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心德育課」變成「逼捐家法課」
聚光燈下的教師，如何不再「好心辦壞事」
曹珂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王帝
「老師」和「捐款」，是最近輿論場中炙手可熱的兩個詞。據媒體報導，廣東省茂名市茂南區一所名為朝陽學校的民辦小學，有一名學生家長不幸患重病，學校組織師生為這名家長捐款，這本是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好事，也能給學生上一堂生動的德育課。但有學生家長爆料，說老師強迫學生捐款，不捐款的學生還被拍照發到了家長群。有幾位家長隨即在微信群裡對老師的做法提出異議，反倒被老師教育了一番。
於是，一堂本是弘揚愛心的德育課，硬生生上成了逼捐的「家法課」。「逼捐」與「師德差」的標籤，又讓個案變成了微博熱搜。
像這樣「善之花」結出「惡之果」的新聞並不鮮見，而類似事件一再發生，實際上給所有教育者敲響了警鐘：做好事，除了要有好的初衷，還應保證實施方式「不跑偏」、事後應對「不跑題」，才能不被網民質疑。具體到此事件中，筆者認為，至少有三個方向上的問題值得深思。
第一，事前的對話方向，應該是「平視」，而不是「俯視」。
教師具有傳道、授業、解惑的職責，對家長並無命令、吩咐、指示的職能。而家長群卻有著「潛規則」，即老師說什麼都對。出現這樣的現象，既有家長望子成龍的期冀，又有唯恐因為自己的「不當言行」使孩子被區別對待的擔心。
對老師尊重的大前提，是對文化與平等的尊重。顯然，少數老師並沒有搞清楚這種內在關係，於是本該平等交流的家長群就變成了老師的「下屬群」，乃至另一層面的「學生群」，不少家長因為種種顧忌只得忍耐。但隨著一張幾個孩子因為沒有捐款就被迫站在講臺上「示眾」的照片，長久以來家長們被壓抑的情緒，在這一刻找到了出口，隨之形成了洶湧的輿情。
其次，事發時的思維方向，應為「順勢」，而不「逆行」。
同樣是募捐，一張是「冰花男孩」照片觸動憐憫，另一張是孩子因為沒捐款在講臺上「示眾」，這其中的差距，就是「順勢」與「逆行」的最大距離。把未捐錢的學生「拉出來示眾」，這樣的心態與當年給成績不好的學生戴綠領巾、貼小黑花如出一轍，可以說是同一種思維方式下的產物，而這類思維方式，是公眾最不希望看到的「言傳身教」。
第三，事後應對的道歉方向，應該「唯實」，而不「唯上」。
筆者注意到，新聞中提到的道歉有兩處，按照先後順序，先是「朝陽學校所在的教育集團負責人表示，當事老師在事發第二天就向校長作了檢討，校長也對她進行了批評教育」。隨後才是「這位老師已在微信群裡向家長們賠禮道歉，並得到了家長的原諒」。
這裡有兩個問題，一是道歉的次序問題。如果新聞是按照時間順序進行報導的話，那麼老師首先向校長檢討，然後在校長的批評教育下，再向家長賠禮道歉。至於那些最該被道歉的孩子們，新聞中反倒完全沒有提及。這樣的次序給公眾傳達的信息是「領導第一，學生最末」；二是道歉的主體問題。老師固然有錯，然而作為捐款發起者的校方，又該承擔什麼樣的責任？如果能把目前這種「你錯了你道歉你背鍋」轉為「我們錯了我們道歉我們一起承擔」，是不是更能迎來輿論的認同？
全民麥克風時代，類似於教師這種接觸人群較多的職業，自然會擁有比其他職業更多的曝光機會，所以要有教學行為即公眾行為的自覺；而教師這一職業，客觀上要求品德「為人師表」，公眾難免對一些傳統教育行為「吹毛求疵」，更別提那些有違道德底線的事了。
在聚光燈下工作，需要有充分的自覺，有一定的公共行為處理知識。「愛心德育課」變成「逼捐家法課」的事實告訴我們，不少教師或許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這才使得這件事引發公眾激烈討論。在這樣的轉換之間，「正能量」變成了「負能量」。破解教師行業負面輿情頻發的難題，首先需要教師自己有意識，多掌握一些「聚光燈下行為知識」，才能「扶正」教師群體的輿論形象，少一些「好心辦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