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宗罪》這部取材於天主教教義的電影，本身主題就有著繞不開的宗教意味。因此，分析《七宗罪》也一定要聯繫到這部電影的宗教背景。今天給大家帶來的這篇影評，節選自1997年發表在《電影藝術》雜誌上，由胡曄撰寫的《在地獄中訴說光明》。
《七宗罪》絕不僅僅是講一個瘋子如何進行冠以宗教名目的兇殺事件。
杜·橋最後的辯駁孤立看來，居然很有道理。
電影帶給人們的可怕之處在於:
杜·橋通過殺戮來「布道」的方式，似乎是引起今日美國大眾注意的唯一一種方式。
從中世紀到90年代，天主教布道的題目絲毫未變，那就是：贖罪。
但是片中，杜·橋講道的內容，已經從善行，變為親自動手的血腥暴力。
講道的途徑，也不再是感化，而是「強迫你贖罪」。
片中威廉曾問道：「不知道現在人們究竟在想什麼，怎麼想。」
米爾斯答：「也許他們從未改變。」
影片中的問題，在這裡實際上體現為：曾在社會中能約束人們行為的力量到哪兒去了？
由於文化背景的緣故，西方電影中一直有體現宗教意識，從宗教角度進行思考的傳統。
但顯而易見地，有一個演變的過程。
最初，宗教與上帝都是溫和的。
比如，40年代的《勇士之家》，《失去的邊界》對種族歧視問題的解決，
50年代的《十誡》，《長袍》對當時宗教復興潮流加以呼應。
即使是傑出影片《獵鹿人》在結尾時，也讓主人公麥可和他的朋友們在你刻的葬禮完畢之後，聚在一起高唱《上帝賜福美國》。
《獵鹿人》劇照
然而時勢在變，電影中的上帝也在變，從無所不在的光明和溫暖，到抽象的，令人疑惑不清的概念——
這也許是西方對自身，對周圍社會思索的反應。
比如，在馬丁·斯科西斯的作品《耶穌基督的最後誘惑》裡，上帝成了一個個性懦弱，猶豫不決的現代知識分子形象。
到了90年代，上帝的代言人則往往手持手槍，與暴力掛鈎。
例如昆汀的《低俗小說》裡，那個邊背《啟示錄》邊殺人的殺手。
《低俗小說》劇照
上帝代言人在這些電影裡，已經開始使用暴力行徑來傳達著上帝，也就是他自己的意志。
自西方社會，宗教作為與終極價值有關的意識形態，就是一種共有的道德秩序的根據，這便使得它擁有了神聖感。
但當電影中出現了手持槍枝宣揚教義的形象，則恰恰說明了宗教的衰弱及社會中神聖感領域的縮小。
神聖感的喪失只能有一種後果，就是人們之間的共有情操和感情紐帶已經變得渙散和衰弱。
《七宗罪》裡的威廉老偵探，把他們的城市比作《聖經》裡的索多瑪，蛾摩拉兩座邪惡城市。
正是因為這種他看到在現代社會裡，這種神聖感的缺失。
而杜·橋這個殺人兇手，對宗教懷有變態的神聖感。
他同樣把自己看作是上帝的化身。
他的犯罪動機也很簡單，正如他自己說的，用這種極端的方式立下榜樣，迫使人們回歸對宗教的神聖感。
同時，救贖那些他所認為充滿了罪孽的人。
不僅杜·橋這個殺人兇手對宗教懷有變態的神聖感，老偵探威廉也懷有絕望的尊崇。
而米爾斯，他的生命活力則建立在盲目的基礎上。
既不了解過去的神聖意識形態。
也對當下的冷酷現實缺乏清醒的認識。
既不能對過去的神聖領域進行挑戰，也不能完全棄絕。
他只是按照本能的熱情破案，生活，最後成了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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