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也認為，中國歷史上的良法美制，法家因素頗為重要，行政之衰，多不在於嚴刑峻法，而由於帝王背離法家循名責實之宗旨，致使法律條文繁瑣、相互矛盾。章太炎又強調：「法家者流，則猶西方所謂政治家也，非膠於刑律而已。」因此，法家絕非君主專制的幫兇，而是自有一套為政之道。除去「毀孝悌，敗天性」乃其瑕疵外，宗尚法家如商鞅者，較之漢代借經術、幹人主的儒生，其人格高下至為明顯。
司馬遷在《史記》裡就說秦是「以暴虐為天下始」。秦始皇把「戰爭與殺戮」推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度：在統一戰爭中，僅六國的士兵就被屠殺數百萬眾；秦始皇稱帝時國內戶民有4000萬，到了漢初只剩下大約1800萬人。
如果說埃及金字塔是由對外戰爭得來的奴隸所建造的話，那麼，秦始皇則是把統治下的百姓當作奴隸，隨意抓捕，充當苦工以建造長城、宮殿、陵墓等宏偉工程。並且，現代史學家考證，僅長城之下就有白骨幾十萬具，這些都是被奴役至死的百姓，最終成為塞外無名的孤魂。除了長城之外，秦始皇還建造了浩大的宮殿、陵墓、運河……，亦不知多少百姓喪命於此。
《孟姜女哭長城》的故事流傳千年，然而孟姜女所哭訴的，難道僅是葬身長城化作白骨的亡夫嗎？如果僅此而已的話，那這個故事就喪失了流傳千年的意義。因為後人沒有對秦朝殘暴、野蠻的專制統治的反思，那歷史必然重演往復，永遠跳不出暴政苛政、充滿苦難的泥潭。
秦始皇的行徑，比納粹、法西斯更為惡劣。如果像這樣的「暴秦」都可以美化，那麼歷史上一切罪惡的戰犯、劊子手，包括納粹、法西斯豈不是都可以美化，這顯然是對歷史的極大不尊重，也是對受害者的極大不尊重。秦始皇把整個中國打造成一個大監獄，所有百姓都被囚禁於「秦法」籠罩下「集中營」，淪為生死不由己、任意被奴役的囚犯。在班固所著的《刑法志》裡，形容秦朝是「赭衣塞路，囹圄成市」，意思就是說，在秦朝，囚徒多得堵塞道路，牢獄繁華得像鬧市。因此，當歷史的真相隨意被「影視劇」所敷衍、杜撰，道德底線被突破和擊潰，真相本身成了任人偽裝、掩蓋、美化的劇本，那麼歷史的良知與正義也就蕩然無存了。《老子》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民不畏威，大尾至矣！」與老子同時期，古希臘政治家伯裡克利也說：讓一個國家和民族成長壯大的原因是什麼？如果我們考察之後，便會發現是法律為每一個人提供了無差別的公正，這種法律深使我們心悅誠服。在一個自由的政體中，個人不會因為享有自由的權力，而變得無法無天。防止的措施，就是教導人們服從法官和法律，特別是那些保護弱勢群體的法律準則，無論是成文的法律準則，還是不成文的，但若要破壞法律，就會被看作是一種恥辱。通過老子與伯利克裡的話可以看到，秦亡的問題出於「法的目的」，即帝王制定的法律，並非是為了維護社會公正、公民自由及權利，而是為了維護專制統治的穩定。同時，還有「法」被帝王、權貴階層所濫用和破壞。他們濫用法律，是為了讓百姓服從統治；它們破壞法律，是為了自身不受法律的約束。然而，當暴政使民眾燃起反抗的怒火之時，任何嚴刑峻法在反抗者面前都會變得無效。司馬遷在《報任少卿書》中所言：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被暴政統治是死，反抗亦是死，從中國歷史中看，身處暴政統治的民眾，都是選擇了後者。盧梭曾在《懺悔錄》中說，人類所面臨的一切問題的根源都出在政治，每一個國家的民族性也都是由政府性質所決定的。所以，「怎樣才能成為好的政府」這個問題，可以歸納為「什麼樣性質的政府，才能培養出最有道德、良知、心胸豁達的人民」。從政治層面，回歸至「人」的層面去了解中國兩千年的皇權專制統治時，可以看到普通民眾在被統治時「人格的自我壓抑」，它意味著自卑自弱意識的強化，以及對自由權利的「人」的品格的自我毀棄，從而產生了對世態的麻木，以及對他人的自私和殘忍。當個人得不到政府（官員）、法律的有效保護時，內心的正義之火必然熄滅，人人竭力尋求自保，這時，冷漠、麻木、自私自利便成為社會的主流。同時，當自身遭受危機時，自然也就沒有寄希望於身邊之人能夠主持正義、還我公道，而是只能幻想「清官、俠客」的出現。專制體制僵化而又古板，兩千多年的這種體制，最終造成的是中華民族精神上的孱弱、愚昧、僵化、冷漠、自私。這不但是鴉片戰爭中國失敗的原因，更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在現代化道路上走得如此跌跌撞撞、艱難曲折的原因之一。只有透徹了解了皇權專制的另一面，對這種體制的得與失進行一個全面準確的評估，我們這個民族才算沒有白白經歷兩千年多年的「專制」。在專制統治之下，清官絕對無力扭轉專橫腐惡的政體。因為，與貪官、昏君、酷吏相比，清官不過九牛一毛，其力量並不足以在黑暗政治中投射光明。
專制體制就像一潭發臭的汙泥，任何進入者都很難做到「出淤泥而不染」，數千年來對「清官」的尊崇，本身就說明了「清官」的稀缺，以及「清官神話」的虛妄。所謂「清官」的傳說，都是因為人們對清官的熱切渴望，使得傳說中清官的事跡經過了一次次理想的加工與炮製，在狂熱崇拜的情感的作用下，人們往往片面地誇大其「清正」的一面，對於其迎附世風，與官場鬼蜮相共的黑暗的一面，甚至視而不見。
主權是現代民主政治的概念，在專制國家中並不實用。就像法國在路易十四說的「我即國家」、中國古代的「君即天下」，挑戰了盧梭提出的現代政府形式的概念。所以，為了避免權力受到威脅，法國國王路易十五頒布了一道法令：無論何人，只要撰寫或指使他人撰寫、印刷反對宗教和國王權威的文章，都將被處以極刑。同樣，中國也有類似的政策——文字獄，用以維護帝王的權威。
當社會沒有反對的聲音，權力便會無限擴張，腐敗便會瀰漫整個社會，而百姓要面對的是日益增強的壓迫和剝奪。同時，權貴階層在恣意妄為中，不斷地播種著仇恨的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