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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第一位女指揮家，是第一位登上外國歌劇院舞臺的中國指揮家。★ 史青嶽 ☆ 鄭小瑛
★ 你的家庭對你學習音樂有著怎樣的影響？
☆ 我的母親出生在四川重慶一個穆斯林的書香門第大家庭，是一位追求經濟與人格獨立的進步新女性。
她在四川省第二女子師範學校接受了學堂教育，後來到全國基督教女青年會開辦的第一個上海女子體育高等師範班學習新式女子體育，這在那個女子笑不露齒、著裝封閉的年代是很新潮的。我的母親畢業後回到重慶的母校任教，成為中國第一代女子體育教師。
她應當是受「五四」思潮影響很深的一位時尚女性，她與我父親相愛後，義無反顧地回到上海，與我父親在基督教堂舉辦了婚禮。
我的父親當時在上海基督教青年會工作，這裡聚集著美國的傳教士和從國外留學回來的高級知識分子。在這個環境的影響下，我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也有淑女的風範，能夠像西方人一樣接受全面的教育，所以我六歲就開始學習鋼琴。
他們培養我學鋼琴並不是為了讓我將來走藝術專業的道路，而是希望我成為一個有一定藝術修養的淑女，給父母爭得面子。可以說，這是那個年代所追求的「虛榮」，而我的音樂才能和潛質也是從那個時候被發掘出來的。
★ 你上大學並沒有考音樂學院，而是考入了北京協和醫學院？
☆ 是的。我的功課一直很好，雖然從小音樂老師都誇我很有音樂天賦，但父母並不想讓我成為職業音樂家。1947年我中學畢業時，父母讓我考北京協和醫學院。當時的規定是讀協和本科前，必須先在一所教會大學裡讀三年生物系作為醫預科，於是我就來到離上海的家比較近的南京金陵女子大學，那兒校風嚴、學風正。
★ 能否講一下你在解放區文工團的經歷，這段經歷對你日後從事音樂專業有著怎樣的影響呢？
☆ 1948年，我們黨已面臨全國解放的大好形勢，所以黨組織有意識地引導一些年輕知識分子到解放區，我是在那個潮流的激勵下決定投奔解放區的。
我被分配到開封中原大學（延安抗大性質的革命大學，在原河南大學舊址）的文工團。在一個完全沒有專業資質的音樂隊伍中，我顯得很出挑。
我帶領大家學新歌，在中原大學「百萬雄師下江南」的渡江動員大會上帶領著全體文工團員一起高唱「同志們，我們打起背包……」，這就是我指揮生涯的開端。
南下到武漢後，我天天在街上敲鑼打鼓扭秧歌，宣傳黨的政策、三項紀律和八項注意。我還吹大號、打大鼓、拉手風琴，指揮上千人的遊行隊伍唱歌，指揮中西管弦樂隊伴奏的秧歌劇……
文工團裡的大鼓手
文工團的生活是普通的、辛苦的，但它奠定了我的人生觀和文藝觀。它讓我接近群眾、深入生活，對百姓有種親切感，願意與他們交流。我很了解老百姓需要什麼，認為文藝應當是為人民服務的，這些理念對我日後從事音樂工作都有著很大的影響。
★ 你是什麼時候去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讀書的？又是什麼機緣讓你能夠向蘇聯專家杜馬舍夫（Tumashev）學習合唱指揮？跟隨杜馬舍夫學習你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 1952年國家要培養一批青年幹部上大學，於是文工團要我到剛建校不久的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學習。
杜馬舍夫是文化部1954年請來的第一位蘇聯合唱指揮專家，他的任務是來北京指導當時準備參加在華沙舉行的第五屆世界青年聯歡節的中央歌舞團合唱隊。當他發現中國的音樂學院還沒有指揮專業時，就主動建議文化部辦一個合唱指揮班，由他來幫助我們培養合唱指揮人才。
我很幸運地被杜馬舍夫選中，成為班上唯一的女生，也因此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培養的第一位受過專業訓練的女性合唱指揮。
學習合唱指揮為我日後學習樂隊指揮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礎。杜馬舍夫向我們灌輸了這樣一個理念，就是合唱是群眾性藝術，音樂應為大眾服務。
他成立這個指揮班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讓班上的每一位學生親自去組織一個合唱團，讓我們到基層去實踐指揮。當時班裡有二十多位學生，於是在1955年的夏天，北京一下湧現出二十多個合唱團，有工人合唱團、農民合唱團、大學生合唱團等等，我指揮的是北京女大學生合唱團和北京少年之家友誼合唱團。
1956年夏，鄭小瑛代表合唱指揮班向杜馬舍夫專家獻花
杜馬舍夫對我們要求很嚴格，他的指揮課程十分全面、系統，教學方法也很嚴謹、規範。他是一位非常好的音樂教育家，他指揮專業的理念對我國發展合唱事業有著根本性的指導意義。後來我們創辦中央音樂學院指揮系，基本上是按他的這個思路，所以他應該說是我們國家合唱指揮教育事業的奠基人之一。
★ 1960年，你去蘇聯莫斯科國立柴科夫斯基音樂學院留學，學習交響樂和歌劇指揮，能講講你的這段經歷嗎？
☆ 我在莫斯科國立柴科夫斯基音樂學院的指揮主課老師是俄羅斯功勳藝術家安諾索夫（Anosov）教授。
安諾索夫喜歡中國，對中國人民非常友好。在中蘇關係日益惡化的當年，指揮專業的中國留學生本來是沒有機會獲得藝術實踐的，但是1961年10月，安諾索夫竟然用他的個人影響力，給我組織了一個樂隊，讓我在莫斯科克裡姆林宮劇院舉行了我的第一場交響音樂會，這也是為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二周年而舉辦的。
安諾索夫去世後，他的兒子——指揮家羅日傑斯特文斯基接任了父親的教學工作。他對中國留學生也非常友好，讓我在莫斯科音樂學院大廳指揮他的全蘇廣播交響樂團，演奏了應屆畢業生的作品音樂會。
鄭小瑛與俄羅斯功勳藝術家安諾索夫教授
杜馬舍夫得知我去蘇聯留學後，希望我在中國的歌劇指揮方面能夠發揮更多的作用，於是介紹了一位莫斯科國立音樂劇院的老指揮、在羅馬尼亞歌劇院執棒了三十多年的巴因（Bain）給我。
巴因對我非常好，他用自己的休息時間給我上課，而且不要任何報酬，我的歌劇指揮得益於他的教導。
那個時候中蘇關係很緊張，但他希望能為我創造一個機會，讓我回國後可以向國家交上一份滿意的答卷，於是幫助我在莫斯科國立音樂劇院指揮一部義大利歌劇《託斯卡》的公演。巴因專門為我做了一份海報，並對我說：「你的祖國應該需要你這份優秀的成績單。」
鄭小瑛在莫斯科國立音樂劇院第一次指揮了義大利歌劇《託斯卡》於是，1962年10月3日，我在莫斯科成功指揮了歌劇《託斯卡》的公演，也因此成為第一位登上外國歌劇院舞臺的中國指揮。
★ 如今你已年近九十歲，依然活躍在舞臺上舉辦音樂會和各類講座。你怎麼看待指揮這個職業？你認為一名女性指揮要面臨的挑戰是什麼？
☆ 對指揮的職業要求是不會有性別差異的。
我在哈佛大學講課時，美國人曾很尖銳地問我是如何戰勝那些男性站在指揮臺上的。我向他們解釋道，我們兩個國家的體制不一樣，在我成長的那個時代，我的前途是領導安排的，音樂學院的院長看到我有一定的音樂才能，也刻苦努力，能夠很好地完成工作，於是便送我去蘇聯學習。
所以，並不是我自己選擇了這個職業，而是我的領導選擇了我。
我的成長沒有任何戲劇性的個人奮鬥史，最重要的是，那個年代的中國，至少在知識分子間是沒有性別歧視的。當然，我也沒有受到性別優待，因為交響樂隊是不會天天忍受一位無能的指揮的。
人們稱「指揮是樂團的靈魂，如果靈魂完美，那麼樂團就會完美」，這句話是很有道理的，因為指揮是這個音樂集體表演的統帥。
從業務方面來說，指揮者要帶領幾十人甚至上百人進行音樂藝術的再創造，他要熟悉各個時期的文學、歷史、美學、音樂和舞蹈等知識，了解作品的藝術風格和時代特點。他要具備健康的體魄、敏銳的思維，要對音樂的節奏、音高、音色和音樂形象非常敏感，有敏銳的聽覺和一雙富於表情的眼睛，有領導集體音樂表演的心理素質，這樣才能與演奏員進行內心交流，使這支隊伍心悅誠服地跟著他來共同創造和詮釋他所理解的美好音樂，這是一個稱職的指揮一生都要追求的一個課題。
我很高興地看到近年來越來越多的青年女性投入到合唱和歌劇、交響樂指揮事業中，作為女指揮，更要培養性格魄力，克服家庭責任和生理方面的特殊困難，不能只具備超群的業務才能，還應該擁有全面的修養和足夠的領導組織能力，要對這個職業有足夠的愛，有足夠的自信和熱情，面對個別異性不信任的眼光和一些固有的社會成見時，要扛得住偏見，不要讓性別成為阻止你事業夢想的障礙。
（本篇原文刊登於《音樂愛好者》雜誌2019年1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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