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下稱「九民紀要」)於2019年11月1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雖然它不屬於「立法形式」，也不屬於司法解釋，但是因為它不僅規範了合同、公司，還規範了證券、信託、票據、金融消費者、破產、民刑交叉等司法實踐的「一線問題」「一線難題」，有些規定更是直接針對司法實踐中的爭議問題給予正面回應，絲毫不影響它的熱度。
2019年12月25日，上海舉行的一場「法律文書視角的九民會議紀要」座談會，將法律界對「九民紀要」的討論推向了高潮。當法律文書「遇見」「九民紀要」，也是律師遇見了法官和學者，鏘鏘三方行，法官怎麼說？律師怎麼寫？學者怎麼評？
無論討論的結果如何，可以預見的是，「九民紀要」必將成為未來很長一段時間直接影響司法裁判的重要文件。
2019年1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就舉辦的第九次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印發會議紀要。「九民紀要」是2019年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的重要成果，也是新的一段時期指導全國法院系統認識、理解和審理民商事案件的重要司法文件。這份文件回應了我國最新立法工作的銜接問題，引起了全國法律界高度重視和熱烈的討論。
2019年12月25日，中國法學會法律文書學研究會在國浩律師（上海）事務所內舉辦了「法律文書視角的九民會議紀要」座談會。參加座談會的，有中國法學會法律文書學研究會會長馬宏俊教授，中國法學會法律文書學研究會副秘書長、中國社科院大學法學院教授苗鳴宇，上海金山區法院副院長任素賢和上海市長寧區法院民庭庭長劉亞玲，「東方大律師」丁偉曉等，會議由中國法學會法律文書學研究會副會長、《民主與法制》周刊總編輯劉桂明主持。
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副會長、國浩集團首席執行合伙人呂紅兵在致辭中說，法律文書是對審判活動的記載，也是司法實踐活動的記錄，更是體現了習總書記講話中「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從法律文書視角談「九民紀要」非常有意義。今天在這裡是法律文書「遇見」「九民紀要」，也是律師遇見了法官和學者，鏘鏘三方行，法官怎麼說？律師怎麼寫？學者怎麼評？這一場「遇見」，從司法實踐、律師執業和學者研究的角度碰撞出智慧的火花。
上海法學會專職副會長施偉東致辭道，「九民紀要」為民商事的法律適用，特別是民法典分編的適用指明了方向，並對民事法律關係的一些疑難問題進行了明確回應，為法律人士能夠更好地查明事實，更精確地按照法的精神適用相關法條提供了基礎。審判工作需要由法律文書來呈現社會價值觀，對社會而言，法律文書的價值在於傳播和教化的功能。
法官有話說
「九民紀要」洋洋130條，兩萬多字，信息量非常大。「九民紀要」說不是司法解釋，但法律人都清楚，「九民紀要」比司法解釋更為關鍵。法官是如何解讀的呢？
任素賢副院長作為一名資深的刑事法官，她對「九民紀要」在司法實踐中的民刑交叉部分的程序關係，有很多話要說。
任素賢說，「九民紀要」解決了刑事法官的很多困惑，但在司法實踐中尚存部分問題。「九民紀要」專門有一個部分講了民刑交叉。民刑交叉的法律文書的連接點在什麼地方？同一個法律事實存在的民刑交叉點在哪裡？這種關係如何把握？我們對民事和刑事法律進行了對照，在刑事上有許多空白。比如在民事案子併案處理時可以出一個民事裁定書，把有關聯的幾個案子並在一起。刑事案件到了法院的階段怎麼合併在一起？如果刑事案件參照民事案子合併審理，10個刑事案件有10個案號，10個案件合併成一個案件後，一個案件的法律文書中放10個案號肯定不行。我們把民事的法律文書作為參考，提出一個法律文書就是一個案號，這個案號就是10個案件裡面的其中一個案號，其他的都是出裁定，把第2個案件併到第1個案件裡面，把第3個案件併到第1個案件裡面，最後就不會出現一個案件有10個案號了。
任素賢提議所有的刑事法官都要學習「九民紀要」。她還提出了「同一法律事實不能既刑事審理又民事審理」「在刑事裁判文書中已否認公司人格，但在民事訴訟程序中又認可了該公司人格的存在問題」等問題。
任素賢的發言深入淺出，條理清晰，引發了嘉賓們思考。
劉亞玲庭長認為，從司法的角度，通過在個案審理當中所確認的法律事實來適用具體的法律，裁判文書反映了法律具體適用的過程，適用的結果也是尋找案件事實與法律規則之間連接點的一個載體。「九民紀要」不是司法解釋，不能作為裁判依據進行援引。但對「九民紀要」發布後尚未審結的一、二審案件，在「本院認為」部分分析理由時，可據「九民紀要」進行說明，體現了「九民紀要」的重要性，「九民紀要」中很多的觀點和內容是今後一段時期內成為我們一個重要的裁判依據。
「『九民紀要』針對了審判活動中存在的一些分歧，也有一些是在我們創新領域過程中不斷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給出了一些明確的意見，對司法工作者來說意義是非常重要的。」
劉亞玲關注到了「九民紀要」中三大塊內容。第一個是關於裁判思路統一明確的重要內容，二是關於裁判思路轉變的一些重要內容，三是關於裁判思路演進的一些內容。這些內容對今後的法律關係、法律事實的認定、責任的分擔都有重要的指引作用。
劉亞玲分享了裁判思路統一明確的一些重要內容，較為典型的是公司對他人提供擔保的法律問題。公司如果為他人提供擔保，在以往的司法實踐中，生效的判決是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沒有經過股東會議和董事會議的決議對外提供公司擔保，有的生效的裁判認定是有效的，也有生效的裁判認定是無效的。「九民紀要」給了一個明確的統一的思路，沒有股東會議或董事會議決議的擔保，按照相應的規定和法理，這是法定代表人一個越權的行為，對于越權行為性質效力的認定，要結合債權人善意來分析，如果債權人是善意的，就可以認定合同是有效的。如果債權人對於沒有經過股東會或董事會決議或對相關的情況是明知的，這種情況下應當是認定無效。「九民紀要」對於我們以往的觀點有了明確統一的答覆。
劉亞玲還引用了劉桂明在微信中的留言：「最美的法律文書應該是說理言之有理，說法言之有據，說情言之有情。」劉亞玲覺得一篇好的文書不但要體現撰寫者個人的風格，也要反映出撰寫者的法律乃至社會學、文學等領域綜合素養，更要體現司法裁判者基本的價值取向。「九民紀要」給我們明確了當前乃至未來一段時間內，司法裁判和法律文書在說理當中所要基本遵循的一些價值取向。
律師有話說
一份好的法律文書，就是對事實和依據完整有序的概述，把當事人的訴訟請求講得言之有理，還有對法理有力的解讀。
國浩律師（上海）事務所律師朱奕奕博士認為，「九民紀要」不僅對合同、公司的規定進行了完善，還對司法實踐的「一線問題」「一線難題」作出回應，勢必會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直接影響司法裁判，因此對律師準備訴訟文書產生重大影響。他從四個方面提出了見解，一是請求權基礎的檢索。在民商事案件中，準確的請求權基礎有助於案涉法律事實、權利義務的梳理，也是推進後續訴訟程序的前提。本次「九民紀要」對諸多請求權基礎進行了規範與明確，如對於公司法領域的「與目標公司對賭協議」的效力，「九民紀要」從「協議效力」與「可否實際履行」的角度進行了區分，認為該協議並不當然無效。二是訴訟請求的撰寫。訴訟請求的提出直接體現了當事人權利義務關係的主張，人民法院審判活動始於訴訟請求最終亦落於訴訟請求。「九民紀要」尤為注重人民法院在訴請不準確時，應向當事人「釋明」，提示當事人變更訴請的規定。經檢索，「九民紀要」中明確提及「釋明」的地方共20處。三是證據的組織與準備。常言道：打官司就是打證據。若舉證不能，即使請求權基礎清晰，主張訴請的當事人仍需承擔訴訟不利的後果。「九民紀要」中的諸多條款均規範甚至指導當事人「如何舉證」。四是代理意見的說理。一般而言，代理意見系始於請求權基礎、圍繞訴訟請求、基於事實證據、以「三段論」為形式，全面向人民法院闡述當事人訴請的核心文書。本次「九民紀要」針對眾多「一線司法難題」給予了正面回應，如為了解決困擾實務界的「傳統」難題——如何識別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與管理性強制性規定，「九民紀要」第30條規定了關於「強制性規定的識別」，將成為相關訴訟文書中進行充分說理的典型。通過學習「九民紀要」，我在思考今後我的訴訟文書怎麼寫。
丁偉曉律師特別同意施偉東「法律文書是有教育作用的」的觀點。
「一份法律文書首先是對某個個案當事人權利義務的裁判，其次是弘揚社會的價值取向，也就是法官對社會價值取向的把握，一個民商事法官悲天憫人的情懷，以及法官作為一個法律專業者對於法律的理解，所有的法律思想都將在一份法律文書上體現。」丁偉曉開場白道。
丁偉曉說，現在的裁判文書大都是公開的，這給每個社會人提供了對社會行為的預期。律師撰寫的法律文書中要說法說理說情，在法律框架內會窮盡所有的辦法，讓法官明白我在說什麼。一份好的法律文書，應該是所有法律人都認同的法律文書。
丁偉曉觸動最深的是，裁判文書上沒有說理，只有本庭認為「證據不足，不予採信」「不足以證明」，這短短幾句把律師心給摧毀了。「我們最希望看到的是法律文書上法官要說理，為什麼不採信，裁判結果與說理之間的邏輯關係。」
丁偉曉還注意到「九民紀要」中的30條和31條只要違反「涉及金融安全、市場秩序、國家宏觀政策等公序良俗的」，對此她表示擔憂，我國金融政策、金融風險管理是央行、證監會、保監會等部門管理，這些部門出臺的規章是否都能認為是強制性規定呢？市場秩序更為寬泛，市場管理部門出臺的規章都能作為合同有效或無效的依據嗎？她認為金融政策、金融風險管理涉及了許多其他學科如金融、經濟等方面的專業知識，法律行業從業者是很難對此進行充分闡述說理的，加之許多機構層出不窮的規章，更使得援引依據產生了新的模糊地帶。這些在「九民紀要」中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應該儘快出臺相關的細則。
還有何謂影響效力的公序良俗，她呼籲要釐清這個概念，要明晰對這些過於寬泛的定義進行具體規範、指引方向，真正做到「九民紀要」所要求的充分與精確地進行釋法說理。
學者有話說
「九民紀要」怎麼讀、怎麼寫、怎麼用？學者從理論研究的角度又如何來解讀呢？
馬宏俊教授在大學專門教授法律文書這門課，對法律文書的重要性有著深刻的理解。他指出，「九民紀要」是最高法院民商事工作會議形成的紀要，這份文件不僅僅只適合於法官，或只適合於民事法官。「九民紀要」不是司法解釋，不能在裁判文書中直接引用，在裁判文書「本院認為」部分要說理，我們要充分領會這句話的精神。
馬宏俊說，目前我們國家經濟已發展到了一定的階段，遇到的一些問題超越以往法律的規定，期待通過立法來完善這也不現實。立法是靠司法實踐中經驗的積累，最終才能形成立法性文件。剛才丁律師談到公序良俗，我認為是人們在現實社會生活中的一種相對共識。當前的社會治理是系統工程，它涉及方方面面，在一些特殊區域內也會形成規則。不同的法律主體在寫作法律文書時，都要進行說理，說理不僅要緊緊抓住幾個點，而且要多角度多方面地進行釋法說理，最大限度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法官進行裁判時，首先應考慮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不能違背公序良俗，要培養人們誠信、遵守規則和守法的理念，讓守法者受法律保護，違法者不能靠投機進行獲利，而應該受到法律制裁。
中國法學會法律文書學研究會副秘書長、中國社科院大學法學院教授苗鳴宇認為，裁判文書要說理，而且要把情理說透，注意情與法交融，做到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既要義正詞嚴講清法理，又要循循善誘講明事理，感同身受講透情理。情理和法理在中國現代社會裡出現衝突的情況還是較為常見的，大眾對情理和法理也存在著分歧，傳統與現代的法制觀念分裂並存，公序良俗沒有統一標準從而難以進行判斷。情理和法理的協調要經歷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法律職業共同體的共同努力，社會的主流觀念轉變後，最終形成一個共識。英國通過尊重先例、傳統、習慣做到了情理與法理的平衡融合，我們不妨進行借鑑學習。
虹口區法院法官黃凱介紹道，法院所有的審判活動都體現在裁判文書上，現在司法改革的步伐非常大，特別是司法公開己走到世界最前列，自己所在的法院裁判文書除個別涉及國家機密的，每年上網公開的大約有2000件以上。
在「大家有話說」的環節，在場的幾十位律師和公司法務十分踴躍地提問，任素賢副院長等專家作了精彩的答覆。
最後，會議主持人劉桂明總結道，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十八屆三中全會報告中也提出「要加強法律文書的釋法作用」，由此可見法律文書的重要功能是釋法說理，其中的「理」與千家萬戶有關，與每一位法律人有關，與法治中國有關。學好「九民紀要」就是要義正詞嚴講清法理、循循善誘講明事理、感同身受講透情理，在此基礎之上深入淺出講好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