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反對的不是真理，而是精英的價值觀。
當政治評論家們在談論後真理世界的到來時，他們實際上是在哀嘆國家機構和媒體宣揚的真理很少受到挑戰的時代已經終結。這種哀鳴已經到來好幾年了。公眾對精英價值觀的每次反抗都會遭遇尖刻的反駁，即說什麼人們對真理不再感興趣了。其實，精英的真正意思是人們不再關心他們那個版本的真理了而已。所以，當法國明星哲學家伯納德·亨利·列維（Bernard-Henri Levy）宣稱，人們已經「喪失了政客是否說實話的興趣」時，他事實上是在表達自己的沮喪，即選民不再分享他的價值觀罷了。
當今的精英對所謂的後事實或者後真理公共話語的擔憂不過是最新版本的歷史鬥爭---即究竟誰擁有道德權威和思想權威的鬥爭。事實上，西方很多社會出現的人們拋棄文化權力佔有者的價值觀和世界觀一直被塑造為拒絕真理本身。精英的價值觀被尊崇為真理，這是從古希臘時代就開始的，原因是社會的統治者需要獲得民眾對他們的敬重。民眾得到的鼓勵不是敬重精英的權力，而是敬重精英價值觀的真理性。
這個事實沒有被廣泛理解的原因是，當今社會不願意承認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仍然依靠民眾或積極或消極地敬重精英的價值觀或道德權威。「敬重」這個詞暗示非強制性地服從權威的行為，《牛津英語辭典》對它的解釋是「對另外一個人的普遍認可的主張、技能、判斷或者其他品質的尊重。」（1）在19世紀的時候，這個詞常常被用來暗示人們心甘情願地敬重和膜拜精英，因為他們智慧超群。敬重預設了受到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或者文化精英凌駕於更廣泛民眾之上的智慧和道德霸權。
最近幾十年已經一再暗示敬重精英的時代已經終結。我們被告知，人們更願意批判而不是敬重他人的高超智慧。在此背景下，敬重他人的觀點往往包含了消極的含義，常常被等同於沒有批判性思考能力。但事實上，精英仍然要求民眾的敬重。不過，這個要求體現在呼籲尊重專家的權威上，因為他們說出了真理。因此，在人類經驗的幾乎每一個領域，專家都被呈現為創造事實和真理的人。那些不尊重專家的人將面臨風險，如被指責為不理性、愚昧迷信或者就是個笨蛋。因此在2001年，完美的玩世不恭者麥可·摩爾（Michael Moore）能夠問受到良好教育的美國讀者，「你覺得自己是否生活在白痴的國度？」摩爾知道他的讀者與他一樣有著對道德低下者的鄙夷不屑。（2）今天，很多評論家擁有摩爾類似的鄙夷不屑，他們把民眾拒絕他們的價值觀，拒絕他們的道德權威描述為拒絕事實和真理。
蘇格拉底批判那些缺乏辨明是非能力的人導致他相信當時專家的權威。
從歷史上看，人們對現在被稱為假新聞或者後真理政治的擔憂與人們對普通民眾喪失辨別能力的擔憂聯繫在一起，即一邊是文化精英解釋的真理，一邊是其他版本的現實。柏拉圖通過蘇格拉底之口首次提出了對真理遭受威脅的警告。在他看來，寫作和閱讀的發明對真理造成威脅。蘇格拉底擔憂寫出來的觀點與口頭交流不一樣，能夠獲得自身的生命力，能夠「擴展到任何地方。」文章無法區分哪些是能夠理解和從交流中獲益的讀者，哪些是被文章誤導或者搞糊塗的讀者。他警告說，寫出來的文章可能傳到根本不知道理解為何物的人的頭腦中。（3）與他那個時代的家長制世界觀一致，蘇格拉底假設，如果這些一知半解的知識落入錯誤的人手中，那將是對社會秩序的巨大威脅。
蘇格拉底對書面文章的不贊同部分基於這樣一種信念，即對真理的追求要求很高，只有少數雅典公民可以被委託從事這樣的工作。他堅持認為，知識「不是能像其他科學一樣轉變成文字的東西」；它是「師生經過長時間持續不斷的互動交流和共同學習」之後，真正的知識才能進入人的靈魂之中。（4）柏拉圖的主要擔憂似乎不是書面文本而是書面文本在大眾中的廣泛傳播。
在當今自我意識到的、包容性的、民主的公共文化中，蘇格拉底限制民眾閱讀自己挑選的材料和自己選擇處境的自由將被視為可惡的想法。但是，即使在21世紀，公眾常常被描述為媒體操縱下的無任何權力的受苦大眾。他們被迎合低級趣味的市井通俗新聞業或者廣告商巧妙的宣傳技巧引入歧途。這種擔憂在網際網路時代被無限放大。現在，經過民粹主義運動顯然拒絕政治當權者的文化價值觀之後，人們對真理的所謂脆弱地位的擔憂常常呈現為一種道德恐慌。
蘇格拉底批判那些缺乏辨明是非的能力的人導致他相信當時專家的權威，或者他想像的「哲學家衛士」。他譴責雅典平民的權威，認為民眾缺乏所需要的智慧資源來掌握真理。在《申辯篇》中歸於蘇格拉底的某些評論中，他尋找的不是觀點，而是「得到更多知情信息支持和更徹底思考後提出的觀點。」（5）因此，蘇格拉底提出了確定無疑的論證，敬重專業知識。
正如他說的那樣，如果社會準備好尊重專家的觀點，忽略普通民眾在造船或者建築等專業問題上的觀點，為什麼就不能接受在政治問題上敬重專家呢？在他與普羅泰戈拉（Protagoras）的對話中，蘇格拉底指出「如果辯論的內容是與國家治理有關，站起來教導民眾的人或許是個建築工匠或鐵匠或臭皮匠或商人或船主，無論他們貧富如何，無論有沒有很好的家庭背景。」（6）蘇格拉底接受的觀點是，不能指望民眾自己去尋找真理。就他而言，如果和真正明白重大議題的專家相比，大部分民眾在政治問題上思考的是不怎麼重要的事。（7）
政治精英感受到民眾不再尊重他們的觀點和價值觀，但錯誤地認定是民眾拒絕真理本身。
蘇格拉底相信在政治領域，需要擁有智慧的人來掌握真理。雖然他期待道德專家的權威來指導民眾獲得真理，但是他不知道如何解釋去哪裡找到這些特殊人才。只有到了現代時期，當焦點從哲學家的道德專長轉向科學家的事實專長時，尋找政治專家的問題才得到解決。
敬重專家
西方社會的公共生活得益於這樣一種假設，即民眾敬重專家的意見。政客常常提醒我們，他們的政策是「以證據為基礎的」，這通常意味著得到專家建議的指導。在公共利益問題上，專家有最後的決定權，而且在涉及民眾私生活的問題上，專家的觀點也越來越重要。極力勸誡人們敬重專家是基於這樣一個前提，即專家的知識使其擁有比其他人更高的道德地位。
19世紀的時候，專家作為真理的生產者，地位開始上升。這是構建一種符合群眾政治時代的敬重工程的結果。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19世紀的時候，敬重問題成為英國公眾生活的主要議題。英國精英的觀點承認，對於權威的「天然尊重」將不得不被一種對社會上層的新式敬重取而代之。19世紀記者和隨筆作家沃爾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辨認出這種敬重是「智慧敬重」。（8）
科學提供的當然是事實，但未必是真理。
有關19世紀英國的敬重的辯論代表了精英為自己的權威辯護的方式的重大變化。對此轉變的最有趣貢獻是自由派和功利主義思想家做出的，他們試圖在新的理性基礎上重新構建敬重。哲學家詹姆斯·密爾（James Mill）在1820年的文章《政府》中簡要概括了政治敬重理論，其前提是新中產階級具有對下層階級施行道德權威的潛力。（9）密爾寫到：
「位於中產階級之下的那個階級的觀點以及他們的思想是在有智慧和美德的階級指導下構成的，他們與該智慧階級有最直接的接觸，遇到形形色色的所有困難，他們都向這個階級尋求建議和幫助，都感受到對這個階級直接的、經常性的依賴，無論是在健康時期還是在疾病時期，無論是在幼兒時期還是在老年時期：他們的孩子指望這個階級照顧培養，在日常生活中經常聽到這個階級的觀點，並把接受他們的觀點描述為一種榮幸。」（10）
詹姆斯·密爾對中產階級霸權的樂觀主義是基於他的信念，即他相信中產階級的超級公共美德。他稱讚該階級致力於「研究科學、藝術和立法本身，他們是人性能達到的最高成就，是人性改善和美化的主要源頭」。他企圖說服那些對中產階級的觀點能夠影響都市工人和窮人的行為感到懷疑的人相信，「中產階級之下的大多數人肯定會受到他們的建議和典範的影響。」（11）
詹姆斯·密爾的兒子哲學家約翰·斯圖亞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相信，說服的威力是避免動蕩和衝突的最有效方式。他寫到「能避免最狹隘形式的階級立法和最危險形式的政治無知的唯一希望就在於這樣一種立場，即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必須選擇受過教育的人作為其代表，並尊重人家的觀點。」（12）密爾的敬重論述建立在專家知識的權威這樣一種信念的基礎之上。雖然他可能比同代人其他自由派更具民主思想，但他仍然賦予當選的專家代表在立法起草中的核心角色（13），堅持認為「非常重要的是，選民應該選擇比自己更聰明的人為代表，應該認可由更高超的智慧的人來管理。」（14）
隨著專業知識的權威不斷專業化，專家的地位不斷提升，這對真理的含義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正如歷史學家託馬斯·哈斯克爾（Thomas Haskell）在《專業社會科學的出現》（2000）中指出的那樣，19世紀專業知識的專業化過程導致「真理概念本身發生變化。」如今，真理被看作專家推理的結果，公民心甘情願地尊重真理已經成為不言自明的道理。
專家對民眾：難以調和的緊張關係
大部分專家都是有責任心和善良意願的好人，他們對社會福祉做出了重要貢獻。但是，考慮到專業知識享有的崇高權威地位，它已經成為政治操縱的目標並不令人感到吃驚。專家的政治角色日益鞏固，政客越來越多地依賴專家的建議的依賴而不是自己進行分析，這已經鼓勵了一種權威形式的發展，越來越破壞民主問責的基本規範。政客現在發現藏身於專家背後太容易不過了。他們不是簡明扼要地表達問題或解釋問題和解決問題，而是樂於將問題變得複雜化。問題不在於專業知識本身。在技術和科學問題上，社會需要專家的權威。但是，在政治決策問題上，社會並不需要專家的權威；在那個領域，它更需要民眾做出自己的政治判斷。
推崇專業知識的背面是宣揚公眾無能的觀點。從歷史上看，這就是為什麼民主和依靠專家之間的關係模糊不清導致很多評論家得出悲觀主義的結論，即民眾難以扮演負責任的公民角色。他們認為公眾是非理性的，常常受制於情感衝動。結果，公眾拒絕尊重專家被認為是對政治秩序的重大威脅，因為它預示著非理性統治和感情用事。政治精英不是把民眾越來越不敬重其觀點看作是人們對其價值觀的否定，反而認為這是民眾拒絕承認事實或拒絕承認真理本身。
柏拉圖對平民的蔑視和對專家權威的推崇在當今時代重新出現，只不過形式變成了反對民粹主義的泛濫。難怪在英國脫歐公投宣傳期間，當保守派大臣麥可·戈夫（Michael Gove）說「我認為英國民眾擁有的專家已經夠多了」時，反民粹主義評論家普遍感到憤怒和恐懼。從媒體和政治既得利益者群體的觀點看，如果沒有對專家權威的認可，文明與野蠻之間的界限就模糊不清了。
值得思考的問題是，為什麼蘇格拉底不能解釋到哪裡尋找政治和道德方面的專業知識以及如何將其制度化。他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政治和道德並非適合專家決策的議題。科學提供的當然是事實，但未必是真理。只有通過公眾對事實的闡釋，民眾才能抓住真理。真理不能簡單地被簡化為科學推理。當美國的締造者之一託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宣稱「我們認為這些是不言自明的真理時，」他表達的並不是簡單的推理結果。正如政治哲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解釋的那樣，「說這些是不言自明的真理就意味著它們是前理性的，它們指導理性，但並非理性的產物，因為不言自明使其被置於不容爭論和辯駁的地位，在某種意義上它們就像『獨裁權力』一樣逼人，就像宗教真理或者不言自明的數學真理一樣絕對。」（15）在當前氣候下，人們對待真理的不同態度將不是由「事實」決定，而是由文化權威的主張來決定。
最近一些年，民眾對西方既得利益者的真理的敬重越來越弱小已經促成它發起一場反對民粹主義的聖戰。這是幾十年文化戰爭進入的新階段。阻擋精英聖戰者重新獲得敬重的障礙就是民眾的智慧。
原文注釋：
(1) The OED cites a remark from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made in 1833, where a talked of 『that voice of authority to which he would have paid most willing deference』.
(2) Stupid White Men…and Other Sorry Excuses for the State of the Nation!, by Michael Moore, ReganBooks, 2001, p87
(3) See Phaedrus, by Plato, included inPlato: Complete Works, edited by JM Cooper, Hackett, 1997, 275
(4) See Republic, by Plato, included inPlato: Complete Works, edited by JM Cooper, Hackett, 1997, 341d
(5) Corrupting Youth; Political education, Democratic Culture, and Political Theory, by JP Eube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6) See Protagoras by Plato, included inPlato: Complete Works, edited by JM Cooper, Hackett, 1997, 319b-d
(7) See Crito by Plato, included inPlato: Complete Works, edited by JM Cooper, Hackett, 1997, 47b 10-11
(8) 『Walter Bagehot and Deference』, by D Spring, included i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81, no 3. 1976, pp524-531
(9) See How is Political Knowledge Possible?, by T Pateman, MPhil thesis, University of Sussex, 1978
(10) 『Government』, by James Mill, included in Essays on Government, Liberty of the Press, and Law of Nations, AM Kelley, 1967, p32
(11) 『Government』, by James Mill, included in Essays on Government, Jurisprudence, Liberty of the Press and Law of Nations, AM Kelley, 1967, p32
(12) 『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included in On Liberty and Other Essays, JS Mil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383
(13) Aristocratic Liberalism;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Jacob Burckhardt, John Stuart Mill and Alexis de Tocqueville, by A Kaha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1, p71
(14) 『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included in On Liberty and Other Essays, JS Mil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378
(15)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by Hannah Arendt, Penguin Books, 2006, p184
作者簡介：
弗蘭克·菲雷迪（FRANK FUREDI），英國著名社會學家和評論家。最新著作是《大學怎麼啦：幼稚化的社會學探索》（Routledge）。
譯自：A REVOLT AGAINST DEFERENCE by FRANK FUREDI
http://www.spiked-online.com/spiked-review/article/a-revolt-against-deference/19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