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矛盾性首先是歷史的。兩個帝國在這裡交匯，清王朝帶來了小農文明的傳統與陳舊，千裡之外的大英帝國則把商業文明的開放與自由灌輸在這片土地上，1949年以後，上海的小資們又吹來了吳儂軟語，所有這些形塑了現在的香港。
TVB港劇裡的香港是「奮鬥就能成功」的天堂，市井小民的人生哲學化為一句最簡單的「做人嘛，最重要的就是開心」。王家衛電影的香港則是潮溼與情慾的，繁華都市的男男女女唱歌跳舞、為情所困；到了許鞍華的鏡頭裡，香港又是逼仄窘迫的，從物質到精神的全面崩塌隱藏在天水圍的每一個日與夜裡。
這便是迷人又危險的香港，它繁華又落寞，它是欲望之城，也是壓抑之都。原籍南京，生活在香港的作家葛亮筆下也展示了這樣一個複雜的都市。評論家楊慶祥認為，葛亮所書寫的，是普通人的歡喜哀愁與一望無際的掙扎和欲望。
王家衛電影《阿飛正傳》劇照
讀葛亮的《阿德與史萊夫》的前言《忽然一城》，想起來我也曾在香港呆過一段時間的，在港大訪問，住在柏立基學院，位於半山腰，窄小的房間，窗外綠樹婆娑，仿佛綠出了一汪深潭。半夜極安靜，有悉悉索索的風聲，我無端地就想起張愛玲的模樣，她穿旗袍抽紙菸走過這個小院，是否安好？第二天太陽出來，在後門搭上巴士，直奔銅鑼灣，晚上的妄念瞬間就被熙熙攘攘的人群擠散，一轉眼看到一個混血美女亭亭玉立，像極了芭比娃娃，但美目流盼，卻又像是從聊齋裡走出來的人物。
那個時候葛亮應該也在香港的，我們可能擦身而過很多次，卻一直沒有遇見。葛亮對我這樣的訪客不感興趣，他低頭尋找屬於香港的故事，在一派景觀化的高樓大廈中，普通人的歡喜哀愁，一望無際的欲望和掙扎，颶風般搖擺不定的人性……
從《浣熊》、《猴子》、《街童》、《德律風》……這是葛亮的傳奇。
香港街道
第一篇《阿德與史萊夫》講述一位外省青年阿德的「港漂」故事，沒有正式身份，所以只能打黑工，即使被搶劫受傷，也不敢去醫院救治。「我」始終以一種無力感去觀察和書寫阿德的故事，這種無力感與阿德和我在籃球場上打籃球時候的「有力」形成一種鮮明的對比——生命本身的有力和在已然體制化的大都市裡人的無能為力互為因果。葛亮最後以一種戲劇化結束了這個故事，「我」在錄像帶裡看到阿德因為參與縱火案而被審判監禁，阿德的母親和女友先後自殺。因生存欲望驅使的縱火最後導致了生命之火的熄滅——雖然這些生命之火已然變得脆弱和微暗。
這篇作品讓人想起王家衛的早期電影《旺角卡門》，在《旺角卡門》裡，張學友飾演的底層小人物蒼蠅為了出人頭地，最後不惜以死搏命，成為了功敗垂成的「失敗英雄」，那是1988年。而葛亮筆下的阿德甚至都沒有機會成為失敗的英雄，即使在縱火案中，他也不過是一個無足輕重，麻木不仁的幫兇而已。
《旺角卡門》劇照
大都市已經失去了1980年代那種江湖式的快意恩仇，它變得保守、冷漠，並同時更加貪婪和危險。在另外一篇小說《街童》中，售賣牛仔褲的店員和女顧客之間發生了隱秘的情愫，他穿過蜿蜒曲折的空間，平靜地接受了女顧客原來是一個港漂賣淫女的事實。接下來的戲劇性或許可以媲美任何一部港片，並讓讀者瞠目結舌。但是，在葛亮的敘述中，居然是一派冷靜而壓抑的筆調。這是葛亮的高明之處，他知道越是「客觀」、「冷靜」的態度，越是能最大限度地呈現出大都市的殘酷和不道德。
本雅明在論述波德萊爾的詩作《給匆匆一瞥的婦女》時曾說，這是「最初的愛和最後的愛」，這種相遇意味在於大都市「愛的不可能性」。我們或許可以將《街童》視作是對波德萊爾詩作的一種延伸和展開，雖然在對大都市的愛的不道德性上這兩部作品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是葛亮保留了最後的溫存——男主角不惜出賣身體的一個器官，以此將女友從黑幫的手中交換出來——這溫存類似於關錦鵬的《胭脂扣》，這是從中國傳統的道德譜系裡延續下來的一絲拯救，葛亮用這一絲拯救保留了其作品的人間風味，用葛亮的話來說，就是喧囂背後的「市聲」。
《胭脂扣》劇照
大都市的危險不僅僅來自於對底層的傾軋和掠奪，它同時也來自於人性自身的欲望衝動。按照齊美爾的觀點，大都市不僅僅提供一種看不見的安全性，同時也在這種安全性中擴大了欲望的強度和深度。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大都市更像一個被移植的羅馬競技場，或者文明化的原始獵場，狩獵者們雖然披掛著文明的盔甲，卻磨槍擦嘴，瞄準著一個個的獵物。
《浣熊》是這種狩獵型小說的典型。女主角在地鐵口散發傳單，在無望之際遇見了一個陌生的男性——從外形和穿著打扮來看，這恰好就是她的目標。各種戲碼輪番上演，在熱帶風暴浣熊的步步逼近中，人的欲望也在一步步強化，故事的真相也一步步走向明朗。欲望與故事構成了互文，沒有女主角的欲望，這一騙局就不會發生，沒有這一騙局，人的欲望就不會如此快速地增殖。
高樓與街道
《浣熊》有細膩的心理刻畫，葛亮對人物心理的捕捉準確而生動。當然最值得稱道的是這篇小說的結構，批評家們或許會盛讚以風暴「浣熊」為一種裝置，以此來烘託和堆砌人物的行為背景，但是我更感興趣的是小說的「反轉」結構——在小說快到高潮之處，男主角亮明了身份，他是一名探員，而我們可憐的女主角，不僅僅一無所得，還要鋃鐺入獄——這一反轉與其說是故事性的，不如說是主題性的。
它揭示了這樣一種殘酷的規則：在大都市裡，沒有任何人是唯一的主體。形象一點說就是任何人都是別人的獵物。當你以為你掌握一切的時候，你其實已經被大都市的隱秘原則所掌控。
《退潮》也是一個相互尋找獵物的故事。中年女人遇到了一個年輕的男性，雖然這個男性在道德和社會身份上是不潔的，他是一個小偷，但是，一種奇怪的「感覺」控制了這個中年女人，她在陌生年輕男性的注視和觸碰中感到了一種罪行般的愉悅。在這個意義上，中年女人和陌生男性的相遇是一個結構性的事件，也就是說，大都市的壓抑和禁欲主義導致了一種更瘋狂和更有冒險氣質的縱慾主義——在丹尼爾·貝爾看來，這是資本主義本質性的矛盾，並導致了資本主義文化的內傷。
這個中年女人，她象徵著一種看起來很安全和很有保障的秩序，但是這個秩序其實異常脆弱，它不僅僅是遭受外部的侵犯（陌生男性的破門而入），更重要的是，這種外部的侵犯其實是由她的內在引爆的，他們共同完成了這一次完美的罪行。批評家金理對《退潮》有非常精彩的解讀，他從中讀到了1930年代「新感覺派」的審美和風格：如果要標明該篇在文學史上的譜系，首先會想到的參考坐標是施蟄存的《善女人行品》，同樣關注衣食無憂的中產階級女性在日常生活虛飾下所壓抑的力比多與神經質。更有趣的對比或許來自劉吶鷗。
他的下巴很尖，狐狸一樣俏麗的輪廓，些微女性化。嘴唇是鮮嫩的淡紅色，線條卻很硬，嘴角耷拉下來。是，他垂著眼瞼，目光信馬由韁。他抬起頭來，她看到了他的眼睛，很大很深，是那種可以將人吸進去的眼睛。……她禁不住要看他。
葛亮這樣描述「她」窺視下「他」的形象，很容易讓人聯想起劉吶鷗筆下的「摩登尤物」。
金理認為「葛亮冷靜地為身份重構的困厄提供了寓言。」如果對比另外一部作品，愛爾蘭作家吉根的《南極》的話，或許這一點會看得更清楚。《退潮》和《南極》的結尾幾乎一致，兩位女主角都在性衝動的「退潮」後被束縛或者監禁，直接的身體感覺換來的是更直接的身體控制，身份的壓抑在此是同質性的，不僅僅是下層在壓抑並符號化自己的身份，中產或者上層同樣在壓抑並符號化自己的身份。感覺雖然能夠暫時釋放這種焦慮，但是在超穩定的結構中，似乎這是一個無解的方程式。
夜燈初上
如果延續上面的解讀思路， 我們或許會產生一種錯覺，葛亮不過是在「複寫」或者「摹寫」大都市的情狀，並將一種已然經典化的價值觀和世界觀，內置於他的敘事中去。這顯然是不夠的。對文學來說，複寫或者摹寫固然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如果僅僅止步於此，則不過是對「必然世界」的一種依附，真正有創造力的寫作，恰好是在對此的反動中，建構一個「或然性」的世界，在此或然性中，我們看到了「希望的哲學」。
《猴子》、《龍舟》和《告解書》提供了這種哲學。《猴子》與《浣熊》同樣以動物命名，但與「浣熊」的隱喻不同，《猴子》裡面的動物直接登場了。一隻紅頰黑猿的逃脫引發了一連串的新聞事件，各種力量藉助這隻逃脫的猿猴粉墨登場，並完成自己的目的。
葛亮在這篇小說裡提供了一個反諷的結構，在猴子和人類的互相指認和凝視中，人性的渺小和無奈被揭示得淋漓盡致。雖然小說的結尾是猴子重新回到了其牢籠，但是這一次意外的逃脫，已經構成了對秩序的衝擊，並看到了自由的微光。
而在另外一篇相對短小的《龍舟》裡，男主角暫時性地來到了城市的邊緣地帶，就像龍舟已經被遺棄一樣，這些邊緣地帶也是一種因為無法生產利潤而被棄置的空間，但詭異的是，正好是在這樣的空間裡，終結「現世」的肉體存在而獲得一種新生成為可能。這篇小說有非常詭異且神秘的色彩，既有愛倫坡的影子，又有中國筆記小說的氣息，我在葛亮最近的一篇小說《罐子》裡也讀到了這種「幽靈」的敘事模式。
大都市以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強化著現世的重要性和唯一性，但卻沒有想到同時生產出了一批「幽靈」，這些幽靈以自己獨特的方式消解著這種現世的合法性。在《告解書》中，物質的符碼如積木一般標誌著城市的空間以及身份的固化，但是在某一個瞬間，比如男主角在貌美如花的女主角身上看到皺紋和色斑，一種「驚醒」發生了，這是在限定的空間裡藉助時間的錯置而產生的一種抵抗，我們也許會在菲茨傑拉德的《返老還童》中看到類似的現代性書寫，大都市藉助高度精密的時間和空間來規訓生活其中的人類，但是一不留神，人卻像沙漏裡的沙子一樣四散逃逸。
逼仄的住房
朱天文在評價黃錦樹的作品時曾經借用一個概念——變形記。從奧維德以來的，到卡夫卡，再到現代的諸多作家。變形成為了一個譜系，朱天文說：
變形，它紮根在不同世界的模糊界線上。神明、人類與大自然之間相互滲透並非階級性的，而是一徑地夾纏不清，力量在之間衝撞或抵消。……一景疊一景，一事接一事，經常類似，到底又不同。滔滔不絕要將一切變得無所不在，且近在手邊。
葛亮用這種變形記來求解，在不同的物種——人類和猴子和浣熊，在不同的時空——遺棄的空間和停滯的時間，他試圖找到一種可能，這一可能帶有超越性，並將對世俗人情——葛亮在很多時候被人誤會為一個世情作家——的書寫變成一次尖銳的具有顛覆性的挺進，在含情脈脈的外表下，是一顆桀驁先鋒的靈魂。
讓我以兩首歌來結束我的這篇評論，一首是英國著名歌手Allan Taylor的《Colour to the moon》中的一段，葛亮在《浣熊》的開篇引用了它：
You were just another sideshow
in a back street carnival
I was walking the high wire
and trying not to fall
Just another way of getting through
anyone would do, but it was you
You were just another sideshow
and I was trying not to fall
另外一首是我喜歡的小眾樂隊聲音玩具的《星航者發現號》：
聯盟最後一艘遠行的方舟 駛向河外星系盡頭
一千個太陽的光亮在身後的空中 不停地綻放
領袖們從不認為一部史詩和一首鄉謠
所需智慧是一樣
所以他們只能留在巨大蘑菇雲的頂端 眺望
孤獨星航者發現號
透過舷窗望去百億萬光年 一如往常般的緘默
是否同樣迷途只能夠在虛空裡尋找 徘徊
前一首描述一種戲謔式的平衡術，而後一首乾脆毀滅並逃離。葛亮曾經感嘆，當我們對世界感到厭倦之時，並不能找到一條雲外之路（Heavy Side Layer）。但是因為有了如葛亮這般的筆墨造化，這傳奇或許是唯一可以期待的塵世之內的救贖。
葛亮
2018/11/17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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