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釋慧琳撰《一切經音義》的成書年代,過去或曰成於唐憲宗元和二年(807),或曰成於元和五年(810),一直沒有定論,因二說皆為孤證。今本文得《冊府元龜》卷五十一《帝王部·崇釋氏二》所載一條慧琳於元和三年三月向朝廷進獻該書的資料,證實該書撰成於元和二年可無疑義。《宋高僧傳》之「五年」說,或為字誤,或為傳聞異詞。據《冊府元龜》此條,尚可知《一切經音義》為該書原名,而《大藏音義》等乃為後起之別名。復可知,慧琳《音義》原本尚有《目錄》三卷。
《一切經音義》一百卷,是唐代釋慧琳編撰的一部關於佛學音義的集大成的辭書。其成書年代,過去一直沒有定說。或曰成書於唐憲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如陳海洋主編的《中國語言學大辭典》),或曰成於書元和五年(公元810年,如胡裕樹主編的《中國學術名著提要·語言文字卷》)。前者依據的是《一切經音義》卷首唐代太常寺奉禮郎景審的序,其文曰:「(慧琳)孜孜不倦,修緝為務。以建中末年創製,至元和二祀方就,凡一百軸,具釋眾經。」唐代書籍皆卷子裝,一百軸即一百卷。後者依據的則是宋贊寧的《宋高僧傳》,其卷五曰:「撰成《大藏音義》一百卷,起貞元四年,迄元和五載方得絕筆,貯其本於西明藏中。」也有人折中二說,雲成書於元和初(如陸宗達《一切經音義引用書索引跋》),或二說並存(如吳楓主編的《簡明中國古籍辭典》),或傾向於景說,以為「景審為當時人,似當以景審所說為是」(見《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一般情況下,自然以當時人所述更為可信,但此「二年」與「五年」,因形近容易字誤,故不能以其時代遠近而論。在沒有發現新的材料以前,不宜舍此取彼,而應當兩說並存。
近年餘校《冊府元龜》,得見該書卷五十一《帝王部·崇釋氏二》一條資料,云:「憲宗元和二年……三年三月辛亥,河中僧惠(「惠」「慧」二字古書多混用)琳撰《一切經音》(據下引《佛祖統紀》與今本題名及該書實際內容,知此脫「義」字)並《目錄》一百三卷,表獻之。」《冊府元龜》採摭甚嚴,說部概不選用,其唐代部分,多取自國史與實錄。此條當源於實錄(國史少載沙門中人物事跡)。宋僧志盤《佛祖統紀》卷四十二亦曰:「河中府沙門慧琳撰《一切經音義》一百三卷,詣闕進上,敕入大藏,賜紫衣縑幣茶藥。」此可與《冊府元龜》互相印證。檢陳垣《二十史朔閏表》,三年三月為癸未朔,辛亥乃二十九日。既知慧琳於元和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曾向朝廷獻書,則其成書在元和二年亦可無疑義矣。《宋高僧傳》之「五年」說,或為字誤,或為傳聞異詞。至於其始撰於何時,建中末年說與貞元四年說並無字誤之可能,自當以史料時代為上,且《一切經音義》卷首所載唐文宗開成五年處士顧齊之序亦言「建中末乃著《經音義》」,當從之。今人據《宋高僧傳》徑言「唐貞元四年開始編撰」(見《中國學術名著提要·語言文字卷》),則略嫌輕率。
關于慧琳之卒年,亦有異說。景審序曰:「元和十二年二月三十日,絕筆於西明寺焉。」而《宋高僧傳》卷五則曰:「琳以元和十五年庚子卒於所住,春秋八十四矣。」因景審序「十二年」之「二」,既有涉下「二月」而誤之可能,亦有與「五」字形近而誤之可能,故不可以「當時人所述」而輕信之(如《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宋高僧傳》因同時標註了幹支「庚子」,無字誤之可能,知其原本如此(但不排除其有所據失實之可能,如雲「起貞元四年」之類)。故在新證出現之前,二說仍宜並存。
《一切經音義》又稱《大藏音義》《慧琳音義》。據《冊府元龜》此條所載,知其進獻此書在成書之次年,而《冊府元龜》唐代部分主要取自唐國史與實錄,其所載書名亦當是據所獻之書實錄,則《一切經音義》當是原名,而《大藏音義》等乃為後起之別名。
又據《冊府元龜》此條可知,慧琳《音義》原本尚有《目錄》三卷,此則今不傳矣。
本文原刊《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0年第4期,第18頁、第30頁。圖片來自網絡,引用請據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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