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曉嵐行書七言聯
■王世國 著名書法評論家
王嶽川先生曾在《學習時報》上撰文《文化有多深,書法就有多高》,批評當代書法「先鋒」們跟隨百年前的西方而大談形式主義;倡導書法應當回歸中華傳統文化和具有「正大」氣象。文中一些觀點具有積極意義,我也贊同。不過,閱罷全文可以知道,他所說的「文化」就是與西方文化相對的中華傳統文化,特別是「先秦諸子、孔孟老莊、唐詩宋詞及名言警句」等「歷代的經典」;並以此作為書法不可或缺的「含義深蘊的內容」。
他這麼說,顯然欠妥。誠然,書法家必須有文化,而且其文化修養和文化底蘊的深度,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到他書法藝術的高度;但是,由此得出結論——「文化有多深,書法就有多高」,這就錯了。因為,文化底蘊深厚,其書法未必高超高妙;文化與書法之間不能簡單地劃等號,兩者之間並非因果關係;更何況「文化」內涵深廣,書法家的文化底蘊應當包括世界所有的先進文化,而不能僅僅局限於中華傳統文化——「歷代的經典」。可惜,執這種錯誤觀點的在當今書壇大有人在。
文化深的人其書法就真的高嗎?那不一定,一些人文化深,其書法水平並不高。清代乾隆、嘉慶年間的《四庫全書》總纂修官、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紀曉嵐,其學問和文化修養可謂高深。可是,他書法水平並不高,其書法雖有一定功力,但是寫得循規蹈矩,四平八穩,缺乏性情和神採。對此,他自己也十分清楚,從不以書法家自居。他曾寫下兩首詩自嘲道:「筆札匆匆總似忙,晦翁原自笑鐘王。老夫今已頭如雪,恕我塗鴉亦未妨。」「雖雲老眼尚無花,其奈疏慵日有加。寄語清河張彥遠,此翁原不入書家。」他還把這兩首詩刻在案頭的硯匣上,用以自醒。紀曉嵐到底是一個明白人,知道自己因為沒有時間臨習「鐘王」法帖,以至於功力不足的短處,戲稱自己寫的字只是「塗鴉」而已,算不得書法。
像紀曉嵐這樣有自知之明的學者和文化人並不多見,更多的是以文化欺負人。有的人自恃有學問,在書壇上有話語權,或者掌握著專業媒體,於是便指點江山。明明那字寫得毫無生氣、不過是「館閣體」或書生字,也要大讚「高妙」;明明橫塗堅抹,筆法拙劣,也要大誇「創新」。由此可見,書法家要有文化,文化修養高深的確有助提高他的精神境界,並對其書法的格調氣韻產生積極影響。然而,書法畢竟是書法,它不是簡單的寫毛筆字或文字抄寫;書法要臨習經典碑帖,專門訓練;創作時要遵循藝術規律和書法的審美標準。書法家高深的文化修養,需要通過一定的藝術形式完美地表現出來;況且對書法藝術形式的追求並不就是低下,就是形式主義,「技」一樣可以近乎「道」。
書法家畢竟是要靠作品說話,是要用獨特藝術風格的作品,才能證明自己在書壇或書史上的地位。盛唐時,湖南鄉下的和尚懷素並沒有高深的文化修養,甚至吃肉喝酒,不守清規戒律,但是他那驟雨旋風般的狂草卻震動書壇,譽滿天下,得到了社會名流承認和讚揚,成為一代大家。清代鄧石如,一介布衣,也不見有著作傳世,文化修養並不高深,可是他的篆隸書法,深沉雄健,蒼古質樸,上承絕學,下開新風,成為清代書壇上的一座豐碑。在書法史上,如此文化不深,但其書法卻很高妙的書法家,多不勝數。因為,藝術之事主要是靠藝術家天賦的性情,以及勤奮學習而得到功力,這就是明代書法家祝枝山所說的「功性兩見」。而文化修養的深厚與否,並不是其藝術水平高低的決定因素。東漢張芝正是靠著他的天賦與勤奮,臨池習書,池水盡墨,而成為「草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