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演《星球大戰》之前，亞當·德賴弗從未想過自己有一天會被布魯克林居民樓裡的鄰居家小孩認出來，現在他們見到亞當的時候都會熱情地和他打聲招呼：「早呀，凱洛·倫！」他很快就接受了這種超越現實的角色標籤，並強忍著起床氣回應小孩的友好問候：「早呀，現在凱洛·倫需要一杯咖啡。」這個角色伴隨著他六年的時間，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也影響了許多小孩，就連他在《婚姻故事》裡的「兒子」都是凱洛·倫的忠實粉絲，要在萬聖節穿上全套裝備去討糖吃的那種。
《婚姻故事》不但讓他提名奧斯卡，徵戰各大國際性的電影獎項，並且得到奧斯卡最佳男主角華金·菲尼克斯的親口讚譽，也被馬丁·斯科塞斯誇作「這代人裡最優秀的演員之一」。但這些名利從來不是他主動追求的，他更希望自己活得像個隱形人，享受和妻子在一起的紐約客時光，也慢慢意識到為人父的責任，開始學著調整自己的生活節奏，儘量過上正常人的生活。
在這位前海軍士兵的概念裡，個體永遠是微不足道的，重要的是你為團隊、為群體、為世界帶來了什麼。他永遠覺得自己做得還不夠好，也永遠在讓世界變得更美好一些，更包容一些的路上。
離家出走獨闖好萊塢，結果半路回家
7歲那年，亞當·德賴弗的父母離婚了，他跟著母親從加州的聖地牙哥搬去了印第安納州的米沙瓦卡。這是一座非常傳統的美式小鎮，亞當家裡也都是虔誠的基督徒，就連他那位擔任助理律師的母親也選擇與浸信會的牧師再續姻緣，可他自己並不喜歡宗教的束縛，甚至在這樣的環境裡感到有些難以融入。他遠離生父，又沒法和繼父處好關係，早早進入了父位缺失的狀態；無心學業，也就難以拿到令母親滿意的成績，這也導致後來他在家中地位持續走低，甚至要支付在家的房租。
當時他人生唯一的慰藉就是教堂唱詩班，可學校裡最受人關注的永遠是橄欖球隊員和拉拉隊隊員。他和一幫「狐朋狗友」成天闖禍，爬廣播塔、亂放火都不算什麼，在他看完大衛·芬奇的《搏擊俱樂部》後，也學電影裡的情節成立了屬於自己的搏擊俱樂部——還真的有鄰居家熊孩子出席呢！
進入高中後，亞當開始接觸戲劇，也加入了學校的合唱團，仍然混跡在邊緣人群中，但是對藝術的追求在他心中種下了一顆種子，未來總有些盼頭。高三那年，他報考了紐約大名鼎鼎的茱莉亞學院，想從高中戲劇社的男一號走向更廣闊的舞臺。可他失敗了，連帶著對讀大學的興趣也消散了。
亞當·德賴弗登上《好萊塢報導者》
這時候家人已經對他失去了耐心，要求他找工作養活自己，支付住在家裡的租金水電，於是他嘗試挨家挨戶推銷吸塵器，也嘗試在一家地下室防水公司做電話銷售員，這些都提不起他對生活的熱忱。面對家人的冷臉，他一時意氣用事便打包了所有的行李，包括自己付錢買的微波爐，開著一輛破車前往洛杉磯。
好萊塢總有這樣的傳說，小城市的窮小子揣著僅剩的幾塊錢盤纏到了洛杉磯，憑著運氣一夜成名，從此翻身。亞當信了，但是他的車不信。車在得州就拋錨了，亞當身上所有的錢都花在了修車上，但最終只到達了66號公路的西岸起點聖莫尼卡。西海岸的海風吹涼了他的心，只得灰溜溜地打道回府。
在軍營，領悟演員與士兵的共通之處
2001年亞當18歲，血氣方剛，9·11之後幾個月，被使命感淹沒的他選擇入伍，報效國家。他成為了海軍陸戰隊第一師第一營武器連81排的一名普通士兵，駐紮在加州。「我愛海軍陸戰隊，它是我這輩子做過最自豪的事情之一，駕駛和引爆昂貴的武器感覺也很棒。」這股對軍事對武器的熱情成為他年少時為數不多的高光時刻。
當兵的經歷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他日後看待世界的視角，軍營是一個脫離普通人現實生活存在的地方，這裡有最嚴苛的紀律，刻板且痛苦的訓練，但也有普通社會人難以想像的團結力量和集體意識。但許多年之後亞當回憶自己當兵的歲月，那些使用昂貴武器的驕傲和訓練時的苦痛都已褪色，反而是軍人們點滴之間的人性光輝歷久彌新。「有的朋友因為想家而擅離職守，有的朋友離婚了，我們在軍隊營帳裡一起悲痛也一起慶祝。」
你很難想像那些操著美國不同地區口音的陌生人被安置在一個固定區域內，被迫在短時間內建立信任，學會合作。「在普通市民的生活中你能有幾次機會和摯友被置於生死關頭，而你知道他們絕對不會拋棄你。」好在這種團隊意識被應用到日後的表演工作中，在亞當看來，演員和士兵有共通之處，「都是一群人試圖完成一項比他們本身更偉大的任務，不是關於你個人，你只是扮演一個角色，你也必須了解你在團隊中的位置。每個團隊都有一個領袖或導演，有些時候他們足夠聰明，有些時候並不。你被迫在短時間內跟完全陌生的人親密起來，這些都要求自律和自持。」
這份自知之明塑造了我們現在看到的亞當，他始終認為自己只是偉大作品當中的一個環節，並在憑藉《婚姻故事》獲得澳大利亞愛塔獎國際獎最佳男主角的時候，在念出整個劇組的職位名稱之前，他說了這樣一段感言：「我不認為表演是一種內在的自我探索，我認為它是一種練習和對他人的理解，並不僅僅要去理解你扮演的角色，還要去理解與角色密不可分的創作團隊，當整個團隊一起來解決問題的時候，表演對我來說就是活生生的。」
戰友在服役，他卻在練習表演「接生」
可惜，亞當沒能實現報效國家的軍人夢想，在海軍陸戰隊服役兩年多之後，因為在一場山地車事故中摔壞了胸骨，他被擔架抬出了軍營，從此告別部隊生活。
「對於沒有參過軍的人來說可能很難理解，被告知不能參與軍事部署，對我來說是一種毀滅。」當戰友們在外保護祖國的時候，他什麼也做不了，並為此沮喪和內疚了很多年。直到後來在戰友的開導之下，他才從這種內疚中解脫出來。
他被扔回了社會，將軍裝和勳章收進衣櫃，重新成為平民。那些榮譽也隨之遠去，他失去了肯定價值的外在武裝，走在大街上沒人知道他過去的經歷，他必須重新尋找存在的意義。這時候亞當手中最後一棵稻草就是茱莉亞學院的申請書。「我覺得跟軍隊裡相比，所有平民的問題都是小問題。畢竟我曾是一名海軍士兵，我知道如何求生，我要去紐約當演員，如果不成功我就露宿中央公園，把麵包店後面的垃圾箱翻個底朝天。」
好在這一次他考上了。然而進入茱莉亞學院並沒有消除從軍營到社會的鴻溝，他仍然有一段很長很複雜的心路歷程要走。當他在練習「給自己接生」之類的表演時，他的朋友們都在服役，這種落差常人難以想像。「我也不知道如何將軍隊裡學到的知識或者精神層面的東西應用到普通人的生活中，我需要打工，可沒有幾份工作跟打槍開炮扯得上關係；精神層面呢，我掙扎於尋找意義，在軍隊裡每件事都有意義，要麼是遵循傳統，要麼是有明確的實用目的，比如禁止吸菸是為了避免暴露位置等等。」
而在茱莉亞學院的校友看來，面前這位並不英俊又常常神情嚴肅，左右臉還不對稱的1.9米大漢，給他們帶來的更多是壓迫感和恐懼，碰巧亞當又是一個好勝心滿分，不達目的不罷休的天蠍座。為了增重以達到角色要求的體格，他會帶著烤雞去上課；為了感受角色的孤獨，他會搬到學校樓頂的油漆儲藏室住上好幾個星期……這樣的表演習慣延續至今，導演J·J·艾布拉姆斯曾透露，在拍攝《星球大戰》系列時，亞當有時候投入在自己的世界裡，令人無所適從。但其實他是在內化處理角色和故事，而並不是因為「當下心情不好」。
出演吉姆·賈木許導演的《帕特森》。
事實上這種與現實的抽離感也很多次被投射在角色中，在《星球大戰》之前，亞當常常扮演一些因為自身性格或者特定原因而難以融入身邊環境的怪人，比如賈木許鏡頭中認真寫詩的公交車司機。他在採訪中也時常扮演話題終結者的身份，是一個在舞臺之外的聚光燈下顯得手足無措的人，就在上一次主持《周六夜現場》的時候，他還大方調侃自己走紅毯的時候就是保持著禮貌而不失尷尬的微笑，「眼神中透露著求救信息」。
與妻子共建「軍中藝術」把舞臺搬進軍營
是表演再度拯救了這個格格不入的男人，他在那些和軍隊沒有一點關係的劇作家、角色和作品中找到了一種與軍隊經歷有關的共鳴。「於是我變得不那麼激進好鬥，開始能用語言表達感受，並且意識到語言是多麼珍貴的工具。」
也是在這個期間，準確地說是在茱莉亞學院的第二年，他遇見了未來的妻子喬安妮·塔克。可以肯定地說，這位女士參與並幫助了亞當通往社會人的「馴化」過程。「她是一個很沉著的人，不會允許任何胡鬧。」喬安妮在亞當心中是一個學富五車的睿智女性，也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紐約客。她教會他如何融入紐約的大都會生活，他則跟她分享滾石樂隊有多酷。兩位演員結合了紐約客和軍人的特徵，在2008年成立了一個公益組織——「軍中藝術」Arts in the Armed Forces，簡稱AITAF。
亞當·德賴弗和妻子喬安妮·塔克。
「我想，如果創造出一個空間，結合這兩個看似不同的團體，為人們帶來一場娛樂活動，該有多棒。基於他們的職業，去探討一些引人深思的話題，而不是強制觀眾笑的小品。比如故事裡那個『被志願』參軍的少年；比如設定裡那個回答關於流行文化的問題就能贏得約會的遊戲，結果卻是和一位已婚且正在孕期的拉拉隊隊長結伴散步，這些都是懷著善意，同時又有一點小冒犯的戲。它們讓戲劇呈現的人物不再居高臨下，而是更加平易近人。」
AITAF最實驗性質的地方就在於，他們集結了一群有才華的戲劇演員，用內容來武裝他們，儘可能降低製作成本，沒有布景、不租服裝、不打燈光，舞臺可能是百老匯的小劇場，也可能是軍營裡的餐廳，那裡只有一排演員朗讀臺詞，肢體表演，將所有焦點放在內容本身。「向大家展示，任何環境都能變成劇場，這是一件很有力量的事情。和一群完全陌生的人同在屋簷下，提醒我們自己的人性，提醒我們自我表達和肩上的來復槍擁有同等的價值。」
亞當和喬安妮對表演的信念濃縮在AITAF的每一場演出中，持續至今。他們向軍隊傳輸當下社會的思考，也和演員分享軍營特有的文化。亞當沒能完成自己的軍人使命，他將這種為人民服務的信念注入表演，注入「服役」終生的事業裡。
曾差點拒絕「星戰」，從不看自己的作品
因為入伍的經歷，因為自身的性格，亞當對待這個世界的方式和很多人，甚至很多演員都不同。面對那些旁人覺得不可多得的機遇，他卻曾經數次因為對現實、對名利的拒絕，差一點點就擦肩而過。他時常和自己探討存在主義，問自己為什麼要在這裡，為什麼要做這件事，跟我有什麼關係？
讓亞當在好萊塢嶄露頭角的是HBO電視劇《都市女孩》，但是在接到試鏡機會的時候，他根本看不上電視劇，覺得那就是腐蝕人心的魔鬼。直到他了解到莉娜·鄧納姆（《都市女孩》導演、編劇兼主演）擁有怎樣的寫作才華，「她能把故事變得珍貴又感傷」。他去試鏡的時候拿著摩託車頭盔就進屋了，卻意外俘獲莉娜的注意力，她立馬站出來和亞當對了一段戲，兩人的友誼也持續至今，一演就是六季，亞當也因此三次提名艾美獎。
《都市女孩》劇照
2014年那部《飢餓的心》讓亞當贏得了第71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沃爾皮杯最佳男演員獎，他獲得了好萊塢更廣泛的關注，《星球大戰》的試鏡邀約被遞到了他面前。這時亞當對表演的接受仍然僅限於舞臺劇、獨立電影、文藝片，和莉娜·鄧納姆創作的電視劇，商業片完全不在考慮範圍內。「因為你有能力重啟一個經典，並不等於有這樣做的必要性，我看過太多商業片為了視覺衝擊而犧牲角色和故事。」但是當J·J·艾布拉姆斯耐心給他介紹角色和故事的時候，他被吸引了，並且成為全世界最早理解並同情凱洛·倫的少數派之一。「他是個被寵壞的孩子，正經歷著一系列轉變，他在尋找真我的道路上。他身上所帶的隱喻就是通過弒父來奪取主宰自己命運的權力。」
電影《星球大戰9：天行者崛起》劇照
亞當有一些非常藝術家屬性的偏執，比如從來不重溫自己的表演，小到試鏡的錄像帶，大到電影的首映禮。「我會找個房間自己待著，快結束了再偷摸著回去，假裝自己從未離開。」他做過最誇張的應激反應是在一次錄節目的過程中，因為現場播放了他在《婚姻故事》裡演唱的片段，他直接走出了錄音室，留下一屋子工作人員面面相覷，執行製片人丹尼·米勒也「不明白他為什麼離開」……一方面他永遠對自己的表演不夠滿意，覺得畫面中儲存著他的失誤；另一方面他也無法理解看自己演的戲有什麼幫助，「我已經足夠熟悉這個故事」。
希望2020年徹底消失的願望，或難實現
他知道自己需要保有作為演員的幽默感，和角色保持安全距離。「我的工作就像間諜，活在公眾眼前又要過自己的私生活。當你發現自己成為眾人焦點的時候，一切都變得很艱難。」他相信演員的本職是隱藏在人群中觀察生活，「如果你走進一個房間所有人都看著你，這可沒什麼幫助」，並始終認為「與全球性的問題比起來，關於我的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
然而，逐步上升的名氣和作品角色帶來的光環毀了他曾享受的匿名性，工作不再僅僅關於故事和角色，還有紅毯和頒獎禮。《星球大戰》系列在他的履歷表上刻下了驚人的票房成績，也使他徹底失去了和現實的安全距離。
展望新的一年，他說：「我希望自己能在2020年消失，被人徹底遺忘，這樣我才能接到其他非常特別的項目。休假時我通常都儘量保持低調，因為實在受不了別人對我的注意，我喜歡隱姓埋名。」
可「殘酷」的現實是，2020年他還有和瑪麗昂·歌迪亞合作的歌舞片《安妮特》。這位唱詩班起家，合唱團主力，唱過《醉鄉民謠》，在婚禮上用義大利歌曲表白（《飢餓的心》），也在《婚姻故事》末段落寞地哼唱著「活著，渴望某種東西。有人抱我太緊，有人傷我太深，有人坐在我的椅子上，打擾我睡覺，讓我意識到我還活著。活著……但孤獨就是孤獨，不是活著……」的天使嗓選手終於要正經演歌舞片了！而在此之後，還有雷德利·斯科特老爺子的新片《最後的戰鬥》，他將和難得合體的馬特·達蒙和本·阿弗萊克同場飆戲。
電影《婚姻故事》劇照
有《婚姻故事》《星球大戰9》《酷刑報告》《喪屍未逝》這些在不同緯度影響力深遠的電影，有第三次主持《周六夜現場》的經歷，有因為一部電影獲得十多個不同表演類獎項提名的認可，2019年顯然屬於不希望自己如此耀眼的亞當·德賴弗，2020年可能也是。
【他們眼中的亞當·德賴弗】
有些人說詩歌能把內心的思想用更加壯麗威嚴的方式傳達給你，他就是以這種形式演繹我寫的角色和對白。類似於德尼羅和帕西諾這些性格演員。——《婚姻故事》導演諾亞·鮑姆巴赫
亞當是那種只要有一盞燈在閃爍，或者衣櫃裡放著一根繩子，他都能應用到戲裡的演員。他有一種平民代言人的親切感，以傳遞情感和推動故事。——《酷刑報告》導演斯科特·Z·伯恩斯
他的臉具備很強的表現力，凱洛·倫充滿矛盾和掙扎，通過他的表演就能看到角色經歷過的痛楚。——《星球大戰》製片人凱薩琳·甘迺迪
看戲劇《報應者》的時候我就在想，好傢夥，你做到了！這個孩子會成為明星！就像我是個獵頭經紀人一樣，我從未對一個人的成功感到如此驚喜。——《弗朗西絲·哈》和《小婦人》導演格裡塔·葛韋格
在他的表演中有一種認識論的不確定性——你永遠無法確定那些自我意識和反現實主義的暗示是來自他本身，還是角色。——《紐約時報》
撰文/道臣嵐
新京報編輯 吳冬妮 校對 翟永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