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赫爾曼：《蘇格蘭：現代世界文明的起點》
文︱柳展雄
先來看一份名單：工程師瓦特、哲學家大衛·休謨、社會學家亞當·弗格森、小說巨匠沃爾特·司各特、探險家大衛·利文斯通，這些出類拔萃之輩通常被當成英國人，但他們的真正籍貫是蘇格蘭。
千百年來，這個小國安安靜靜地呆在歐洲北境偏僻角落，默默無聞，十八世紀中葉後，好像是為了做出彌補，蘇格蘭突然爆發出強悍的創造力，從半部落社會直接跨入發達資本主義階段。
一個窮國或地區短期實現物質豐裕，在歷史上的案例雖然較少，但絕不算稀罕，斯託雷平時期的沙俄、佛朗哥時期的西班牙、1980年代的亞洲四小龍都是樣板。蘇格蘭的超凡之處在於，經濟增長的同時發展藝術、科技，亞當·斯密創造了現代經濟學，詹姆斯·赫頓開闢了現代地質學，愛丁堡建立了當時最先進的醫學院。除了繪畫、音樂少數領域外，蘇格蘭人均有建樹，堪稱文理通才，在兩百年裡完成了宗教改革、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工業革命、海外擴張所有成就。
《蘇格蘭：現代世界文明的起點》，書如其名，阿瑟·赫爾曼以百分百的熱忱，如數家珍地介紹蘇格蘭的各項成就。據說有些獨裁者反過來讀奧威爾的《1984》，當作帝王術操作教程，同理，一個具有政治敏感的學者，應當從這本讚頌蘇格蘭的溢美之書裡，看出背後英格蘭的苦心經營。
兩國結盟之前，兵戈不休，邊境烽火連天。做個蹩腳的比附，英蘇合併的難度相當於，明王朝成功招撫草原民族，獎掖工商，把塞北的生活消費提高到江南的水準；北狄服膺王化，文教大興，甚至能入朝為相。
值得明辨的是，歐洲式統一和東方式統一形似神不似，《聯合條約》意味著，英國人可以幹預蘇格蘭的內政，同樣蘇格蘭人也能干預英格蘭的內政，如果他們具備這個能力的話。
合併之後的蘇格蘭保留自己的教會、自治市、司法系統，所交稅額僅為英格蘭的三十五分之一。按照「無代表不納稅」的原則，國會議席的比例應為一比三十五，實際上每十個議員就有一個蘇格蘭人，倫敦自認為作出極大的妥協退讓，是結盟中吃虧的一方。
須知盎格魯-撒克遜人是最懶散的統治者，他儘可能實行間接管理，把權責下放給各法團，十七世紀的北美殖民地屬於民營，大兵變之前的南亞由東印度公司控制。而中央集權的法國、西班牙，不把官員派到每個縣，就無法貫徹國王的意志。但是跟明清官僚體制相比，法國、西班牙算得上寬鬆了。
倫敦政府沒有向蘇格蘭派駐總督，稅吏、海關多招用本地人，只接管軍機外交大權。中世紀以來，蘇格蘭奉行遠交近攻的戰略，甘心充當法國掣肘英國的幫手。光榮革命後，詹姆斯二世流亡歐陸，無時無刻不在籌劃反攻倒算。若不是防止前朝復闢，白廳完全不想兼併這塊窮地方。
斯圖亞特王朝君臨英格蘭只有一百年（期間還被推翻一次），而在蘇格蘭，他們從十四世紀就是主人了。英倫三島裡，沒有哪個保皇黨比高地酋長更加忠心了。
法國啟蒙運動有「高貴的野蠻人」的玫瑰色想像，蘇格蘭啟蒙運動則不然，不是因為休謨比盧梭更明智，而是低地蘇格蘭（Scottish Lowlands）人住在野蠻人邊上。他們的高地鄰居就是活生生的存在，骯髒邋遢苦兮兮，一點都不高貴。
幾道崇山峻岭把蘇格蘭劈成兩半，北部的高地土壤貧瘠，社會停留在氏族階段（蓋爾語的氏族「clann」，是3K黨Ku Klux Klan的結尾詞，美國南方有相當多的白人祖上源於蘇格蘭）。最雄壯、最勇武的酋長，可能住著破爛的茅屋，跟狗、羊混居。典型的高地建築物裝飾簡陋，遠望就像一個土包墳堆。
普通人平時以大麥餬口，只有節日才吃得上魚肉，從羅馬時代的凱爾特人開始，這個民族經常飢一頓飽一頓。麵包只在春季供應，為了補充蛋白質，到了秋冬牧民給牛放血，再把血液、血塊混合燕麥煎炸。蘇格蘭有道菜餚「haggis」，把山羊的心肝肺跟麥粉混炒，類似於中國北方的羊雜。
即便如此貧困，男子仍然遊手好閒，婦女耕地牧羊，丈夫躺家裡睡覺的現象很普遍。遊牧者寧可盜走鄰人的家畜，也不從事生產，偷盜比勞動光榮。掠奪、報復、謀殺每天都在發生，佃戶冒犯了頭領的權威，全家燒光，牲口不留。克蘭拉納德郡有個女人偷走了族長的錢袋，她被抓起來，頭髮綁在海岸巖石的海草，漲潮之後海水活活淹死了這個可憐人。
《勇敢的心》
這就是好萊塢電影《勇敢的心》所讚美的社會，阿瑟·赫爾曼開篇就描繪了舊制度下的蘇格蘭如何黑暗落後，封建領主欺男霸女，民間私鬥不斷，跟文明開化後的新邦形成鮮明反差。字裡行間，作者流露出鮮明的輝格史學傾向，這個學派把社會發展看作一條不斷前進的直線，文明高歌猛進，驅逐了野蠻蒙昧。毫不意外，輝格史學的代表人託馬斯·麥考萊是一個蘇格蘭人。
進步主義者刻意忽視了另一面，那個浪漫派的、田園詩般的蘇格蘭。吟遊詩人高歌威廉·華萊士的英雄事跡，哭訴斷頭女王瑪麗（瑪麗·斯圖亞特，性情直率活潑，宮鬥中敗給他的表妹伊莉莎白一世，慘遭死刑）的悲慘命運，風笛聲在山谷間迴蕩。在《第十一章 沃爾特·司各特與高地復興》，阿瑟·赫爾曼不得不承認，部落制呈現出脈脈溫情的一面。當地民風就像當地特產威士忌那樣淳厚濃烈，族長會不惜一切維持威權顏面，但很少斤斤計較金錢得失。服役於第八十二高地團的大衛·斯圖亞特自豪地說，他的父親從不因為佃戶租金交晚而生氣。
部落民尊敬他的領主，領主尊敬他的國王，國王尊敬他的上帝，各階級井然有序。1745年詹姆斯二世的孫子查理·愛德華潛伏回國，十多個氏族不顧安危，根據大義名分，參加這項註定失敗的事業。
在軍事史中，小僭位者（the Young Pretender）查理叛亂可以一筆帶過，在政治史上卻是濃墨重彩的章節。英國紳士作出嚴懲的時候絕不手軟，高地人無論參沒參加叛亂，是不是「詹姆斯二世黨人」（支持詹姆斯二世及其子孫的王位繼承權，認為德國來的漢諾瓦王室非法），一律不許穿蘇格蘭裙子、攜帶武器，收留查理王子的每個家庭都予以重罰。整套處置措施中，租佃制改革最不顯眼，卻最有成效。資本主義引入進來，正如馬克思的敘述，「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係，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繫了，它把宗教的虔誠、騎士熱忱、小市民傷感這些情感的神聖發作，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
蘇格蘭傳統上資產階級微弱，長期由土地貴族執政，英格蘭則不然，中世紀就存在發達的布爾喬亞團體，倫敦很早就取得了城市自治權。蘇格蘭首府繁榮程度不及一個英吉利內陸小鎮，1695年蘇格蘭銀行組建，其本金僅僅為英格蘭銀行的六分之一。
低地工商業主跟高地酋長的關係，如同中國王朝邊疆的熟番與生番，半開化的人最畏懼原始蠻族，對英蘇聯合最熱心的當屬愛丁堡、格拉斯哥商賈。他們寧可讓祖國失去獨立主權，也要爭取大不列顛市場的入場券。十七世紀蘇格蘭的斯圖亞特王室（伊莉莎白一世終生未婚，沒留下子嗣，由侄子詹姆斯六世繼位，在英格蘭是詹姆斯一世）入主倫敦，政治意義僅表示兩國共尊一君，內政事務互不統屬。西敏寺議會一度通過《排外法案》，規定住在英國的蘇格蘭人法律地位等同外國人，他們購買的英國地產不能由子嗣繼承。
詹姆斯六世
作為原料產地，蘇格蘭沒有豐富的礦產資源，作為商品傾銷市場，居民消費力不夠，英國工廠主根本無利可圖。相反的是，蘇格蘭商人急需世界第一的皇家海軍的護翼，格拉斯哥具有地理上的先天優勢，船隊從這裡出發比倫敦快三個星期，抵達大洋彼岸的北美。1707年《聯合條約》拆除了關稅壁壘和貿易壟斷，蘇格蘭外貿商在自由競爭環境下，進入大英帝國的海外市場，竟然排擠掉他們的英國同行。
維吉尼亞的菸草大宗商品運輸到母國加工廠，銷往歐洲各地，格拉斯哥有六家銀行為菸草業抵押貸款，公司董事極盡發揮才智壓縮成本，募集資金。亞當·斯密的經濟學知識，便是從格拉斯哥大企業觀摩得來。
佛羅倫斯的梅第奇家族締造了文藝復興，格拉斯哥菸草商締造了蘇格蘭啟蒙運動。他們接受了良好的大學教育，慷慨地資助教育藝術，在市中心的唐庭（Tontine）咖啡館邀請託馬斯·李德等學者聚會演講。
亞當·斯密的恩師、人文主義者弗朗西斯·哈欽森，推選友人為格拉斯哥大學教授，菸草商喬治·柏格爾不顧宗教保守派的反對，投下關鍵一票，幫他取得神學教授的席位。
歐洲先有文藝復興，後有宗教改革，而在蘇格蘭，這個時間表調換了順序。十六世紀日內瓦的新教福音衝破瑞士高山，飄過大西洋來到歐洲最北端。接受加爾文教義的蘇格蘭人興辦學校，該教派最重視書面經文，務必使七歲童子都能看懂。提高識字率本意是令信徒熟讀《聖經》，沒想到認得字的人去看異端邪說了，文化、哲學、藝術類書籍大批出版發行。
1802年《愛丁堡評論》復刊後，迅速風靡上流社會，有文學野心的青年作家，必須經過此雜誌的月旦評。拜倫的詩作被批評後，生氣得喝悶酒，還尋死覓活地要找編輯決鬥。歐洲學界重鎮論排名，倫敦、巴黎之後就是愛丁堡，北方的耶路撒冷陰差陽錯地變為北方的雅典。
文化、經濟的雙重自由化，培植了蘇格蘭第一批中產階級與輝格黨人，他們思想開明，說著一口流利的英語，對外自稱「北不列顛人」。小僭位者查理叛亂中，愛丁堡市民顯示出對漢諾瓦王室的忠誠，自發組織民兵抗敵。輝格黨商人自掏腰包，收買了中立的高地部落，分化叛亂陣營。
愛丁堡
1745年的蘇格蘭內戰，體現了武裝商團對氏族部落的勝利，現代文明對舊制度的勝利。資本主義的邏輯從低地工商業，向高地農牧業滲透，族長原本是臣民的法官、祭司、軍事領袖，現在只是老闆，兩者僅剩下單純的僱傭關係。
被剝去司法權和軍權的氏族首領，開始學著用商業頭腦考慮事情，政治上的損失從經濟上尋找彌補。十八世紀中葉，畜牧業轉向大規模飼養，低效率、散戶放養的佃客遭到無情驅逐。阿森特教區有四十八個村莊被改造，「釘子戶」的房子一把火燒掉。
羊吃人運動從英格蘭姍姍來遲，抵達至北國，蘇格蘭人驚恐地稱之為「高地清洗」。薩瑟蘭女伯爵，蘇格蘭最有權勢的貴族之一，驅走了至少六千個領民。斯凱島一個地方原本居住一百個家庭，高地清洗後只剩下一個。
這場變革展現了白廳恩威並用，手段之老道。一味地大棒抽打，只會滋生氏族頭領的憎恨與反抗，英國人還給了蘿蔔，蘿蔔裡還抹了慢性自殺的毒藥。租佃制緩解了領主的生計難題，內亂失敗後的高地大族將近破產，格倫格裡家族負擔八萬英鎊的債務，而從佃戶那裡只收到六千英鎊的租金，資本主義帶來新生的機會，也令他們自廢武功。部落的忠誠、義務紐帶被切斷，剽悍善戰的族長退化為精打細算過日子的富農。司各特寫了一輩子騎士羅曼司，最終痛心地發現，淳樸鄉民算起帳來，比任何一個英國佬都表現得更像個資本家。
高地清洗的性質類似於斯託雷平的廢除村社，但避免了類似改制的遺病——失業者找不到工作，在社會閒散流浪。蘇格蘭的無地貧民從日不落帝國的其他地方獲得補償，在十九世紀的頭三年裡，超過一萬人去了加拿大，獨立戰爭之前，有二十五萬人去了北美殖民地。勇猛的高地部落來得正是時候，蘇格蘭移民拿著前膛槍，騎馬馳騁，進攻印第安人，英格蘭移民跟在後面，耕地種莊稼。
有意思的是，北美反抗宗主國的起義中，交戰雙方部隊裡都有大量蘇格蘭人。詹姆斯叛亂後，政府取締了一切蘇格蘭風格的物件，只在軍隊予以特殊保留。高地部落族人參軍後，想方設法弄到一套闊劍、軟帽、風笛和格子呢短裙。蘇格蘭貴族為了博取倫敦的信任，積極動員子弟入伍，戈登女公爵招募的時候，給每個新兵一個金畿尼和一個吻。
蘇格蘭士兵以頑強堅韌聞名，威靈頓公爵徵伐印度時，第七十四高地團陣亡率達到驚人的百分之九十二。決定美國獨立的約克鎮之戰中，第七十六高地團戰鬥到最後一刻，而俘虜他們的敵軍正是美籍蘇格蘭移民後代。
十九世紀蘇格蘭人已經獨當一面，肩負重任。平定1857年印度大兵變的科林·坎貝爾將軍、加拿大聯邦之父約翰·麥克唐納、澳大利亞最重要的總督拉克蘭·麥考利都來自於這個民族，還有個殖民者跟中國人打過交道，他便是反擊太平天國的洋槍隊長戈登。
蘇格蘭人曾經是歷代英王的心頭之患，互相纏鬥數個世紀，到了維多利亞黃金時代，卻成為不列顛霸權的開路先鋒，鞍前馬後效力，可見英格蘭老牌帝國主義者化敵為友，羈縻異族的高超手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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