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秦朔
我出生在黃河邊的開封，那著名的七朝或八朝古都，懸河之城，正在大河之南。一直到上大學，我才離開家鄉。今年春節，是我20多年來第一次回去過年。除夕到，初五回，住了五晚。
除夕「春晚」，總導演呂逸濤打了100分，我不知道這是他對個人成就的認可方式還是對集體創作的認可方式。「春晚」遭遇了很多吐槽，但某一天，當車子繞著龍亭湖而行時，我突然想，每一段歷史也許都像一枚在桌子上旋轉的硬幣，當它沒有停下的時候，誰能說它一定會以哪一面收場呢？如果呂逸濤真的願意「下注滿分」，這個滿分所指向的未來一定就是鏡花水月嗎？
中國仍在世界經濟的風口上
這個春節，我遇到的幾乎每一位久違的朋友都問我，中國經濟是不是不行了？會不會硬著陸？每一次我都會說，我並未看到中國經濟的基本面已經逆轉，除非我們集體告別信心而選擇惰性與抱怨。
中國經濟無疑是存在問題、甚至是比較嚴重的問題的，比如在投入和產出之間的「不經濟」、「不平衡」、「不科學」、「不環保」，等等。但無論是看發展趨勢（1980年中國GDP的全球佔比約為1.7%，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約為3.5%，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時約為8%，2014年達到13.4%），還是看現實數據（2015年中國GDP增量超過0.5萬億美元，仍為全球第一，消費對GDP增長貢獻率達到2/3，單位GDP能耗下降5.6%，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增長10.2%，居民出境遊增長12%，居民新增儲蓄存款超過4萬億元，每天新登記企業超過1.2萬家），中國仍在世界經濟的風口上，機遇並未消失。
英國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5年前寫過一篇文章，說世界「沿著中國軌道」（In China's Orbit），將重新回到東方。渣打銀行關於全球超級增長周期的兩份報告（李籟思團隊2010，祈文禮團隊2013）都預測，到2030年中國將位列世界最大經濟體，經濟總量達到美國的2倍或1.4倍。雖然他們2013年的報告注意到主要新興經濟體增長的放緩，但仍然認為，「一套適度的改革措施能夠令幾個大型新興經濟體再次激發增長活力」，而中國可能到2022年就超越美國，由於那時中國的人均收入仍將不到美國的1/3，預示了巨大的進一步增長的空間。
當我站在明清留下的開封古城牆上，想著被層層埋在地下的這座城市的命運，它的確不復有歷史的榮光，《東京夢華錄》和《清明上河圖》裡開封的歷史地位早已不在。以經濟總量看，如今開封只能排在河南18個地級市的中下等水平，它擁有6266平方公裡土地（比上海少不了100平方公裡），548萬人口，2015年GDP完成了1605億元，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完成了108億元。對比一下，上海的6340平方公裡土地，2415萬常住人口，2015年GDP完成了24965億元，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完成了5520億元。
我的家鄉應該永遠無法重現北宋年間「汴京富麗天下無」的世界第一大城市的風採，但風從東方來，未來世界經濟的第一大城市可能是中國的上海，而且我相信未來的中國會像今天的美國那樣擁有十幾座世界性城市。即使經濟上如此不起眼的開封，在整個中原經濟崛起、大鄭州崛起、鄭汴一體化的背景下，假以時日，成為有國際影響的名城，並作為大鄭汴的一部分躋身世界性城市，又豈能說只是妄想？！
繁華如夢，風口如過眼煙雲
儘管我對中國經濟的雨後彩虹抱有強烈信心，但歷史一次次告訴我們，國賴憂勞而興，因逸豫而衰。從財富的大爆炸到大冰河，這種概率也並非就不存在。如若不定其心，磨其志，發其憤，防其險，屬於中國的風口移情別戀也未可知。
中國封建王朝的最後一個盛世「康乾盛世」長達 115 年（從1681年平定三藩到1796 年嘉慶元年），但僅僅44年後，鴉片戰爭就爆發了。弗格森在《文明》一書中有言，「文明是複雜的，文明可以在數世紀中持續存在，處於權力和財富的巔峰。但反過來，其根基又可能突然坍塌，陷入大混亂中。」他舉例說，1500年時北京城生活著近70萬人，倫敦人口僅5萬；400年後，倫敦以超過600萬的人口成為全球特大城市，北京則在1900年被八國聯軍攻入。
歷史是最好的老師，世界史上很多跌宕起伏的段落，於今仍有啟示意義。
開封有4100多年建城史、建都史，先後有夏、戰國的魏，五代的後梁、後晉、後漢、後周，北宋和金在此定都。公元956年，後周的周世宗增築開封外城，初步奠定了外城、內城、皇城的三城格局。960年，後周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建立北宋，定都開封，仍延續五代之名，稱東京。經北宋168年營建，開封成為全國的政經和文化中心，人口急增，百業興盛，商業繁榮，漕運發達。「汴梁形勝甲天下，夷門自古帝王都」，「八荒爭湊，萬國鹹通」，「人口逾百萬，貨物集南北」，堪稱中國歷史上的新輝煌。
而近年來，開封引爆國際關注度，卻是以一種非常戲劇化的方式。那是2005年5月22日，《紐約時報》評論版上破天荒地印了13個漢字，「從開封到紐約——輝煌如過眼煙雲」（From Kaifeng to New York, glory is as ephemeral as smoke and clouds），這是大名鼎鼎的專欄作家紀思道（Nicholas D. Kristof）文章的副題，主題是China，the World’s Capital（中國，世界之都）。專欄認為，公元前2000年時世界最重要的城市是伊拉克的烏爾（Ur），公元前 1500年時是埃及的底比斯（Thebes），公元前1000年時沒有哪個城市可以稱雄，不過有人會提到黎巴嫩的西頓（Sidon）；然後是公元前500年時波斯的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公元元年時的羅馬（Rome），公元500年時的中國長安，公元 1000年時的中國開封，公元1500年可能是義大利的佛羅倫斯，公元2000年則是紐約。「到了公元2500 年，上面所有這些城市都可能變成無人知曉的地方。」「美國在過去一個多世紀中一直是全球經濟最發達的國家。但是大多數的經濟預測表明，單就購買力而言，中國將在約15年內超過美國。」
在紀思道的筆下，公元1000年，坐落在泥沙淤塞的黃河岸邊的古城開封，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他之所以用漢語做標題，「是為了說明漢語是許多美國人將來都要去學習的語言，而『繁華如夢』的哲理也是美國人需要了解的。作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也許會認為自己在世界上這種『一覽眾山小』的地位是理所當然的。然而，回望大浪淘沙般的歷史長河，你會看到輝煌，特別是某一個城市的輝煌，多麼像螢火般轉瞬即逝。」
如果時光能夠穿越，辦一臺北宋繁盛時期的「春晚」，我猜呂逸濤一定會在如此燦若星辰的文化科技成果中挑花眼：蘇頌主持製造的水運儀象臺是世界最高水平的天文儀器；李誠的《營造法式》是中國建築學的一座豐碑；王惟一創造性地刻碑石、鑄銅人，其《銅人腧穴針灸圖位》讓中國的針灸醫學有了一次巨大飛躍；四大發明中的活字印刷術、指南針、火藥，都是在宋代發明或得到廣泛應用；司馬光、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範仲淹、柳永，文採詞章千年流傳；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和沈括的《夢溪筆談》，展示無限才華。而宋仁宗天聖元年（1023年）發行的「交子」，曾作為官方法定貨幣（官交子）在四川流通近80年，比西方發行紙幣早六七百年（美國1692、法國1716）。在那個時代，美的體現有汴繡和朱仙鎮木版年畫，力的體現有楊家將、嶽飛和包青天。
而在2005年，專門到開封採訪的紀思道，把開封描寫成一個「骯髒貧窮，連個省會也不是，地位無足輕重，所以連機場都沒有」的地方，以對比於「11世紀的開封是宋朝的首都，人口超過100萬，當時倫敦的人口只有1.5萬左右」的歷史場景。在文章最後，他道破了主旨，「如果我們一味安於小成，不思進取，那像紐約這樣偉大的城市總有一天也會成為哈得遜河上的另一個開封！」
紐約該從歷史上的開封身上學到哪些東西？紀思道提出，第一，保持科技領先和經濟政策成熟健全非常重要。古代中國的繁榮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促進生產和貿易的政策及技術的革新，包括鐵犁、印刷術、紙幣的發明和改進等。然而後來出現的輕視商業和貿易的觀念、政策卻使中國的人均收入在過去600多年裡停滯不前。第二，認清狂妄自大的危險性。中國曾有的「天朝上國，無所不有」的意識形態正是衰敗的開始。
今天的開封，狂妄自大的痕跡一點都看不到（我甚至希望殘留一點）。在夜市的喧囂中，我更多感到的是對遊客的「速成式滿足」。遙想北宋時光，開封的油餅店「每案用三五人，捍劑、卓花、入爐」，武成王廟前的海州張家和皇建院前的鄭家，每家有五十餘爐，僱工在百人以上。真是過眼煙雲了。
北宋東京城，一種怎樣的繁榮？
陳寅恪曾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那麼，又是什麼原因，讓公元11世紀前後的世界第一城市「香消玉殞」？
一般的史論大抵不出兩個範疇，一是專制腐敗、貧富分化、外敵入侵、農民起義，讓北宋帝國衰落，也讓開封告別了鼎盛期，漸漸式微；二是「成也黃河，敗也黃河」，黃河讓開封的元氣屢屢被傷。黃河泛濫，河流淤積，河床抬高，形成懸河，太多被淹的歷史成為開封最恐怖的記憶。
而春節期間我讀到的一些文獻給我的啟示是，北宋時的東京作為全國經濟中心，其自身基礎並不紮實，雖然有商品經濟自發發展的一面（「亦工亦農」工匠群體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城市手工業的勞動力供給），但在更大程度上是專制權力通過對天下財富進行再分配、以及官僚經濟畸形繁榮的結果。用今天的學術語言來說，彼時的開封之盛，不是共容利益（encompassing interest）之盛而是狹隘利益（narrow interest）之盛（奧爾森，1993），不是包容性制度(inclusive)之盛而是汲取性制度(extractive)之盛（D.Acemoglu和J.Robinson，2014），這種繁盛本來就不可能長久。
陳昌遠教授早在1959年《史學月刊》5月號《北宋時期開封城市經濟的繁榮》一文中就指出，開封的經濟繁榮原因有三：
其一， 魏晉以來，江南地區逐漸開發起來，東晉之後發展更快，在工商業方面可以和黃河流城的中原地區相抗衡。由於江南富庶，隋統一中國後，隋煬帝積極開發運河，以搜刮江南民脂民膏，他本人也留戀江南富庶，住在揚州而不回北方。到了唐代，大批漕運江南的糧食供給北方，安史之亂後江淮地區更成為唐帝國的生命線。五代時期，黃河流域在統治階級混戰下遭到進一步破壞，而南方局面相對穩定，形成南榮北枯的局面。北宋統一後，江南經濟更顯重要。統治階級怎樣把江南財富搜刮到自己的倉庫裡去呢？主要是依靠隋煬帝開挖的運河，而開封正扼據運河入黃河的重要地方（汴河連通黃河和運河），因此成為中國南北經濟的樞紐。
其二，開封的繁榮是和北宋的統一分不開的。北宋統一中國後，採取了一系列的恢復發展農村經濟的措施，據不完全統計，從宋太祖末年到真宗末年，不到五十年時間，全國墾地數字增加了一倍，農業的發展使農民有獲得剩餘產品的可能，剩餘產品出現於市場，為工商業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其三，開封工商業的繁榮和北宋建都開封是分不開的。由於北宋建都開封，所以在開封集中了很多官營手工業作坊，集中了很多官僚和政客，這些官僚和政客的消費需要大量的奢侈商品。
陳昌遠的文章表明，北宋開封經濟地位的形成不是內生的，而是由江南經濟的發展加上政治權力進行的財富轉移所奠基，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官府創造市場，權力驅動財富」。
當時開封的軍器製造業發達，而製造軍器的機構是軍器監，由趙宋政府掌握；紡織業發達，京師專設綾錦院，有機四百張，製造琳琅滿目的絲織品，專供統治者享用；與紡織相關的煮染髮達，官府設煮染院，煮染官家錦帛；陶器業，京師設「窯務」，宋徽宗時更自置「窯燒造」，燒制官窯瓷器，他喜歡書畫也喜歡陶瓷，細緻到親自下詔，「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窯器」，「棄定用汝」；在印刷業方面，官府國子監設有雕版處，官府詔令都以雕版印刷。由於北宋對勞役的控制開始放鬆，手工業中的僱工隊伍越來越大。但在行業分布上，在官營手工業的絲織、鑄錢、軍器製造、釀酒等行業，待遇相對優厚，而人身相對不太自由，且常會出現官吏私役工匠、剋扣僱值的現象。民間手工業中，僱傭勞動最多的行業為礦冶業、紡織、制瓷等，比較大的礦坑動輒用工上萬，但整體的僱值水平不高，以一般雜役性工種為主（技術工種的僱值是例外）。
北宋重商，這是歷史的進步。和西漢時期抑商、商人地位低下相比，北宋東京城內的富商資財雄厚，經營各種貿易，商人之子可以做官，可以出錢買官，可以當出使外國的便臣和隨員。而由於經商利潤很高，常「獲息十倍」，生活優越，京師很多官吏也都從事經商。北宋初年，京師大興土木工程，需要大批木材，京師官吏便遣人至陝西，在隴右購買竹木，免稅運回開封高價出賣。當時京師官吏也有開「邸店」的，有的官員甚至想把太平興國寺改為邸店以取厚利。這種官商不分的惡果不久後就會看到。
因為大批封建貴族和軍隊集中於開封，需要各地物資供應，而開封恰好是汴河、黃河、蔡河、廣濟河四條水道相匯的中心，所以漕運也極其發達，「金谷財帛， 歲時常調，千裡不絕」。
以上種種可見，北宋開封經濟地位的重要，根源是政治地位的重要，官僚工業集中，官僚政客集中，而與開封自身的地理自然環境、商業文化底蘊，雖然也有關係，但關係不大。這樣一種「首都向下汲取」、「官府向民汲取」的繁榮，縱然沒有外力去打破，也長不了太久。
總是踏入同一條河流
在中國歷史上，類似開封這樣的案例並不鮮見，中國人總是踏入同一條河流。弗格森研究過中國的明朝，這個1368年誕生的帝國延續了差不多三個世紀，不論以何種標準看都擁有全球最為發達的文明，但17世紀中期，前進的車輪脫落了。1580到1650年，戰事和瘟疫使中國的人口減少了35%到40%。
出了什麼問題呢？弗格森的答案是，「向內轉化是致命的」。在他看來，明朝滿足於國內貿易量很大、奢侈品市場活躍，而與此相對的是，英國積極向外轉化，奠定了「全球英國化」的基礎。隨著17世紀晚期英國人口規模的不斷擴大，海外擴張在幫助英國跳出「馬爾薩斯陷阱」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跨大西洋的貿易為英國輸入了土豆和蔗糖等營養食物以及大量的鱈魚和鯡魚，1英畝的甘蔗所產出的能量相當於12英畝的小麥。「殖民活動使剩餘人口的移民成為可能。漸漸地，相應的效應便是提高了生產效率、收入，增加了營養甚至人們的身高。」
弗格森考證說，到18世紀晚期，英國農民的食物包括肉類產品，而同時代的日本由於處於德川幕府時代，1640年後執行嚴格的閉關鎖國政策，日本人主要靠單一的食物攝入，95%都是穀物。這種食物上的差異說明了為什麼18世紀英國罪犯的平均身高為170釐米，而同時期日本士兵的平均身高只有159釐米，「那個時候，當東方人遇到西方人時，他們之間再也沒法相互直視對方了。」
到了1793年，馬戛爾尼率領遠徵隊拜訪乾隆皇帝，設法說服中國人展開對外貿易。為此他備足了德國造的天象儀和望遠鏡、經緯儀、氣泵、電動機器，以及「有助於說明、演示科學原理的範圍廣泛的設備」，但年逾80的乾隆皇帝對他代表的英王喬治三世只是宣布了一個蔑視性的通告：「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
「曾經是新發明的故土的中國，逐漸淪為頑固地敵視其他民族的創新的『中庸之國』。那個設計精巧的中國發明——鐘錶，已回到故土了，但已經過歐洲的改良、改進，而由發條和齒輪組成機械裝置，運轉起來也更準確了。」
從宋帝國到明帝國，這些文明衰微的案例告訴我們，如果經濟產出的目的主要是為了鞏固天朝皇權的地位，而大規模有組織的經濟活動和事關國計民生的工商業也都被政府控制，民間經濟如果沒有與官府的特殊關係、被批准和監護，很難持續發展，那麼再枝繁葉茂的經濟也會枯萎。中國封建歷史上創造了無數財富，但大部分的工商利潤都被用於王朝的行政、軍事開支、皇室貴族與各級官府消耗，而沒有變成進一步發展工商業的資本。由於民間商人成功的首要條件就是依附權貴，得到庇護，他們即使有資本的積累，也要捐官買爵、興建牌坊，斷不會謀求可持續的投入與發展。官府對自由經濟的控制與重本抑末、輕商賤商的風氣互為表裡，商人沒有獨立的存在價值，當然也就沒有持續發揮其創造力的動力。
而建立在這樣的制度背景下的經濟和文化繁盛，總是在一段時間後，就演變成官僚隊伍的不斷擴張和肆意腐敗、民間稅負沉重、貧富分化、內亂不止、外患又來，等等等等。這樣的一種經濟，官府可以利用鹽業官營、官窯、皇家織造等等與民爭利，利用特權從願意和官府勾結的民間商人那裡索取利益，其後果只能是——由於經濟主要是為官府和特權階級生產（不為民也不對外），在某個局部（如首都）也許非常絢麗，但整個國家市場並不大，分工無法深化，生產力不可能得到提高（長期的「停滯性均衡」）。沒有財產保護，沒有專利保護，則以技術發明和大規模商業應用為特徵的工業革命也就不可能在中國發生。
勿忘國恥和國難
這個春節，當我漫步在開封的旅遊景點和博物館，當我翻閱歷史的文獻，內心一直無法輕鬆。
《清明上河圖》是反映北宋末期徽宗年間「太平盛世」的傑作，但在有心者看來，一派繁花似錦、國泰民安的背後，是畫家別出心裁、處處隱藏著社會隱患與統治階級腐敗麻木的著墨。姜小丟（2014）指出，畫面中不經意間流露出官僚的腐朽生活，兵吏的慵懶，百姓的民不聊生，乞討者的比比皆是。在市井中心街區，達官貴人出行騎馬乘轎，富商們的馬隊和官員們的儀仗十分有排場，而破衣襤褸、跪地乞討者也散落在各個角落，城門樓外就有一個被眾人圍觀的乞討者，算命者身後的大樹下乞丐懶漢成群。北宋軍事薄弱、軍備鬆散在《清明上河圖》中也可見一斑，畫中的衛士形象都百無聊賴、慵懶無比，內城牆似有似無，城樓兩側低矮的土牆長滿了草木，根本沒有防禦設施。城門樓下的爭吵者和街市上的爭吵者，則折射出當時的稅官很辛苦，商人與稅官就貨物的稅錢進行爭吵，引得城樓上的士兵也向下張望。
俞兆鵬、俞暉在《論北宋末期的惡性通貨膨脹》中指出，在中國歷史上，北宋末期的惡性通貨膨脹較為典型。其根源，一是黨爭加劇與政治腐敗；二是冗費浩大與財政危機，宣和年間全國正規部隊在一百幾十萬人以上，冗官之多到徽宗時達到最高峰。以大觀三年（1109）和元佑三年（1088）比，官員就增加了十倍之多。徽宗即位後，京官中有一身而兼十餘俸者。徽宗後期更是大興土木，各種靡費達到天文數字；三是剝削苛重與經濟衰退。為維持國家運作，徽宗時投放的大錢、劣幣、紙幣數量過多，爆發了惡性通貨膨脹，私錢泛濫、貨幣貶值、物價暴漲、社會動蕩遂一一而起。
中國宋史研究會會長王曾瑜在《北宋末開封的陷落 、劫難和抗爭》中指出，開封易守難攻，但靖康元年，金軍南下卻很快失守了，主因是宋朝統治集團缺乏應對能力、腐敗無能，甚至迷信騙子郭京的所謂六甲神兵。當金軍來犯，宋廷按以文制武的慣例任命城牆四壁的提舉官，其中南壁的李擢在金軍攻城之初、設法填平護龍河時，根本「不介意」，「於城樓上修飭坐臥處，如晏閣賓館，與僚佐飲酒烹茶，或彈琴講笑，或日醒醉」。守城軍中塞進了眾多使臣和效用，作為冗員，「每使臣一員，日給食錢八百或一貫，效用三百或五百, 多權貴親戚、門生、故吏， 又有朝廷緣權貴、內侍請求而至者。身未嘗到，而請給論功，倍於將士。……其弊不勝言，所以敗國家之事也。」被財富養起來的這些官宦，直到國難還要發財，有多少醉生夢死之徒！
公元1126至1127年，宋欽宗靖康年間，金軍攻破開封，燒殺搶掠外俘虜了徽宗、欽宗父子，以及大量皇族、後宮妃嬪與貴卿、朝臣等共3000餘人，北上燕京蒙羞，東京城的公私積蓄被洗劫一空。北宋滅亡。當日的悲愴，今天我們仍不忍卒讀。據《青宮譯語》所載，金王完顏宗翰的長子設也馬看中宋徽宗之女趙富金，徽宗因富金已嫁為蔡京兒媳不同意，完顏宗翰大怒：「昨奉朝旨分虜，汝何能抗令？」徽宗道：「上有天，下有帝，人各有女媳。」但終究無用。在這靖康之恥的巨變中，竟有一批大宋官員和宦官「盡搜取婦女於虜人」，為金人搜刮婦女。徐秉哲一次搜捕女子1000多人，「自選端麗者」，自置釵、衫、冠、鮮衣，「令膏沐粉黛，盛飾畢，滿車送軍中」。不少大宋女子於車上斥罵：「爾等任朝廷大臣，作壞國家至此，今日卻令我輩塞金人意，爾等來何面目。」更有烈女寧死不屈，抗命被斬。「貞節說」興於宋，即與此相關。
開封歷史上多水災，但北宋一代，並無巨患。從太祖建隆元年到欽宗靖康二年167年間，水災總共20次，平均將近9年一次，其中造成房屋倒塌和人員傷亡較為嚴重的6次，平均將近28年一次。真正的水患，是黃河自金代瀕臨開封後而起。尤其是明代初年黃河多次決口，成為開封頭等大事。開封是明代時河南的省會，崇禎15年（1642），李自成圍困開封 6個月，官軍窮途末路，農曆九月十五日夜，官軍掘開了黃河，大水一到，城內「水深數丈，浮屍如魚」，洪水退後，城裡原有的37萬人只剩下3萬多人，是為開封歷史上最慘烈的滅頂之災。上面這種說法為開封博物館的官方版本，但究竟是官軍還是義軍決的大堤，還是都參與了，抑或是自然崩塌，學術界一直有不同說法。無論如何，那是對開封的致命一擊。嘲諷的是，1644年正月，明朝的兵部尚書張縉彥異想天開，提出派人去開封打撈沉銀，以補國庫之拮据，崇禎皇帝批示「其汴城撈費一事，宜專官密行」。他大概覺得此舉不雅，改以修復汴城為名，去積水，撈沉銀，所以要密行。「汴城不守是無河南，河南不保是無中原，中原不保則河北之咽喉斷，而天下之大勢甚可憂危也。」幾個月後，明朝滅亡。
我在開封博物館看到的開封歷代地層剖面模型顯示，「開封城，城摞城，地下埋有幾座城」，在開封地下3米至12米處，上下疊壓著6座城池。除最底層的戰國時期魏國的大梁城因埋藏太深和勘探技術手段所限未能發現外，其餘5座城池均已相繼發現和初步探明。摞在最上面的是清代開封城，最下面的是唐代中原重鎮汴州城，規模最大的當然是北宋的東京。
以開封的經濟實力和科技條件，這些地下的「文明」是很難再見天日的。但當我想到這座城市的歷史上，那些和「文明」相伴的腐敗與災難，痛苦與離奇，我寧願所有的「城下城」都不再打撈，都無法撈起。21世紀的今天，當我們在歷史新的風口處，眺望中國未來的時候，請不要美化我們昔日的「文明」。在某種意義上，她的確是輝煌的，但對芸芸眾生來說，也許災難的時光更久更長，只是我們今天無法設身處地去體驗而已。
創造一種以人為本、對每個人都有真實意義的新文明，這是今天我們的使命與責任。我的故鄉，想到你的歷史，我只願把責任放在今天，放在自己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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