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聽人說過,日本關東軍是最多疑的,總在疑心「滿洲官員」是不是在反對它。而我也是個多疑的人,總在疑心關東軍不放心我。給我當過英文翻譯的吳沆業失蹤了。聽說他因為和美國使館有來往,被日本憲兵逮捕。聽溥傑說,這個翻譯曾託監獄的看守帶信出來給他,說他實在忍不住受的折磨了,求溥傑找我想辦法救他,如果救不了,索性讓他早點死,免得繼續受罪。溥傑沒有答應,因為他明白,如果他真的向我轉達了,不但無效反而會挨我一頓罵的。有一天,我的「警衛處長」佟濟煦愁眉苦臉地告訴我,日本人正在哈爾濱附近建築一個秘密工程,在將近結束時,將勞工全部秘密消滅,以圖保密。他有個親戚也是勞工之一,萬幸地逃了出來。這件工程據我後來在戰犯管理所和別人一起判斷,大概就是平房區的日本細菌部隊。當時雖然還不知道這個慘絕人寰的魔鬼事業,但成批消滅勞工也足夠駭人聽聞的了。可是我聽了這個消息,唯一的反應就是囑咐佟濟煦千萬不要和別人說。然而我越怕牽累,事情卻又像故意找到我頭上來。有一天,佟濟煦心神不寧地和我說:「咱們的護軍,好像很遭關東軍的忌。」我問他發生了什麼事,他精神恍惚地說:「沒發生什麼事,可是我總覺著要有事情發生似的。」一九三七年,關內風雲日緊,平津附近日軍劍拔弩張,戰事有一觸即發之勢。這時我日益為自己的命運擔著憂。這年,我從日本軍部為溥傑安排的婚姻等等的舉動上,又感到了新的危險。溥傑去日本留學前,和他的前妻就已經分居了。他一九三五年從日本回來,我從吉岡嘴裡聽到一個風聲,說日本關東軍想給他找個日本姑娘做妻子。這個消息令我非常不安。我和二妹商量了一下,認為必須趕快趁關東軍的主意未定的時候,搶先一步,給溥傑找個滿族妻子。這意見溥傑也同意了,於是我二妹便和婉容家的一門親戚商量,要把這家的女兒給溥傑撮合。消息傳到了吉岡的耳朵裡,他把溥傑叫了去,提出了幹涉。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溥傑和嵯峨浩在日本東京的軍人會館結了婚。在這個親善婚姻之後不過一個月,「立憲院」在日本人授意下通過了一個「帝位繼承法」,規定了:「皇帝」駕崩之後,由其子繼之,無子,由其孫繼之,無子無孫,由其弟繼之,無弟,則以其弟之子繼之……溥傑和他的妻子回東北後,我拿定了一個主意:不在溥傑面前說出任何心裡話,溥傑的妻子給我送來的食物我一口也不吃。假若溥傑和我一起吃飯的餐桌上擺著他妻子做的菜,我必定等他先下箸之後才略動一點,也只是略動一點,絕不多動一口。當我聽說溥傑快要做父親的時候,我整天提心弔膽。因為我相信那個帝位繼承法,前面的幾條都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只是「其弟之子繼之」這一句話。關東軍要的是一個有日本血統的皇帝。後來聽說他得的是個女兒,我這才鬆了一口氣。我也曾想過,假若我自己有了兒子,是不是會安全些?有了這個念頭之後,我竟像個封建家庭的媳婦那樣,盼望有個兒子來挽救自己的命運。可是,連我這完全渺茫的兒子,關東軍也都打了主意。即使我真的有了兒子也不見得有什麼好處,因為關東軍叫我寫下一個字據,在這字據上寫明,我若有皇子出生,五歲時就必須送到日本,交由關東軍專門指派的人教育。據吉岡說,這是日本皇室的制度,非這樣辦就不足以表示兩國親善。當然,我只好從命,寫下了這個未來兒子的賣身契。一九三六年,日本人在內蒙古扶持起蒙古王公德穆楚克棟魯普,即被稱為德王的。有一天,他得到關東軍的允許來見我,當時吉岡還沒有「侍立」,所以,只有我們兩個在屋裡談話。談著談著,他發起牢騷來了,說日本人在他那裡很跋扈,他樣樣都做不了主,不聽日本人的不行。他的話觸痛了我的傷口,我對他表示了同情,安慰了他幾句。不料第二天,吉岡便板著臉問我:他不放鬆,追問道:「昨天的談話,對日本人表示了不滿沒有?」我心裡怦怦跳了起來,我知道唯一的辦法就是堅決不承認,而更好的辦法則是以進為退,我便說:「那一定是德王故意編排出什麼假話來了吧?」吉岡雖然再沒窮追下去,我卻被他問得心驚肉跳,疑慮叢生。我考慮這件事只有兩個可能,或者是吉岡在我屋裡安上了什麼偷聽的機器,不然就是德王在日本人面前說出了真話。我為了解開這個疑團,費了好大工夫在屋裡尋找那個可能的機器,自然我沒有找出它來。因此,我又懷疑是德王成心出賣我,可是也沒有什麼根據。這兩種可能都不能斷定,也都成了我的新的魔障。從此我怕的東西更多了。我怕日本人,怕家裡人,怕大臣們(像德王那樣可能出賣我)。後來我連睡覺也怕人害我,我不敢叫隨侍守夜,更不敢叫童僕們為我站崗,找護軍來我也不放心。最後,我想出個依靠假人守衛的辦法。我叫人給我用草和泥做了幾個和真人一般大小的假人,給穿上軍裝,放在我的屋後。當然,我不把用途告訴別人。到晚上臨睡時,我把它們搬到我的臥室裡,排列在我的床前。我想,誰要是半夜裡想進來害我,至少可以把他嚇一跳。在種種事件之後,我的神經變得十分衰弱,我的思想也有了進一步的變化。在我心頭的天平上,一邊放的是虛假的尊嚴,一頭是我的生命安全。生命安全越來越下沉,虛偽的尊嚴——皇帝的寶座、稱呼等,越來越不值錢。我最後終於給自己得出這樣的結論:我不能干涉政事,不能隨便外出走走,不能找個「大臣」談談,當關東軍那邊的電流不過來的時候,我就無事可幹。我的日常生活,除了吃睡之外,大概用這八個字就可以概括了,即:打罵、算卦、吃藥、害怕。這四樣東西是相互有著關聯的。隨著日本崩潰跡象越來越明顯,我也越是恐怖,我害怕日本在垮臺之前,殺我滅口。在這種心理下,我對外是越加積極看日本鬼子的顏色,諂媚逢迎,對內則是脾氣越加暴躁,動輒對家人傭人打罵。同時,我的迷信思想也更發展,終日吃素念經,佔卜打卦,求佛神保佑。在這種精神不寧和不正常的生活習慣下,本來就糟蹋壞的身體,越發虛弱,因此又拼命地吃藥打針。總而言之,這四樣東西構成了我的昏天昏地、神神癲癲的生活。我的性格中,既有統治階級所具有的冷酷無情、殘忍兇暴的一面,又有一種害怕因果報應的極其濃厚的迷信思想。到了偽滿以後,我在狼的面前是羊,在羊的面前卻是只狼。在我的大門內,我的殘忍暴虐行為,越發有了發展,例如除了打手心、打耳光和用板子打屁股,又有了「灌涼水」、「跪鐵鏈」、「過電」、「站木籠」之類的刑罰。打人的花樣也很多,最常用的是叫別人代替我打。受到這種委派的人往往不是一兩個,而是全體在場的人。在動手打的時候,必須打得很重,否則我便疑心他們朋比為奸,可能臨時轉移目標,讓所有人改打這個不肯使勁打人的人。有時,我心裡不高興,對屋裡的人都不滿意,我就下令叫他們都跪下,成一環形,命令他們彼此互打耳光。我的打罵對象除了我的妻子、弟弟和妹夫之外,幾乎包括家裡的一切人。那時我有七八個侄子,在宮裡念書,這原是我培養自己親信的意思,這些學生同時又是陪我說說話、伺候我的人。可是我一樣地打罵他們。他們那時最怕我說的一句話就是「叫他下去」!這就是說,要叫這個人到樓下挨打去。在我這種統治下,境遇最慘的是一批童僕。他們的父母大都遭到了日本人的屠殺,把他們遺了下來,日本人怕這些後代記仇,便叫漢奸政權用慈善團體名義收養了他們,給他們完全改了姓名,進行奴化教育,同時又用奴役勞動摧殘他們。這個慈善會的孤兒,在種種折磨下,很少有活得長的。這些孩子聽說被送到我這裡來的時候,有的還抱過很大希望,認為生活一定能比慈善會裡好些,事實上不但沒有什麼改善,反而是更糟。他們在這裡,被看做最低賤的人,任何人——包括男僕和女僕——都可以隨便打他們,每天要幹十五六個小時的活,白天幹,晚上還要坐更守夜,吃的是最壞的高粱米,因為幹活常誤了飯,飯總是涼的,有時不管吃完沒吃完,又被叫去幹活,所以也總吃不飽。衣服是破爛不堪。冬天因為又冷又餓,有的孩子在暖氣管旁打掃,不知不覺地伏在暖氣上睡著了,把皮膚烤焦了也不知道。挨打是比吃飯還容易的事。我對僕人的苛刻,到了後來,已經是到了神經過敏而又極無聊的地步。我經常像賊似的,防備廚司務買菜時賺我幾角錢。我甚至於派人秘密跟蹤,看他是怎麼買的,或者向我的妹妹們調查:「你們吃的肉多少錢一斤?一隻雞多少錢可以買到?」有時候認為菜做得不好,或者發現有點什麼髒東西,立刻口頭髮出諭旨:「罰他幾塊錢!」至於罰多少,是隨心所欲,並無標準。有時因為做得好,也下旨賞錢,但總是罰的多賞的少。在物價飛漲時期,拿工資不多的傭人,自然禁不起這樣罰,但是他們也有竅門,就是看我高興的時候,可以哭窮,這叫做「求恩」。遇到這種時候,我常是有求必應,傳旨給錢。我就是這樣,對我的主子奴顏婢膝,諂媚討好,對我的傭人則又兇殘暴虐,苛刻刁難;我在自己屋子外面無權無力,我在自己屋子裡面,則又作威作福,實行我自擬的「家規」。我不但是一隻狼,而且是一隻帶念珠的狼。我念佛、吃素,成天算卦拜神,迷信到了發狂的地步。到了東北以後,我的迷信活動,充滿了憂鬱、悲哀,充滿了陰森森的鬼氣。我看「佛學」和各種迷信書,書上說一切生物都有佛性,前世有德的升天,作了孽的變畜生變餓鬼,我緊張起來了。我生怕來世變畜生,又擔心我吃的肉是死去親人變的。有一次,在空襲警報中,我在同德殿的地下防空洞裡吃飯,我念了咒還不算,還把要吃的一個雞蛋拿起來,對它磕三個頭,才敢把這個「佛性」吃進肚去。廚房裡的蒼蠅也不許打,只許向外轟,當然是無濟於事。如果菜裡發現蒼蠅腿,就要罰錢。我也知道蒼蠅是會傳染病的。蒼蠅落過的飯菜,我就不吃,如果在我的嘴唇上落一下,我就拿酒精棉花擦一下——我身上總帶著一個盛酒精藥棉的小鐵盒。與念經同時,我還自己給自己問卜算卦。算起來沒完,不得上吉之卦,誓不罷休。至于吉兇的標準,並無一定。比如走路時,前面有個磚頭,心裡便規定道:「從左面走過去,吉祥,從右邊,不吉祥,」於是從左面走過去。什麼邁門坎用左腿右腿,夾菜是先夾白先夾綠,真是無窮無盡。婉容也隨我入了迷,她給自己規定,對於認為不吉的,就眨巴眨巴眼,或是吐口唾沫。後來成了習慣,時常無緣無故地眨巴一陣眼,或者是嘴裡「啐啐啐」連著出聲,就像患了精神病似的。這一家子,就這樣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因為怕死,所以也怕病。我嗜藥成癖。我嗜藥不但是吃,而且還包括收藏。中藥有藥庫,西藥有藥房。我每天要打賜保命和葡萄糖之類的補品,打針的時候,我的侄子要從大量的注射劑中揀可用的藥。因為存藥太多,大都過了期。虛弱的身體,加上緊張的心情,那時我總覺得死亡迫在眉睫,日本人、中國人、我的虛弱,都在要我的命。這成了我那時思索一切問題的核心了。我先後有過四個妻子,按當時的說法,就是一個皇后,一個妃,兩個貴人。如果從實質上說,她們誰也不是我的妻子,我根本就沒有一個妻子,我有的只是擺設,為了解決不同問題的擺設。對婉容,自從她把文繡擠走了,我對她有了反感,很少和她說話。後來發生的事情說明,她究竟是個人,有一般人的正常需要。於是就發生了私通行為,還染上了吸毒(鴉片)的嗜好。事實上,她的吸毒是她的父兄給出的主意,甚至在私通問題上,也受過她哥哥(已死)的鼓勵。直到很晚我才知道,早在她那次離津去大連的路上,她的哥哥就由於換取某種利益,把自己的妹妹賣給一個同行的日本軍官了。1935年,由於她有了身孕並且將近臨產,我才發現了問題。我當時的心情是難於描述的,我又憤怒,又不願叫日本人知道,唯一的辦法就是在她身上洩憤。我除了把和她有關係的人和有嫌疑的人,一律找託詞驅逐之外,還決定和她離婚,用當時我的說法,是把她「廢」掉。由於當宮內府次長的日本人和關東軍都不準許,我不敢冒犯日本人,於是又做出一個成心給婉容看的舉動,即另選一個「貴人」。婉容也許至死還做著一個夢,夢見她的孩子還活在世上。她不知道孩子一生下來就被填進鍋爐裡燒化,她只知道他的哥哥在外邊代她養育著孩子,她哥哥是每月要從她手裡拿去一筆養育費的。「八·一五」後她和我分手。一九三七年,為了表示對婉容的懲罰,也為了作為「皇帝」必不可少的擺設而新選的犧牲品——譚玉齡,經北京一個親戚的介紹,成了我的新「貴人」。她原姓他他拉氏,是北京一個初中的學生,和我結婚時是十七歲。她也是一名掛名的妻子,被我像一隻鳥兒似地養在「宮」裡,一直養到一九四二年死去。她的死因,對我至今還是一個謎。如果我的疑心屬實的話,她還是雙層的犧牲品。她得的病,據中醫診斷說是傷寒,醫生並不認為是個險症,我也知道,中醫對傷寒是有把握的。後來,我的醫生黃子正介紹了市立醫院的日本醫生來治,吉岡表示「不放心」,破例地搬到宮內府的勤民樓裡來住,說是要「照料」。日本醫生來了,給譚玉齡診斷說是顆粒結核,在進行治療的第二天,她突然死去了。令我奇怪的是,日本醫生一開始治療,表現得非常熱心,在她身邊守著她,給她打針,讓護士給她輸血,一刻不停地忙碌著。這時吉岡突然出現了,他把日本醫生找到另外一間屋子裡,關上門談了很久。更奇怪的是,那個熱心的日本醫生走出了那間屋子,再也沒有了原來的治療熱情,沒有再忙著注射、輸血。吉岡這天在勤民樓裡整夜不住地叫日本憲兵給病室的護士打電話,訊問病況。這樣過了一夜,次日一清早,隨侍報告我說:「貴人殯天了!」她的死訊我剛聽到不久,吉岡就來了,說他代表關東軍司令官向我弔唁,並且立即拿來了關東軍司令官的花圈。我心裡越發奇怪,他們怎麼預備得這麼快呢?由於我犯了疑心,就不由得回想起譚玉齡的生前,她是時常和我談論日本人的。她在北京念過書,知道不少關於日本人的事,也說了不少學校裡的抗日活動的事。自從德王那件事發生後,我有時疑心德王亂說,有時又不能不疑心日本人是用什麼玩意兒偷聽了我們的談話。譚玉齡死得奇怪,我就又想起了這些事。吉岡在譚玉齡死後不久的一個舉動,更叫我相信,即使不是吉岡偷聽了什麼,她的死還是和關東軍有關。就是他太快地給我拿來了一堆日本姑娘的相片,讓我選妃。我拒絕了。我說譚玉齡剛死,我很悲痛,無心談這類事。他卻說,正是因為要解除我的悲痛,所以他要早日為我辦好這件大事。我只得又說,這確是一件大事,但總得要合乎自己的理想,能談得來,不能這樣草率地決定,此外語言不通,也是個問題。我怕他看出我的心思,忙說:「民族是不成問題的,但習慣上理想上總要合適才好。」我是拿定了主意,絕不能要個日本妻子。這不是等於在我床上安上個耳目嗎?這話不好明說,只好推三推四,找各式藉口來抵擋他。後來他明白我是不要日本人的,也許關東軍有了別的想法,吉岡又拿來了一些旅大日本人辦的學校的中國女生的相片來。我後來在這批相片裡,也挑出了一個對象,可是我二妹提醒我說,這是日本人訓練好的,跟日本人還不是一樣嗎?我一想也對。古岡催問我的時候,我就推說還沒挑上中意的。當然,這樣總拖也不是辦法,我又怕總不挑出一個,也許關東軍硬做主給我指定一個,那時我還不是也得認帳?我忽然想出一個辦法,就是挑一個年歲幼小的,文化程度也低些的,也就是說,要一個孩子。這樣的對象,即使日本人訓練過,也還好對付,只要我功夫做好,還會把她訓練回來呢。這個辦法我認為不錯,於是向吉岡說了,我要一個小學的,十四五歲的。就這樣,一個後來被稱做「福貴人」的十五歲的孩子,成了我的第四名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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