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電影產業異軍突起，成為傳媒與藝術領域引人矚目的重要景觀；2015年，以票房突破400億為標識，中國電影產業發展邁向新的高度，並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本刊「年度對話」首次專門聚焦電影，就電影立法、電影政策、電影產業、電影創作與傳播、電影人才、電影文化建設等問題進行交流探究。
電影審查職能的下放，是近年來中國電影政策變化的重要呈現，這背後是中國電影的行政思維從「管理思維」向「管理與服務一體化」思維的轉變。同時，電影政策從「禁」到「行」，電影管理者從發令思維到共商思維，也值得肯定。但在轉變的過程中，如何摒棄權力慣性，如何有和解地尋找管理者與創作者的「最大公約數」，考驗著中國電影行政管理者的勇氣與智慧，特別是在中國電影產業井噴的格局中其意義就更加凸顯。
一、作為推動力的權力
胡智鋒：今年有一個社會關注度很高的電影政策的調整——電影審查的放權。放權的舉措其實過去幾年已經開始了，今年對審查制又做了進一步的調整，有更大規模的放權，這件事也是同時具有國際意義的事情。當然從大的方面來看，我們講責任政府，不斷減少行政幹預是一個大的趨勢，但是畢竟作為一個政府管理部門，一般來說會本能地或者慣性地捍衛自己已有的權力，把權力主動下放，某種意義上來講應該是難以割捨的。如何順利地推進電影審查權的下放？這一政策調整的背景、動因和過程如何？我想這也是社會普遍關心的問題。
張宏森：這是一個特別好的問題，從來沒有人問過我，我很願意回答。
首先談一下我個人的認識：要把權力變成「推動力」，不要把權力變成「摩擦力」，這也是目前正在形成的管理部門共識。怎樣讓管理和服務形成辯證統一的關係，是管理部門需要深入思考、深入探索的宏大課題。今年以來，黨中央和國務院反覆強調簡政放權，減少中間環節，減少權力障礙，為創業者和從業者提供更直接、更便利、更通達的服務。
在權力的下放方面，我們主要進行了電影劇本（梗概） 備案和電影片審查的下放。
首先，將電影劇本立項制改為電影劇本（梗概）備案制——備案僅僅是基本告知，而立項需要行政審批，二者差別很大，除重大革命和歷史題材、中外合拍片以外，將佔絕大多數的國產片以梗概備案的方式，全部下放至屬地；其次，影片拍攝完成後，也遵循「誰備案、誰審查」的原則，將電影片的審查權也全部下放至屬地。
從便於工作的角度，我們通常把電影分三類：一類是重大革命和歷史題材影片，這屬於特殊影片；第二類是中外合拍影片，因為牽扯到多國別多地區，所以牽扯到的文化元素、政策元素是比較複雜的，我們把它稱之為重點影片；第三類是一般題材影片，除了前兩類都稱之為一般題材影片。在每年備案、審查過程中，一般影片佔據了絕大多數，一般是90%以上的比重。我們將電影備案、審查中最大體量的「一般電影」的審查下放到屬地。
電影審查放權的內在驅動力，大致有如下幾個——
第一個驅動力，是響應中央號召，簡政放權，不要因為對權力的貪戀和對權力的固守，而使權力變成行業發展的阻礙力和摩擦力。
第二個驅動力，我們深刻意識到管理和服務是一體化的。沒有脫離了服務的管理，同時也沒有失去管理的服務。而從歷史的語境來看，我們在管理上的理念，大大強於服務；因此需要把二者進行有機的平衡。脫離了服務的管理，就容易和行業形成對立關係，最起碼是緊張關係。但是當管理和服務一體化的時候，產生的可能就是協商關係，最後就是和解關係。當然在協商、和解的過程當中，同樣也要強調規範和紀律，強調原則和分寸；不過當管理和服務一體了，問題解決起來就容易了，就不那麼艱澀和困難了。
第三個驅動力，鑑於中國電影產業發展的實踐，不得不讓我們面對一個新課題。當中國電影每年生產100部故事影片的時候，中央承擔的審查任務不難完成，但今天當中國一年生產到700部左右的電影，我們的審查就可能因為效率低下而影響到影片的拍攝、上映和全產業鏈的運作。
以2015年為例，這一年中國電影故事片的備案達到了多少個？我們現在國產電影的創作生產和投資主體接近2000個，一年的備案項目僅故事片就4000個，動畫片今年估計在200個左右，紀錄影片也有近100個，再加上科教影片有100個左右，還有特種電影像環幕、球幕、水幕等一年也有幾十個左右，這加起來是很龐大的數據。如果再不改革行政系統的歷史運作模式，不改革權力使用的慣性，不轉變守成的思想和觀念，那麼面對今天這樣一個繁榮的產業實踐，我們管理部門是難以應對的，權力必然變成摩擦力和阻礙力。以上這些理念和事實，亟需中國電影要做出這樣管理模式的調整。
當然管理模式的調整，行政審批的刪除和權力的下放，不意味著中國電影創作失去了邊界，不意味著「失控」，關鍵在於標準的統一性。我們現在使用的電影審查標準建立在上世紀90年代國務院頒發的《電影管理條例》基礎上，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強調了審查委員會機構組成和《條例》的嚴格執行。標準的清晰化、標準的固定化，是權力下放一個重要前提。這也反映了前述的立法的重要性。在《電影產業促進法》中就包含電影製片和電影審查的管理內容，當以法律的制定來約束，那標準就更加明晰、更加固定了。
同時，法律上也有一句話叫程序公正和實體公正，二者是不可或缺的整體。沒有程序的公正，就很難實現實體的公正，因此我們特別強調電影審查程序，比如說評委會的組成，要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和廣泛的社會性，審查標準必須具有固定性和清晰性，同時電影審查結果也需要在最快的時間有效地告知和開放。
任何一個觀念最終完成，都是要經過一個過程的。這個過程從最初的不理解、不捨得，到最終權力的順利過渡、交接以及大家理念上的順達。當中國電影的成就開始讓電影人共同引以為豪的時候，大家覺得過去掌握的所謂的「權力」毫無價值，真正有價值的是中國電影繁榮發展，是中國電影真正進步。
二、電影管理者與創作者的對話
胡智鋒：縱向相比，我們政策的調整體現了從管理到服務，或者管理服務一體化的重大的改革。那麼，橫向相比，比如說與美歐、日韓相比，就電影審查和管理體制而言，您覺得我們現在的簡政放權，是不是比較恰當和合適呢？畢竟在之前，從國內而言，一些人認為中國電影上不去是電影審查太嚴；從國際而言，一些人認為中國電影審查代表了中國所謂的「紅色中國」，是社會主義中國「宣傳」體制非常顯赫的一個符號性象徵。
張宏森：只要審查制度存在，電檢制度存在，就永遠會有這種聲音。第一，我們還是反覆強調，要以法治為依據，強調電影審查的法規依據。其實，任何國家都有其法規依據，依法行政是現代文明標誌。不以個人標準為標準，不以個人判斷為判斷，更不以個人好惡為原則，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要健全審查程序，審委會向社會公開名單，審查的結果及時告知，甚至在協商中與創作者共同進行藝術探討，使審查者與申請者共同靠近理解與判斷的「中間點」。大家都知道，法規判斷可以是直接判斷和簡單判斷，但是就文化判斷、審美判斷而言，世界上沒有任何一把尺子可以在藝術、審美、文化標準上給你確定規矩。因此，只要存在著審查與被審查，永遠就存在著對審查體制的滿意或不滿意。
審查不意味著沒有可討論、可商榷、可交流的餘地，這是我們的初衷。我們不以對立的目光，不以他者的立場面對創作者，在管理和服務一體化的基礎上，大家各司其職。我們尊重創作者的創造性勞動和創作用心，更尊重審美規律和創作規律，我們也希望實現創作人員合理的多樣化主張、多樣化創作訴求，希望在尊重法規的框架基礎上，大家向最大公約數靠近。
三、與創作者真誠溝通
胡智鋒：我們注意到，在電影領域，過去比較多的懲戒性禁令，這些年似乎在減少。之前電影領域的一個「禁」，往往比其他領域的「禁」，更能造成社會輿論的負面反應，負面的國際輿論反應就更強烈。這幾年因為電影審查的改革，氛圍寬鬆了，似乎「禁」的東西少了，這是說明中國電影創作本身已經非常自覺，還是我們在電影管理的層面做出了怎樣的推動？
張宏森：說句真心話，喊一個「禁」字是極其容易的，但是把這個「禁」字變成通行的「行」字，確實要付出加倍的努力。簡單一紙禁令造成的後果是什麼呢？電影創作者的訴求沒有實現，投資方的投資不能夠收回，還有更加重大的一些社會文化影響。由「禁」向「行」，需要多方充分協商討論，甚至和藝術家、製片方共同重新測量項目或者說對這部電影共同做出有效的調整。這需要我們的工作人員具備相應的專業水準，要有相應的知識背景，要有真誠的溝通精神，這些都需要付出代價。
我在這裡可以舉一個例子，《尋龍訣》熱映時很多採訪中都談到了電影審查的問題。關於《鬼吹燈》這個文本改編成電影，從一開始我們就與創作者進行深度溝通。說實話作為網絡小說，在文字上和網絡傳播上可以有它的自我設計和自我表達，但是當它變成大銀幕呈現的公共作品的時候，我們就不得不考慮其中有可能觸犯的一些禁忌。第一個雷區，盜墓行為在任何一個國家，在任何一個歷史階段，或者是被法律禁止的行為，或者是不被道德提倡的行為，因此一部電影不能正面、積極地宣揚「盜墓無罪論」或者「盜墓可愛說」，不然容易成為對法律、道德的碰撞。
第二個雷區，就從唯物主義到科學主義的公眾認知基礎來說，如果我們要肯定《鬼吹燈》裡那玄幻未知世界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很難找到學理依據。我們希望在唯物和科學的基礎上，能夠按照合理的物理邏輯和心理邏輯為所出現的玄幻做出相應的解釋，哪怕做到邏輯上的自洽。我們無法證明和證偽這個世界上是有鬼的，所以電影不要做結論性的展示。
第三，在前兩者基礎上，我們建議《鬼吹燈》這個名字在改編電影時可以改為更為通行的其他名字。我們不是創作部門，劇本還沒有生成時，沒有必要和創作者一起進行劇本創作、創意的深度溝通。但我們既然想成功地呈現作品，又想讓IP走向電影的二度創作中更加合理（比如避免無謂地引發大家莫名其妙的無釐頭之感），還想讓最大公約數的人能夠接受，我們就有責任和創作者形成對話與探討。表面看起來我們提出的是一個審查規約，實際上是在積極協商對IP改編的深度構想。
我可以再舉一個例子，我想講一下《智取威虎山》裡的飛機。在所有歷史版本中，從小說到樣板戲，《智取威虎山》結局裡是沒有飛機的。徐克最初拍這個片子時，設計的是座山雕最後駕著飛機準備逃走，只是由於主人公跟他進行的搏鬥、周旋，最後飛機墜毀。在面對這個最初版本時，一方面，在審查中，有同志就提到飛機的問題，這是對已經約定俗成的共識、對歷史真實性的違背;另一方面，徐克導演提出，我是要做一個現代版的工業視覺大片，如果光是手榴彈、土包子槍，怎麼形成一種現代視覺衝擊力呢？而且為了做這個飛機花了一千多萬人民幣，如果摘掉的話，電影怎麼結尾？這一千多萬怎樣交代？視覺形象怎樣呈現？你看，兩方主張相悖，矛盾就是這麼尖銳。後來我們一起苦思冥想、開動腦筋，建議把結構做一個調整：故事正片結束之後，後代講述者又想像出另外一種可能性——威虎山傳說有日偽留下的軍用倉庫，如果有飛機的話，當年傳奇的結尾會不會還有不同結果呢？於是飛機的橋段變成了後代的對當年另一種可能的想像。相當於在正片之後做了一個大彩蛋，並把彩蛋和正片進行了有機的統一和銜接。
後來主創人員也曾談到，如果說當時正片就用飛機結尾的話，很多人會說這部片子有可能走向了戲說，或者走向了遊戲的狀態。而調整之後，大家就對電影《智取威虎山》沒有那樣的偏見了，同時也實現了創作方的訴求。在尖銳的矛盾面前，大家和解了、共識了，結局也皆大歡喜了，只是過程非常艱辛。總之，我們希望既能完成行政審查的任務，也在尋找電影的另外一種可能性。
來源：中國製片人：（ID：zgzpr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