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大經
廣州酒家的鐵皮月餅盒已經放滿了。這種盒子一般的信封豎放兩排，非常實用。眾所周知的原因，今年中秋沒有得到新盒子。11月初廣州的空調還簌簌簌地工作著；簌簌簌是因為出風口黏著一張報紙阻風，這時便看見報紙上
傅先生的照片。是一篇紀念傅先生的文章。
於是就在簌簌簌的空調機下面讀傅先生的信。
和傅先生通信應該始於他的《牌戲人生》出版之後。2008年9月1日的第一
封信裡，他很贊同我寄去的報紙上黑馬的書評，很有可能我便是從黑馬那裡打聽到傅先生的聯繫方式。前輩沈昌公有言，編輯就是請客吃飯。我偏居海隅，只有靠打電話和寫信。和D. H. 勞倫斯專家畢冰賓先生（黑馬）如何聯繫上的，已經記不得，但我一直記得他那篇回憶自己開始勞倫斯研究的文章，多年前貼在我第一本剪報集裡。首先是讀者，和很多老輩結緣，無不如此。而作為上世紀八十年代世界文學的讀者，他們是把譯者連同原作者一起感謝的。只要讀過格雷厄姆·格林的《問題的核心》《權力與榮耀》《布萊頓硬糖》，以及毛姆的《月亮與六便士》、託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等文學名著，便不能忘記傅惟慈這個名字。至今我仍然是格林迷，那時候，在我眼裡「傅先生的書」基本上指的是這些名著，而他自己的著作，那部隨筆集《牌戲人生》，我當時並沒有細讀。每封信裡老人都有一句「如果寫出有些內容的東西，我會首先寄給你過目，看看是否有發表的價值」，那時候，我更關心傅先生的新作，編輯這種生物，大概就是「只對新作或未刊稿感興趣的人」吧。
作為翻譯家，傅先生信中談及譯書甘苦只有兩處。一是對黑馬評論他著作的感慨（他很贊同黑馬說的「文學翻譯從本質上是人文精神的傳播」），二是在同年9月19日第二封信中談到他翻譯的《丹東之死》，當時《畢希納全集》剛出新版：
另件寄上不久前出版的《畢希納全集》，裡面收錄了我譯的《丹東之死》。李士勳先生為重版又作了細緻的校對。我譯《丹東之死》還是「文革」前幾年的事，當時明明知道在那時的環境下，決無出版可能，可是我受這一劇本內容及文字吸引，還是譯出來了，直到「文革」結束後，人民文學出版社才用文學小叢書形式把我的譯文出版了，劉小楓寫的《沉重的肉身》對此劇有評論，不知你看過沒有。
因為當時《周作人散文全編》出版了，同一信中還談到：「我也同意用『人歸人、文歸文』的格式對待周作人的遺作。今天他的全部著作能夠出版，多少標誌了時代的進步吧！」他還提到了友人巫寧坤的自傳等等。我想，如果讀過《丹東之死》，再讀信裡的這些話，大概是能體會到傅先生的一些看法、一些標準、一些態度吧。
除了上面提到的兩處跟翻譯有關的地方，信裡寫的都是日常生活。比如第一封信裡說他八九十年代時常來廣州，1983至1984年還在深圳工作了一年，「我很喜歡廣州相對自由的氣氛，有幾篇我的短文也都是在《隨筆》上發表的」。在2010年7月21日的第三封信中，得知我是四川人之後，他寫了整整一頁對四川的回憶：
只因為我在20歲左右就在四川生活了很多日子（流浪、當兵……），叫我對四川省和四川人感情極深。抗戰勝利後離開大西南，直到20世紀，我連續五六次去四川各地漫遊，寄給你的《心中的
大佛》是1990年去樂山、峨眉山等地漫遊的經歷。另一次從廣元下車，一站一站往南走，經昭化、劍閣、閬中、南充，直到重慶，再從三峽出川。這次漫遊（為一部分）是重返我20歲（1943年）初次入川的足跡。再有一次，我聽人說，四川、雲南交界處有古僰人懸棺，我就從成都乘火車去宜賓，再坐長途車去珙縣，尋找僰棺遺址。歸途又去岷江上遊羌族人聚居地，遊了個多月……
傅先生生於1923年，上世紀九十年代他已七十歲上下，還能作這樣的壯遊，可見生命力的健旺。現在，從書裡，尤其是從他去世之後的一些回憶文章中，很容易了解到他除了翻譯之外的愛好，比如熱愛旅行，比如是錢幣方面的大藏家（第一封信是寫在抬頭有「中國錢幣」標誌的信箋上，可惜我懵然無知）；在葉兆言的回憶文章中，就提到他北京的堂兄與傅先生是朋友，七十年代便在一起聽古典音樂，縱談文學等等。信封上落款「北京西城四根柏」的信件，只找出四封，2010年11月2日日記裡記著收到傅先生寄來的籤名本《一隻出賣的槍》及「一信一札」，這次沒找到，無從核實是筆誤還是兩封信。倒是去年夏天寄來的《牌戲人生》增訂本一直放在辦公桌上，在他去世之後我零零碎碎地讀完了。這裡面是另外一個傅先生，或者說真實的傅先生；就像這次重讀他的四封信，也正是這種感覺。他在信裡娓娓道來那些山川、歲月、經歷，讓人覺得很感動：相同的文字，因為時間的不同，也有不同的感觸。
這封信裡提到的《心中的大佛》，是傅先生那年寄給我的一篇散文，他很客氣，只是附帶說給我看看。如前所述，這是他在四川樂山等地漫遊的經歷，不過，文章中還有一位叫「何君」的人，是傅先生在樂山大佛遇到的。這個十九歲的年輕人，因為對他在重慶郊區煤礦子弟學校讀書的生活不滿意，懷揣夢想，準備去西藏—他最喜歡的作家是艾蕪和沙汀，身邊帶的兩三本書裡就有《南行記》，這讓傅先生吃驚，因為他當年也是受了艾蕪這部書的影響。一個月後傅先生收到何君寄來的信，很顯然鎩羽而歸，信上還有一首《心中的大佛》的詩。幾年之後，當傅先生在成都再次遇到何君，他已經娶妻成家，對現實也有了較清醒的認識。這是個普通人的故事，甚至可以說是普通的故事，當時我拿著這一摞手稿，頗覺為難，文章有六千多字，也超出了版面的限度。放了一陣，終於還是寫了很多抱歉的話，寄還給了老人。後來文章刊於《讀庫》，也收入了增訂版的《牌戲人生》。在和傅先生有限的交往中，這篇來稿當然是比較重要的一件事，令我經常不能忘懷。記得在《讀庫》上讀到時，覺得鬆了一口氣，文章終於發出來了，但也有點「心塞」：就算刊發了一篇平淡的文章又有什麼關係呢？難道自己從來沒有刊發過「普通的故事」嗎？
何況現在來看也未必平淡。這次為了寫這篇文章，又讀了一遍《心中的大佛》，才注意到老人的立論：「我要講一個年輕人的故事，他是我年輕時的影子。上帝本來眷顧他，想叫他看看外面的奇異世界，但中途又把他拋棄了。」何君這個萍水相逢的年輕人之所以能夠引起傅先生的注意，引起他其後的關注，乃是因為他想到了年輕時的自己，他也正是十九歲那年開始在大後方流浪。而他之所以熱愛旅行，至老不衰，亦良有以也。何君是否知道傅先生是何許人，這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傅先生對這位萍水相逢的朋友，並沒有成名成家的人常見的矜持自重，反而是平等的、真誠的。由此再來看他給我的信，那麼毫不見外又親切自然地談他自己，這些瑣碎的文字似乎正可以反映老人的性格和性情，這是作為收信人的我尤其感慨的。世間的書信發表，無不以材料珍貴或有秘辛為發表前提，我想傅先生的信是有別於此的價值，無論對於我這個行當的人還是傅先生的讀者，或許可以多一點了解那個排印在格林、毛姆之下的名字。
記得海上章汝奭先生在他和陸儼少的書畫合集《欣於所遇》出版時，有一行附註，大意是希望讀者不要以為他是為了自我標榜抬高自己。寫這篇小文也有這樣的心情，希望這樣的披露沒有哀樂逾矩。
本文來源：東方早報 責任編輯： 王曉易_NE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