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阿鍾
作者：阿鍾
在《中國新說唱2020》上，高嘉豐以一身機器人裝扮入場，隨後的海選現場，他表演了一出「無配樂詩朗誦」，從現場選手的反應來看，他的整個裝束和表演，都被當作異樣的存在。
到第二期，他延續了這樣的著裝風格。著裝是高嘉豐加的幹擾項，或者說做的一次實驗，他要表達的重點在歌詞裡，海選後，高嘉豐把自己去年因一塊廣告牌引發的思考翻出來，置頂微博，用來給感興趣的人解釋海選時他到底想說什麼。
這些千奇百怪的表演方式是他音樂人格的一部分，在這個人格裡，高嘉豐什麼都可以嘗試，也不預設走向，他把自己做音樂的過程當成一場大型實驗，一邊做一邊旁觀。
這是個有點奇特的體驗，他到底入戲幾分，能做多久，做成什麼樣，一切都是未知數。
本次採訪完成於2020年7月18日。
採訪高嘉豐的前一晚，我在他為新專輯《幻愛銳舞會》辦的派對上跟他打了個照面。派對上的高嘉豐就像新專輯封面照上的真人翻版，高飽和度色調的體恤和特地找修表師傅改的防風眼鏡幫助他成為整個場子裡最顯眼的人。
如果光聽他的音樂，很容易會認為這位生活在上海、熟悉 Club 氛圍、以《蹦迪治大病》被更多人認識的音樂人，個人形象和愛好應該就是這樣，他可能喜歡派對文化和時尚穿搭，私底下也如臺前一樣，有一堆色調飽和的衣服和配飾。
但剝去音樂人這層身份，作為高嘉豐的那個個體並不全是如此。在群裡確認採訪時不會拍照後，他穿了件寬鬆T恤和短褲去工作室。工作室設在地下，入口開在街邊，這裡原本是被房東租來當倉庫的地方，因為同時滿足了不擾民、位置佳、房租不高的需求，有音樂人找來，慢慢也成了一個聚集地，大家在地下各自佔據一個隔間。過去兩年裡，高嘉豐大部分工作時間都待在這裡，偶爾走上地面曬曬太陽。熬夜辦完派對的第二天下午，高嘉豐跟隔壁鄰居蹲在走廊裡抽菸聊天，身上已經沒有了頭天晚上在 DJ 臺上又唱又蹦的那個人的痕跡。如果不是有展示自己的音樂以及音樂人身份的必要，高嘉豐不喜歡拍照，覺得宣傳自己和買衣服都很麻煩，追逐時尚也不在他的興趣列表裡，但這並不妨礙他敏銳抓取到當下 Club 場景裡正在發生的變化，並被影響、吸引然後寫出一張偏舞曲的專輯。生活在一個以時髦、前衛、國際化著稱的都市裡，處在信息隨處可得的時代，又從事一個需要常常聽到新東西的職業，即使高嘉豐說自己有個老靈魂，思維方式靠近 80 後，對待潮流的態度是隨波逐流，在這裡，他也能在新鮮的浪潮裡浮動，做自己的音樂。高嘉豐的音樂就目前來看並沒有什麼定準，跟他對時尚的態度一樣，隨波逐流，看到感興趣的波浪，能承載他表達的，就上去蕩一把。從紐約留學回國後他陸續嘗試了電子樂和說唱樂，前者是他十幾歲就做過的，後者則是他曾刻意避開的。幾番短暫橫跳後，高嘉豐停在了流行樂，這也只是當下，明年會變成是什麼樣，他自己也不清楚。但在當下，流行樂是最能讓他撒開手做的，他可以往裡混入各種元素，不管流派、不管來路，只要是他聽過、喜歡，即便八竿子打不著，要是放到一起有感覺，他就想試一試。流行樂曾經是高嘉豐想撇清關係的音樂，小的時候，作為沒得選擇的小朋友聽到的流行樂是市面上最常見的，李貞賢、蔡依林、鄭秀文、潘瑋柏.長大後，有得選的音樂人高嘉豐一心想避開這些悅耳、流暢、人人都聽的音樂，在做音樂這件事上，他覺得應該追逐更高標準、更特別的。可是這種抵抗、排斥，總歸不是一個音樂人最舒服的狀態，讓自己開心也讓聽眾開心這事其實也很重要。從紐約回國，是高嘉豐脫離自己曾有過的某種漩渦形狀態的時間點。該怎麼形容他脫離後的音樂成果呢，跟高嘉豐長期合作、年過四十的錄音師，給他取過一個「高花花」的名字，用來形容他的音樂「都是花花綠綠的」，似乎很貼切，在聽覺和視覺上都如此。但再追問下去就會發現，給他著上「花花綠綠」的其實是這片土地。高嘉豐想做一名音樂人的決心，是從十五歲開始的。小的時候他上過各種興趣班，學過畫畫，最後還是留在了音樂裡，一邊學薩克斯，一邊自學吉他。念高一的時候，他拉著朋友一起組了自己的第一支樂隊，做電子樂，同時還在另一支搖滾樂隊裡兼職，「這輩子就要做音樂」的想法就是在那時候出現的。作為自己樂隊的核心和兼職樂手的高嘉豐可以用勤奮來形容，他把每天午休、玩遊戲包括周末休息的時間都用來做音樂，覺得自己以後的理想生活就該是這樣，但即便如此，作為樂隊成員的日子持續時間也並不長。解散的原因是每一支樂隊都必須要經歷的磨合過程，在高嘉豐看來，組成一個樂隊玩音樂，每個人最好都有自己的想法，要是能剛好契合，那大家做音樂的過程就是最好的狀態，如果只以某個人的想法為主，做音樂的樂趣也沒那麼大了。可實際上，很少有樂隊能做到全員有想法，並且磨合順暢，能把樂隊生態平衡和創作平衡從頭到尾維持下來的，現在大概也只有五月天和（前）蘇打綠了。在樂隊的多人合作模式裡感受到挫敗後，高嘉豐轉向了電子樂，完全告別了有搭檔的生活，創作只需要一臺電腦就可以。這種獨來獨往的生活持續了一陣子後，他對自由爵士又產生了興趣。那個時候高嘉豐剛上大學，就碰到了一個神人。他的學校在長沙郊區，旁邊就有山，山上有棟極具原始森林氣質的小樓，樓裡有各種各樣的樂器，偶爾還會有很多音樂人被邀請來玩，一起做即興演出。樓的主人是個瑞士老頭，雖然離群居所，卻是個中國通，在他的影響下高嘉豐開始嘗試用薩克斯來做自由即興，後來還上了一次小的音樂節演出。重新回到人堆裡，讓原本覺得自己「不行、不敢」的想法，在拿起樂器吹出第一個音符、第二個音符，到吹完最後一個音符後，慢慢就沒了，尤其有了第一次正式演出後，高嘉豐覺得自己的勇氣越來越多了，就只想再來一次、再來一次。他跟瑞士老頭和一幫音樂人一起，在山上那棟小樓裡玩了很多回即興，但後來瑞士老頭對雷鬼的痴迷和只能在雷鬼這個框架裡自由即興的控制欲徹底逼退了高嘉豐和他的朋友，他們逐漸淡出了樂器小樓。大學畢業後，在家人勸導下選了金融專業的高嘉豐先去銀行上了半年班，又跑去深圳的一家 IT 公司市場部做了半年。相比起在銀行的工作，充當客戶和工程師之間溝通橋梁的新工作更合高嘉豐的心意，但他還是在工作途中申請了學校，決定出國念音樂。紐約、芬蘭、紐約、芬蘭、紐約、芬蘭，硬幣代表紐約的那一面翻到了表面，在中意的兩所學校裡，高嘉豐最後選擇了紐約，那把薩克斯跟著他一起去了。一座城市對人的影響可能是深久長遠的，如果當初去了芬蘭，高嘉豐也許會有另一個完全不同的人生，但他去了紐約，那三年的經歷、思考習慣至今還有一部分留在他身上，有些是讓人牴觸的，有些則幫助他打開自己的。好在這段經歷最終還是幫他走回了音樂這條路，承接上十五歲那年開始的探索，出海的島民繞去外面看看重又回到了島上。出發去紐約的時候高嘉豐只帶了兩個行李箱，東西並不多，上學第一年為了省房租，他在 Couchsurfing 上找到了一個同校學生，借住她家，並用一年的時間，習得了一些紐約人的行為方式。這些行為方式需要他脫去自己身上亞洲人的部分特質，掌握社交的分寸感，習慣眼光挑剔的觀眾在演出後的冷淡反應，以及學著像紐約人那樣講話，其中一個特點就是每三句話裡要加上一句不過分誇張的輕諷。這是融入某個圈子的便捷方式，「是你屬於圈層的一個身份標識，當你足夠了解一個東西，你才可以對他諷刺一下子。」大部分準則也許有悖於人們對紐約多元、包容的印象，其中有一些還會給人強烈的不適感，但這是最便捷有效的方法，讓一個異鄉人為自己套上保護色，簡化生活中可能會碰到的磨損和麻煩。掌握了一套交流體系後，在這個全新的環境裡，高嘉豐想應該要打開自己，更大膽地去嘗試，不管是社交還是音樂。他重拾了自己在社交上的自信心，音樂上也從自由爵士開始，轉向了之前並不太理解的實驗音樂。那個時候高嘉豐常四處跑去演出，跟不同的人合作。紐約的演出實在太多了，在創作的人也太多了，每天不停地看到各種好的、壞的表演，聽到很多音樂，身在其中總有一種緊迫感，在逼著你去思考、去創作。一旦陷入這樣的氛圍，周圍的一切都會推著你越鑽越深，實驗音樂的成果不可預見性和其對反抗接受現狀這一態度的追求，發展到後來成了另一種推不開的現狀，整個圈子都豎起很多屏障，著力跟其他音樂流派劃清界限，要尋找只屬於實驗音樂的極度純粹。作為圈子裡的一員，高嘉豐也一樣，從接觸實驗音樂開始，他每天可以碰到新的人，但不會去接觸新的音樂了。Hip Hop、Soul、電子.不管多麼好，多少人喜歡，他都沒再聽過，更不用說實驗音樂最無法接受的流行樂了，如果聽流行音樂，你會有一種羞恥感。高嘉豐有意無意地避開這些悅耳的音樂，跟藝術家朋友們交流玩樂，再跟另一些藝術家朋友一起做音樂，直到有一天，他邀請大家來聽自己的演出，一連兩場，第三次的時候，已經沒什麼人來了，他挨個去問原因，大家給他的回答是，「你這些音樂，聽起來都一樣。」其實是不一樣的，因為他每一場都在即興，可是沒辦法，把自己圈在實驗音樂的框裡，能創造出來的聲音就是那些。高嘉豐試著要跳出來，沒有什麼具體的方向，他往音樂裡加入流行樂，有人反對，但的確有新的聲音出來了；他開始在演出過程中加入自己的自白，聊的內容很簡單，比如音樂是什麼，底下的聽眾也很開心很放鬆。那段時間，高嘉豐開始試著把自己往外拽，這個圈子對反抗現狀這件事的追求，讓他感覺越來越單一，「當你反抗掉所有東西，你自己也不剩下什麼了。」慢慢抽身出來，高嘉豐意識到一件事，他其實很喜歡小時候聽到的那些音樂，在音樂裡加入各種元素、包括人聲，都是能讓他滿足的創作，「我現在只是為了酷，為了讓自己看起來加合群，更 authentic，才去拒絕我那些所謂的黑歷史，但有一天我突然就覺得，沒必要。」確實沒必要，另一個花花綠綠的世界正在高嘉豐的手機屏幕裡徐徐展開，2013年他出國的時候，國內的社交網絡還沒伸展完畢，三年後，微信、微博、抖音、快手、愛優騰.已經包裹住了大半個中國，身在異國的留學生跟德雲社的郭德綱和象牙山村的謝廣坤距離是一樣近的。有了審美上的自信，擺脫了實驗音樂的桎梏，高嘉豐能輕鬆感受到這些東西帶給自己的快樂和親切感。待在紐約是玩不出什麼花樣了，2016年高嘉豐回國，回到他精神上的國度，寫他看到的、聽到的、想寫的。樂風不在他考慮範圍內，只要能承載他的表達，這樣的創作才能不斷滋養他，一直寫下去。直到幾年前滋養他的地方讓人逐漸感受到一種危機感，高嘉豐在 Facebook 上寫了幾段話簡述自己的狀態，「每天開始創造一些人覺得是珍品另一些人覺得是垃圾的、但總歸跟這塊土地息息相關的作品。我很快樂.」直到現在，這幾段話依然能解答跟音樂人身份下的高嘉豐有關的大部分問題，而在音樂人身份之外，關於高嘉豐本人未來會變成什麼樣，一切還是個未知數。實驗音樂的探索氣質還留在他的身體裡，高嘉豐舉例了一位自己非常欣賞的行為藝術家——謝德慶，他的作品大多以年為單位，基本每個作品都由本人親自參與，「他就用生命的圖紙來創作，在自己的生命時間線上來創作，這樣一種完全參與似的創作。」這不僅讓人震撼，也讓人心生嚮往，假如音樂人高嘉豐也只是高嘉豐生命圖紙中的一部分，那下一步要做什麼，也就沒人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