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記 | 問答特首二十年

對於新聞工作者來說，香港回歸是百年一遇的歷史事件，對於個人來說，香港回歸使我在移居這璀璨東方明珠後，繼續茁壯成長。我帶著新聞人的使命，見證和參與了這個城市回歸後的二十年。二十年來我先後採訪了幾任特首，與他們的對話，也是我親歷香港這二十年來變化的關鍵時刻。

 

董建華，香港首任特首，「一國兩制」的第一位實踐者。對他的採訪，前後經歷了四次。問答的地點，更說明了香港回歸前後的微妙時刻。

 

第一次見到董建華，是1996年的12月11日，回歸倒計時六個多月。那一天，在為了迎接香港回歸所興建的灣仔會展中心首任特首選舉現場，被媒體擠得水瀉不通。「船王之子」董建華，九龍倉吳光正，大法官楊鐵梁，三個人的名字陸續由點票官口中念出。最終，董建華以320票即八成的大比數，贏得推委會委員們的青睞，當選香港回歸後的首任特首。

 

由於新聞直播的經驗相對豐富，當天，我原本被安排在主播臺做現場直播，但選舉前一天有消息指，投票結束後，侯任特首可能在現場舉行臨時記者會，於是公司臨時轉變策略：我以記者身份到現場，希望能「搶問」。

 

投票現場，在有節奏的唱票聲結束後，在場的三百多位中外記者再次騷動起來，攝像機、腳架層層架起，大家似乎都在等待什麼，但現場仍瀰漫著不確定，直到推委會委員們都散場了，董建華突然出現。他發表簡短當選感言後，開放媒體提問，現場響起了連珠炮似的粵語提問。

 

問答聲此起彼落，在問答的間歇，我大聲發問：請董先生用普通話向全球華人觀眾回答他將如何兌現對於選民的承諾！這一聲響亮的提問，提醒了董建華：香港是個兩文三語的地方。於是，在用普通話回答我的問題之後，他主動說：「最後一個問題，留給英文媒體。」

 

在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的董建華，他是怎麼想的？香港媒體充滿好奇，世界也充滿期待。於是，當晚我和同事們連夜趕赴深圳，準備第二天清早七點，對剛剛成為候任特首的董建華進行專訪。同時進行專訪的只有香港的四家媒體：無線電視臺、當時的亞洲電視臺，有線電視臺以及鳳凰衛視。偌大的採訪場地，四家媒體各據一方，布置好專訪位置，董先生就像是轉臺一樣，經過每一家電視臺的專訪位，每家媒體只有15分鐘。這對以往很少拋頭露面的董先生來說，不是容易的事，但是他應答自如，配合程度極高。雖然經過競選的勞碌和不停的趕路，董先生仍耐心回答每家媒體可能部分重複的問題。和鳳凰的對答是他唯一轉換語言頻道，用著他類似母語般的普通話和我對話，在這第一次的專訪中，他沒有低估香港回歸後所會面臨的挑戰。

吳小莉第一次採訪董建華

當時的他，既躊躇滿志，又感壓力在肩。這位上海出生、香港長大，擔任過港英政府時期的行政局議員，特區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和中國內地、臺灣、美國都有深厚淵源，背景履歷完整的企業家，即將轉身，在香港升起中國國旗和香港特區區旗時，成為帶領600多萬香港人，駛向一國兩制彼岸的掌舵人。

但是誰也沒有想到，1997年香港就經歷了H5N1禽流感的襲擊，全城屠雞；同年，金融風暴開始席捲亞洲。在港府採取行動前，同年3月兩會期間，時任總理的朱鎔基明確表示，萬一香港特區需要中央幫助，只要特區政府向中央提出要求，中央將不惜一切代價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保護它的聯繫匯率制度。國際炒家在中央政府的支持和港府的行動中鎩羽而歸。這是香港在回歸後，第一次感受到，背靠中國內地的強大後盾力。

 

第二次採訪董建華，時值香港回歸5周年，攝影隊進入了在港英政府時期做為港督府，在回歸後，董建華改名為禮賓府的特首接待外賓處。為了平抑香港房價，董建華在首份施政報告中提出了八萬五建屋計劃，希望壓抑不斷上漲的房價，但遭逢金融風暴影響，樓價順勢下跌，買樓成為負資產，加上香港的經濟轉型，都困擾著特區政府。在第二次專訪時，我能明顯感受到壓力在他身上的痕跡。

 

董建華對我說：「做一個政治人物，是高度透明的。每天在做的事，對市民要有交代，責任大了很多，不能做錯事情，每一件事，都要深思熟慮，考慮周到，聽很多人的意見。最後決定時，小莉，有的時候是非常寂寞的，因為最後就是你自己要作決定了！」

 

而當年董建華首次進入特區政府時，並沒有帶來自己的人馬。他說：香港剛回歸，需要穩定！所以他沿用了所有港英時期的政治精英。到了他即將展開第二屆任期前，為了呼應香港市民對政務官的問責呼聲以及管治的需要，董建華推出了司局官員問責制，當時雖不受政務體系歡迎，但卻為他的繼任者開闢了一條組建自己管治班底的新路，為特區政府管理機制留下了重要資產。

 

董建華在任內為香港留下的另一個資產，是他在2001年提出的「內地的自由貿易區概念」，也就是後來的CEPA。2003年6月29日，內地與香港籤署了「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也就是CEPA，這意味著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內地向香港敞開了龐大的市場。與此同時，時任行政會議召集人的梁振英，受董建華的委託北上提案，希望開放內地居民赴香港自由行。在籤署CEPA後一個月，香港自由行成行。這使得即使2003年3月，香港受到非典的襲擊，全城蕭條，但在下半年這兩項措施的安排下，香港經濟開始復甦。

 

2005年3月10日，在香港經濟回暖重新步上正軌時，董建華以身體不適為由提出辭職，結束了他在擔任特首時被稱為是7-11的工作狀態。一如他為人的敦厚，他說：「要在香港經濟逐漸好轉的時刻，交給後任者。」而在同一天，董建華以九成八的支持率，當選全國政協副主席，此時，深藏在他年輕歲月中，來自於父親— 船王董浩雲的教誨，濃重的家國情懷，再次激勵了他成立了非政府非牟利團體：「中美交流基金會」，為促進他認為當今最重要的國際關係 — 中美關係，貢獻自己的心力。

二十年後再訪董建華

2012年，香港經歷了回歸以來競爭最激烈的一次特首選舉，梁振英和唐英年的「雙英」之戰，加大了香港社群的分歧，於是，我們在梁振英履新之前，走進了候任特首辦公室，話題就從新特首上任後是否能做到選後大和解開始。

2012年，吳小莉採訪「候任特首」梁振英

 

這不是我第一次採訪梁振英，早在他作為行政會議召集人時，我就曾在他中環戴德梁行的辦公室，就粵港融合問題和他進行專訪。那時他的辦公室裡，擺著一張珠三角一帶的地圖，他興致勃勃地告訴我：「應該要大力推動跨境基建，未來從香港中環的辦公室到廣州，將會是一個45分鐘的生活圈。」當時，香港剛回歸，和內地融合的美好憧憬剛剛開始。但是粵港融合的步伐，卻顯得有些顛簸。

梁振英另一個讓人津津樂道的是2003年他作為董特首的特使，北上京城，向中央領導申請開放內地遊客香港自由行。

 

在和我的問答中，梁振英回憶說：「有領導坐下來跟我說：『梁振英你想清楚了，我這門一開就不能關了，以後衍生的問題，您承受得了麼?』 」他說：「當時談開放旅遊到香港，內地和香港更關心的是會不會對香港治安造成影響，會不會有逾期居留等問題，但這些問題在兩地的配合下，都沒有發生！」

 

但之後發生的雙非孕婦、部分物價高漲等問題，開始衝擊內港兩地民眾的情感交流。開放自由行十多年，內港之間因人員往來頻密而產生的文化差異、生活習慣融合，所引起的摩擦和適應問題，確實是當時始料未及。

香港回歸20周年的前夕，我訪問了香港特區首位女特首林鄭月娥女士，37年的公共服務生涯，她從公務員、問責官員、政務官，到特首，一直給外人直面問題、敢於承擔、能執行、有解決方案的女強人形象。但是在我們坐下來一開聊的時候，提到了本想退休的她，最終接受挑戰，競選特首，但是在和大兒子的溝通中，大兒子從不同意到同意的過程，曾經讓她在訪談中泛紅了眼睛，我問: 家人同意嗎﹖她說:  她給大兒子打電話，兒子說我反對，就把電話掛了，我說: 很決絶，她答: 我的心涼了一半。這段對話，充分顯示了這位女特首，心中作為女性柔韌的一面。對於香港的未來，她關注土地供應的解決方案，教育問題，以及經濟加速發展的問題。對於香港各界不同的意見，林鄭月娥說她會以最大的包容，最大的耐性，去溝通，去理解，去提出絕大多數人能接受的解決方案。

董建華在接受採訪時說，當年他12歲從上海來到香港，不會說廣東話，也曾經覺得受到排擠的壓力，他說這種文化的衝擊，是融合必經的過程。 香港回歸二十年，所有香港人一起經歷了不平凡的二十年。不論用什麼角度來看，董建華當年在就任首任特首時，向世界宣告的那段話，仍然深深打動著世人：「今天我們幸運地站立在先賢夢寐以求的理想高地，……  香港在世界各國的目光注視下，接受了一項開創歷史先河的殊榮。我深信不疑，一定能夠克服歷史新事業帶來的一切挑戰，香港的將來會更加美好。我們的信念如此堅定，不僅是因為這個構想出自一位愛國者和政治家的睿智和遠見；不僅是因為這是一個偉大國家的莊嚴承諾；也不僅是由於香港同胞秉承了中華民族的智慧、勤勞和特有的適應能力。最重要的是：『一國兩制』的事業，完全掌握在我們中國人自己手裡。」而至今，這仍是香港人的共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