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嘯天
前陣子，縱向寫了韓國電影的百年發展過程。（《韓國電影百年，怎麼一步步走向了《寄生蟲》的巔峰》）意猶未盡，有些話還要說一說。
今天，就為大家選一個重點的節點，橫向來對比一下中韓兩國影片的不同走向。從那裡，開始分道揚鑣；從那裡，韓國電影走上了快車道，中國電影則開始了虛假繁榮。
一、引子：修法與入世
上篇文章裡，在講韓國百年電影史的同時，順便與中國電影做了一個比較簡單的對比。其中，提到中韓電影的分野，大概在2000年左右發生了。
之前，一直是中國電影壓著韓國電影；之後，中國電影逐漸迎來票房大爆炸虛假的時期，迎來了繁榮的表象，而韓國則接連出現現象級的作品，拿出了一部又一部爆出足以改變國家的佳作。
直到2019，韓國影片《寄生蟲》橫空出世，先是閃耀歐羅巴，一舉拿下坎城金棕櫚大獎，再然後一舉拿下了奧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原創劇本等四項大獎，一下將韓國電影推向了世界電影的最高峰。
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2019年裡，中國電影其實也出了幾部不錯的文藝片，像《地久天長》《南方車站的聚會》《被光抓走的人》《少年的你》等，值得中國影人關起門來自我滿足。但把目光投向國門之外，與同期的韓片來對比的話，一下相形見絀。
即便如此，對中國的觀眾來說，還是有很多人覺得《寄生蟲》不夠好，為它能夠獲獎感到不服。其實，這首先得益於中國電影觀眾的觀影水準的提高，畢竟近些年韓國同類的影片已經很多了，已經把中國觀眾的胃口吊高了，這些片對社會問題的揭示都非常深刻，像《素媛》《熔爐》《TAXI司機》《燃燒》等，都配得上大獎。
但反觀中國，近些年選送奧斯卡的影片，簡直就是一個笑話。咳咳，還是不展開、不細說為好。
中韓電影的差距，或者說中韓電影分道揚鑣的開端，的確是在2000年前後發生的。
韓國在1996年，《電影振興法》第七版修訂完成，正式結束了嬸查機制。從此之後，韓國電影就走上了快車道，迅速迎來黃金時代。
中國則是在2000年，因為這一年，中國加入了WTO，在經濟層面正式融入了世界市場之內。這一年起，引進的大片突然增多，對中國電影形成了衝擊，也打開了國人的眼界。同時，中國加入WTO之後，經濟迎來全面發展時期，社會需求也一下提了上來，市場養成了，觀眾嗷嗷待哺。中國電影也乘勢而起，迎來了票房狂飆時代。
中韓的藝術家們在各自的關鍵時間節點後，醞釀了幾下，然後就各自爆發了。
2001年，韓國大片《武士》正式上映，標識著韓國電影的新時代到來了。2002年，中國大片《英雄》正式上映，這也標識著中國電影的新時代到來了。
至今，這兩部片在中韓電影史上起到的作用，不約而同都被忽略了。它們的藝術成就，也有所被忽略。
接下來，就拿這兩部片的內容及影響，來做一下分析，在對比中看到這兩部片對中韓電影的不同影響。
二、中國電影商業大片時代的到來，文藝電影的式微
上面說影響中韓電影的時間節點是2000年，儘管《英雄》與《武士》出品於之後的一兩年。但依舊可以說節點就是2000年，因為這一年，《臥虎藏龍》橫空出世。這是一部改變了華語電影的影片，也影響到了整個東亞。
李安的《臥虎藏龍》是如此成功，四項奧斯卡大獎之下，徹底震撼了中西方。它帶給西方人更多的是觀感上的衝擊，對於東方人來說，則是帶起了一波跟風潮。當然，委婉一點的說法，是每個導演心中都有一個武俠夢。畢竟，李安一直是一位拍純文藝片的導演，他能拍武俠動作片，那麼對其他導演來說，自我感覺也能。
跟風起來，大陸首先出現的是就是《英雄》，韓國的就是《武士》，日本的則是《黃昏青兵衛》，臺灣的則是《劍雨》及《刺客聶隱娘》（這片儘管上映於2015年，但籌備期在10年前就進行了），香港由於《無間道》大火，《七劍》的折戟沉沙，需要晚幾年才有了《投名狀》。
這裡重點說的是大陸的《英雄》。
這是一部被嚴重忽略了的作品，在中國電影史上佔據了極其重要的地位與作用。
儘管張藝謀極力否認《英雄》受到了《臥虎藏龍》的影響，但這兩部片子的老闆是同一個人，都是江志強，而且演員裡都有章子怡，配樂則都是譚盾。想說這兩部片沒有關係，幾乎是不可能的，也沒有人會信。
對《英雄》來說，它自有自己的歷史地位。先從票房上看一下：當年，《英雄》國內的最終票房是2.5億，對於2002年全國年度票房僅10億元的大環境而言，這一部片就佔據了4/1，這種成就現在的《戰狼2》《哪吒之魔童降世》都無法企及。
在美國，《英雄》連續兩個周奪下票房冠軍，最後總票房達到5370萬美元。位列《臥虎藏龍》《美麗人生》之後，成為歷代非英語電影季軍。直到今年，才獲得了奧斯卡最佳影片的《寄生蟲》，在上映20餘周之後，才堪堪有機會衝擊《英雄》取得的票房位置，有機會取而代之，成為新季軍。（截止到本文發布時，尚未取代成功，但差距只有100多萬，《寄生蟲》依舊在上映中，還有機會。）
即便《寄生蟲》能夠取代《英雄》的票房榜，但這還是在奧斯卡大獎的加持下，並超長放映才達到的，嚴格意義上有些勝之不武。《英雄》所到達的成就，絲毫沒有減色。《英雄》當年的全球票房共計1.77億美元（約合14億元人民幣），單一影片獲得的票房超過了2002年全國的電影總票房，這也是之後所有中國電影都無法企及的高度。
在口碑上，《英雄》創建了用色彩講故事的形式，鏡頭呈現形式就是故事的一部分，這一點上，它比《臥虎藏龍》走的更遠。張藝謀本身是攝影師出身，他對色彩的運用絕對是世界一流的。《英雄》所建立的美學風格，對西方人來說，是一種極大的衝擊。而且，張藝謀沒有刻意媚西方，他的鏡頭之下，都在極力展示中國美學。無論音樂，還是服飾，張藝謀都追求極致的中國古典美，既華麗又典雅。這都使得《英雄》在視覺呈現上，非常靚麗，非常具有可看性。
總而言之，《英雄》無論是口碑還是票房，在西方都取得了絕對的勝利，有深遠的影響力。但牆內開花牆外香，在國內，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票房取得的成就，只是一個方面。更主要的是《英雄》開啟了中國電影的大片時代，它網絡了李連杰、梁朝偉、張曼玉、章子怡、甄子丹、陳道明這樣的頂級演員陣容，這卡司至今看過來都絲毫不過時，仍是影視圈金字塔上的頂尖人物。卡司之奢侈豪華，除了《建國大業》和《建黨偉業》的明星走馬觀花般依次掠過能與之一較短長，鮮有後來者能繼承這一製片方略。
華麗的演員陣容，加上華麗的場面，鮮麗的色彩及服飾，極致的美學，大開大合的揮灑，都使得本片格外賞心悅目，無論怎樣，都配得上先鋒的地位。
大導演、大明星、大場面、大主題，《英雄》就此開創了中國式大片模式的主要特徵。這在好萊塢大片當中，「四大」總要缺那麼幾項，而中國大片卻是一個也不能少。像之後的《劍雨》，就缺了宏大主題，講了一個很微觀很小巧的故事，結果就票房一敗塗地。
當然，最讓人詬病的是《英雄》的故事，也是在國內口碑失利之處。它講述的故事，是說天下的刺客集團，都欲置殘暴的秦皇於死地。整個故事都在講如何刺秦，但是，到了最後關頭，一個反轉，刺客居然不願意刺殺秦王了。因為他發現秦王是真英雄，是可以結束天下分崩離析的大人物。刺殺了秦王，天下還將繼續大亂。相對來說，刺客的生死反倒無關緊要了。於是，刺客束手了，由刺殺變成了止殺。
這一設定，這樣人生觀與世界觀，實在是太難以讓人接受，離傳統武俠片裡的快意恩仇太遠，而且看起來是在向權力獻媚，是一種政治投機。觀眾無論如何接受不了，尤其中國的知識分子階層，反彈更大，更是對張藝謀群起而攻之。
刺客按說都是殺人機器，是不可以有個人感情的，更不可以有個人價值判斷，要不然，非得出亂子，任務非得走形。《這個殺手不太冷》就是教訓，當殺手萊昂有了感情，最終就必然預示其必死的命運。
張藝謀的武俠，不走尋常路。其實，李安的武俠，也沒有走尋常路。但李安是用普世價值來講武俠，是讓武俠更加人性化。而張藝謀的武俠，則是宣揚政治正確，是泯滅個性，向權力服從，這一點上，處理的的確大有問題。被人噴不算冤。
但是，那時間，中國的市場經濟已運行多年，以結果為導向，以能夠賺錢為勝負已蔚然成風。《英雄》票房大賺的結局，做出了有效的示範。何況，《英雄》還入圍了奧斯卡、金像獎及柏林電影節。
《英雄》之後，譁啦啦迎來更大一批跟風者。《天地英雄》《夜宴》《無極》《麥田》，乃至張藝謀自己的《十面埋伏》《滿城盡帶黃金甲》等等。像《無極》，現在我們都覺得好像它就是個笑話，但當時的票房卻不低，還是年度票房冠軍呢。
這些片的存在，使得中國正式進入了大片時代，也進入了唯票房論的時代。即便是浮出了水面的第五代導演，思維方式也偏向了市場，不再唯藝術論。直接結果，就是中國電影在西方電影節上的影響力直線下降，再也難入藝術法眼。
後來，隨著《泰囧》《戰狼2》《流浪地球》的大賣，中國電影更是在追逐市場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至於追趕韓片，估計相當時間內，都無望了。
二、折戟沉沙的《武士》與趁勢而起的韓國電影
韓國電影在2019-2020年全面大豐收。《寄生蟲》就不用再多說了，坎城與奧斯卡都拿下大獎。在進入2020年之後，在2月29日結束的第70屆柏林電影節上，韓國在大獎上再下一城，導演洪尚秀憑藉其作品《逃走的女人》獲得最佳導演獎。這讓韓國「忠武路三傑」（奉俊昊、樸贊鬱、金知雲）之外，有一重大收穫，也為韓國電影在國際上打開局面，再次走出了堅實的一步。
這還沒完，在3月6日結束的日本「奧斯卡」第43屆日本學院獎頒獎典禮上，來自韓國的女演員沈恩京居然拿到了影后，將吉永小百合、宮澤理惠、松岡茉優、二階堂富美老中青三代演員壓在身後，製造了一個不大不小的驚喜。
以上幾個國外獲獎的消息加一起，全面開花的感覺撲面而來。相應中國，王景春攜手詠梅獲得柏林電影節的銀熊獎，更大程度上是一種偶發行為，而不是慣常狀態。兩相對比，不勝唏噓。
今日之韓國電影，必須要感謝前輩的耕耘。這就要講到《武士》作為墊腳石的作用。
實際上，韓國電影開拓局面的影片，最早應該是上映於1999年的《生死諜變》，導演是姜帝圭，男主角是韓石圭。後來爆得大名的宋康昊、崔岷植、黃政民都有出演。但這部大獲全勝的影片之後，韓國並沒有立即迎來高潮期，接下來爆出的就是古裝大片《武士》了。
這部在當時創造了韓國電影投資新高（70億韓元）的大片，從籌備到拍攝到後期製作，一共花費了差不多5年的時間。比起刻意追求東方美學精神的《英雄》，老老實實低頭學習好萊塢，編織出離奇故事和驚奇情節的《武士》在可看性上，明顯更勝一籌。
充滿了暴力鏡頭的《武士》一片時長達236分鐘，當時在韓國一上映就創下了多項紀錄。
《武士》一片的導演是金成洙，後來他還執導過《流感》《阿修羅》等片。演員方面則請來了當時的韓國天王安聖基，以及大帥哥朱鎮模，以及鄭雨盛、鄭宇成、柳海鎮等人，還有中國演員章子怡、于榮光。這樣的演員陣容，算得上非常強大了。畢竟，那個時候崔岷植、宋康昊、薛景求等人還沒有大紅大紫起來。
這個故事熱血沸騰，記得當初我連看了好多遍，每次都很興奮。這麼多年過去，印象依舊非常清晰。可惜，這部片後來有人提起，基本上已經被遺忘了。實在有些可惜。
故事上說，《武士》所講述的背景，是在高麗恭愍王死後，高麗與當時剛剛建立的明朝關係緊張。派往高麗的明朝使節，也不巧在歸國途中遇害（歷史上明朝使節是被高麗末代國君王禑所殺）。在這一背景下，高麗王派遣主角一行人作為使節赴明，但是由於此時明朝已經並不信任高麗，認為這些使者是高麗派來刺探明朝虛實的奸細，直接發配到了西北荒漠。
在中國的北方，蒙元勢力在中原的統治雖然已被終結，但在北方，他們的影響猶存，北元政權依舊存在，而且蒙古人也不甘心失敗，仍然躍躍欲試，準備南下。這幫高麗使者，就正巧碰上了蒙古騎兵。結果，押送他們的明軍全部被殺，而蒙古人也無意帶走這些高麗人，而是放任他們在大漠中自生自滅。
在歷經磨難之後，高麗人走出了大漠，但是只剩下龍虎騎和被徵發的民夫組成的州鎮軍成員，還有就是被自己的主人釋放的高麗奴隸呂松（鄭雨盛）。
將軍崔政（朱鎮模）率武士們橫穿大沙漠，準備返回高麗，卻與遭元朝騎兵綁架的芙蓉公主等人（章子怡飾，虛構人物）不期而遇。在接到公主以鮮血寫就的求救信後，崔政想，如果能夠救出公主，不僅可以洗清冤屈，而且可以體面地返回故國，故擅自作出決斷，帶領武士浴血奮戰，救出了公主，同時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崔政和神槍手呂松(鄭宇成)、神箭手陳笠(安聖基)一起護送公主前往南京，一行人歷經千辛萬苦，終於抵達海岸土城。但遭元兵攻擊的土城已經變成廢墟，公主和武士們再次陷入元朝騎兵的重圍之中，一場血腥的戰鬥又將展開……
順便一提的是，片中崔政時常提及的家父，很有可能是歷史上真實存在的高麗末期名將，與李朝開國君主為敵的崔瑩。電影中州鎮軍首領陳笠，箭法了得，熟知草原地區的地形，又會說漢語，因此被崔政任命為領隊。考慮歷史上高麗曾經派遣軍隊協助過元朝鎮壓過紅巾軍，因此陳笠極為可能曾經參加過高麗軍隊在黃淮一帶鎮壓紅巾軍的行動。還有，電影中的北元元帥（于榮光），正是大名鼎鼎的元末名將擴廓帖木兒，或者叫王保保。身為蒙元最後一位大將，連朱元璋都對他佩服不已，朱曾大會諸將，問道：「天下奇男子誰也？」諸將都說：「常遇春將不過萬人，橫行無敵，真奇男子。」明太祖笑曰：「遇春雖人傑，吾得而臣之。吾不能臣王保保，其人奇男子也。」因此，王保保也被譽為「天下奇男子」，此人一生拒絕向明朝投降，最後身死大漠。
儘管《武士》片長達到了令人嘆之的4小時，但長則長矣，卻節奏明朗而不顯拖沓緩慢——影片中幾乎一半的時段是打鬥戲，有馬戰也有步戰，有箭雨也有刀光，有單打獨鬥也有群毆，有攻城拔寨也有叢林追逐，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繚亂。影片為了展現出了這些極為精彩的武打場面，為追求逼真的武打效果，採取了最近不太常見的比普通畫面寬30%的寬銀幕方式拍攝，蒼涼的大漠風光和血肉橫飛的武打場面給人造成極大的震撼。
影片結尾，主角全部戰死沙場，配角卻生存下來，突破了以往英雄片的老套，這是該片最令人稱道的地方。
對於看慣了傳統東方武俠片的觀眾來說，《武士》一片和傳統的溫情脈脈的「才子佳人式」或是「有情人終成眷屬」的愛情故事風格迥異，「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的荒涼的黃沙背景為這個悽豔的愛情塗抹了些許血腥壯烈的味道。
《英雄》改變傳統武俠的方式是向權力投降，泯滅個性，強行向宏大敘事上靠，追求大一統+集體主義；而《武士》則充分借鑑好萊塢編劇模式，歷史傳奇＋追逐遊戲＋大韓武士精神＋三角戀愛＋身份/家園的迷失和指認等元素的疊加，拍出了一部另類的古裝動作片，在動作及故事的背後，這部片強調的不是武功高強的頂尖高手，也不是孤傲的武士，而是那些為了活命下的動物本能，是不斷向前走的人，強調的還是個人主義。
弔詭的是，《英雄》與《武士》所開創的先風，在中韓兩國卻遭遇了不同的境地。《英雄》開啟了中國大片的時代，一時跟風者眾。而韓國在《武士》前後，儘管也有《飛天舞》《無影劍》這樣的古裝動作片，但整體上沒有在韓國形成風潮，而是迅速式微。
反倒是自《生死諜變》之後，韓國連續迎來《實尾島》《太極旗飄揚》等新型大片，對韓國近代史進行了深刻的反思。與此同時，還有《殺人回憶》《共同警備區JSA》等投資中等體量的影片橫空出世，都帶有極強的反思功能，真正形成了風潮，開啟了新時代。
《武士》的輝煌只屬於自己，那些帶強烈的反思意識，對社會有深入探討的影片才真正形成了一股風潮，並培養出了導演屆「忠武路三傑」（奉俊昊、樸贊鬱、金知雲），以及演員屆的「忠武路三駕馬車」（宋康昊、崔岷植、薛景求），乃至後來的「四大天王」（李秉憲、黃政民、李政宰、河正宇）。韓國電影一步步走上了巔峰。
相對於的，中國則在資本追逐中迷失了自我，甚至鬧出了眾多笑話，買票房、偷票房、幽靈場、鎖場等等，為人所笑。
簡單來說，都是動作大片，《英雄》帶給中國電影的浪漫主義時期的來臨，不問現實，追求虛空，講究形式美；而《武士》在韓國的沒落，則使得韓國電影轉入了現實主義時代，追求現實批評，真陳社會不公，講究內涵美。
一左一右，中韓電影之間的分野，就此開始。差距，也越來越大。
不說也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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