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一，中國人民解放軍主要創建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勳，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
【附記】近四年來我一直想寫一篇悼念恩來同志的文章，每次提起筆來都難過得寫不下去。不久前，老朋友徐遲同志來看我。抗戰期間我們在重慶比鄰而居。自然而然我們談起在重慶的生活和鬥爭，回憶起恩來同志對我們的教誨，感慨萬千。他鼓勵我寫些回憶文章，並答應幫助我整理。現在這篇文章，就是表達我們共同對恩來同志的一片心意。
1908年，何香凝、廖仲愷和子女夢醒、承志在日本
黨派我照顧母親在香港住到1949年3月。我多次動員母親到北京去，她說怕冷，不肯早走。後來聽說承志又添了一個兒子，才急於進京去了。剛好領導上租到一條希臘人的船，就上船出發。但這條船沒有走過這段航線。據說是看到威海衛燈塔向左一轉就到天津，但那天大霧蒙住了燈塔。幸而承志乘了一條小火輪來了，用無線電通話聯繫。希臘船長只懂英語，只好由我翻譯。報告了我們的船所處的經緯度，小火輪把我們接到了天津。在天津住了兩天，全家乘火車進北京。
到了北京站。我望著火車窗外，一眼就看到總理和鄧大姐在向我們招手。很多黃埔軍校的，現在都成了著名將領，還有很多民主人士，幾乎把車站都擠滿了，前來迎接我母親。這時的歡喜簡直無法描寫。出車站的時候，大姐拉著我的手說，「你當了18年的秘密黨員，現在北京都解放了，你可以公開你的黨籍了。」我想了一想回答，「公開黨籍是我的光榮。但上海還未解放，孫夫人還在上海。還是等以後再說，好嗎？」大姐同意了我的意見。
當晚，毛主席在懷仁堂請我母親吃飯。我們也奉陪在末座。只見燈火輝煌，畫棟彫梁。周總理、鄧大姐和好些我還未見過的人都在席上。總理問我，「多少年未來北京了？」我說這還是第一次。總理笑我說起話來南腔北調，要我好好學習北京話。
鄧穎超送給廖夢醒的合影，上書「醒姊 1946.11.18.南京」
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快要開會了。總理寫了很多信要請孫夫人來京，並派鄧大姐和我去接孫夫人。到了上海，鄧大姐叫我先去孫夫人家。當時我身穿灰布制服，頭戴灰布軍帽，出現在孫夫人跟前。她還以為我是一個女兵。我叫了她一聲「Auntie！（姑姑！）」她才知道是我，非常高興，領我進客廳坐下。我慢慢地告訴她，北京的許多同志都在盼望她去北京開會。為此，恩來同志特派鄧大姐前來迎接她。
孫夫人說，「北京是我最傷心之地，我怕到那裡去。」我說，「北京將成為紅色中國的首都。鄧大姐代表恩來同志，特來迎你。你打算什麼時候見大姐？」孫夫人說她想好了再通知我。只過了兩天，我們就接到孫夫人宴請鄧大姐的請柬。幾次交談之後，大姐把孫夫人說服了。8月底我們乘車北上。
9月1日，孫夫人車抵北京站。在月臺上，毛主席、朱總司令和周總理都來了，我媽媽也來了，都來迎接孫夫人。當天晚上，毛主席宴請孫夫人，又是一次盛會。他們暢談甚歡。我又在末席恭陪。
那天我穿了一件旗袍。承志回家後對我說，「現在民主人士是穿長褲短上衣的。」楊大姐也叫我去統戰部領件棉衣。他們不知道我是1931年的黨員，還以為我是民主人士。1937年，總理曾對我說過，「認識你的國民黨員太多，你千萬不能暴露你的共產黨員身份。對任何人都不要說，有事只直接和我聯繫。」我直到1953年才公開了黨員的身份。
1949年56歲的宋慶齡攙扶71歲的何香凝北京政協開會後留影
開國以後，我參加了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當選為第一、二、三屆的人大代表，又當上第五屆政協委員。在第一屆人代會開會時，總理在懷仁堂上通過走廊要到會議大廳去，因為旁邊有很多代表，他經過我身邊時，我不敢驚動他。我怕我多此一舉，大家都蜂擁而上，就要花他很多時間了。當他閃過我身邊時，我只輕聲呼喚了一聲，「阿哥！」他作出了一個極微小的反應，便順利地通過了人群，進入了大廳。剎時，燈火通明。全場發出鼓掌之聲。一排排的水銀燈照得全場燦爛輝煌，全國各民族人民花團錦簇，歡聚一堂……
17年間，我們充滿了信心和光明，都因為敬愛的總理晝夜操勞，關懷著全國人民。那時沒有想到後來的9年，鬥爭的形勢這樣複雜而且殘酷。但正是在這樣空前的浩劫中，人民越來越明白，越來越敬愛我們的總理了。對於我來說，1976年的新年是過得最黯淡的了。我因腿部骨折在北京醫院住院。每有人來看我，我都問總理的病怎樣了？但誰都不告訴我真情。總理原來的保健大夫周大夫看過我幾次，他只說情況雖不太好，但還是會好的。8號的那天晚上，不知怎的，我一整夜都是這裡痛那裡痛的，總睡不著。9日早晨6點鐘，聽見一個病房裡的一個病人號啕大哭，哭得我很奇怪。
周總理與何香凝
早晨周大夫又來看我，只告訴我總理情況不好。我們已經淚如雨下。其實我女兒早已知道總理逝世的消息了。她到北京醫院時，周大夫和她商量，叫她慢慢地告訴我，怕我一下子知道，心臟受不了。因此見到我時，只說「總理情況最近惡化」。我看她神色不對，但因我住的是單人病房，她對我封鎖消息是容易的。直到10日下午，我女兒向總理遺體告別歸來，周大夫又和她商量怎樣來告訴我。他們商量好了，才推開我病房的門。我一看他們臂纏黑紗，就號啕大哭起來，「你們不必講了，我知道了」。
不久，我的外科主治大夫劉大夫推了一輛輪椅來，把我抱上輪椅。我女兒、孫女兒推著我去向總理遺體告別。一路上人很多，都顧不上招呼，只顧飲泣，終於進入了靈堂，看見了無微不至地關懷了我家三代人的總理躺在靈床上。
這時我忽然想起我母親去世之前，總理曾幾度同大姐一起去看她。母親很怕火葬，她願意運棺去南京與父親合葬，以完她「生則同衾，死則同穴」的宿願。她幾乎哭訴說，「我不要燒，我不要燒。」總理安慰她，「不燒，不燒，已在替你找尋棺木了。」
廖夢醒陪何香凝老人在家中作畫
1972年9月1日凌晨3時，母親去世了。那時總理已在病中，還親自到車站送靈，並派鄧大姐親自護靈到南京安葬。在母親的告別儀式上，總理在我左耳邊低聲說了一句話，事後，我頓足捶胸，後悔沒有帶助聽器，總理對我講的最後一句話是什麼呢？
現在已經永遠不能得知了。這將是我畢生的憾事。奈何奈何！我不由得大哭起來。我父親之死是我早年最傷心之事，我丈夫之死是我中年最傷心之事，總理之死卻是我晚年、又是一生之中最傷心之事。
11日總理遺體送八寶山，我們在醫院院子裡送靈車出發。夜晚，我女兒在路邊等著，到11點才見一輛紅旗車從十裡長街開回來。後來，女兒告訴我，「還是總理平日乘坐的那輛紅旗車，還是原來的司機同志駕駛。車開得很慢，好讓我們看得仔細一些，可是車裡再也看不見總理了，在他平日的座位上，有的只是一盒骨灰。」
怎知這還隨風散去了，卻留下了永恆的記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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