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柯英 我們是有故事的人 收錄於話題#女性天才系列4個
- 本期故事關鍵詞：蘇珊·桑塔格 -
桑塔格與裡夫的婚姻不可不謂草率，對於結婚這樣的大事她竟然稀裡糊塗，沒搞清是怎麼回事就成了一個18歲不到的小新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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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節選自|《蘇珊·桑塔格：大西洋兩側最智慧的人》
作者 | 柯英
桑塔格在芝大求學期間，停止了寫作。這和她全身心地投入到學校的各種活動中不無關係，她如此解釋道：
我們在沉浸於這種歡快無比的教育中時，哪還能回到宿舍寫小說呢。創作是一種不同的思考方式。(寫作是出於騷動不安和悶悶不樂，而我在芝加哥是非常快樂啊。)此外，學習學院部的課程可是份全職工作——更別提我還要旁聽研究生課程啦，聽校園音樂會啦，到紀錄片協會看電影啦，偶爾還去藝術學院看歌劇啦。那個階段我毫無創作衝動，是學校熄滅了它。在高中我寫故事，離開芝加哥後我又開始寫。但是大學完全是另一回事，是一種仁慈的獨裁。我樂在其中。
帶給桑塔格無盡喜悅的不只是她那些出眾的同學和校友。芝大本來就師資力量雄厚，哈欽斯校長又提倡自由的教學方式，教師們在寬鬆開放的環境下大展拳腳，各顯神通，學生們也由此領略到了豐富多彩的課堂風格。
第一個打動桑塔格的老師是約瑟夫·施瓦布(Joseph Schwab，1909—1988)，桑塔格大一上了他的哲學課——觀察、闡釋、綜合(Observation，Interpretation，Integration)，拿了學分之後意猶未盡，大二又旁聽了同一門課，可見施瓦布的魅力。
接下來要說的這位老師比起資歷來，也許在那時遠不及上面的那些頂尖教授們，但卻迅速俘獲了桑塔格的芳心。
1950年11月21日，桑塔格在日記裡鄭重其事地寫道：「今天，我獲得一個絕好的機會——為一個叫菲利普·裡夫(Philip Rieff，1922—2006)的社會學講師做些研究工作；除了別的事情以外，他在編一個政治+宗教社會學讀本。機會終於來了，我能夠在別人稱職的指導下，將自己融入一個領域中了。」
裡夫比桑塔格大11歲，也來自猶太家庭，在芝加哥土生土長，授課風格兼具麥基翁的冷峻和伯克的深奧，研究興趣和專長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正在為後來出版的博士論文《弗洛伊德：道德家之心靈》(Freud：The Mind of the Moralist，1959)做準備。桑塔格的一個同學選了裡夫的課，對他讚不絕口，在她的推薦下，桑塔格走進了裡夫的課堂。
12月2日，二人相識的第12天，桑塔格心不在焉地寫道：「昨晚，或者是不是今天(星期六)早上？——我和菲利普·裡夫訂婚了。」
而實際上，這一天是他們的結婚日。到了1951年1月3日，桑塔格似乎才反應過來：「帶著對自我毀滅意願充分的意識+恐懼，我嫁給了菲利普。」
桑塔格與裡夫的婚姻不可不謂草率，對於結婚這樣的大事她竟然稀裡糊塗，沒搞清是怎麼回事就成了一個18歲不到的小新娘。桑塔格在原生家庭裡沒有條件也沒有機會體驗普通的孩子得到的呵護，父愛的缺失，母親和妹妹的依賴，讓她一直像個小大人那樣成長，但對父母之愛的渴望是每個人的天性，與裡夫的結合有點類似於小女孩向比她年長的人尋求溫暖，何況，芝加哥的冬天是多麼寒冷啊！
這場奇異的婚姻是桑塔格第一次公開表達的任性之舉，夫妻雙方一見鍾情，相互吸引自然是其基礎，但背後也許還有別的誘因。
前面提到，桑塔格的經濟狀況並不樂觀，到芝大讀書是在阿倫叔叔的支持下才解決食宿費用，經濟上得到保障。與收入穩定的大學教師結婚，至少就不用向親友求助。桑塔格後來與裡夫離異，獨自撫養幼子，拒絕離婚贍養費，那又是另一番情形了。
還有一點就是桑塔格的性取向問題。她所謂的「帶著對自我毀滅意願充分的意識+恐懼」，揭示了她的矛盾心態。踏進婚姻殿堂意味著步入正式的感情生活，有助於她下定決心與過去那些秘而不宣的種種感情和性愛經歷一刀兩斷，但這同時又違背了她的內心，因此也是她的恐懼所在。
有人認為桑塔格選擇早婚是出於逃離原生家庭開始全新生活的願望，而她此後的確再也沒有回到洛杉磯生活。她一頭衝進成人階段，掙脫了兒童的軀殼，又心急如焚地告別少女時代，與發現和放任自己的同性戀趣味時體會到的「重生」感相比，締結婚姻也許才是她真正百感交集的「重生」。
新婚宴爾，桑塔格與裡夫像連體嬰兒般形影不離，哪怕是分開幾個小時都不願意。作家菲利普·洛佩特(Phillip Lopate，1943—)回憶桑塔格有次難得主動地向他談起前夫，告訴他說：「我記得我倆去參加一個聚會，後來開車回家，坐在車裡談論每個人。然後太陽升起來了，是早上了，我們這才意識到在那裡坐了整整一個晚上！」但可能與普通的夫婦不同，在他們的綿綿情話裡，總是夾雜著深奧的學術討論。
幾個月後，桑塔格順利地從芝大畢業。這年夏天，她和裡夫從波士頓登上「紐芬蘭號」郵輪一起遊歷歐洲，但她對裡夫的感情似乎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由於她結婚後整整兩年的日記都缺失，我們無從直接了解她的個人感受，但在《在美國》與眾不同的第「零」章中，她自傳性地敘述道：「記得我第一次看《米德爾馬契》(Middlemarch，1871—1872)的時候，我只有18歲，看了三分之一便號啕痛哭，因為我不僅意識到我就是多蘿西婭，而且我和卡索邦結婚才幾個月……」
《米德爾馬契》是英國19世紀小說家喬治·艾略特的一部小說，年輕貌美的多蘿西婭一心想找一個學者型的丈夫，於是嫁給了比她大27歲的牧師卡索邦，可是婚後發現對方根本就不是她想像中的樣子，於是陷入萬般痛苦之中。多蘿西婭關於婚姻的不明智決定是因為童年不幸，經歷坎坷，沒有長輩可以求助和依靠，只能自己苦苦尋找立足之地，而這一切似乎與桑塔格本人的經歷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也難怪她會如此感同身受。
多蘿西婭並沒有屈從於命運，卡索邦死後她放棄了財產，與真正的靈魂伴侶結合，過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多蘿西婭的選擇或許就這樣悄無聲息地進入了桑塔格的內心，一旦時機成熟，就會成為一股支持她改變現狀的力量。不過在此之前，她還是要完整地體驗一遍傳統的婚姻生活。
1952年，裡夫得到了位于波士頓的布蘭迪斯大學(Brandeis University)的一個工作機會，擔任助理教授，於是便攜新婚妻子移居波士頓。此時，桑塔格已身懷六甲。
1952年9月28日，桑塔格一生中唯一一段婚姻的結晶，她的獨子戴維降生了。夫婦二人對戴維十分寵愛，但又無法無時無刻地照顧他。裡夫仍然在一邊教書一邊撰寫《弗洛伊德：道德家之心靈》，桑塔格則要準備繼續她的學業。這時候桑塔格忠心耿耿的老保姆羅絲應邀前來，幫助照看戴維，解決了他們的後顧之憂。
至於戴維的外婆，對小孩子一貫不上心的米爾德麗德，在外孫一歲半的時候才顧得上來看望一下，還直截了當地說自己不喜歡孩子，這勾起了年輕母親的傷心往事，堅定了她無論多麼困難都要愛護兒子的決心。
桑塔格的人生角色發生了巨變，從少女到新娘再到母親，這一系列的變化似乎還沒有讓她反應過來，像很多尚未適應初為人母的女性一樣，她在產後經常情緒低落，噩夢不斷，這些清晰的夢境指向了她與裡夫締結婚姻的隱秘動機。
她夢見懸崖、禮堂、舞臺和床。在夢裡，她願意出任何價錢讓人帶走她的床，又突然意識到這張床不是單人床，而是她與人同居的床，同居的對象竟然是個67歲灰白頭髮的老頭，更可悲的是，「我和他住，因為他有錢。」她似乎在潛意識裡把《米德爾馬契》的多蘿西婭內化到自身之中。
從桑塔格的日記裡可以看出裡夫為此擔憂不已：「菲利普甚至以為我病了，我可憐的寶貝。就在我努力成為好好的一個人——讓我自己放寬心——的時候，我梳頭時，我的頭髮偏偏變稀了；儘管我懇請他別那麼做，他還是和醫生預約了……」
裡夫對桑塔格的關切之情可見一斑，可是桑塔格已經不是那個把他看成人生導師和親密伴侶的小女孩了。
1953年的秋季學期，桑塔格在康乃狄克大學註冊攻讀英語文學碩士學位，不過只讀了一年連學位都沒拿到就走了。桑塔格沒有解釋過她申請和離開康乃狄克大學的原因，但也並非難以理解。
顯然，最方便、最合適的學校非哈佛大學莫屬，而桑塔格捨近求遠至少有兩個原因。首先，哈佛大學的入學門檻要高於康乃狄克大學，桑塔格剛剛經歷十月懷胎和哺育幼子，申請哈佛大學未免準備不足；其次，康乃狄克大學為研究生提供助教工作，桑塔格也給本科生上課，在鍛鍊自己的同時，多少也能補貼一點家用。不過康乃狄克大學當時只有一個校區，也就是現在位於斯託斯(Storrs)的主校區，而桑塔格夫婦把家安頓在哈佛大學所在的劍橋市(Cambridge)，交通多有不便之處，因此她平時只好住在學校的宿舍裡，周末才能回家享受天倫之樂。
桑塔格自己飽受母親的冷落之苦，當她意識到年僅一歲的愛子也缺少母親的陪伴時，不免會權衡得失，尤其是當她熟悉了康乃狄克大學的教育風格之後，發現這裡的教授們資質平平，缺乏芝大教授的特立獨行和滿腹經綸，就去意已決了。
桑塔格沒有浪費時間的習慣。從康乃狄克大學退學後，她便開始到哈佛大學聽課，經過一年時間的準備，1955年她先在哈佛註冊了英語文學碩士課程，後來又轉讀哲學系，同時也擔任助教，很快就被公認為系裡最才華橫溢的助教之一。第二年參加碩士生考核時，她取得了第一名的優異成績，榮列哲學系博士候選人榜首。
在哈佛，桑塔格時常想起芝大的時光。她在這裡沒有感受到芝大教授們那樣個性鮮明、暴風驟雨式的知識灌輸和思想洗禮。但哈佛畢竟是美國一流的高等學府，在她眼裡，教授們雖然大多中規中矩，卻也提供了別具一格的教學角度，指導她撰寫長篇論文，仔細審讀並進行詳細的點評。日後在桑塔格那些一下筆就肆意汪洋的長篇論文裡，哈佛的學術訓練痕跡依稀可辨。
哈佛還是一個不可多得的社交平臺，桑塔格身處劍橋，真可謂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這與她在芝加哥的社交生活有著天壤之別。芝大的教授們很少與學生有私下的交往，他們有時甚至是冷若冰霜，難以接近，而在哈佛，桑塔格的身份發生了變化，她既是出類拔萃的學生，又是大學教師的家屬，自然有了更多的機會結識學界人士。
1957年，桑塔格完成了碩士學業，繼續攻讀博士學位，準備撰寫題為《倫理的形上學推測》(Metaphysical Presuppositions of Ethics)的博士論文。在蒂利克的大力推薦之下，美國大學婦女協會為她提供了赴英國牛津大學進修一年的獎學金，在這個事關個人發展和未來走向的機遇面前，桑塔格夫婦的婚姻問題終究還是不可避免地浮出了水面，擺在了他們面前。
裡夫與桑塔格或許可以保持長久的師生之情，可是當他們攜手踏入婚姻的圍城，那就是另一番情形了。如果不是遇上年輕貌美又有才華的桑塔格，被她深深吸引，無法把持，骨子裡相當保守的裡夫也許一輩子都不會跟閃婚這樣的話題有任何關聯。即便是閃婚，他也規規矩矩地按照傳統的流程一步不落地走，儀式感十足：相識、約會、求婚、結婚，在與桑塔格婚前的交往中絕無越軌之舉。
他的婚姻觀念其實非常傳統，認為丈夫和妻子應該有比較明確的分工，丈夫經營事業，是威儀堂堂的頂梁柱，妻子相夫教子，是溫柔體貼的賢內助。然而，桑塔格註定不是一個因循守舊的家庭婦女。
結婚後，她的名字依然是蘇珊·桑塔格，而不是遵照傳統，改為蘇珊·裡夫。裡夫雖然沒有主動提出過這個做法有何不妥，也沒有公開表示過不滿，但並不意味著他毫不介懷，一個小小的細節洩露了他對這件事的真實感受。當他的博士論文終於付梓之際，他在前言的致謝部分寫下了最後這樣一句話：「我的妻子，蘇珊·裡夫，慷慨地投入到本書的工作中，我要向她，還有那些沒有提到姓名的幫助過我的人致以特別的謝意。」
事實上，這本書第一版的前言寫於1958年6月，當時兩人的婚姻已經名存實亡，只是還沒有捅破最後一層紙。裡夫把這本書獻給了自己的父母和兒子戴維，卻只在前言裡把厥功至偉的桑塔格一筆帶過，而且寫的還是她從來沒有用過的名字。
此舉似乎既是不言自明的一種抗議，又是借題發揮的宣洩。
在以後的版本中，裡夫乾脆刪去了桑塔格的信息，大有一刀兩斷之意。令人唏噓的是，當時過境遷，這對曾經如膠似漆過的前夫婦彼此都放下了怨念，冰釋前嫌時，他們的生命也走到了盡頭。裡夫把自己的最後一本書《吾生與死亡之作》(My Life Among the Deathworks，2006)獻給了桑塔格，以茲紀念，只是斯人已逝，裡夫也像了結了人生中最難以釋懷的一樁心事般，隨後告別了人世。
不過這已是後話了。
隨著桑塔格與裡夫相處的深入，二人在思想性格方面的差異就越發凸現出來，爭吵成了家常便飯，而根本的原因就在於婚姻觀的不同。桑塔格跟人說起過在波士頓生活期間發生的一件事，對她而言是開始與男性學者平等對話的轉折點，但對裡夫來說卻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波士頓的學術圈經常舉辦晚宴派對，教授們帶著妻子參加時，大家都心照不宣地遵守一個不成文的規矩，那就是男人們和女人們互不幹擾，分成兩個圈子，各談各的。甜點一過，男人們便心領神會地退居一隅，點上雪茄，一邊吞雲吐霧，一邊高談闊論；女人們則談談家長裡短，服飾美容之類的。
桑塔格恰恰不擅長這些主婦話題，有些不知所措，如此幾次之後，有一次她終於鼓足勇氣，離開了妻子陣營，加入到男人們的圈子裡。教授們一開始面面相覷，但發現她完全有能力參與他們的討論，便默許了她的「越界」行為，倒也相談甚歡，可是裡夫的臉上就有些掛不住了。他並不為這樣一個談吐不俗的妻子感到驕傲，他理想的妻子應該是端莊地坐在房間的另一頭，和其他教授們的夫人們一起聊些女人間的瑣碎小事。
桑塔格不只是在波士頓打破男女界限，20世紀60年代她在紐約時，也做了幾乎一樣的事。那是在她的出版商羅傑·史特勞斯(Roger Straus，1917—2004)家中舉辦的一次餐宴上，男人們和女人們也在餐後按慣例各處一室，但桑塔格略作思忖後就毅然決然地走進了男人們的房間，而有趣的是，她的這個舉動改變了史特勞斯家的傳統，從此以後他們在餐後就再也不男女分開交談了。
桑塔格和裡夫的愛情是剎那間的電光火石，天崩地裂，可是當激情褪去，橫亙在兩人之間的是生活裡的雞毛蒜皮，柴米油鹽，還有更多的責任。桑塔格像多蘿西婭一樣彷徨過，對自己在成人世界裡的新身份難以習慣。
在1956年的一則日記裡，她反思了婚姻，口吻十分悲觀：誰發明了婚姻，誰就是個很有才的折磨人的人。它是個致力於讓感情麻木的體制。婚姻全部的要點就是重複。它的目標最多是創造強烈的互相依賴。爭吵最後變得毫無意義，除非你總是準備吵完後就採取行動——就是說，結束婚姻。所以，婚後一年，你吵架不再「重歸於好」——你只是開始生悶氣，然後變成習以為常的沉默，然後再吵。
桑塔格越來越覺得這樣的生活不堪忍受，甚至把她壓得喘不過氣來。無論是旁人豔羨的以布蘭迪斯和哈佛為中心的學術圈也好，還是有著可愛的小戴維的家庭生活也好，對她來說都沒有多大的吸引力了。在婚後整整6年的時候，她表示「這6年裡，不自由的感覺從未離開過我」。
原標題：《18歲就閃婚的女孩，後來怎麼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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