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認為進了養老院，就意味著接近人生終點。但在深圳市養老護理院的工作人員並不這麼覺得，他們的目標不僅僅是延續人們的生命，還希望能讓大家在這裡生活——活得好，好好活，有體面和尊嚴。
很多人認為進了養老院，就意味著接近人生終點。但在深圳市養老護理院的工作人員並不這麼覺得，他們的目標不僅僅是延續人們的生命，還希望能讓大家在這裡生活——活得好，好好活，有體面和尊嚴。
文|金鐘
圖|受訪者供圖
不一樣
當人活過了85歲，生活是什麼樣子？想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可以來深圳的這家養老院看看。比如，看人們吃一頓午餐。
飯菜一定是軟爛的，或者乾脆是流食或鼻飼；他們會拿不動碗，手會抖，所以碗是特製的，被固定在桌上以防灑出飯菜；杯子也有特製的弧度，不用因為仰頭喝水而被嗆到——活到這個年紀，口腔肌肉已經鬆弛，吞咽很難，用普通水杯時很可能會嗆到自己；一些人可以坐在椅子上吃飯，另一些人坐在輪椅上，還有一些人躺在床上被餵飯。從健步如飛到完全臥床，人會漸次喪失奔跑、行走和坐的能力。
衰老還意味著記憶與智力的喪失，仿佛再次回到童年。他們要重新學習1加1等於2，學習寫有數字的卡片，反覆訓練自己記得按床邊的呼叫鈴。每天早晨起床，要訓練自己的舌頭和咀嚼肌。他們很容易開心，也經常覺得哀傷、寂寞和憤怒，會責怪子女拋棄自己，會為了引起看護的注意而鬧出各種聲響，說心裡話的時候會哭，會抓住護理員的手撒嬌，會特別依賴某個人。需要慰藉，需要陪伴，需要關注。
位於深圳南山區的深圳市養老護理院，這樣的高齡老人有117位。他們有的是被120救護車直接從醫院送到了這裡，還有的來自因為長期照護而身心俱疲的家庭。很多人已經處於生理和精神的雙重困境，護理難度大，又不適合長期住院，有人用這樣一句話來總結他們的家庭因此背上的負擔：一個老人倒下了，一個家庭就失能了。
深圳市養老護理院，就是這樣一個給家庭託底的公立機構，其重點在於護理。老人們經過公共輪候平臺的申請，帶著家人的照片、尿片、鼻胃管、尿管甚至呼吸機，進到了這裡。
很多人會持有消極的觀念，認為進了養老院，就意味著接近人生終點。但這裡的工作人員並不這麼覺得，他們的目標不僅僅是延續人們的生命，還希望能讓大家在這裡生活——活得好，好好活，有體面和尊嚴。
從與老人接觸的第一步起就是如此。與其他公立養老院不同，老人入院前，養護院的工作人員會到他們家裡做評估，了解他們生活的環境，包括但不限於：他們習慣吃什麼東西，他們的廁所在床的哪一邊，他們習慣從哪邊起床，他們平常會用什麼工具。他們的行動能力、吞咽能力、皮膚狀況都是怎樣的
護理人員輔助長者進餐
這個過程裡最重要的，是保護老人的自尊心。做認知測試，不能直接比著手指問：這是一還是二？而是用另一種更溫柔的形式，比如讓他們畫一個時鐘，並在時鐘上標出幾點幾分。養護院的副院長王圓圓說：不能一上來就問這是一還是二，這對他們是很大的打擊。給他們安全感和被尊重的感覺，這是他們願意選擇我們的前提。
進了養護院，身體護理只是一部分，同樣重要的是照顧他們的心靈。養護院有一個專門的部門叫社工部，裡面四位社工，負責的就是老人們的精神生活。他們每天組織活動，帶著大家唱歌跳舞，看書畫畫，養花種草，在房間裡布置上世紀的物件兒，比如留聲機、老式家具和的確良背包。人往往是這樣，最近的事情忘記了，年輕時的事情卻還記得。
人永遠生活在與他人的關係之中。社工們還有個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幫老人們重建社交網絡——他們離開家，徹底中斷了原來的社交關係，有一種與世界脫軌的孤絕感。在入院的第一個月，社工們會一對一地了解老人的籍貫、性格、處世方式和宗教信仰，把背景類似的朋友介紹給彼此。
社工部的負責人張鴻偉說，這個過程裡最重要的，不是社工自己和老人的關係要多好，而是幫他們搭建一個社交支持網絡，裡面有家人、社工，還有在養護院的同齡朋友。如果這個網絡是穩固的，當其中某一段關係不在的時候，還有別的幫助，託一託，他們有安全感和歸屬感，就不至於太孤獨。
前段時間，養護院的工作人員之間還有過一次激烈討論——當病人已經飽受折磨、生存希望不大時，到底是奮力搶救，還是舒緩治療，給他們以生命的尊嚴？
當時那位老人心臟驟停，伴有肺部感染，此前也在生死線上徘徊過多次，家屬也表達過不想讓老人太受罪。當時經過短暫搶救，老人最終逝世。在現場的數位工作人員，心裡都經歷了極大掙扎。
處於痛苦之中，醫生、社工、護理員們專門開了一次死亡討論會，去復盤、討論和反思當天發生的一切，現場相當激烈。在這個小小的會議室裡，每個人講出自己的生死觀，自己在什麼時候最難接受，比如醫生有治病救人的本能，但社工更希望給病人以尊嚴。這些討論不分上下級，沒有指令和執行，而是不同個體間平等的探討和交流。
總之，發生在深圳市養護院的許多事情，都與我們想像中的公立機構不同。與大家交談，每個人身上都沒有普通人想像的體制的氣質，他們反覆說的一個詞是服務，尊老人為長者。大家年輕且專業，充滿熱忱，全情投入，從中獲得滿足感，也會因為老人的離去而覺得喪失，是一群把工作視為事業的人。
這一切，都與兩年前在這裡開始的改革相關。
養護院健身操時間
人的聚集
在深圳，養老不是一個常被談起的話題。深圳是中國最年輕的城市之一。一組可以對比的數據是，上海戶籍人口中超過35%的是老年人，北京的這個數據超過了25%，而深圳市民政局副局長皮勇華告訴《人物》，深圳戶籍人口中的老年人佔比不到7%，算是有備而老、漸富漸老。
但民政系統的另一種壓力在於——在十年二十年之後，如今這一批數量龐大的勞動力將集體進入老齡化，這將是一個巨大的考驗。養老該怎麼做，需要未雨綢繆。
當時的大背景是，國家正提倡養老機構公辦民營，也就是說，將養老機構交給民營機構託管。皮勇華向我們指出這種機制的最大矛盾，公辦養老機構首先要確保公益屬性，但公建民營就一定要看到，企業是逐利的，這一定會削弱它的公益屬性。這種矛盾之下，2018年，深圳決定做個實驗——
拿出剛建好不久的深圳市養老護理院，做機制體制改革。用一句簡單的話來說，就是在維持公辦、公益屬性不變的情況下，不逐利，但去做市場化運營。不再有編制，而是從社會招聘，招那些最專業的、真正熱愛這項事業的人。同時引入社會機構如騰訊等公司，共同完成這項改革。
皮勇華當時的想法是，在主流的道路（公建民營）之外，可以更包容一些，做更多的探索。比如養護院的改革，走的是新型事業單位改革的道路。這趟的每一條路，都是為深圳養老的將來做打算。
當年，騰訊基金會也通過深圳市老齡事業發展基金會，為這個項目捐贈3000萬元，作為改革的啟動資金，並在之後的兩年內不斷投入人力參與跟進。騰訊高級副總裁郭凱天告訴《人物》，幾年前，深圳市養護院的項目第一次在騰訊內部被提上議程，也有過討論。比如有人會覺得，騰訊的形象一直是年輕化的、未來化的，而這樣一個以失能失智老人為主的養老院項目，是不是與品牌形象不符？
但討論後大家都意識到，伴隨著老齡化的到來，大量失能失智老人的照顧，將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騰訊應該參與其中，不僅是因為企業要承擔社會責任，還因為科技、數據與網際網路能在養老行業發揮作用。最後還是決定試一試。
深圳市養老護理院全貌
試一試的第一步，就是招人。業務副院長王圓圓，是養護院改革後招到的第一批重要員工之一。王圓圓年紀不大，三十四五歲，說話很溫柔，笑起來雙眼彎彎，但已經在這個行業工作了快十年。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深圳一個叫共享之家的養老機構，這個機構在社區裡，規模不大，幾十張床，行政人員只有兩個，一位來自香港的院長，再就是當時二十多歲的院長助理王圓圓。
但這份工作給了她最初的、也是最專業的教育——它講究以人為本，全人關懷，強調給老人一些更個性化、更人性化的支持，而且養老機構不僅要關懷老人的各種維度，還要關注他們的家庭，關注機構自己的員工。在長達五年的時間裡，香港的專業人員每周都會針對不同的崗位去做督導，風雨無阻。這種持續的教育，讓大家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價值觀。
作為一個個體，王圓圓也一次次遭遇陪伴、別離與人心的交付。她記得有一位癌症晚期的老人家，彌留之際，一直想吃冰，她給他買了各種冰棍、汽水，吃了就吐，但還是想吃，所以每到飯點她就拿個桶過去，餵他吃下，再接他的嘔吐物。老人家喜歡畫畫，她還給他辦了個畫展，總陪他去花園裡摘花做乾花。到最後在殯儀館告別的時刻，她隱約覺得自己真的聽到了他的聲音，跟她打招呼：王院長，你來啦。
那種被信任的感覺相當珍貴。工作十年了，每一次告別，她還是會哭。她說：還是很願意做這個事情，你陪家人走到那個時候，你們之間就好像是親姐妹這種關係，很有那種被託付、被信賴的感覺。就是有一種職業滿足感。你願意去做這個事情。
2018年深圳養護院改革，面向社會招聘，王圓圓應聘成為副院長。她把自己在共享之家學到的那些理念與文化，與原有的民政系統的理念融合，帶來了一些不那麼一樣的東西。比如全人關懷，比如完善的培訓體系。
與其他公立養老院不同，在招人方面他們相對自由，沒有機制的束縛。王圓圓的招人標準首先是有沒有愛心。因為有相對完善的培訓體系，經驗也可以不那麼重要，你可以是一張白紙，只要溝通能力、學習能力強，真正喜歡這件事。護理員閆波就是這麼被選出來的。
在養護院，閆波是僅有的三位男護理員之一。他很受歡迎，10月20日中午，他路過養護院六層的午餐區來和我聊天，好幾位老人看見他，都喊他停下說話，還有一位老人，一定要求他送自己回房間。閆波今年48歲，河南周口人，兩年前成為護理員。在那之前他在北京做電梯銷售，工資是底薪加提成，比護理員高得多。
人生的轉折是因為他父親生了病，偏癱在家，他從北京辭職回到河南，照顧了父親兩年。那兩年是他成年後與父親最親近的時間，但同時他也更深切地感受到，人生最後階段時父親的絕望：他非常孤獨，就需要你跟他說點什麼，他不能說話，但是我說話他能聽懂，有時候我說話，他就會掉眼淚。
兩年後父親去世，安葬了他，閆波就決定去養老院做護理員，我知道老人們想要什麼。他就到了深圳，從一家區級的養老機構做起。最初怕家人覺得不體面，他瞞著他們，說還在做電梯銷售。後來乾脆不瞞了，我年齡也不小了，想做點真正喜歡的事情。
去年7月，他到了深圳養護院，這份工作讓他覺得自豪和滿足，也覺得被需要，他頭頭是道地講起來——護理員真的不是一份簡單的工作，這裡面的門道多著呢：除了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還有很多專業的操作比如皮膚護理和鼻飼管等等。除了護理，還有心理輔導，還有臨終關懷……他的語氣裡有一些認真，一些驕傲。
像王圓圓和閆波這樣的人，護理院裡還有很多。比如行政副院長李敏，從萬科來，帶來的是企業的管理經驗；還有一位女性護理員，做過生意，還是三個孩子的母親，她從頭學起，短短時間就拿到了廣東省護理比賽的一等獎。他們來處不同，但都被這種更自由、能做事的環境感召，留了下來。在這一年多的時間裡，深圳市養護院的離職率相當低。
傍晚散步
信息系統、防跌倒與患類風溼的母親
現在的深圳養護院，並非人們想像中暮氣沉沉的院落，裡面有許多高科技的存在。顯眼的，如一樓辦公區的信息大屏，向工作人員滾動著院內老人的各種信息，在老人跌倒時會提供報警服務。微觀的，如每一個護理員使用的信息系統，在手機、床旁或者操作臺前，這也實實在在提高了工作效率。這些技術也來自騰訊。
現在養護院裡布著的一百多個攝像頭，可以檢測到老人們摔跤跌倒，並立刻報警。老人的摔跤、跌倒和走失，一直是養老院的一個痛點。但這在技術上是可以解決的——騰訊的微瓴團隊裡，有一群負責人臉識別模塊的工程師，8個博士，做出了一套解決方案。為了獲得數據和測試機器的靈敏性，他們在實驗室和養護院現場摔了幾百次，最終做成了。這裡面可能是上千萬的人力成本，但因為深圳市養護院經費有限，騰訊內部特批，一分錢沒收。
在今年以前，這一套系統的攝像頭只布在室外，因為在室內安裝攝像頭會涉及到老人的隱私問題。但在今年秋天，工程師們想出了新辦法——在屋內不用攝像頭，而是使用熱感應技術，解決了隱私問題，屋內的摔跤跌倒報警也將實現。
騰訊在養護院投入的另一個項目，是信息系統。騰訊醫療健康事業部的運營經理楊武打開手機，給我們展示了這一套系統。這是一套專門為養護院量身定做的系統，老人、護工護士、養老院管理人員、老人家屬，都有自己的埠。
以最重要的護理端為例，它可以排好每一位護理員每天的任務，防止遺漏；它可以記錄老人的異常情況，與醫生、家屬共享；更重要的是，當老人每天的健康數據都電子化之後，我們能更直觀地看到他身體的變化，及時預警。另一個溫情的細節是，這個系統裡不僅會提醒每個老人的生日，同樣會提醒每個護理人員的生日。
這一套系統，楊武與他的二十多位同事從2018年底開始設計，如今已經到了3.0版本。但更值得展開的是楊武自己的故事。跟他交談時你會發現，他不僅對信息系統熟悉，對病人那種具體而微的痛苦的感受，也比普通人要強烈得多。這同樣跟他的個人經歷有關。
醫生每天查房，為長者進行常見病的診療服務
大學畢業後，楊武做了13年程式設計師，2018年他到騰訊醫療事業部，開始了一份完全不同的工作，是因為他母親——他家原來住在山西窯洞裡，母親生下他，在月子裡落下了病，是類風溼性關節炎。這種病是免疫性的，治不好，被稱為不死的癌症。全家就看著她從能正常走路，到能慢慢騎自行車，再到不能跨、不能騎車，能拄個拐杖走，再到拄兩個拐杖都走不了，被困在了床上。又從能坐，到只能躺，慢慢枯萎，熬了整整二十年。
那二十年，她就是一個典型的失能病人。有時她想去客廳看電視，但又坐不了太久，因為骨頭已經變形，後來楊武給她買了個iPad，那時還沒有電腦支架的概念，她就把iPad綁在自己手上，躺著看電視，一部四五十集的電視劇，兩三天就看完了。一方面是為了分散注意力，另一方面是打發時間——躺在床上，時間太漫長了。
2018年她逝世，但她所經歷的一切、母子一起度過的那些時間，還是會常常在楊武心中閃現。他想起那個iPad，想出一個點子——可以在老人的床旁放一個支架，上面放一個12寸左右的平板電腦，一方面可以給護理院和護士操作，翻轉過來，老人可以在上面看視頻、娛樂和點餐。當肢體逐漸退化，眼睛往往是人最後衰退的器官。人們可以使用眼睛來發布指令。這在技術上已經能夠實現。
在彌留之際，母親已經說不出話，但還能通過眼睛來和他人交流。楊武遺憾於母親最後的生命周期裡，沒有質量和尊嚴。這類的設想如果逐步實現後，至少在這個養護院裡，其他人的父親和母親，能過得更好些。
康復室有很多高科技器械，長者很愛來這裡進行康復鍛鍊
改革之下
養護院2018年12月開業至今，接近兩年時間過去了，在與推動和見證這項改革的人們聊起初心時，他們的想法都很類似，就是推開一個門，開一個口子。讓大家知道，哦，世界上不僅僅只有一條路，公立養老院還能這樣辦。
如今來看，南山區這個小小院落裡做出的改革，確實撕開口子，輻射到了更多的地方。養護院在去年為周邊社區的老人提供了上千次服務。在提供優質服務的同時，它的收費比私立機構更低，在公益性與經營之間，它在探索一條可行的道路。按照副院長李敏的說法，這是深圳市送給全市長者的一份大禮。
改革的影響還在逐漸漾開——在深圳的坪山區，正在新建一個有500張床位的養老機構，他們準備沿用深圳養護院的模式，做同樣的體制機制改革。第一家之後，第二家也將有了。
從更寬闊的角度看，這一片土壤上的改革是系統性的。深圳市民政局副局長皮勇華描述了正在做的和心中理想的深圳養老的未來——這是一個從家庭到社區到機構的系統。在有老人的家庭裡，將會做好適老化改造，改善他們的硬體，並給那些長期招呼老人的家庭成員以喘息的機會；社區會提供專業服務，提供特困老人的餐食，提供一些嵌入式的養老機構，提供日間照料；而專業的養老機構，會起到關鍵的託底作用。與老有所養不同，他們想最終達到的目標是老有頤養。
騰訊高級副總裁郭凱天的期待則是啟蒙性的：希望這樣一個好的開頭能讓人們意識到，政府與社會力量的結合，可以做成很多事情。
宏大的改變之外，對於生活在這個院裡的每一個工作人員來說，觀念的更新是切膚的。
來自湖北和河南農村的護理員們，開始接受來自日本和香港地區的專業教育。副院長王圓圓為他們設計了一整套的培訓體系，當他們入院，就像小朋友進入幼兒園，有一個自己的學習檔案，每一次培訓，都會增加新的學分。他們會不斷考試、獲得新的資質，而不是做一份人們想像中一成不變的機械工作。
院裡的所有崗位中，與老人關係最親近的是社工。不久前，社工張鴻偉與一位同事聊天，沒說幾句，她就大哭起來。老人們心理出了問題，她往往是唯一的傾聽者，她會聽到很多難過的事情，也會有人和她交代後事，她也有無法承受的時刻。
前陣子她組織了一次小組討論，老人們跟她說起自己的願望，那些願望沒有那麼大，都很簡單。比如想回一次老家，想跟家裡人再團聚，還有的只是喝上一口酒。他們心裡有遺憾，有念想，可能還有愛情故事。
如作家梅·薩藤在61歲那年發表的小說《眼前的我們》裡寫到的那樣：煩惱在於，不身臨其境，便不會知道老齡其實是乏味的。那是個陌生國度，有著年輕人乃至中年人並不通曉的語言。
在這有些折磨的兩年，張鴻偉和她的同事們慢慢摸索出安放內心的方式。他們會反覆告訴自己，面對離別時先問自己一個問題：對這位老人，你還有沒有遺憾？有沒有什麼自己覺得還能做、應該做，但又暫時還沒做的事情。如果有，就去做。
做完了這些，再是四道人生——道謝，道歉，道愛，道別。這一次次循環往復，他們逐漸明白，自己想要過什麼樣的老年生活，以及怎麼讓院裡的老人們也能過上他們的理想生活。這個過程裡，每個人都變得更豐厚了。
護理員與長者的歌舞派對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