰，正是「知天命」的年紀。近來，他整日忙碌於朝廷公務，寢食難安；現立於庭前，更無暇留連於明麗春色，思緒早已飛馳到距京城千裡之外的山東、河南……
春耕已然開始，但山東、河南仍陷於嚴重災情：因去年兩地天旱少雨，收成極少，當地窮苦居民只能靠掃集草種子、刮樹皮來充飢果腹。且這幾年「三藩」作亂，臺灣未平，國家軍需浩繁、兵餉火急，百姓的賦役愈加沉重。兩地災民窮困潦倒、無以為生，甚至不得不背井離鄉，四處流浪。丁泰曾在順治十五年（1658）考中進士之後，被朝廷授任河南府陳留縣知縣，在任多年。因此，丁泰十分熟悉山東、河南此次受災情形。
丁泰任職的「六科」，又稱「諫垣」，分別負責監察禮、吏、戶、工、刑、兵六部，與督察院御史一樣，同屬言官。雖然在清朝初年的國家機關體系中，級別不高、權力有限，相較於內閣、六部、內務府等機構，只是個「小衙門」，但「職司言路」，皇帝曾在康熙十二年（1673）專門訓示：「國家設立言官，專司耳目，凡政治得失、民生利弊，必須詳切條陳，直言無隱，斯為稱職。」丁泰自康熙十四年（1675）被補授吏科給事中，後來又升工科掌印給事中，主持工科事務。他在六科任職已四年，深感肩上責任重大。
也就在前些日子，正月初八這天，丁泰曾上了一道《緩徵疏》，為河南、山東受災窮民呼籲，請皇帝準予兩地緩徵賦役，得以休養，免於居民流亡。作為一名盡職盡責的言官，丁泰深知，要想讓自己的上疏提高「命中率」，不能一味言辭激烈地諍諫，只去博一個好名聲；而是要在闡明問題之後，有可行的解決辦法，還要考慮到皇帝的立場與國家的大局。因此，丁泰在《緩徵疏》一開篇就說，此次上疏「為暫緩災民之開徵，止留遺，以昭皇仁，安耕穫，以全國賦事」，並重申，緩徵幾個月糧徭，「所遲無幾，所全甚巨也。臣非不知兵餉火急，株兩皆關國計，然臣言緩，非言蠲；臣言緩窮民，非言緩大戶也」。上疏三天後，丁泰就奉到了皇帝「該部速議，具奏」的旨意。兩省窮民的燃眉之急算是暫時得以緩解。
圖 / 丁泰《緩徵疏》（部分），出自清·光緒《日照縣誌》
上《緩徵疏》之後，丁泰並未輕鬆下來，而是連日查閱案卷、討論時事、埋頭思索。他還有一項長久縈懷於心的更重要的工作——可以說是一項使命，要去完成。
想到這裡，丁泰回身邁進工科衙門，在題本上鄭重寫下：「開海禁疏」。
「海禁」，作為一項國家海防政策，在明朝初年就已開始實行，朱元璋曾立下「不許寸板下海」的祖訓。彼時「海禁」，因為「海疆不靖」：既有曾與朱元璋爭奪全國統治權的張士誠、方國珍的殘餘勢力在海上繼續抗明，又有倭寇對中國沿海的劫掠侵擾。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為了防止沿海居民聯合海外敵對勢力抗明，「仍禁瀕海民不得私出海」。後來，「海禁」政策隨海防形勢好轉而鬆弛，又因倭寇侵擾而收緊；到了明朝中後期，已經有名無實了。
清朝初年，清廷沿襲「海禁」，但並不嚴厲。後因鄭成功在海上起兵，據臺灣、廈門一帶堅持抗清，又通過經營海內外貿易供給軍需，對清朝的統治形成了日益嚴重的威脅。所以，順治十二年（1655）之後，清廷重新頒行「海禁」政策並多次申嚴強化，不許片帆入海，違者立置重典，以此切斷沿海省份居民與鄭成功等抗清勢力的聯繫及貿易往來。
順治十八年（1661），清廷在重申禁海令的基礎上正式頒布「遷界令」，採取「居民內遷法」，將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山東沿海五省居民分別內遷三十至五十裡，盡燒民居、船隻，不準片板入海，對鄭成功勢力實行海上封鎖。康熙元年（1662），在山東登州地區領導抗清起義的於七突圍入海，驚動朝廷四野。次年（1663），清廷又將海島居民遷至內地：「寧海州之黃島等二十島，及蓬萊縣之海洋島，皆遠居海中，遊氛未靖，奸宄可虞，請暫移其民於內地」。
康熙四年（1665），海禁政策雖有所鬆弛，在山東的「青、登、萊沿海等處居民，準令捕魚」，但是清廷依然嚴禁沿海商民貿易往來或復界海島居住，凡有「藉端捕魚，在沿海貿易，通賊來往者」「犯違禁出海貿易等罪者」「遷移海島蓋房居住、耕種田地者」，皆「拿問治罪」。此後，清廷又多次頒布、重申禁海與遷界令，禁止商民出海貿易。
「海禁」政策的嚴厲執行，在一定程度上孤立、坐困了鄭氏集團，但是卻引發了更嚴重的社會危機。
它的實施給沿海居民的生活造成了毀滅性的破壞，堪稱是一場「浩劫」：「今欲遷沿海一帶，當日出示，諭限數日，官兵一到，遂棄田宅，撇家產，別墳墓，號泣而去」，人民「棄資攜累，倉促奔脫，野處露棲，死之載道者以數千萬記」；他們飄零日久，養生無計，「鬥粟一兒，百錢一女」，又有因誤出界牆而死者，「又不知幾何萬矣」；不少窮民因而鋌而走險，踏上了反抗的道路。
「海禁」也給清王朝本身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損失。首先，政府田賦商稅收入每年減少數十萬兩白銀；其次，商貿活動停頓，一度曾比較發達的海外貿易被窒息，東南沿海地區的農業、手工業商品生產因而遭到毀滅性打擊；再次，社會財富被極大浪費，大量的船隻被燒、被棄，包括很多造價千金以上的昂貴洋船。
禁海與遷界政策不僅使得民怨沸騰，多位朝臣與地方官也挺身力諫，要求開海復界。特別是沿海諸省的官員，他們陸續上疏，反映「海禁」所造成的種種慘狀，竭力反對禁海，積極主張開海貿易。這其中就包括丁泰。
丁泰的老家就是山東沿海的日照縣，他很清楚「海禁」對日照和沿海人民意味著什麼。
日照縣，東臨大海，境內為絲山、河山、黃山、奎山等群山環繞，如有一座天然城郭。從海防角度來看，日照為「山東之首衝」，是山東海域最南端的門戶，「沂海重地，淮徐要區」，「海而北則可以揚帆登島，海而南則徑可飛渡淮陽。雖僻邑，實嚴邑也。向來登、萊用兵，水陸輸供」。山海環繞的地形也恰好成為山東東南沿海之屏障，「儻變起島鯨，則風檣迅速；或嘯聚萑苻，則草木皆兵。是不僅為青郡要地，且為東省藩籬；抑不僅為東省藩籬，而實為畿輔屏翰雲」，真可謂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
但也正是因為被群山阻隔，又「僻處海隅」，本就面積狹小的日照縣交通不便，「遊歌者鮮」，是一座「蕞爾孤城」。也是因為多山臨海的地理條件，土地「非斥滷（鹽鹼地），即沙確（瘠薄沙地）」「地非岡嶺即沮洳，土深者才尺許。十日之晴，則苦幹；五日之雨，則苦澇」。土地如此貧瘠，因此「數年以來，谷賤民窮」，但是「賦稅不殊沃壤，故百姓每以產為累」，竟然會出現「有白白授人以產，而人不敢承者」的現象。
且每當改朝換代之季，日照縣往往成為被蹂躪的戰場，「當金、元紛爭之日，日照受禍尤酷，遺事不能盡徵耳」，「照自明季，屢經大變，人逃地荒，甚於他境」，「舊族存者百無一二」……
正因為此，日照縣在明清兩朝，總體上的社會經濟狀況就是「地瘠民貧」。「獨是照邑僻處海隅，地瘠民貧，歷來已久，即豐年常慮不足，實東省之最不堪者也」，「地雖僻處，風頗質樸，但民則鶉衣尪形[ 「鶉衣」形容破爛襤褸的衣服，「尪形」描述椎骨向後彎曲的瘦弱之形。]，士多離群索居」。因為窮困，縣民有「地磽力艱者，棄故土若敝屣」，如若再遇上天災人禍，則「拋荒遠遁，比比皆是」。
所以，日照縣別無他法，只能也必須靠海洋來尋求出路，向海而生。因為有海，日照盛產海鹽：西漢時，這裡為「海曲縣」，有鹽官；北宋時已設濤雒場。因為有海，沿海居民以漁業為生，亦可倚仗逐漸發展起來的海上貿易。海運通行之時，「田值騰貴，百姓樂於墾荒」，且因米糧等貨物轉輸，不論富戶、貧戶，不論豐年、兇年，皆可以此換得銀錢補貼生活。因此，雖然日照地瘠民貧，但「上下支持而不至有流亡轉徙之患者，恃此一海耳」！
可禁海之後，「谷賤民貧，開耕無力」「所恃者區區魚鹽之利，小民不敢問津」。日照「向佐用以魚蝦，今網罟不入矣；向貿遷賴轉輸，今舟楫不通矣」。
丁峕是丁泰的胞弟，小丁泰六歲，在康熙六年（1667）也考中了進士。康熙十一年（1672），丁峕在需次裡居之時，纂修了《日照縣誌》，他多處論及日照所飽受的「海禁」之苦：「照之民終歲作苦，而谷價視昔減四分之三，糧徭則如故也，日用則如故也。縱多收數斛粟，且不足以供公家餬口，其何資焉？一逢水旱，而鄰粟不來，惟有坐以待斃已耳」，縣民生活苟延殘喘，「近釜底遊魂，漸次解散」。
丁峕認為，日照的貧苦，病根就在「海禁」政策上。「是照之有海，猶人之有咽喉也。通利則生，哽噎則斃。」禁海，就如同咽喉被切斷了，人可還能活得下去嗎？
每當念及胞弟這句話，丁泰總深以為是，亦感到如鯁在喉。
日照之貧苦，丁泰一刻不曾忘記；為鄉民呼籲，丁泰始終銘刻在心。他的父親，就是這般對他們兄弟言傳身教的。
丁泰的父親丁允元，在明朝崇禎四年（1631）考中進士，留在京城，進入六科，任戶科給事中。彼時29歲的丁允元成為日照濤雒丁氏家族的第一位進士與致仕之人。那一年，丁泰剛滿三歲。
《日照縣誌》裡收錄有父親丁允元的多篇奏疏、文章，其中有一道《緩徵條鞭疏》。
崇禎十年（1637）八月裡的一天，戶科接到山東巡撫專門為日照縣「地方疲苦、戶口流亡等事」上報的一份題本。丁允元看後，又心焦又躊躇：他現在朝廷官署辦公，自知不該急急地只為家鄉申籲；且山東巡撫已為日照縣特疏具題，何必再由他多此一舉？但是丁允元仍然決定——他不能坐視家鄉小民的困苦而不發一言，他要繼續上疏，只因他是日照人，「知照之苦者莫若臣，能悉照之苦者莫若臣」。
在這份上疏裡，丁允元含著血淚向崇禎皇帝一一道來：日照縣本就貧弱，「已皮盡毛存，十室九空」，而近三四年來，每年都是旱災、蝗災輪番上場，居民「極苦之野菜，無所不食；極粗之樹皮，無所不刳。窮鄉下裡，已岌岌乎有群起而搶奪者」。因連年歉收，日照應繳的錢糧賦稅越欠越多，即使催徵也是催不上來的。而又有近半數的縣民逃於賦役，皆是因為「一條鞭法」被歪曲執行——衙蠹胥吏「誣貧而賣富」，通過各種卑劣手段將繁重賦役轉嫁到貧民身上。為此，丁允元呼籲，希望朝廷對日照縣緩徵錢糧，好好執行「一條鞭法」，減輕貧民負擔。
父親這道為鄉民請命的上疏，丁泰早已熟讀能背。每每讀時，卻還總會淚溼沾襟。如今丁泰也做了六科給事中，他默默地以父親為榜樣。在忙忙碌碌的公務生涯裡，他一如父親那般兢兢業業，也一如父親那般心懷民生，在查追侵欺、減免拖欠、漕運改革、河工管理、賑濟災民等多項問題上具疏上陳，以解民困。
也更要像父親那般——心系桑梓，為鄉謀福。
康熙十七年（1678）以來，清廷平三藩之亂勢如破竹，鄭氏集團在東南沿海一帶的抗清活動也逐步衰弱，部署兵丁「至者如歸」。康熙十八年（1679）初，鄭氏集團主要兵力撤回臺灣，留守金、廈的官兵紛紛降清。
嚴厲的「海禁」政策亦隨之有所鬆動，海州雲臺山（今連雲港）首先復界。
消息傳來，丁泰頓時感到猶如有一束光直射入他的心底，增添了他要上疏的勇氣與信心——他要爭取在山東首先開海，紓解民生苦難。丁泰還考慮到，鄭氏集團的勢力主要在東南沿海諸省，山東距離遠，海疆相對平靜；而且康熙皇帝關心民生艱難，若非形勢所迫，他也並不願意推行禁海與遷界政策。現在，丁泰終於不必再徘徊、等待，此時，正是上疏的最佳時機。
提筆時，丁泰眼前又浮現出家鄉窮民掃食草種子、刮樹皮，到處流亡的情形；丁峕那句「是照之有海，猶人之有咽喉也。通利則生，哽噎則斃」又在他耳邊迴響；父親上疏裡「獨是臣照人也，知照之苦者莫若臣，能悉照之苦者莫若臣」這句話更如烙刻在他背上一般。儘管他上的《緩徵疏》已經為這些窮民爭取了幾個月的時間，但如果能早日開海，家鄉人的日子才能真正有起色、有指望。
圖 / 丁泰《開海禁疏》（部分），出自清·光緒《日照縣誌》
「為海禁之弛，乾斷已行，貿易之開，地利應晰，謹補陳濱海情形，舟楫道路，伏祈敕部一併確議，以資民生實濟，以省宸慮煩勞事。」丁泰的疏辭風格類似父親，但畢竟已年過五十，到底比父親35歲上疏時的情感濃度少了許多。他保持著一貫的大局觀，委婉、中立、審慎地條陳觀點。
在此之前，朝廷已對開海問題進行過激烈辯論。丁泰寫道，開「海禁」之舉「仰見我皇上為民謀生之至意」，但他又擔心，因對海濱情形和貿易路線不熟悉，而使得有司奉行過程中膠滯不通，既「難蘇民困」，又「仰負隆恩」，因此主動提出，「臣家居瀕海，知海濱之情形頗悉，請為我皇上陳之」。
丁泰重點指明了由山東向南到淮安府廟灣鎮（今江蘇阜寧）的航線：「夫山東海岸……迤南則由膠州、諸誠、日照，以至前歲所復海州之雲臺山，僅半日程。由海州海邊至淮安之廟灣鎮，亦一日夜可到。廟灣迤南則山陽、高郵一帶之裡河，直通江淮而不用海舟矣！是廟灣鎮、雲臺山皆為海邊內地，而南北貿易之咽喉也。」廟灣鎮與之前所復界的海州雲臺山一樣，都是南北貿易的關鍵節點。
「南北豐歉不常。未禁海口以前，所恃以轉運興販。南北互濟者，米豆非船不能運載，船非至廟灣不通河口。」廟灣鎮是糧食買賣的重要港口。禁海之前，廟灣與日照縣及整個山東省貿易往來頗多，其中主要商品是大豆、粟米。山東是全國大豆主要產區之一，自明朝就大量輸出到江南各省。尤其在水旱災年，江南人民多以山東米豆維持生計。日照縣民，也正是因為米豆的海上運輸，使得「豪有力之家以己舟運己粟，獲利數倍。即貧農有需，亦得咄嗟致金錢焉」。但禁海以來，江南的糧食供應造成很大缺口，日照縣的谷價也「視昔減四分之三」，且一遇水旱災年，南北之間不能互相扶持，只能坐以待斃。康熙十七年以來，山東、江南一帶旱災嚴重，而因「海禁」所造成的糧食匱乏更加劇了災情。
丁泰得知會議復疏之時，「將淮揚地方系山東貿易必由之路，未經聲明」，更擔心「山東地方官懍越俎之嫌，執刻舟之見，即有船隻，自不敢令貿易逾東省地方一步，是欲其出而閉之門也，如民生何」？因此他申明，南至廟灣一線是山東貿易的「必由之路」，與北至天津一線一樣，應開。
但丁泰也知道，開海禁這麼大的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一開全開，而是應該結合當下形勢，有緩有急、按部就班地開。因此他提出：「臣以為淮安迤南通大洋者，仍應禁也；而廟灣、雲臺一帶為山東門戶者，應通行也。數百石大艘可通大洋者，仍應禁也；而一二百石之小艇沿邊行走者，應通行也。」丁泰對開海後貿易船隻的活動範圍與載重量作出了建議。其後，他對出海經商人員的範圍、海防、海船納稅等事項也提出了解決方案。
最後，丁泰再強調，「務俾小民得安生理，以享樂利，所關非渺小也」！這封奏疏在心中籌劃許久，奮筆疾書之時，「字多逾格」，他也顧不得許多了。
疏成，落筆。丁泰覺得，此次上疏與之前歷次皆不同，寫《開海禁疏》，如同要完成一場重要的儀式。
丁泰的《開海禁疏》具題於康熙十八年（1679）二月十六日，五天之後，就奉到了皇帝的旨意：「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經過朝廷慎重的會議討論，丁泰提出的首先在山東開海貿易的意見得到了肯定：「然考之事情，挨之地勢，則廷臣議覆垣臣丁泰所奏，廟灣、雲臺山一帶系山東門戶，裝載一二百石小艇應準通行之處，詢屬可行，仰祈皇上俞允施行。」
丁泰此時，才真算是從心底裡卸下了一副重擔。他仿佛看見，原本在六科衙門內忙碌的父親，停下了手中的筆，正向他捻須點頭，微笑致意。
大事已了，該回家了。
丁泰這兩年總覺身體大不如前，近來更有病勢沉重之感。於是，他請了病假返回日照縣濤雒鎮。不久，在康熙十九年（1680）十月二十三日的午後，正當太陽開始偏西的時刻，丁泰永遠地合上了眼睛。閉眼之前，他仍然記得，父親去世的時候，也是這麼個時辰。
丁泰享年五十三歲。這一年，山東正式開海。
山東的開海成為全國開放海禁的先聲，在它的帶動下，開海之議進入高潮。康熙二十二年（1683），臺灣平定。大臣們藉機紛紛上疏，力請開海。次年（1684）十月，康熙皇帝令廷議全面開放海禁事宜，他說：「百姓樂於沿海居住，原因海上可以貿易、捕魚。先因海寇，故海禁不開，今海氛廓清，更何所待！」至此，清廷宣布解除「海禁」政策，準許開海通商，沿海各省的禁海與遷海令被全面廢除。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廷又在東南沿海地區設立江、浙、閩、粵四個海關。
「海運以開，民慶更生」。沿海居民的日子終於恢復了正常。在日照縣，「海運漸開，商賈駢至。自此而後，有無交易，頗濟民用」。
丁泰為爭取山東首先開海所作出的努力及所帶來的巨大成果，歷史記下了，日照人民也記下了。《開海禁疏》被載入日照縣誌，丁泰的牌位也被奉入鄉賢祠。
還有康熙皇帝，他也記下了。
丁泰去世後三十年，昔日的青年帝王，早已成為一代雄主。康熙皇帝還記得曾經那個上疏要求開海禁的工科給事中丁泰，詢問起他的情況。
「海禁」雖開，但清朝統治者仍以禁海自閉作為應付海上危機的措施。自明朝開始推行的閉關政策，在清代被進一步強化。正當海外貿易迅猛發展、一派欣欣向榮之際，康熙五十六年（1717）正月，「南洋禁航令」開始實施，國人不許赴南洋貿易。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廷詔令沿海只準廣州「一口通商」，這是清代全面推行閉關鎖國政策的開始。自此，中國喪失了與世界同步發展的最佳時期，在奔湧向前的世界大潮當中愈發落後。
至清朝末年，在閉關鎖國大背景下的日照海上貿易也有了一定發展，「荻水、嵐山頭、張洛（棧子）、濤雒、夾倉、石臼島、王家灘這幾處海口，逐漸成為全縣及周圍地區土特產的集散地和較為繁榮的商業港口」。
丁泰老家的濤雒口，成為「鋪戶百餘間」的「海口一大鎮」，是重要的對外貿易港，「估客雲集，南連棧子新口（即舊張洛口），貨船萃焉」，「南航江、浙、閩、臺，北抵天津、安東，年吞吐量1萬噸以上」。石臼島口「漁舟出入，商舶漸集」，在清朝末年，已有「專業性運輸帆船50多條，年吞吐量3萬噸左右」。最北邊的王家灘在清朝末年，有洋布、白糖、蘇木、雜貨等諸件進口，黃縣、諸城、濰縣等商人慕名而來從事海運。
圖 / 《海疆圖》其一（含日照海口），出自清·雍正《山東通志》
海洋孕育了生命、聯通了世界、促進了發展，對人類社會具有重要意義。海洋更是瀕海國家的門戶與寶貴財富，明朝偉大的航海家鄭和曾經說過：「欲國家之富強，不可置海洋於不顧。財富取之於海，危險亦來自海上。」中國，是一個海域面積十分遼闊的海洋大國。在新時代，我們必須要向海洋進軍，建設海洋強國。
位於山東半島東南側翼的日照，逐海而興，賴之有海。曾經禁海的苦難歲月早已不復存在，不會再有人質疑我們應當擁有的海洋防衛、海洋權益與海洋經濟。新中國成立之後，1982年，石臼港煤炭碼頭主體工程開工建設；1985年，日照因港立市（縣級），1989年升格為地級市。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昔日的石臼港已成為山東省港口集團日照港，年通過能力超過3億噸，是中國重點發展的沿海主要港口和「一帶一路」重要樞紐。
日照與海，從來不可分割。過去之日照已走遠，當一頁頁歷史塵埃落定，我們相信，因為有海，才有今日之日照、未來之日照！
1.[明]《明太祖實錄》。
2.[明]杜思、馮惟納纂：《青州府志》，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刻本，《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上海古籍書店，1965年。
3.[清]楊士雄、丁峕、李暶纂：《日照縣誌》，清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
4.[清]《清聖祖仁皇帝實錄》。
5.[清]嶽濬，等纂：《山東通志》清雍正七年（1729）修，乾隆元年（1736）刻本。
6.[清]李希賢、丁愷曾等纂：《沂州府志》，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刻本。
7.[民國]趙爾巽，等撰：《清史稿》。
8.白壽彝總主編《中國通史》（第二版），周遠廉、孫文良主編《第十卷 中古時代·清時期》，上海人民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
9.日照市史志編纂委員會編：《日照市志》，齊魯書社，1994年11月。
10.馬嬌編寫：《海上交通和海上貿易》，吉林出版集團，2012年10月。
11.日照市地方史志辦公室整理，李世恩主編，潘友林點註：清·光緒《日照縣誌》（點注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5年。
12.丁博原：《日照丁氏家乘（回歸卷之一）》，中國文史出版社，2015年。
註：本文已刊載於中共日照市委《工作與研究》202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