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解封手記:來自一個游離中的攝影記者

2020年4月9日，武漢東湖，一張自拍。

或許每個疫情期間駐在武漢的攝影記者，都拍下了一些令人難忘的畫面。來自上海Sixth Tone的攝影記者史陽琨在武漢解封（2020年4月8日）前一周到達武漢，在解封前後拍下了數張令人印象深刻的照片。與其疫情爆發初期我們看到的那些使人揪心、悲傷的畫面不同，史陽琨的照片足以給人慰藉與信心，甚至毫不誇張的說，在他的照片中，我能直觀的感受到攝影本體最初作為記錄方式所表現出的強大的能量。

距離解封已經過去一個多月了，全國各地也都陸續恢復成疫情前的樣子。近日，我向史陽琨就他的這段採訪經歷提出了一系列問題，並邀請他寫了一篇簡短、卻又令他難忘的文字。那麼，我們一同來看看，這位年輕的攝影記者對於武漢的回音。

 2020年4月7日，一位護士在送別援鄂醫療隊的典禮上。寫這篇手記的時候，我是心虛的，因為一來我在武漢只待了三周不到，我的同事們已經在那堅守了近三個月了，與他們比我更像一個旅客。二來我主要是給文字記者做好配圖工作，並沒有什麼驚心動魄的採訪經歷，因為拍了幾張業內傳播的照片，才給了我在這拋磚引玉的膽量。我和同事是4月1日中午抵達的漢口火車站，當時距離武漢解封還有7天，我們從火車站到酒店，一路上的行人零零星星，街邊很少有店鋪是開門的。2020年4月10日，雷神山醫院ICU病區兩名醫護人員走過。2020年4月11日，武漢協和醫院西院感染病房內，兩位醫生正在拉起一位腳麻癱在地上的醫生。
2020年4月14日，一名醫護人員在雷神山醫院ICU空蕩的病床上休息，當日雷神山醫院實現病號「清零」，並於次日休艙。疫情爆發後，我最早的幾位同事是封城之前就進入武漢的，之後也有同事是跟隨醫療隊進去的，在那裡已堅守了近三個月。我二月、三月都在上海做疫情相關的新聞，一直到三月底，接到領導的任務，說我們要派記者去武漢做系列報導，才有機會進到武漢。
走之前單位給我們每個人發了防護物資，包括口罩、手套、護目鏡、酒精棉、防護服等等，我拎了兩個行李箱，除了攝影器材和衣服，防護物資就佔了箱子的一半，到武漢的第一天，前線的大本營又分給了我們很多物資，第二天我們就投入工作了。
我的主要工作是對文字稿件進行視覺上的配合，然後作為司機好好開車。兩位文字記者的工作則要辛苦很多，她們要聯繫線索，爭取權限，進行採訪，信息核實等等，包括對各方因素的權衡，壓力蠻大的。武漢又很大，我們住在光谷附近，每天兩岸到處跑，路上經常都是四五十分鐘的車程，加上飯店不準堂食，我們有時就買點快餐在車上吃飯發稿。
這樣的狀態持續了一周，我因為沒有拍出什麼好照片，被後方的編輯下了「通牒」，要在「解封日」拍出幾張照片，作為我們系列報導的海報用。我心想同事的報導辛辛苦苦寫出來了，要是因為我拍的照片不好，不能吸引人去看，那我是坑了隊友呀，所以要拼一拼。解封那天我只睡了兩個小時，先是拍了零點的高速路口解除離漢通道，之後去拍了第一班駛離漢口火車站的列車，再去吉慶街附近拍攝「過早」，而後到婚姻登記處拍到一路打架來離婚的夫妻。趕在中午之前，出了第一批的「解封」照片，收到的反饋還不錯。2020年4月8日零時，武漢離漢通道管控正式解除，車輛通過位於武漢東部的龔家嶺收費站。

2020年4月8日，武漢解封首日的早晨，店主正在製作熱乾麵。

2020年4月8日，武漢解封當日，江漢區婚姻登記處門前一對前來辦理離婚的夫婦發生爭執。但我心裡就覺得還缺那麼一張，能真正代表這個城市解封的感覺，下午就一個人開車又出去逛，到了東湖的武大的凌波門附近，看到有人遊泳，就停車去拍到了「跳東湖」。但也因為拍這張照片，回過頭去，車上多了一張違章停車的單子（到現在還沒處理的罰單）。2020年4月8日，武漢解封首日，兩名男子縱身跳入東湖。 我只進了一次紅區，穿防護服的時候我因為個子大，防護服的袖子短，我一伸手，橡膠手套與防護服的袖口處就會脫開，露出手腕上的皮膚。後來醫生找來醫用膠帶，把手套與袖口緊緊地纏在一起，勒到我手腕疼，又讓我在外面戴了第二層的手套，才算過關。 2020年4月11日，武漢市協和醫院（西院），一名新冠肺炎患者在床上休息。進到紅區後，我的狀態一直比較亢奮，跟著醫生後面挨個病房查房。一直到我遇到一個女病人，我才有了些許緊張的感覺。她坐在病床中間，用膝蓋抵住自己的胸口，頭順勢往下耷拉著，手裡拿著一包抽紙，臉色黯淡，想要小心翼翼地對著紙巾咳嗽，但她卻喪失了掩飾的力氣。她咳得讓我覺得那病床中間有個洞，隨時能把她乾癟的身軀吸進去一般。走近說話，得知她今年61歲了，丈夫之前也是確診，但已經康復回家了。最困難的時候是2月中旬，自己成為危重病人，要靠呼吸機維持生命，丈夫也住在同個病房，一邊接受治療，一邊照顧自己。有次在半夜，她意識不清醒中自己拿掉了呼吸面罩，多虧隔壁床的丈夫被自己掙扎的聲音驚醒，喊來醫生，算是在鬼門關走了一遭。後來我回到上海後再聯繫，得知她現在已經轉到了定點康復醫院，進行14天的醫學觀察，之後就能回家了。出紅區的時候經過了三個房間，按照要求逐步脫掉防護設備，比如摘護目鏡的時候要閉眼，脫防護服的時候要往外裹著脫，穿插在其中的每一步是手部消毒等等。麻煩的是相機，雖然給它包了一層保鮮膜，但是前端的鏡頭是裸露的，鏡片上可能是附著病毒的。醫生也不放心，她讓我拿著相機，反反覆覆用酒精棉片幫我擦拭相機後，才放我出門。4月2日早上，我和同事到青龍巷附近採訪，我看到一家雜貨鋪的門前擺了一個小攤子，上面摞了一些祭祀用的紙錢在賣。因為清明臨近，我隨手拍了一張照片，並問了兩句店鋪的阿姨生意如何，便匆匆往前走了。過了十分鐘左右，我在巷子裡拍空鏡，同事追上來給我說，剛才你拍的那家雜貨店的阿姨哭了，說是政府今年清明節禁止了外出掃墓活動，她可能怕自己私下裡售賣這些違反規定，看我去拍照，還以為是不給她賣。我羞愧難當，折回去給她解釋我拍這個對她不會有任何影響的，也不知道她最後有沒有寬心。記者是一個有些許弔詭的職業，很多時候，它幫助你去對抗生活中的虛無，比如當你面對他者實實在在的生命經驗時，你會覺得自己的焦慮不值一提。可有時候，反過來當你真實介入到他人生活中時，記者又成了去直面焦慮的人。2020年4月7日，武漢江灘，一位抱著貓散步的女孩。
我身邊有很多優秀的記者，但我從來不覺得自己是一個多麼合格的記者，我可能做著一件相對膚淺的事情：拍到好看的照片，吸引人來看，僅此而已。我在武漢的時候也做了個人的創作，但作品本身也沒有那麼重要，等時機成熟，我也想拿出來一起分享。
這兩年經常會被問到很多次關於身份的問題，多媒體記者？攝影師？藝術家？我想過這個問題，答案或許沒有意義，重要的是自己在某個時刻，要不要對心裡的某個聲音，進行某種方式的回應，而它是一直游離的、沒有標準的。

2020年4月5日，一個男孩在武漢江灘駐足。

2020年4月6日，一個看手機的男人。

2020年4月8日，武漢解封首日，居民在街邊鍛鍊身體。

2020年4月9日，武漢街頭的一尊維納斯雕像。

2020年4月12日，一位挖藕的工人在河邊清洗蓮藕。武漢作為著名的蓮藕產地，疫情過後，種植戶們在抓緊時間搶收蓮藕。2020年4月13日，武漢光谷，一名進核酸檢測的醫護人員在工作間隙休息。

2020年4月13日，武漢光谷產業園，一名工人正在工作。

2020年4月14日，武漢雷神山醫院實現患者清零。

2020年4月14日，武漢雷神山醫院實現患者清零。

關於攝影師

史陽琨，1991年生於河南，2016年畢業於倫敦藝術大學並獲攝影碩士學位，目前作為一名多媒體記者和攝影藝術家工作和生活在上海。他曾獲得過馬格南攝影基金，TOP20 中國當代攝影新銳，PHMuseum Grant，LensCulture藝術攝影大賽提名等獎項。作品曾展出在上海攝影藝術中心，浙江省美術館，Dunedin Fine Art Center等展館， 並獲得過包括TIME，Artsy，一條，《中國攝影》等媒體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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