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羲女媧和亞當夏娃神話分屬華夏民族和希伯來民族的始祖神話。在華夏文明裡，女媧既是一位創世神又是始祖神。傳說她與伏羲，兄妹成婚，共同繁衍了人類。因而，他們又被尊為華夏民族的始祖。而在希伯來的造人神話裡，按《舊約·創世紀》記載，上帝在第六天按照自己的形象造出了亞當，同時為了能夠使他更好地履行職責，上帝就用亞當的肋骨造出了第一個女人——夏娃。但是有一天，魔鬼撒旦趁著上帝不在的時候，混進了伊甸園，附在蛇身上，誘惑夏娃吞食了智慧果，而亞當也吃了夏娃送來的果子。上帝回來發現後，將他們夫妻逐出了伊甸園而去耕種
雖然這兩個神話是一種原始的文學樣式，是想像和虛幻的產物，但是其基礎卻是當時的現實生活的反映，浸潤著古老文化、民族精神及傳統民俗的背景。因此，本文對伏羲女媧和亞當夏娃神話進行比較，可以看到不同民族、文化的人們，以何種文化手段和以怎樣的想像力來講述並表達對源初世界的理解與領會，則始源地體現著不同的民族、文化的始初的差異性。基於不同文化土壤的各民族人類起源神話包含了人們的價值取向、行為標準和道德風俗等民族意識內容，它必然對後世文化心理、思維方式以及行為習慣等產生巨大的影響。因此，對伏羲女媧和亞當夏娃神話進行比較研究，有利於準確理解中國、希伯來民族意識之差異，促進彼此理解與尊重，減少民族文化的隔閡與誤解，進而促進其共同發展。
一、相同的敘事模式和視角
首先，伏羲女媧與亞當夏娃神話雖然是在兩個完全隔絕，而又相對封閉的文化系統中形成的神話，但它們在敘事模式和視角攝定方面卻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一)共同的敘事模式
解析兩則神話的敘事系統，我們發現它們有著一個共同的敘事模式:同被受罰———同為人類的始祖神。
在中國，伏羲女媧生人的傳說又與洪水故事發生了聯繫。據說人間百姓得罪了玉帝，故降大雨把百姓都淹死，只因天上一位神仙見伏羲女媧兄妹人品好，便賜一個竹籃或葫蘆作為避水工具。洪水後，兄妹成婚，百日之後，女媧生下一個肉團，伏羲看後生氣，便拿刀亂砍，砍下的肉陀一個個變成了人，恰好一百個，每人一個姓，這就是百家姓的由來。伏羲女媧生人神話之藉助於葫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洪水背景下的伏羲女媧生人神話已是再造人類，而不是原始人了。肉團變人導出兩種結果:其一是，說明百家姓之由來；其二，說明各民族及各民族分支之由來。怪胎及畸形兒，是對兄妹婚的譴責與懲罰，也可以看出原始先民經過長期的生活實踐與觀察，已對近親婚配給後代造成的危害有了相當自覺的認識，已逐漸認識到嚴禁氏族內部通婚，而實行族外婚的必要，歷史正是沿著人類的這種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軌跡,一步步演變前進的。
在兩河流域的希伯來文化中，上帝是希伯來民族唯一信仰的神，他的地位獨一無二，並且神聖不可侵犯，世間的一切都是由上帝創造並主宰的，所以人類必須絕對地服從和遵循其意志。因此，在長期的過程中，兩者之間產生了巨大的階級差距，僅僅只是存在著單向的統治權，而人類所謂的自由、價值和生命意義都在於上帝的掌握。比如，夏娃由於蛇的誘惑與亞當一起犯了誡令而偷食了禁果，上帝知道後便嚴厲地懲罰了他們，在逐出伊甸園之後，罰亞當終生在地裡勞作，罰夏娃在懷孕和分娩時遭受痛苦，這便是人類誕生之時犯下的「原罪」，從此每個人從一出生就走上了一條漫長的救贖之路，而獲救的辦法只有一個——信仰上帝，只有接受懲罰並虔誠地皈依上帝，才能找到終極基礎和可靠保障。
(二)共同的視角:女性地位的缺失、男權地位的增強
女媧、伏羲共同生人，這不但昭示著中國古代由女性生人到男女共同生人觀念的轉變，同時也預示著中國社會由母系氏族時期向父系氏族時期的過渡。在各種史籍中，女媧僅以伏羲的妹妹和妻子的身份被記載，這顯然是塗抹上了男權主義文化的色彩，更適合男權社會統治的需要，女媧不再是獨立神，而成為了伏羲的配偶神。表明女性不僅在現實生活中，而且在人們心中的地位下降了，男性的地位和作用不斷得到提升。隨著男權制社會的發展，女性在社會經濟關係中不再處於主要地位，經濟獨立權喪失，地位進一步下降，逐漸由社會的主角滑向社會配角的位置。男權制進一步強化，女性對男性的依附在所難免。
夏娃被逐出伊甸園後，終生屈從丈夫管轄，承受生兒育女的苦難與艱辛。而且在這裡女性被認定為是人類墮落的淵藪，並認為男人被永遠連累。女媧、夏娃神話就是這樣為男權社會的合法化發放著通行證。這些神話也昭示人們，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當人類進入父權制時代後，父權是在不斷地同女權殘餘思想進行殊死搏戰中，徹底徵服和剔除女權意識，才建構了惟我獨尊的男權社會，男權文化和男權話語的。
這種敘事模式導引出的結果是:從此在東西方語境下形成了對男權地位推崇的文化母題。其次，兩則神話都是以男性視角進行描述和判斷的話語系統，為此，女人都被視為是男人的附屬，女人的品格、意志和道德水準都較男人為低。這顯然已是人類早期社會中男權取得統治地位時對女權消解的神話，男人已掌握了在氏族和社會上話語的權力，這種描述與判斷中轟鳴著男性權力與地位不可凱覦的聲腔。
二、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的差異——伏羲女媧與亞當夏娃神話的文化價值比較
剖析這兩則神話,進而放眼它們所生成時代的所有東西方神話，我們可以看出它們在文化上的差異和區別。
首先，女媧神話是中國原始農耕文化意識的遺存。由於中國先民較早進入農業文明，所以，和伏羲女媧神話同時代或更早時代的中國神話，基本上都是農業文明時代的神話。而農業文明時代神話的一個共同主題就是希望構建一個天下太平，守土為安的生存環境。在社會生活中，具體表現為竭力穩固以血緣為紐帶的家族關係。此外，農耕文明時代注重人丁興旺。女媧既是古老的女性的「形象大使」，也是生殖文化的圖騰範式。女媧與伏羲總是交合在一起，雙尾纏繞是典型的生殖崇拜。
其次，農業文明的突出特徵是定居生產。伏羲女媧神話從一個側面向我們道出了農耕文明興起時代的文化心態:守望家園，樂對人生，面視現實，這就是農耕文化經儒家化形成的華夏民族的人生信仰和道德規範。它導引著華夏先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守護著現世的家園。
亞當夏娃神話則是古代希伯來民族遊牧文化時代的歷史餘音。上古希伯萊人和所有的遊牧民族一樣，驅趕著牛羊群，浪跡天涯，徵服著每一塊未知領域，追逐著理想之地——即水草豐茂的大草原，充滿著冒險的激情。這種集體無意識深深鐫刻在古希伯萊民族的精神碑石上。就當他們興致勃發追尋理想之國時，天降大禍，他們又一次次被拋入苦難深淵，亡國之痛、滅族之災，使全民族渴望著掙脫罪罰，遠離苦難，重返天堂樂園。怡然豐裕的遊牧生活被極盡艱辛的流亡生活所取代，追求、抗爭、挫敗、掙紮成為全民族的精神體驗，而渴求幸福、安寧、和平的情感欲望最後在重返天國的契合點上凝結成新時代的民族文化精神。亞當夏娃神話實際上是古希伯萊人遊牧流亡文化編碼的變形改寫，這種遊牧文化是伴隨著戰亂與流亡生活聯袂而行的。亞當夏娃神話以隱性話語敘述了古希伯萊民族社會轉型期的文化演變結果。神話是民族的身份證，伏羲女媧與亞當夏娃神話以獨特的話語結構，向我們解說了生活在亞洲東西兩端的兩個古老民族的文化身份。
（來源：《神州民俗》，原題：伏羲女媧與亞當夏娃比較研究）
這是一對充滿誘惑，又天真無邪的胴體。亞當身體微微左傾，眼神迷茫，右手撓頭，左手握著夏娃遞給他的蘋果，一根長得出奇的蘋果枝條一直伸到亞當那令人遐想的私處，幾片蘋果葉剛好遮住了馬賽克部位。另一幅畫中的夏娃則身體右傾，微微上吊的眼梢給她少女般的面龐增添了柔媚之色，金色的柔軟捲髮鋪在畫面黑色的背景上，她左手扶著頭頂的蘋果樹枝，右手也握著一隻蘋果，相比亞當的茫然，她的臉上有種已經知曉命運的狡黠，或者，按照當時人們的看法，這就是「誘惑者」的表情。
1971年，美國商人諾頓·西蒙從一位舊俄貴族手中買下了這一對6.8英尺高，真人大小的板面油畫《亞當》和《夏娃》。畫家老盧卡斯·克拉納赫(Lucas Cranach)是德國文藝復興時期與丟勒並駕齊驅的繪畫大師，這兩幅畫是他1530年左右創作的。過去四十餘年中，這兩幅珍品一直由美國南加州的帕薩迪那諾頓西蒙美術館保存。儘管購買途徑完全合法，但博物館已經為它們吃了十年官司，直到今年8月23日，南加州地方法院的約翰·F沃爾特法官才下定了最終裁決，判決這兩幅畫作由博物館繼續保存，其前收藏者、荷蘭猶太藝術經銷商雅克·戈德斯提克爾的兒媳瑪麗·馮·扎赫提出的訴訟被駁回。畫作的命運在經歷了舊俄貴族、納粹、猶太人、美國人之手後，終於暫時塵埃落定。
文藝復興追求人性的繪畫風格興起以後，「性感的夏娃」成為了一個經典的反抗圖騰。中世紀宗教藝術中那些扭曲的、負罪的夏娃形象，被豐滿豔麗、充滿肉慾的裸女形象代替。她們驕傲地袒露柔軟的胸部，面龐柔美嬌豔。但有一點沒有改變，無論是在丟勒、提香還是老克拉納赫的畫作中：夏娃總是那個「誘惑者」，而亞當則是恍惚、無辜、茫然的「被害者」，或者像提香的《人類的墮落》裡描繪的那樣，是慌張的「阻攔者」。
伏羲女媧流溢著寧靜空靈之美，亞當夏娃激蕩著悲壯理想之情。東西方的神話譜寫著人類不同的始祖，真相究竟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