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杭州出發，經過北京中轉，到張家口後由高鐵轉為汽車，在經過漫長的跋涉後，黃偉終於在8月15日下午到達崇禮。
崇禮原本是張家口的郊縣，距離城區中心50公裡，是2022年冬奧會雪上項目主要的競賽場地之一。但黃偉對此並不關心，他的目的是一場音樂節。
漫長的疫情凍結的線下娛樂業態開始解封，國內終於迎來了第一個音樂節——迷笛音樂季。來自全國各地的樂迷們輾轉來到崇禮，只為一場久違的狂歡。
看完當天壓軸的刺蝟樂隊演出已是凌晨左右，由於選址與交通規劃的不太合理，黃偉不得不打車回到張家口，路上黃偉用手機發了條微博，引用了著名英國樂隊皇后樂隊的那首名曲：
「The Show Must Go On（演出必須繼續）。」
演出確實還在繼續。從迷笛音樂季開始，國內的音樂節開始了一種井噴式的復甦。據統計，目前已經官宣的音樂節達到58場，而其中在國慶期間的7天內就有23場之多。
考慮到全球的大背景——今年對於全球音樂節市場來說是慘澹的一年。受疫情影響，Ultra、Tomorrowland Winter、Coachella等備受全球樂迷矚目的音樂節陸續宣布取消或延期。最令人遺憾的是全球最知名的Glastonbury音樂節，今年是它創辦的第50周年，按照原本的計劃，Kendrick Lamar、Paul McCartney、Taylor Swift、Diana Ross等大牌音樂人都將齊聚在英格蘭的Pilton小鎮，與樂迷共同慶祝Glastonbury的50歲生日，但最終不得不取消。
作為音樂市場中的重要一環，當下中國音樂節市場的率先復甦，或許意味著全球音樂市場的格局正在發生一些微妙的改變。
縱使票價千元，我待音樂節如初戀
對於真正的樂迷來說，真正的夏天不是紅火的樂隊綜藝《樂隊的夏天》，而是從一場戶外音樂節開始的。
儘管今年的「夏天」來得稍微有點遲，但勢頭卻很猛。在堪稱音樂節最強國慶檔中，從地域上來看，北至內蒙古、南至海口、東至哈爾濱、西至青海，都有音樂節的呈現。其中摩登天空旗下的草莓音樂節品牌，就在北京、成都、哈爾濱、東營四城同期開演。在陣容上，草莓音樂節的演出樂隊有五條人、後海大鯊魚、Tizzy T、大波浪、馬賽克等。而仙人掌音樂節則邀請樸樹、鄭鈞、吳彤、與非門等坐鎮。
不過，勢頭更猛的是票價——長期以來，音樂節給人的固有印象是票價與演唱會相比還是兩個梯度，但今年這一波音樂節浪潮中，部分音樂節的票價已經突破了千元。
仙人掌音樂節的單日票價即達380元-580元，單日VIP票種直逼千元，為980元，雙日票價為1100元至1500元。北京草莓的三日通票也突破千元，定價為1080元，而去年草莓音樂節在上海舉辦時的三日通票價格還只有880元。
以一些大牌藝人的演唱會價格為對比。如五月天的內地演唱會價格範圍在355元-1655元區間，周杰倫去年的「地表最強」巡迴演唱會的價位達到了580元-2580元。這意味著目前在中國還不能算主流的搖滾樂隊們已經在商業價值上能夠與主流流行藝人們平起平坐了嗎？事實並非如此。
一個最根本的原因是限流帶來的成本考量。
9月15日，摩登天空在成都草莓音樂節全陣容公布的推文中寫道：「以防疫和健康安全第一為原則，本次成都草莓音樂嘉年華現場將進行限流管理，舞臺數量僅設置3個，與此同時，可售門票也將按限流標準嚴格控制和限量發售，可售門票控制在每日5000張。」而此前，草莓音樂節正常每日人流量可以達到2~3萬人。
不僅僅是草莓，限流成為所有音樂節的「標配」。以此計算，如果不提高票價，作為音樂節最主要收入來源的票房因此減少近半。
與此同時，音樂節們的製作成本並沒有降低，如果要讓音樂節演出陣容具有競爭力，音樂節的演出邀約成本和製作成本還會上升。
儘管音樂節漲價了，但這根本攔不住壓抑已久的樂迷們線下娛樂欲望的爆發。
天津麥田音樂節中午12點開票當天，草莓音樂節緊隨其後官宣陣容，並在13點鐘開放售票，價值一千元的預售通票幾乎秒售罄。而更誇張的是麥田 、草莓、南京森林音樂節等的盲鳥票，在不公布時間、地點、陣容的情況下，仍然秒空。
在9月18日之前，劇場等演出場所的上座率只被允許為50%，但7月24日下午迷笛音樂季正式在線上票務平臺開售門票，不到半小時線上2000餘張門票就已經售罄。最終8月15日和16日兩天共吸引了近兩萬人赴約。9月18日文化和旅遊部新規上調至75%後，淄博麥田音樂節也在短短兩天時間匯聚了五萬樂迷，單日最高人數突破27000餘人次。
這其中，除了老資格的樂迷們之外，還有相當一部分人是因為近年來《樂隊的夏天》《明日之子樂團季》等樂隊類綜藝節目，而被被吸引到樂隊圈層的新受眾。今年已經官宣陣容的大廠音樂節如麥田、草莓陣容上，樂夏幾乎佔據了半壁江山，重塑雕像的權利、五條人、新褲子成為音樂節常客，音樂節現場在成為音樂綜藝的第二現場與宣推渠道同時，也給中國的音樂節市場增添了更多的養分。
從理想主義到跑通商業模式
著有《搖滾吧，經濟學》一書的艾倫·克魯格曾經花了很長時間對中國的音樂市場進行調研分析，他的結論是，現場演唱會佔中國音樂消費的60%以上，高於日本、韓國和澳大利亞。而且中國與美國一樣，音樂人的大部分收入都來自現場演唱會。
據媒體報導，第一梯隊音樂節邀請壓軸的歌手，如華晨宇、樸樹、竇靖童、李宇春等基本上報價在百萬元以上，第二梯隊的搖滾歌手和樂隊報價也在60-80萬元之間，兩季《樂夏》中的樂隊成為邀約重點。
據統計，今年因《樂隊的夏天第二季》而上了熱搜的五條人有11場音樂節要出場，另一個當紅樂隊大波浪緊隨其後，也有9場。
音樂節上演出藝人的收入，是中國音樂現場娛樂市場的縮影。數據顯示，僅2018年國內演唱會、音樂節演出場次0.26萬場，較2017年上升8.33%，2018年中國音樂現場娛樂市場規模為48.57億元人民幣。
這意味著這一輪音樂節的井噴，其實也是中國音樂產業的復甦。
最初音樂節的誕生與商業無關。1969年，史上最出名、最偉大的音樂節之一「伍德斯託克」為這個世界帶來了泥濘而偉大的三天，50萬人聚在一起，向世界展示了一代人的音樂和理想主義。
三十年後的中國，本來只是北京迷笛音樂學校內部演出的第一屆迷笛音樂節，賦予了中國音樂節理想主義的基因。當時迷笛校園的隔壁是一片工地，這邊演著，隔壁民工就扒著紅磚牆往這邊看。迷笛校長張帆對他們喊，「進來吧哥們」，民工們也就全部過來了。張帆曾回憶， 「音樂就是這樣，沒有高低貴賤，沒有等級，是最樸實的。」
2004年的賀蘭山音樂節被譽為中國搖滾史裡程碑。一方面是因為當過唐朝和二手玫瑰經紀人的黃燎原組織了崔健、黑豹樂隊、唐朝樂隊、眼鏡蛇樂隊、常寬、超載樂隊、張楚、羅琦與指南針樂隊、何勇、汪峰、王磊、瘦人樂隊、王勇、布衣樂隊、二手玫瑰樂隊、子曰樂隊、蘇陽樂隊、左小祖咒等組成的豪華陣容。另一方面，是賀蘭山音樂節三天到場觀眾達12萬人次，靠門票和周邊產品淨盈利達到 100 多萬。它證明了音樂節是一個跑得通的商業模式，並影響了之後的草莓音樂節等品牌音樂節。
在商業之外，音樂節也可以是富人的情懷遊戲。2016年，一場只屬於創投圈的音樂節舉辦，參與的創投圈人士包括清華控股董事長、亞傑商會會長徐井宏、真格基金創始人徐小平、58集團創始人兼CEO姚勁波、軟銀賽富基金合伙人羊東。儘管不會樂器，但在專業樂隊的伴奏下，這些財富大佬還是過了一把樂隊主唱的癮。
無論音樂節以什麼模樣出現，它們都將現場演出從室內轉移到了更廣大的戶外。五十年間，音樂節在世界範圍內遍地生長。「伍德斯託克」成為一個全球性的文化符號，音樂節則構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產業。
不簡單的音樂節生意
業內人士認為，音樂節的收入來源主要有三個層面，40%是門票，40%是贊助，20%是現場的餐飲、周邊等銷售。
由於後疫情時代的限流、變數等帶來的品牌信心不足，以及全球大環境下的贊助市場萎縮，今年的音樂節招商情況相比往年較大萎縮。地方政府與相關部門，成為今年音樂節中的重要力量。
今年長沙草莓音樂節的合作夥伴有青島啤酒，北京草莓音樂節的品牌贊助商則包括探魚、外星人、來電科技，成都站的合作品牌為4iNLOOK、HARMAY、來電科技，南京森林音樂狂歡節的冠名贊助商是地產品牌銀城，青島啤酒則冠名贊助在濟南華山湖景區舉辦的天空音樂節。
而西寧音樂節、麥田音樂節、熊貓O2生態音樂季、遇見美好生活節、天津麥田音樂節等的主辦方皆為當地政府。
長島音樂節、海寧潮音樂節、草莓音樂派對、蘇州樂園森林國際電音節、星光音樂節、黃海森林音樂節、長沙草莓音樂節、CNF國際音樂節和海南草莓音樂節的主辦方包括當地旅遊景區、文化與旅遊相關單位等。由這些單位主辦的音樂節幾乎構成了今年音樂節的30%。
這背後的考量是拉動地方經濟。國內旅遊停擺大半年，對於不少城市來說，當地的旅遊是城市重要的經濟發展動力來源，急需音樂節帶動旅遊經濟，也藉助黃金周刺激消費。
音樂節發展到今天，新的共識已經形成，音樂節賣的是體驗，不僅僅是音樂。音樂節是產業鏈延伸的典範，它本身處在原有產業鏈末端，卻帶動了旅遊、餐飲、交通、演藝、經紀等等行業，形成了一個成熟完整的生態。
這意味著音樂節不是一門簡單的生意。
中國音樂財經網旗下、長期追蹤音樂產業發展的小鹿角智庫數據顯示，從2002年開始截至2019年8月31日，國內音樂節的總量達到了769場，涉及170個音樂節品牌。
但除去2019年新入局的10個，截至2018年12月31日仍然活躍的，目前只剩70個。同樣截至2018年末，只舉辦過一場音樂節的品牌共有64個。
相比專業的音樂行業從業者發起的音樂節，如迷笛和草莓音樂節，「外行」主辦的音樂節更注重的不是音樂等綜合體驗，而是將音樂節打造成了宣傳介質。因此，後者充滿不確定性，很難說它們能為中國的音樂產業產生了多少貢獻。
音樂的未來之國
「作為全球人口第一大國和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已經為成為音樂的世界領袖做好了準備。」 艾倫·克魯格說。
如果從國際唱片協會IFPI發布的《全球音樂報告2019》來看，中國繼2017年首次躋身全球前十大音樂市場後，在2018年排名上升至第7位。顯然，艾倫·克魯格的話過於誇張了。
但無論如何，2020年中國的音樂節市場復甦，可以成為觀察全球音樂市場格局調整的切口。
具體到現場音樂，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最新發布的《2020-2024年全球娛樂及媒體產業展望》報告，首次計算了今年疫情及其後續影響給現場音樂產業帶來的經濟創傷：2020年截至目前全球現場音樂門票及贊助收入已經較年初降低了64%，全球演唱會產業則已損失了大約180億美元（約合人民幣1221億元）。
此時，中國音樂節市場的復甦，在此消彼長的情況下，或許將再次提升中國音樂產業的全球地位。
必須認識到的一點是，艾倫·克魯格溢美之詞的前提與疫情無關，而是對中國經濟發展而提升的居民消費能力，以及廣泛的音樂教育和全球經濟的開放姿態，從而帶來的音樂消費增速。
或許正如一些美國唱片公司主管的判斷，「中國是音樂的未來之國，而且將永遠是」，這個未來可能比許多人預料的更早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