轟鳴的摩託聲戛然而止，毛川在初夏的驕陽中摘下頭盔和手套，健步走入北京東四環外一間錄音棚。
作為逃跑計劃的主唱兼主創，毛川此行的目的，是來繼續打磨一首新歌的混音工作。這首慢節奏的新歌已經「折磨」他兩個多月了，如果在6月17日之前，他能與自己的拖延症以及完美主義握手和解，那麼在當天晚上，逃跑計劃將於北京工人體育館的舞臺上，把這首新歌現場演唱給觀眾聽。
如今，獨立音樂人登上體育館的舞臺開個唱，並非一件新鮮事。縱觀搖滾新生代們，擁有《夜空中最亮的星》《一萬次悲傷》等一批極高傳唱度歌曲的逃跑計劃，已經可以稱得上其中一顆「最亮的星」。「據身邊朋友說，我們最好應該是在一兩年前做這場演唱會，就是《夜空中最亮的星》這首歌最頂峰的時候，」毛川笑著告訴新京報記者，聲音中又透出一絲理智，「但那時候總覺得太快，一下子拿不穩，而且我們比較理想化，想做的東西太多了。現在我們就尊重事實，慎重考慮之後覺得也不為過，就讓它自然地發生吧。」
解讀演唱會？
關於「回到北京」這個演唱會主題，我是青島人嘛，我問過家鄉身邊很多朋友，他們去過美國，去過馬爾地夫，去過很多地方，我問你們去過嶗山嗎？回答都是沒有。為什麼呀？嶗山不美嗎？嶗山很美啊，但是因為唾手可得，所以不那麼珍貴，就像北京的很多小夥也沒去過故宮。其實我們叫「回到北京」，也是想用一個陌生人的眼光去看待現在的生活環境。因為現在有朋友圈啊什麼的，大家都對別人的生活環境了解度非常高，反而對自己生活的了解度降低了，你老想著變成誰那樣，但是殊不知也有多少人像你這樣，所以與其說是回到北京，不如說是回到生活。
口述：逃跑計劃主唱毛川
搖 滾 啟 蒙
看到唐朝樂隊就「瘋」了
逃跑計劃由主唱毛川、吉他手馬曉東、貝司手剛昂和鼓手李洪濤組成。採訪當天，樂隊的其他三位成員都不在，而作為官方發言人，毛川笑稱自己是四個「隨和」的搖滾樂從業者裡面最「衝」的那一個，「雖然音樂上有問題我們都會討論，但大家性格上都不是那種喜歡炸出來、蹦出來的人。不過總得有人作決定吧，那哥仨就是『都行』、『我怎麼都支持』，所以行吧，那我就拍板了。」
後來，當全員聚齊出現在新京報攝影記者鏡頭前，果然如他說言。
出生於山東青島的毛川，與吉他手馬曉東是相識多年的髮小，他們的父輩曾在同一所小學讀書，同一個工廠就業，所以兩人從小就在當地國營棉紡織廠的宿舍大院裡認識長大。不過，隨著後來毛川搬了家，兩個人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斷了來往。
上世紀90年代，正是張信哲以「情歌王子」身份掠奪萬千少女心的時期，而自言性格「偏執」的毛川，說他真正的音樂啟蒙則來自於表哥手中的一張唐朝樂隊唱片，「那年我上初一，我一看唐朝專輯封面上那四個大人頭就瘋了，用音響一聽，哇，我內心就炸了，從那兒之後就『不行』了。正好上初中的時候，我們班有一個同學就叫崔健，他也對搖滾喜歡得不得了，加上另一個同學我們仨，只要一下課一放學就拿著掃帚踩桌子上，那個時候看紅磡演唱會，也不知道吉他搖把是怎麼回事，就拿著掃帚瞎比劃，自習課沒事兒的時候就在黑板上畫一把大吉他，畫得那叫一個醜。同學都已經無奈了，覺得我們就跟瘋了一樣。」
彼時，電吉他在青島簡直是類似「天外之物」的存在，據毛川說，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他唯一見過的一把電吉他，就被供在利群商廈的紅棉專櫃裡——「大紅色的，像神一般。」
兩次北上
燈火闌珊的夜晚也曾茫然
由於環境的制約，初三畢業後，毛川覺得，「吉他」這個夢想並不是很靠譜，於是，他選擇考取了一個服裝中專。但也許是命中注定，後來有一天，毛川跟「吉他」連上了天線。「那天是在我們家樓下的一個飯店裡，我就看見一幫小夥兒排練。後來看他們，玩的是電吉他(語氣加重)啊，我就賴著不走了，非得跟人家認識，後來還跟人回家了。從那之後的半個月，我每天早上一睡醒就爬起來去人家家裡面待著。」
跟這群小夥兒混了半個月後，毛川才了解到初識那天的真相。原來這是兩撥人，那天剛好湊在一起切磋吉他技藝，「所以我跟著他們回家，他們還以為這個小賴皮是對方那撥人裡頭的，後來才知道，原來我誰也不認識。而且，那時候我去那人的家以前是一個混混的據點，裡面也藏著好多兇器，但是後來這些兇器忽然之間就全變成了樂器。所以你知道音樂和藝術的影響有多大嗎，誰都管不了這群人，只有音樂救了他們。」
這段和吉他親密接觸的時光，像春風一般吹動了毛川心中的音樂幼芽。2000年左右，毛川終於下定決心北上，進入了北京迷笛學校。「從迷笛學校畢業之後，覺得太茫然了。每一個燈火闌珊的夜晚，我都在想哪一個窗口將來才會是屬於我的。後來不知道從哪兒看了一句話叫，放棄也是一種光榮，哈哈，所以我就回家了。」
回家之後，毛川找了家琴行上班，沒事教教吉他、賣賣琴，生活過得也挺滋潤。但是，某種巧合又降臨在他身上，「當時我一個特瓷的北京姐們，來青島的外貿服裝廠淘貨，我們倆聊天的時候，我就把當時沒事寫的那點東西給她聽了。聽完之後她說，川兒，你還是趕緊去北京吧。」就這樣，經過朋友三番五次勸說，毛川又一次作出了重返北京的決定，「我這個人說好聽點就是行動力強，說不好聽就是特別衝動，沒什麼事兒也好好地，就跟琴行老闆說我得走，老闆還挺不高興的。直到去年我們巡演去了青島，我把他請到現場去，我們倆才算化解了這段誤會。」
《夜空中最亮的星》為樂隊帶來了名氣，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創作，「就像運動員一樣，當你誰也不是的時候就特別放鬆，當你是誰的時候，就容易背著包袱」。
起 點
以MAO為基地，專業救場兩三年
在第二次北上沒多久，毛川組了一支名為「孔雀」的樂隊。彼時，他的老朋友馬曉東也在北京一個樂隊裡擔任吉他手，後來兩人幾番碰頭，決定拋棄形式和面子，一起好好做音樂。2007年，「逃跑計劃」正式成軍，至今正好過去了十年。
在北京的鼓樓東大街，南鑼鼓巷的北出口處，曾坐落著一所Livehouse——MAO，無數知名、不知名的搖滾、民謠音樂人都登上過這個舞臺。逃跑計劃在最開始成立時，也正是以此為基地，慢慢成長起來的。「其實在還沒有MAO的時候，MAO的老闆在形式上就是我們的經紀人了，包括給MAO起名字和策劃的時候，我們都在。大家在一塊吃著毛豆花生閒聊的時候，就覺得叫這個名字挺好的。」
和逃跑計劃同歲，MAO也是2007年正式成立的。在那個並不大的舞臺上，逃跑計劃開始對監聽音箱、話筒、調音等各種演出細節熟悉起來。「但我們一開始特別不高興，因為雖然跟MAO的老闆關係挺好，但開張的第一場沒讓我們演，我們還挺『記恨』他的，哈哈。不過那個時候我們確實也不行，提溜不起來的那種，後來慢慢越提溜越成個兒的時候，就開始頻繁演出了。」
2008年到2010年間，逃跑計劃平均每個月都會在MAO演出，有時候一周就演好幾場。據說，他們主要在兩種情況下出現：「第一，有特別好的拼盤的時候，就怎麼著也找個縫塞進去；第二，就是他們那兒空場了，我們得救場去，」毛川回憶道，當年他們和自畫像、刺蝟、咖啡因、蛋糕炸彈、南城二哥等很多樂隊拼盤過，也在臺下看過果味VC的專場表演。
鼓樓一帶，一向是北京的文藝青年聚集地，但毛川直言，因為酒量有限，當年他們並沒在那邊經歷過什麼奇聞軼事，「我們樂隊特別不八卦，演完了就回家，因為我們幾個幾乎不饞酒，只有小剛能喝點。只要不喝酒就進不了圈子，不喝酒就沒辦法聊天，人家不帶我們玩。其實我們挺想喝的，但就是喝不了，一喝就吐。」
爆 紅
有了名氣，也容易背上包袱
如今隨手點開一個音樂軟體，輸入「夜空中最亮的星」，就可以找到莫文蔚、陳奕迅、張杰等數十位歌手翻唱的版本，無數歌迷在詞曲中找到共鳴，稱之為年度治癒單曲。其實，這首歌來自於毛川看過的一部電影，裡面有一個人對著上帝祈禱的畫面，激發了他的靈感，「我記得第一次在現場唱《夜空中最亮的星》，大家就忽然安靜了，本來我還覺得是不是大家特別不喜歡，因為這歌太柔了。後來在豆瓣上看到網友的反應，才知道，喔，原來是大家都聽『進去』了。」
2012年元旦，逃跑計劃發行了第一張專輯《世界》，後來陸續出了幾首單曲、EP，但是第二張完整錄音室專輯，至今卻遲遲未見蹤影，「其實做得有七八成了，還是想一次次推翻，一句句審查，希望能往理想狀態再靠一靠，做一張底色溫暖一點、正面一點的專輯。因為我們一直以來都是憑感覺、嗅覺去做音樂，現在越來越學習著拋開感覺，用更理性化的眼光去審視自己的音樂，這對我們這些不是音樂科班出身的人來講，還是有一定難度的，」毛川說，「其實我們做第一張專輯的時候，經紀人從2006年就讓我們出，天天吼著問什麼時候錄啊，後來等了整整六年。我不是抱怨，但是如果你想要自己做出好東西，那就需要花上時間。」
除了在內容上的完美主義之外，毛川坦誠地說，《夜空中最亮的星》這首爆款歌曲在為樂隊帶來名氣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的創作，「就像運動員一樣，當你誰也不是的時候就特別放鬆，當你是誰的時候，就容易背著包袱。《夜空中最亮的星》給我們帶來最大的不適應，就是會在一定程度上迷失方向，確實心裡會有點不舒服，而且我們本身水平又有限，從第一張『Duang』就到了這個位置，有點趕鴨子上架。很多做音樂的人都是這樣，第二張遲遲做不出來，尤其在第一張比較受到好評的狀態下，情況尤為嚴重。其實說實話，我覺得如果平心靜氣地做的話，沒問題，可以早早地就把第二張做出來，但是你很難讓自己做到非常平和。我覺得我還算比較樂觀，要不然真會有人得抑鬱症了。」頓了頓，毛川又補充說，「不過現在慢慢勸自己，把生活過好就行了。今年一定會把第二張專輯做出來的。」
採寫/新京報記者 楊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