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歷史是過去的政治」。普魯士是德意志歷史上不平凡的一頁，驚心動魄卻欲說還休。從節儉、實幹的普魯士精神，到崇尚國家利益和追求民族統一的道路，再到隨著軍國主義徹底消亡。普魯士歷史不僅是普魯士的問題，也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
普魯士，是一段充滿傳說的歷史。五個世紀裡，從波羅的海一隅的「邊角料諸侯」，成長為不可小覷的歐陸強權，領導德國統一建國事業的絕對領袖，參與世界爭霸的龐然大物，普魯士主導的德意志版「建國大業」，歷經了內憂外患和艱難崛起，曾激勵鼓舞了一代人。
但歷史是一面撲朔迷離的鏡子，在今天西方世界的主流話語中，每當再提及普魯士的時候，邱吉爾在德黑蘭會議上的評語常常迴響：「普魯士是萬惡之源。」
（溫斯頓·邱吉爾1874-1965）
同樣的情緒支配著二戰後聯邦德國第一任總理，康拉德·阿登納。阿登納曾公開表示，在西德腹地重建德國首都，要比在柏林好得多。這可以理解為與過去那段可厭的歷史主動切割。
（第46 號法令：普魯士的「死亡證明」）
誠然，普魯士作為一個國名和建制早在1947年已經正式消亡。1947年，美、蘇、英、法四國「盟軍管制委員會」籤署第46號法令，宣布「普魯士國家歷來是德國軍國主義和反動作風的支柱，它事實上已經不復存在，為維護各民族和平與安全，重建德國政治生活，即日起解散普魯士」。這條法令至今其實依然生效，普魯士國在法律上的合法存在正式結束。
縱使普魯士遠去，反思卻不能停止。畢竟，這個國家曾在歷史上輾過深深的車轍，影響波及範圍也包括百年前我們的中國先輩們。
1903年，楊度在梁啓超主編的《新民叢刊》發表《湖南少年歌》，中雲，「中國若為德意志，湖南當為普魯士」，語驚時人。但何出此言？
楊度（1874-1931）
這位參加過公車上書，卻為袁氏復闢立憲，支持過李大釗，最後在潘漢年引薦下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複雜人物，歷史功績不評，但對西方憲政了解程度極深。清政府的「五大臣出洋考察」報告，部分正出自此公手筆。梁啓超作《東西各國憲政之比較》，楊度作《中國憲政大綱應吸收東西各國之所長》和《實行憲政程序》，博得大名。清政府1906年直接根據上述報告下詔預備立憲。
此公思想複雜而反覆，但其思想內核始終如一，是一個「一心痴迷作帝師的書生」，這就一下子解釋的通了。從他14萬字巨論《金鐵主義》和大量《留學譯編》文獻可以看到，「鐵血主義」的普魯士給他造成了多大的影響和衝擊。《湖南少年歌》道，「區區小國普魯士，倏忽成為德意志。兒童女子盡知兵，一戰巴黎遂稱帝。內合諸省成聯邦，外與群雄爭領地。」而當時時局如何？他悽涼道，「於今世界無公理，天演開成大競爭」，「地球道理憑空縮，鐵道輪船競相逐」。這一比擬暗合1815年維也納會議後列強重分座次，開啟世界競爭的大格局。在殘酷格局中，他憤恨道，「公法何如一門炮，工商儘是圖中匕」，「外交斷在軍人口，內政修成武裝體」。強權即公理，羸弱被欺凌，想要救亡圖存，卻又報國無門，一個沉浮大國中的複雜人格便呼之欲出。日本留學期間，他思想愈發激進，就作出了「中國如今是希臘，湖南當作斯巴達，中國將是德意志，湖南當作普魯士」的熱血詩句。
他看似不斷變節的行為，反映的恰是內心堅定的目標：救國。至於如何救，他自己心裡也完全沒數，所有能試過的方法和路徑基本試過一遍後，還好最終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的事業。
楊度給梁啓超的輓聯道：
「事業本尋常，勝固欣然，敗亦可喜；
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殺，我獨憐才。
人皆欲殺，我獨憐才？此言怕是楊度自視太高，想來無論是仕子還是庶民圈層，「喊打喊殺」呼聲最高的想必還是楊度自己，而非「功大於過」的梁啓超。
（楊度在紫禁城協助袁世凱稱帝）
「帝師畢竟是書生」，面對「蔣幹」的非難，楊度從沒正面頂回去「我不是蔣幹」！他心裡似乎也很明白：「怕人罵者是鄉愿，豈能任天下事哉。我等倡助帝制，實行救國，自問之不愆，何恤乎人言。」不屑人言，甚是透徹。哈佛學者裴士鋒（Stephen R. Platt）專著《湖南人與現代中國》，專門討論了20世紀初中國的維新運動與大革命時代，以及時務學堂、《遊學譯編》等熱門現象，刻畫了芸芸眾生和愛國仕子的某些思考，即如何將舊帝國帶入一個新時代，完成國家統一和民族救贖。楊度這樣的大膽聯想和振奮口號因此也不難理解，他只想激勵國人，特別是他寄予厚望的湘人扛起大旗。
如果說當時的中國和普魯士的關係還停留在學子的想像中，楊度也只是開了一個異想天開的話頭，歷史的筆觸則有力地記載下，在研究和學習普魯士的道路上，我們的東鄰日本則領先一步徹徹底底的學會了普魯士的強國強軍戰略，從政治、經濟、軍事改革各方面打造了一個軍國主義的不死魂。為了警醒，為了更好的理解過去百年的風雲和故事，就讓我們一步步推開歷史深處的大門，去「萬惡之源」一探究竟。
普魯士的史前史 (Vorgeschichte）
從十二世紀起，今天波蘭東北部卡廷森林和波羅的海沿岸的原「柯尼斯堡」地區活躍著十字軍隊伍的一支後繼者，條頓騎士團國（Teutonic Order）。這是德意志宗教騎士團在古普魯士地區的拓殖。
「我不是來送和平的，而是來送劍的。」
——《馬太福音》10 章34 節
在騎士團國多年拓殖下，古普魯士地區漸漸「日耳曼化」（germanised）、「基督教化」，形成了一個日耳曼和斯拉夫雙民族的聚居地。（哈夫納，113頁）「安貧、守貞、服從」，騎士文化與修士結合而成的三個特點始終伴隨著條頓騎士團的統治。
1386年波蘭-立陶宛大公國建立，1410年第一次坦能堡之戰戰敗，條頓騎士團衰落成為波蘭附屬國。1525年，普魯士公國（Duchy of Prussia）建立。1618年，普魯士大公死後無子，其長女與霍亨索倫家族聯姻。霍亨索倫家族開始被歷史垂青而發跡。
普魯士與霍亨索倫家族
霍亨，音譯，即「Hohen」，高貴的意思。最初是南部施瓦本地區的貴族，十二世紀才來到弗蘭肯，在安斯巴赫和拜羅伊特各有一塊小領地。最初取得功名的方式也不是擔任一方諸侯，而是出任帝國行政職務。霍亨索倫家1415年出任 「紐倫堡城伯爵」，輔佐西吉斯蒙德當選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獲得了布蘭登堡邊區封地作為大報酬，這才從「上層路線」走向了「地方治理」，逐漸發育成一方霸主。1618年，通過聯姻，正式繼承普魯士。
（龍興之地：霍亨索倫城堡，巴登符騰堡州）
普魯士與布蘭登堡的關係
布蘭登堡，在今天的東德，環繞柏林，狀如河北。但古普魯士，其實大部在波蘭，甚至柯尼斯堡。這兩者何時掛鈎起來的呢？普魯士公國的政治中心是東普魯士的柯尼斯堡，布蘭登堡地區是神聖羅馬帝國時期的領地（Margraviate of Brandenburg），1619年的聯姻使二者合稱「布蘭登堡-普魯士」，布蘭登堡的柏林、波茨坦、奧得河畔的法蘭克福漸漸成為普魯士王國的中心。
（布蘭登堡州在今天聯邦德國地圖中位置）
從1415到1918德意志第二帝國滅亡，普魯士共經歷503年，18代20位君主。本文不是史記，不能求全，因此只能有重點地選出一個代表性的時代，即士兵國王和腓特烈大帝父子國王，這個時期是普魯士重要的上升期。
「士兵國王」(SoldatenKönig)腓特烈·威廉一世(1688-1740），1713到1740在位，之所以得到「士兵國王」的稱號，是因為他長期不懈堅持親自拿著棍棒訓練士兵。雖然他並沒有大規模的奪取土地，而是在其治下充盈國庫，締造了當時全歐洲最強大的軍隊。
「士兵國王」腓特烈·威廉一世(1688-1740）
他的兒子弗裡德裡希二世，另一個廣為國人熟知的譯名則是「腓特烈二世」，或者「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der Groß 1712-1786，其中1740-1786在位）。他擁有一個世界著名故事，就是「德國國王與磨坊主」的物權保護傳說，具體案件詳情參見袁治傑《磨坊主阿諾德案考論》。在他的晚年，波茨坦的鄉親們則親切的稱呼他為「老弗裡茨」。
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der Gross 1712-1786）
這位老弗裡茨絕非等閒之輩，沒有他，就沒有後來在各方面都不可一世的普魯士。本文決定凡提到此王，均使用「腓特烈二世」或「腓特烈大帝」，而不是讀音更接近的音譯名「弗裡德裡希」。原因是，霍亨索倫家族中，「弗裡德裡希」一名使用重複率極高，幾乎代代重名，但後綴「der Groß(the Great)」「偉大者」的，僅此一位。「腓特烈」，是早期西學東漸時期的翻譯譯名，在談到腓特烈大帝時，起碼基本不會指錯。雖然理論上只能叫他「大王」，畢竟當時普魯士只是王國，不能稱帝，但「大王」在中文中甚少出現，文學作品中稱呼「大王」的多出山寨，而非正統。
腓特烈二世啟動了司法改革、軍事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經濟改革、宗教開明、接收難民，是引進土豆的功臣。這還不算普丹、普奧、普法和三次西裡西亞戰爭、七年戰爭的赫赫戰功。更不用說，他用法語寫下的煌煌巨著《反馬基雅維利》，還有《我這個時代的歷史》，精通笛子譜曲和音樂，從伏爾泰的粉絲到成為摯友。要想寫下他的故事和精彩人生需要再寫一篇。
（腓特烈著：《反馬基雅維利》）
德國文化史學家杜蘭特如此評價腓特烈二世，「這個國王有能力統治一個國家，敢於對抗教會，能草擬一幢建築物圖，速寫人物肖像，寫一般的詩和優秀的歷史文章，贏得反對半個歐洲的戰爭，創作音樂，指揮一個交響樂團和吹奏橫笛。」秦皇漢武尚且「略輸文採」，一位德國國王用法語出書，還是震動學界的《反馬基雅維利》，也足於折服世人了。
然而，歷史開了個不小的玩笑，寫下反馬基雅維利Anti-Machiavel的腓特烈，恰恰比馬基雅維利的Prince有過之而無不及。他所作所為，戰勝丹麥、奧地利、奪取西裡西亞，三次瓜分波蘭，冷靜鐵血的「向東方」戰略，從波蘭的附屬國到反吃波蘭直至其滅國。無不硬的道出：「強權即公理」。
（鼎盛時期普魯士疆域圖）
Macht vor Recht 強權即公理」
腓特烈《我的時代的歷史》中寫道，「假如你喜歡別人的領土，那你就把它拿過來，而替你掠奪辯護的法學家總是可以找到的。」「法律問題是大臣們的事」。
(約翰·格特利布·費希特1762-1814）
確實不難找到，名望隆重如費希特，也在《論糾正公眾對法國革命的看法》一文中為君王作了完美的辯護。
18世紀中葉，國際法已是一門顯學，但腓特烈二世對當時眾多的國際法著作嗤之以鼻，他說，這些著作無非是要使國際法成為凌駕於君王之上的法律，限制專制權。「在普魯士，沒有任何一位君主承認過任何國際法。」「國家利益」高於一切的指揮棒下，「祖國」（Vaterland）概念也正式登場。1813年的腓特烈三世在《告我的人民書》中道，「普魯士人是愛國者」。
腓特烈是一個兼具獅子與狐狸特質的君主。但他畢竟是一手促進普魯士走向現代化的君王，在「黑色普魯士」的背後，還有「金色普魯士」的理性與法治的一面。「武功」再煊赫，真正有影響力的王朝也都要做好「文治」的基本功。
普魯士：理性國家
黑格爾高度贊同普魯士的自由、正直和寬容之風，稱其為「國家理念的最完美體現」，「歷史上所曾有過的最純淨的國家理念」。儘管彼時民族主義已經「站在門外」，哈夫納認為那時的普魯士還不是一個民族國家（Nationalstaat），而是一個理性國家（Rationalstaat），停留在「時代的高處」。威廉·馮·洪堡讚嘆，「普魯士的偉大非其他任何國家所比擬」。難道這些都只是不惟實的吹捧？其實不無道理。
（格奧格·威廉·弗裡德裡希·黑格爾1770-1831）
在軍事上節節勝利的同時，普魯士的首都柏林，不僅沒有大規模四散逃離故土，竟還在源源不斷的吸引著世界各地有才華的青年人，在法國備受迫害的胡根諾派教徒、荷蘭的新教徒，乃至斯拉夫移民紛紛湧入普魯士定居、生活。背後的重要原因，是腓特烈二世治下的宗教寬容與自由政策。「Suum cuique」是拉丁文「各得其所」的意思，在宗教狂熱的三十年戰爭並未遠去的歲月，這種平等與包容彌足可貴。哈夫納追憶18世紀的普魯士時說到，即便日益「日耳曼化」的波蘭，波蘭人也沒有比之前過得更差。波蘭上層貴族可以在普魯士從軍，也可以擔任政要之職，倘若誰在那時提出第三帝國希特勒所對待波蘭那一套，恐怕只會被十八世紀的普魯士人認為是瘋子嗤之以鼻。
普魯士是法治國家嗎？
縱有開明君主專制和宗教自由，姑且能稱之為理性國家，但普魯士是法治國家嗎？歷史學家哈夫納自信地指出，「無論普魯士承擔了多少批評，具有多少不堪的性質，它都是一個法治國家，而且是歐洲最資深的法治國家之一。」（哈夫納，第261頁）。但歷史學家口中的「法治國」不知據何標尺得出，不知今天德國公法學家能否坐的住，已故公法大師棺材板能否按得住。畢竟，何為「法治國」，以及國王專制時代有沒有法治國，在德國公法史上的概念界定相當嚴格。
拋開爭議，毋庸置疑的是《普魯士一般邦法》（1794 Allgemeines Landrecht für preussischen Staaten）是那個時代立法的巨大成就。薩維尼在柏林大學後來專門開課講授普魯士一般邦法（ALR）。為解決普魯士各邦法制不統一的問題，普魯士一般邦法設計了簡化的訴訟程序、一定程度的保護私權、死刑權上收由國王批准、任何人受公權損害可以向國王申訴等制度，確實具有劃時代的進步意義。這部法典引起了新大陸同行的重視，美國班傑明·富蘭克林（1706-1790）到波茨坦向腓特烈請教國家治理，而約翰·亞當斯（1735-1826）則專程到西裡西亞，考察「弗裡茨時代」的建設成就。那個時代也是國家學說討論萌芽的時期，威廉·馮·洪堡寫作《論國家行為的限度》，發展出「國家應提供對內安全和對外安全的職能」理論。
普魯士的政治遺產
普遍的義務教育、義務兵役制、普魯士正步、建築公法（建築警察法）、十七世紀就開始成型的柏林寬闊街道和建築線，這些成就今天都還影響著世界，但普魯士具有不同於其他西方列強的特點。或者換一個問題，普魯士是「西方」國家嗎？這裡討論的西方概念，並不是地理的方位，而是文化意義上的區分。薩義德（Edward Said，1935-2003）出版了《東方主義》一書，提出了所謂的「東方主義」（Occidentalism）理論。在薩義德看來，「東方主義」中的「東方」是西方建構起來的「東方」，因而是不真實的，充滿了意識形態的偏見，其目的在於強化西方對東方的控制。而荷蘭的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和以色列阿維賽·瑪格裡特（Avishai Margalit）針鋒相對，認為妖魔化他者絕非西方專有，它同樣也發在東方。在《西方主義(敵人眼中的西方)》一書中，他們追溯「反西方」的歷史與本源。而在他們羅列的證據中，普魯士和納粹德國赫然在列，是「反西方」的代表。
（普魯士正步）
這不奇怪，康德在柯尼斯堡寫作的《論永久和平》中，認為「民族自豪感是愚蠢的」，消滅民族競爭，才能建立世界秩序。理性、人權、平等，這些啟蒙運動而來的價值，確實是直到很晚才被德國擁抱，德國在一步步「重返西方」。在此之前，以資產階級啟蒙為主導的西方世界並不接納這個「東方」崛起的「異數」。從士兵國王開始，普魯士的城市就打上了「兵營化」的烙印，斯巴達式的索然無味和虔敬主義，長長的住宅樓顯示波茨坦市民和官吏家庭的清貧和節儉景象。早在布蘭登堡邊區馬克時期，就被譏為「神聖羅馬帝國的沙石罐」（Streusandbüchse des Heiligen Römischen Reiches Deutscher Nation），直到華麗的洛可可時代，普魯士藝術風格仍顯簡樸。空空如也的新宮和其實只有一排房間的無憂宮每每讓習慣凡爾賽宮豪華炫目的遊客失望。根本原因是這個國家國庫五分之四用於軍費，用國家滋養戰爭，或者說，普魯士只是一支有國家的軍隊。（米拉波伯爵語）
(伊曼紐爾·康德1724-1804）
反奢侈、反浪費的普魯士
在嚴謹的普魯士君王看來，古羅馬是奢侈荒淫的，巴黎的宮廷同樣。士兵國王，腓特烈一世一掃宮廷中的鋪張揮霍之風，代之以斯巴達式的簡樸。腓特烈二世責備它奢侈的先祖，「約阿希姆二世去前往法蘭克福參會，帶68名「貴人」和452匹馬作為「輜重隊」，旅行回來則在柏林狂歡暴飲。這種「野性和華麗混合的習俗從宮廷滲入城市，在貴族中競相效仿，必須禁止」。腓特烈二世在《反馬基雅維利》中一針見血、毫不留情面的諷刺了德意志其他各邦王室形象。「這些人無不以路易十四為榜樣，爭相效仿他的凡爾賽宮，甚至豢養自己的情婦」。確實，那時的君主但凡想要炫耀自己的權力，就要擁有自己凡爾賽宮，哪怕是仿的。事實上，「太陽王」路易十四在巴黎郊外的凡爾賽建立的凡爾賽宮，是當時和日後整個歐陸各國皇家園林設計的範本。從聖彼得堡的夏宮，維也納的美泉宮，波茨坦的無憂宮，甚至北威州的Nordkirchen宮，都仿照凡爾賽的制式和風格，只是規模「一蟹不如一蟹」。這些被打上「某某地的凡爾賽」之名的跟風宮殿，與今天國內樓盤名稱裡「巴黎」、「羅馬」遍地，並無多大本質不同。節儉的普魯士一反其道，從節慶穿著到餐飲道數，處處立規矩。時人並非沒有不滿，作家弗裡德裡希·卡爾·馮·默塞爾著文《當前對普遍規則（規矩）的愛好是對普遍自由的威脅》（1773），指出了過度嚴苛帶來的拘謹和生活不便。
普魯士今生？藏在何處？
法律上，歷史上，再無普魯士，談何今生？這個要被千方百計抹去的「黑歷史」，如今何處還能尋得蹤影？僅舉兩個小例子：兵營教堂，和普魯士藍。
兵營教堂今昔
（兵營教堂的歷史明信片）
與深受法國文化影響的普魯士王國其他方面一樣，這座波茨坦教堂的名字不是德語詞士兵「Soldaten」而是法語詞「Garnison」，涵義是駐兵、衛戍部隊。翻譯為「兵營教堂」、「駐軍教堂」、「衛戍部隊教堂」。曾經是波茨坦市的最高建築，當之無愧的地標，也普魯士軍官團的活動俱樂部。在1933年3月21日「波茨坦之日」（Tag von Potsdam），這裡為一出歷史劇充當了場景。新上任的元首，在改選國會後，穿著燕尾服與身著第二帝國時代的元帥服興登堡一同粉墨登場。在這特殊的時間，特殊的地點，這一舉動被解讀為普魯士傳統和第三帝國的結盟，軍國主義對納粹黨的認可。
士兵教堂，曾經擔任了歷史的布景。這座盟軍空襲的主要目標在二戰中受損，在民主德國被炸毀，夷為平地。然而今天，它正面臨重建風波和數不清的抗議聲。
（原址復建的重建基地）
（為了重建而保存好的每一塊磚）
一本公開出版發行的書表達了對重建的不滿，Frank Baier寫了"Die Garnisonkirche braucht niemand" :Argumente gegen den Wiederaufbau，《誰也不需要兵營教堂：反對重建兵營教堂的意見》，頗為暢銷。
（抗議聲浪：《誰也不需要兵營教堂》一書剪影）
這是筆者拍攝的一張抗議海報，在一片「Golm Rock」搖滾音樂節的歡快氣氛中，海報正中心貼了這樣一副畫，正中正是歷史上的士兵教堂，配文則是：醒醒吧！普魯士亡了！建宿舍！不建教堂！
（波茨坦大學校園抗議：普魯士亡了！建宿舍！不建教堂！）
教堂和教會本身則在衝突中保持低調，回應的方式是通過官方網站醒目位置貼出「Geschichte erinnern, Verantwortung lernen, Versöhnung leben」(銘記歷史，領悟責任，平復生活），是的，歸根結底，這只是個教堂而已。既是歷史，又是宗教。被歷史附加的陰影、裹挾的命運長達七十年不能重建，褪去歷史加之的榮光或恥辱，回歸其本來的屬靈的面貌，才是真正的脫敏。
普魯士藍，藏在顏料管裡的歷史
小時候玩過「馬利」牌水粉和油畫顏料的朋友也許不會陌生，在最基礎的12 色中，有一個近乎墨藍和深藍色間的顏色叫「普藍」。
普藍是藍色中最深，也是最穩定的顏色，深邃靜謐，在繪畫界、設計界都有重要的地位。時而發出紫色的光。其實它就是普魯士藍的簡稱。
（普魯士藍色軍裝）
這真是一個有故事的顏色，為普魯士軍服而生，它的誕生實際是一場誤打誤撞的結果，一個柏林塗料商人偶然製備得出，冠以高大上的「普魯士藍」，暢銷一時，成為普魯士軍服、宮廷乃至上層社會的指定色。又叫「柏林藍」（Berliner Blau），成為戰場和家鄉最耀眼的色彩，隨著普魯士的節節軍事勝利銘記歷史。
如今的波茨坦大學校徽、官方網站、官宣品設計底色仍是以普魯士藍色為基底。
這個曾經在普魯士境內隨處可見的耀眼深藍色，現如今僅得以油畫顏料管棲身。
另外冷門科普，普魯士藍能解鉈毒，是解鉈毒的重要藥物。在美術生常用的顏料裡，赭石含砷，湖藍含銅，檸檬黃是鉻酸鉛……一眾有毒顏色中的一股清流——普藍，卻可以力克毒性致命的鉈，是鉈中毒的剋星，只要一塊多錢，用鐵把鉈置換出來。轉需。
結語
法國作家Pascal Bruckner 在《自責的暴政》中認為，沒有什麼比仇恨西方更加西方化的了，所有的現代思想可以簡化為對西方的機械化指責，偽善、暴力與卑劣，歐洲人是「地球上的病人」。普魯士是一部蘊藏國家民族史的學術富礦，抑或是「純粹國家理念的悲劇」（哈夫納語）。但本文並非嚴謹的學術考察，無非是浮光掠影式的文字，充滿歷史感受的遊記。愛在歷史的時空中流浪的旅人，安棲在一葉風雨的舟。
以荷爾德林：《致命運女神》的詩結尾：
就賜我一個夏天，汝等強者！
和一個秋天，為了成熟的歌。
（我波茨坦宿舍的窗外）
圖/文
賈 茵：中國社科院法學所助理研究員，中國政法大學憲法學與行政法學博士，德國波茨坦大學法學院博士後。
參考文獻：
Manfred Schlenke, Preussische Geschichte: Eine Bilanz in Daten und Deutungen.
Christopher Clark, Preussen: Aufstieg und Niedergang1600-1947,2008.
Peter- Michael Hahn, Geschichte Brandenburgs, 2009.
北京市檔案館編：《楊度日記1896-1900》，新華出版社2001 年版。
楊度：《湖南少年歌》，載梁啓超主編：《新民叢報》1903 年10 月刊。
丁建宏：《普魯士精神和文化》，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6 年版。
李工真：《德意志道路——現代化進程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 年版。
塞巴斯蒂安·哈夫納：《不含傳說的普魯士》，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年版。
裴士鋒（Stephen R. Platt）：《湖南人與現代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