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註：2020 年 3 月 10 日，《人物》雜誌發表了一篇名為《發哨子的人》的特稿，採訪了湖北省武漢市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發布後數小時，該文章就被所有媒體平臺全面刪除，但這是一篇本該就被人看到的文章。
以下分別為中文、英文版本的完整版原文全文：
2019 年 12 月 30 日，艾芬曾拿到過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檢測報告，她用紅色圈出「SARS冠狀病毒」字樣，當大學同學問起時，她將這份報告拍下來傳給了這位同是醫生的同學。當晚，這份報告傳遍了武漢的醫生圈，轉發這份報告的人就包括那 8 位被警方訓誡的醫生。
這給艾芬帶來了麻煩，作為傳播的源頭，她被醫院紀委約談，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嚴厲的斥責」，稱她是作為專業人士在造謠。
此前的一些報導，艾芬被稱為「又一個被訓誡的女醫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將她稱為「吹哨人」，艾芬糾正了這個說法，她說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個「發哨子的人」。
這是《人物》3 月刊封面《武漢醫生》的第二篇報導。
文 ｜龔菁琦
編輯｜金 石
攝影｜尹夕遠
接到武漢市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同意採訪的簡訊是 3 月 1 日凌晨 5 點，大約半小時後， 3 月 1 日凌晨 5 點 32 分，她的同事、甲狀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學慶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兩天後，該院眼科副主任梅仲明過世，他和李文亮是同一科室。
截止 2020 年 3 月 9 日，武漢市中心醫院已有 4 位醫護人員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疫情發生以來，這家離華南海鮮市場只幾公裡的醫院成為了武漢市職工感染人數最多的醫院之一，據媒體報導醫院超過 200 人被感染，其中包括三個副院長和多名職能部門主任，多個科室主任目前正在用 ECMO 維持。
死亡的陰影籠罩著這家武漢市最大的三甲醫院，有醫生告訴《人物》，在醫院的大群裡，幾乎沒有人說話，只在私下默默悼念、討論。
悲劇原本有機會避免。2019 年 12 月 30 日，艾芬曾拿到過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檢測報告，她用紅色圈出「SARS 冠狀病毒」字樣，當大學同學問起時，她將這份報告拍下來傳給了這位同是醫生的同學。當晚，這份報告傳遍了武漢的醫生圈，轉發這份報告的人就包括那 8 位被警方訓誡的醫生。
這給艾芬帶來了麻煩，作為傳播的源頭，她被醫院紀委約談，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嚴厲的斥責」，稱她是作為專業人士在造謠。
3 月 2 日下午，艾芬在武漢市中心醫院南京路院區接受了《人物》的專訪。她一個人坐在急診室辦公室中，曾經一天接診超過 1,500 位患者的急診科此時已恢復了安靜，急診大廳裡只躺著一名流浪漢。
此前的一些報導，艾芬被稱為「又一個被訓誡的女醫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將她稱為「吹哨人」，艾芬糾正了這個說法，她說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個「發哨子的人」。採訪中，艾芬數次提起「後悔」這個詞，她後悔當初被約談後沒有繼續吹響哨聲，特別是對於過世的同事，「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評不批評，『老子』到處說，是不是？」
關於武漢市中心醫院和艾芬本人在過去的兩個多月中到底經歷了什麼？以下，是艾芬的講述——
發哨子的人：艾芬
前所未有的訓斥
去年 12 月 16 日，我們南京路院區急診科接診了一位病人。莫名其妙高燒，一直用藥都不好，體溫動都不動一下。22 號就轉到了呼吸科，做了纖維支氣管鏡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外面做高通量測序，後來口頭報出來是冠狀病毒。當時，具體管床的同事在我耳邊嚼了幾遍：艾主任，那個人報的是冠狀病毒。後來我們才知道那個病人是在華南海鮮做事的。
緊接著 12 月 27 日，南京路院區又來了一個病人，是我們科一位醫生的侄兒，40 多歲，沒有任何基礎疾病，肺部一塌糊塗，血氧飽和只有 90 %，在下面其他醫院已經治療了將近 10 天左右都沒有任何好轉，病人收到了呼吸科監護室住院。同樣做了纖維支氣管鏡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檢測。
12 月 30 日那天中午，我在同濟醫院工作的同學發了一張微信對話截圖給我，截圖上寫著：「最近不要去華南啊，那裡蠻多人高燒……」他問我是不是真的，當時，我正在電腦上看一個很典型的肺部感染患者的 CT，我就把 CT 錄了一段 11 秒鐘的視頻傳給他，告訴他這是上午來我們急診的一個病人，也是華南海鮮市場的。
當天下午 4 點剛過，同事給我看了一份報告，上面寫的是：SARS 冠狀病毒、綠膿假單胞菌、 46 種口腔 / 呼吸道定植菌。我仔細看了很多遍報告，下面的注釋寫著：SARS 冠狀病毒是一種單股正鏈 RNA 病毒。該病毒主要傳播方式為近距離飛沫傳播或接觸患者呼吸道分泌物，可引起的一種具有明顯傳染性，可累及多個臟器系統的特殊肺炎，也稱非典型肺炎。
當時，我嚇出了一身冷汗，這是一個很可怕的東西。病人收在呼吸科，按道理應該呼吸科上報這個情況，但是為了保險和重視起見，我還是立刻打電話上報給了醫院公共衛生科和院感科。當時我們醫院呼吸科主任正好從我門口過，他是參加過非典的人，我把他抓住，說，我們有個病人收到你們科室，發現了這個東西。他當時一看就說，那就麻煩了。我就知道這個事情麻煩了。
給醫院打完電話，我也給我同學傳了這份報告，特意在「SARS 冠狀病毒、綠膿假單胞菌、46 種口腔 / 呼吸道定植菌」這一排字上畫了個紅圈，目的是提醒他注意、重視。我也把報告發在了科室醫生群裡面，提醒大家注意防範。
當天晚上，這個東西就傳遍了，各處傳的截屏都是我畫紅圈的那個照片，包括後來知道李文亮傳在群裡的也是那份。我心裡當時就想可能壞事兒了。10 點 20 ，醫院發來了信息，是轉市衛健委的通知，大意就是關於不明原因肺炎，不要隨意對外發布，避免引起群眾恐慌，如果因為信息洩露引發恐慌，要追責。
我當時心裡就很害怕，立刻把這條信息轉給了我同學。過了大概一個小時，醫院又來了一份通知，再次強調群內的相關消息不能外傳。一天後，1 月 1 日晚上 11 點 46 分，醫院監察科科長給我發了條消息，讓我第二天早上過去一下。
那一晚上我都沒有睡著，很擔憂，翻來覆去地想，但又覺得凡事總有兩面性，即便造成不良影響，但提醒武漢的醫務人員注意防範也不一定是個壞事。第二天早上 8 點多一點，還沒有等我交完班，催我過去的電話就打來了。
之後的約談，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非常嚴厲的斥責。
當時，談話的領導說，「我們出去開會都抬不起頭，某某某主任批評我們醫院那個艾芬，作為武漢市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你是專業人士，怎麼能夠沒有原則沒有組織紀律造謠生事？」這是原話。讓我回去跟科室的 200 多號人一個個地口頭傳達到位，不能發微信、簡訊傳達，只能當面聊或者打電話，不許說關於這個肺炎的任何事情，「連自己的老公都不能說」……
我整個人一下子就懵了，他不是批評你這個人工作不努力，而是好像整個武漢市發展的大好局面被我一個人破壞了。我當時有一種很絕望的感覺，我是一個平時認認真真、勤勤懇懇工作的人，我覺得自己做的事情都是按規矩來的，都是有道理的，我犯了什麼錯？我看到了這個報告，我也上報醫院了，我和我的同學，同行之間對於某一個病人的情況進行交流，沒有透露病人的任何私人信息，就相當於是醫學生之間討論一個病案，當你作為一個臨床的醫生，已經知道在病人身上發現了一種很重要的病毒，別的醫生問起，你怎麼可能不說呢？這是你當醫生的本能，對不對？我做錯什麼了？我做了一個醫生、一個人正常應該做的事情，換作是任何人我覺得都會這麼做。
我當時的情緒也很激動，說，這個事是我做的，跟其餘人都沒有關係，你們乾脆把我抓去坐牢吧。我說我現在這個狀態不適合在這個崗位上繼續工作了，想要休息一段時間。領導沒有同意，說這個時候正是考驗我的時候。
當天晚上回家，我記得蠻清楚，進門後就跟我老公講，我要是出了什麼事情，你就好好地把孩子帶大。因為我的二寶還很小，才 1 歲多。他當時覺得莫名其妙，我沒有跟他說自己被訓話的事，1 月 20 號，鍾南山說了人傳人之後，我才跟他說那天發生了什麼。那期間，我只是提醒家人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出門要戴口罩。
外圍科室
很多人擔心我也是那 8 個人之一被叫去訓誡。實際上我沒有被公安局訓誡，後來有好朋友問我，你是不是吹哨人？我說我不是吹哨人，我是那個發哨子的人。
但那次約談對我的打擊很大，非常大。回來後我感覺整個人心都垮了，真的是強打著精神，認真做事，後來所有的人再來問我，我就不能回答了。
我能做的就是先讓急診科重視防護。我們急診科 200 多人，從 1 月 1 號開始，我就叫大家加強防護，所有的人必須戴口罩、戴帽子、用手快消。記得有一天交班有個男護士沒戴口罩，我馬上就當場罵他「以後不戴口罩就不要來上班了」。
1 月 9 號，我下班時看見預檢臺一個病人對著大家咳，從那天后，我就要求他們必須給來看病的病人發口罩，一人發一個，這個時候不要節約錢，當時外面在說沒有人傳人，我又要在這裡強調戴口罩加強防護，都是很矛盾的。
那段時間確實很壓抑，非常痛苦。有醫生提出來要把隔離衣穿外頭，醫院裡開會說不讓，說隔離衣穿外頭會造成恐慌。我就讓科室的人把隔離服穿白大褂裡面，這是不符合規範的，很荒謬的。
我們眼睜睜地看著病人越來越多，傳播區域的半徑越來越大，先是華南海鮮市場附近可能跟它有關係，然後就傳傳傳，半徑越來越大。很多是家庭傳染的，最先的 7 個人當中就有媽媽給兒子送飯得的病。有診所的老闆得病，也是來打針的病人傳給他的，都是重得不得了。我就知道肯定有人傳人。如果沒有人傳人，華南海鮮市場 1 月 1 日就關閉了，怎麼病人會越來越多呢？
很多時候我都在想，如果他們當時不那樣訓斥我，心平氣和地問一下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再請別的呼吸科專家一起溝通一下，也許局面會好一些，我至少可以在醫院內部多交流一下。如果是 1 月 1 號大家都這樣引起警惕，就不會有那麼多悲劇了。
1 月 3 號下午，在南京路院區，泌尿外科的醫生們聚集在一起回顧老主任的工作歷程，參會的胡衛峰醫生今年 43 歲，現在正在搶救；1 月 8 號下午，南京路院區 22 樓，江學慶主任還組織了武漢市甲乳患者康復聯歡會；1 月 11 號早上，科室跟我匯報急診科搶救室護士胡紫薇感染，她應該是中心醫院第一個被感染的護士，我第一時間給醫務科科長打電話匯報，然後醫院緊急開了會，會上指示把「兩下肺感染，病毒性肺炎？」的報告改成「兩肺散在感染」；1 月 16 號最後一次周會上，一位副院長還在說：「大家都要有一點醫學常識，某些高年資的醫生不要自己把自己搞得嚇死人的。」另一位領導上臺繼續說：「沒有人傳人，可防可治可控。」一天後，1 月 17 號，江學慶住院，10 天后插管、上 ECMO。
中心醫院的代價這麼大，就是跟我們的醫務人員沒有信息透明化有關。你看倒下的人，急診科和呼吸科的倒是沒有那麼重的，因為我們有防護意識，並且一生病就趕緊休息治療。重的都是外圍科室，李文亮是眼科的，江學慶是甲乳科的。
江學慶真的非常好的一個人，醫術很高，全院的兩個中國醫師獎之一。而且我們還是鄰居，我們一個單元，我住四十幾樓，他住三十幾樓，關係都很好，但是平時因為工作太忙，就只能開會、搞醫院活動時候見見面。他是個工作狂，要麼就在手術室，要麼就在看門診。誰也不會特意跑去跟他說，江主任，你要注意，戴口罩。他也沒有時間和精力打聽這些事，他肯定就大意了：「有什麼關係？就是個肺炎。」這個是他們科室的人告訴我的。
如果這些醫生都能夠得到及時的提醒，或許就不會有這一天。所以，作為當事人的我非常後悔，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評不批評我，「老子」到處說，是不是？
雖然和李文亮同在一個醫院，一直到去世之前我都不認得他，因為醫院 4,000 多號人太多了，平時也忙。他去世前的那天晚上，ICU 的主任跟我打電話借急診科的心臟按壓器，說李文亮要搶救，我一聽這個消息大吃一驚，李文亮這個事整個過程我不了解，但是他的病情跟他受訓斥之後心情不好有沒有關係？這我要打個問號，因為受訓的感覺我感同身受。
後來，事情發展到這一步，證明李文亮是對的時候，他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可能跟我的心情一樣，不是激動、高興，而是後悔，後悔當初就應該繼續大聲疾呼，應該在所有的人問我們的時候，繼續說。很多很多次我都在想，如果時間能夠倒回來該多好。
發哨子的人：艾芬
活著就是好的
在 1 月 23 日封城前一天的晚上，有相關部門的朋友打電話問我武漢市急診病人的真實情況。我說你代表私人，還是代表公家。他說我代表私人。我說代表個人就告訴你真話，1 月 21 號，我們急診科接診 1,523 個病人，是往常最多時的 3 倍，其中發燒的有 655 個人。
那段時間急診科的狀況，經歷過的人一輩子都忘不了，甚至會顛覆你的所有人生觀。
如果說這是打仗，急診科就在最前線。但當時的情況是，後面的病區已經飽和了，基本上一個病人都不收，ICU 也堅決不收，說裡面有乾淨的病人，一進去就汙染了。病人不斷地往急診科湧，後面的路又不通，就全部堆在急診科。病人來看病，一排隊隨便就是幾個小時，我們也完全沒法下班，發熱門診和急診也都不分了，大廳裡堆滿了病人，搶救室輸液室裡到處都是病人。
還有的病人家屬來了，說要一張床，我的爸爸在汽車裡面不行了，因為那時候地下車庫已封，他車子也堵著開不進來。我沒辦法，帶著人和設備跑去汽車裡去，一看，人已經死了，你說是什麼感受，很難受很難受。這個人就死在汽車裡，連下車的機會都沒有。
還有一位老人，老伴剛在金銀潭醫院去世了，她的兒子、女兒都被感染了，在打針，照顧她的是女婿，一來我看她病得非常重，聯繫呼吸科給收進去住院，她女婿一看就是個有文化有素質的人，過來跟我說謝謝醫生等等的，我心裡一緊，說快去，根本耽誤不了了。結果送去就去世了。一句謝謝雖然幾秒鐘，但也耽誤了幾秒。這句謝謝壓得我很沉重。
還有很多人把自己的家人送到監護室的時候，就是他們見的最後一面，你永遠見不著了。
我記得大年三十的早上我來交班，我說我們來照個相，紀念一下這個大年三十，還發了個朋友圈。那天，大家都沒有說什麼祝福，這種時候，活著就是好的。
以前，你如果有一點失誤，比如沒有及時打針，病人都可能還去鬧，現在沒人了，沒有人跟你吵，沒有人跟你鬧了，所有人都被這種突然來的打擊擊垮了，搞蒙了。
病人死了，很少看到家屬有很傷心地哭的，因為太多了，太多了。有些家屬也不會說醫生求求你救救我的家人，而是跟醫生說，唉，那就快點解脫吧，已經到了這個地步。因為這時候每個人怕的都是自己被感染。
一天發熱門診門口的排隊，要排 5 個小時。正排著一個女的倒下了，看她穿著皮衣，背著包包，穿著高跟鞋，應該是很講究的一個中年女性，可是沒有人敢上前去扶她，就在地上躺了很久。只得我去喊護士、醫生來去扶她。
1 月 30 號我早上來上班，一個白髮老人的兒子 32 歲死了，他就盯著看醫生給他開死亡證明。根本沒有眼淚，怎麼哭？沒辦法哭。看他的打扮，可能就是一個外來的打工的，沒有任何渠道去反映。沒有確診，他的兒子，就變成了一張死亡證明。
這也是我想要去呼籲一下的。在急診科死亡的病人都是沒有診斷、沒辦法確診的病例，等這個疫情過去之後，我希望能給他們一個交代，給他們的家庭一些安撫，我們的病人很可憐的，很可憐。
「幸運」
做了這麼多年醫生，我一直覺得沒有什麼困難能夠打倒我，這也和我的經歷、個性有關。
9 歲那年我爸爸就胃癌去世了，那個時候我就想著長大了當個醫生去救別人的命。後來高考的時候，我的志願填的全部都是醫學專業，最後考取了同濟醫學院。1997 年我大學畢業，就到了中心醫院，之前在心血管內科工作，2010 年到急診科當主任的。
我覺得急診科就像我的一個孩子一樣，我把它搞成這麼大，搞得大家團結起來，做成這個局面不容易，所以很珍惜，非常珍惜這個集體。
前幾天，我的一個護士發朋友圈說，好懷念以前忙碌的大急診，那種忙跟這種忙完全是兩個概念。
在這次疫情之前，心梗、腦梗、消化道出血、外傷等等這些才是我們急診的範疇。那種忙是有成就感的忙，目的明確，針對各種類型的病人都有很通暢的流程，很成熟，下一步幹什麼，怎麼做，出了問題找哪一個。而這一次是這麼多危重病人沒辦法去處理，沒辦法收住院，而且我們醫務人員還在這種風險之中，這種忙真的很無奈，很痛心。
有一天早上 8 點，我們科一個年輕醫生跟我發微信，也是蠻有性格的，說我今天不來上班了，不舒服。因為我們這裡都有規矩的，你不舒服要提前跟我說好安排，你到 8 點鐘跟我說，我到哪裡去找人。他在微信中對我發脾氣，說大量的高度疑似病例被你領導的急診科放回社會，我們這是作孽！我理解他是因為作為醫生的良知，但我也急了，我說你可以去告我，如果你是急診科主任，你該怎麼辦？
後來，這個醫生休息了幾天後，還是照樣來工作。他不是說怕死怕累，而是遇到這種情況，一下子面對這麼多病人感到很崩潰。
作為醫生來說，特別是後面很多來支援的醫生，根本心理上受不了，碰到這種情況懵了，有的醫生、護士就哭。一個是哭別人，再一個也是哭自己，因為每個人都不知道什麼時候就輪到自己感染。
大概在 1 月中下旬，醫院的領導也陸陸續續地都病倒了，包括我們的門辦主任，三位副院長。醫務科科長的女兒也病了，他也在家裡休息。所以基本上那一段時間是沒有人管你，你就在那兒戰鬥吧，就是那種感覺。
我身邊的人也開始一個接一個地倒掉。1 月 18 日，早上 8 點半，我們倒的第一個醫生，他說主任我中招了，不燒，只做了 CT，肺部一大坨磨玻璃。不一會兒，隔離病房負責的一個責任護士，告訴我說他也倒了。晚上，我們的護士長也倒了。我當時非常真實的第一感覺是——幸運，因為倒得早，可以早點下戰場。
這三個人我都密切接觸過，我就是抱著必倒的信念每天在工作，結果一直沒倒。全院的人都覺得我是個奇蹟。我自己分析了一下，可能是因為我本身有哮喘，在用一些吸入性的激素，可能會抑制這些病毒在肺內沉積。
我總覺得我們做急診的人都算是有情懷的人——在中國的醫院，急診科的地位在所有科室當中應該是比較低的，因為大家覺得急診，無非就是個通道，把病人收進去就行了。這次抗疫中，這種忽視也一直都存在。
早期的時候，物資不夠，有時候分給急診科的防護服質量非常差，看到我們的護士竟然穿著這種衣服上班，我很生氣，在周會群裡面發脾氣。後來還是好多主任把他們自己科室藏的衣服都給我了。
還有吃飯問題。病人多的時候管理混亂，他們根本想不到急診科還差東西吃，很多科室下班了都有吃的喝的，擺一大排，我們這裡什麼都沒有，發熱門診的微信群裡，有醫生抱怨，「我們急診科只有紙尿褲……」我們在最前線戰鬥，結果是這樣，有時候心裡真的很氣。
我們這個集體真的是很好，大家都是只有生病了才下火線。這次，我們急診科有 40 多個人感染了。我把所有生病的人建了一個群，本來叫「急診生病群」，護士長說不吉利，改成「急診加油群」。就是生病的人也沒有很悲傷、很絕望、很抱怨的心態，都是蠻積極的，就是大家互相幫助，共度難關那種心態。
這些孩子們、年輕人都非常好，就是跟著我受委屈了。我也希望這次疫情過後，國家能加大對急診科的投入，在很多國家的醫療體系中，急診專業都是非常受重視的。
發哨子的人：艾芬
不能達到的幸福
2 月 17 號，我收到了一條微信，是那個同濟醫院的同學發給我的，他跟我說「對不起」，我說：幸好你傳出去了，及時提醒了一部分人。他如果不傳出去的話，可能就沒有李文亮他們這 8 個人，知道的人可能就會更少。
這次，我們有三個女醫生全家感染。兩個女醫生的公公、婆婆加老公感染，一個女醫生的爸爸、媽媽、姐姐、老公，加她自己 5 個人感染。大家都覺得這麼早就發現這個病毒，結果卻是這樣，造成這麼大的損失，代價太慘重了。
這種代價體現在方方面面。除了去世的人，患病的人也在承受。
我們「急診加油群」裡，大家經常會交流身體狀況，有人問心率總在 120 次 / 分，要不要緊？那肯定要緊，一動就心慌，這對他們終身都會有影響的，以後年紀大了會不會心衰？這都不好說。以後別人可以去爬山，出去旅遊，他們可能就不行，那都是有可能的。
還有武漢。你說我們武漢是個多熱鬧的地方，現在一路上都是安安靜靜的，很多東西買不到，還搞得全國都來支援。前幾天廣西的一個醫療隊的護士在工作的時候突然昏迷了，搶救，後來人心跳有了，但還是在昏迷。她如果不來的話，在家裡可以過得好好的，也不會出這種意外。所以，我覺得我們欠大家的人情，真的是。
經歷過這次的疫情，對醫院裡很多人的打擊都非常大。我下面好幾個醫務人員都有了辭職的想法，包括一些骨幹。大家之前對於這個職業的那些觀念、常識都難免有點動搖——就是你這麼努力工作到底對不對？就像江學慶一樣，他工作太認真，太對病人好，每一年的過年過節都在做手術。今天有人發一個江學慶女兒寫的微信，說她爸爸的時間全部給了病人。
我自己也有過無數次的念頭，是不是也回到家做個家庭主婦？疫情之後，我基本上沒回家，和我老公住在外面，我妹妹在家幫我照顧孩子。我的二寶都不認得我了，他看視頻對我沒感覺，我很失落，我生這個二胎不容易，出生的時候他有 10 斤，妊娠糖尿病我也得了，原本我還一直餵奶的，這一次也斷了奶——做這個決定的時候，我有點難過，我老公就跟我說，他說人的一生能夠遇到一件這樣的事情，並且你不光是參與者，你還要帶一個團隊去打這場仗，那也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等將來一切都恢復正常以後大家再去回憶，也是一個很寶貴的經歷。
2 月 21 號早上領導和我談話，其實我想問幾個問題，比如有沒有覺得那天批評我批評錯了？我希望能夠給我一個道歉。但是我不敢問。沒有人在任何場合跟我說表示抱歉這句話。但我依然覺得，這次的事情更加說明了每個人還是要堅持自己獨立的思想，因為要有人站出來說真話，必須要有人，這個世界必須要有不同的聲音，是吧？
作為武漢人，我們哪一個不熱愛自己的城市？我們現在回想起來以前過得那種最普通的生活，是多麼奢侈的幸福。我現在覺得把寶寶抱著，陪他出去玩一下滑梯或者跟老公出去看個電影，在以前再平常都不過，到現在來說都是一種幸福，都是不能達到的幸福。
*本文選自《人物》雜誌 微博 頭條文章，配圖出自原文。
On December 30, 2019, Affin received a virus test report for patients with unknown pneumonia. She circled the word "SARS coronavirus" in red. When asked by a college student, she took the report and circulated it. To this fellow student who is also a doctor. That night, the report spread to doctor circles in Wuhan, and those who forwarded the report included the eight doctors who were disciplined by the police.
This caused trouble for Affin. As the source of the transmission, she was interviewed by the hospital disciplinary committee and suffered "unprecedented and severe rebuke", saying that she was making rumors as a professional.
According to some previous reports, Affin was called "another female doctor who has been instructed to surface," and some people called her a "whistleblower". It was the "whistler".
This is the second report of "People" March cover "Doctor Wuhan".
A text message from Affin, the director of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of Wuhan Central Hospital, agreed to be interviewed at 5 am on March 1, and about half an hour later, at 5.32 am on March 1, her colleague and director of thyroid and breast surgery Jiang Xueqing was infected with New crown pneumonia died. Two days later, Mei Zhongming, deputy director of ophthalmology at the hospital, died. He and Li Wenliang were in the same department.
As of March 9, 2020, 4 medical staff in the Wuhan Central Hospital have died of new crown pneumonia infection. Since the outbreak, this hospital, just a few kilometers away from the South China Seafood Market, has become the hospital with the largest number of employees in Wuhan. One, according to media reports, more than 200 people in the hospital were infected, including three deputy deans and multiple functional department directors. Multiple department directors are currently maintained with ECMO.
The shadow of death hangs over this Wuhan's largest tertiary hospital. A doctor told People in the large group of hospitals that almost no one spoke, but mourned and discussed in private.
Tragedy had a chance to avoid. On December 30, 2019, Affin received a virus test report for patients with unknown pneumonia. She circled the word "SARS coronavirus" in red. When asked by a college student, she took the report and circulated it. To this fellow student who is also a doctor. That night, the report spread to doctor circles in Wuhan, and those who forwarded the report included the eight doctors who were disciplined by the police.
This caused trouble for Affin. As the source of the transmission, she was interviewed by the hospital disciplinary committee and suffered "unprecedented and severe rebuke", saying that she was making rumors as a professional.
In the afternoon of March 2nd, Affin received an interview with People in the Nanjing Road District of Wuhan Central Hospital. She was sitting alone in the emergency room office.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which had admitted more than 1,500 patients a day, had returned to quiet. There was only one tramp lying in the emergency hall.
According to some previous reports, Affin was called "another female doctor who has been instructed to surface," and some people called her a "whistleblower". It was the "whistler". During the interview, Affin mentioned the word "regret" several times, and she regretted that she did not continue to whistle after being interviewed. Especially for the deceased colleague, "I knew today that I would criticize him for not criticizing," Lao Tzu "Everywhere, right?"
About Wuhan Central Hospital and Affin what have they experienced in the past two months or so? The following is what Affin told—
Unprecedented reprimand
On December 16, last year, we received a patient from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of Nanjing Road Hospital. Inexplicably high fever, the medication has not been good, the body temperature does not move. On the 22nd, she transferred to the respiratory department, performed a bronchoscopy, took alveolar lavage fluid, and sent it out for 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 Later, the coronavirus was reported orally. At that time, the colleague who had the tube bed chewed several times in my ear: Director Ai, that person reported the coronavirus. Later we learned that the patient was working in South China Seafood.
Immediately after December 27th, another patient came from the Nanjing Road Hospital. He was the nephew of a doctor in our department. He was in his 40s without any underlying diseases. His lungs were messed up and blood oxygen saturation was only 90%. The hospital has been treated for almost 10 days without any improvement, and the patient was hospitalized in the respiratory department. Fibrobronchoscope was also taken, and the alveolar lavage fluid was taken for testing.
At noon on the day of December 30th, my classmate at Tongji Hospital sent me a screenshot of a WeChat conversation, which said: "Don't go to South China recently, there are many people with high fever ..." He asked me if it was true Yes, at that time, I was watching a CT of a typical patient with pulmonary infection on the computer. I sent him a 11-second video of the CT and told him that this was a patient who came to our emergency department in the morning and was in South China. Seafood market.
Just after 4 pm that day, my colleague showed me a report that said: SARS coronavirus, Pseudomonas aeruginosa, 46 kinds of oral / respiratory colonization bacteria. I have read the report many times and the following note reads: SARS coronavirus is a single-stranded positive-strand RNA virus. The main mode of transmission of the virus is close-range droplet transmission or contact with respiratory secretions of patients, which can cause a special pneumonia that is obviously contagious and can affect multiple organ systems, also known as atypical pneumonia.
At the time, I was scared of cold sweat, which was a terrible thing. The patient was admitted to the respiratory department. It should reasonably be reported by the respiratory department, but for the sake of insurance and attention, I immediately called and reported it to the hospital's public health department and the hospital's sensory department. At that time, the director of the respiratory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happened to pass by my door. He was a person who had participated in SARS. I caught him and said, "We have a patient who received your department and found this thing." He said at a glance that it was troublesome. I knew it was troublesome.
After calling the hospital, I also circulated this report to my classmates. I purposely drew a red circle on the line "SARS coronavirus, Pseudomonas aeruginosa, 46 types of oral / respiratory colonization bacteria." It is to remind him to pay attention. I also sent the report to the doctors in the department to remind everyone to take precautions.
That thing was spread that night, and the screenshots of the transmission were the photos I painted in red circles, including the ones that I later learned that Li Wenliang passed on to the group. At that time, I was thinking that it might be bad. At 10:20, the hospital sent a message. It was a notice of transfer to the city health committee. The main point was that pneumonia of unknown cause should not be arbitrarily released to avoid causing panic among the people. If panic is caused by information leakage, accountability should be pursued.
I was very scared at the time and immediately passed this information to my classmates. About an hour later, the hospital sent another notice, again stressing that related news within the group cannot be circulated. One day later, at 11:46 pm on January 1st, the head of the hospital supervision department sent me a message to let me pass by the next morning.
I didn't fall asleep that night, I was worried and thought over and over again, but I felt that there are always two sides to everything. Even if it caused adverse effects, it is not necessarily a bad thing to remind medical staff in Wuhan to take precautions. At 8 o'clock the next morning, before I finished the shift, I called to call in the past.
After the interview, I suffered an unprecedented and very severe rebuke.
At that time, the leader of the conversation said, "We ca n’t afford to raise our heads when we go out for a meeting. The director of XX criticizes our hospital. As the director of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of Wuhan Central Hospital, you are a professional. Thing? "This is the original sentence. Let me go back to the 200-odd person in the department to convey them verbally one by one. We ca n’t send them by WeChat or SMS. We can only talk face-to-face or call us. We ca n’t say anything about this pneumonia. ...
I was stunned all at once. He didn't criticize you for not working hard, but it seemed that the good situation of Wuhan's development was destroyed by me alone. I had a very desperate feeling at the time. I was a serious and hard-working person. I felt that everything I did was don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s and made sense. What did I do wrong? I After seeing this report, I also reported it to the hospital. My classmates and my colleagues communicated about the situation of a certain patient. Without revealing any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the patient, it is equivalent to discussing a medical case between medical students. When you As a clinical doctor, I already know that a very important virus has been found in patients. When other doctors asked, how could you not say it? This is your instinct to be a doctor, right? What am I doing wrong? I have done what a doctor and a person should normally do. In the case of anyone, I think I will do it.
I was very emotional at the time, saying that I did this thing, and i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e rest of the people, you just arrest me and go to jail. I said that I am not suitable for continuing to work in this position and want to take a break. The leader did not agree, saying that this was the time to test me.
I went home that night, I remember quite clearly, and told my husband after entering the door, if something went wrong, you can bring the child up. Because my second treasure is still very young, I'm only over 1 year old. He felt inexplicable at the time. I didn't tell him what he was being told. On January 20th, after Zhong Nanshan told people, I told him what happened that day. During that time, I just reminded my family not to go to crowded places and wear masks when going out.
Peripheral department
Many people worry that I am also called to admonish one of those eight people. In fact, I was not warned by the Public Security Bureau. Later, a good friend asked me, are you a whistleblower? I said that I am not a whistleblower, I am the one who sent the whistle.
But that interview hit me a lot, very big. After I returned, I felt that my whole heart was broken. I really worked hard and worked hard. Then all the people asked me again, and I couldn't answer.
All I can do is get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to focus on protection. We have more than 200 people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From January 1st, I asked everyone to strengthen their protection. All people must wear masks, hats, and fast-moving hands. I remember one day when there was a male nurse who did not wear a mask during the shift, I immediately scolded him on the spot "don't come to work without a mask in the future."
On January 9th, I saw a patient coughing at the pre-examination table when I was off work. From that day on, I asked them to wear a mask to the patient who came to see the patient, one for each person. Don't save money at this time. No one passed on, and I want to emphasize here that wearing a mask to strengthen protection is contradictory.
That time was really depressing and very painful. Some doctors proposed to wear the outer clothing outside. The meeting in the hospital said they would not let it go, saying that wearing the outer clothing would cause panic. I asked the people in the department to wear an isolation gown inside a white coat. This was out of specification and ridiculous.
We watched more and more patients, and the radius of the spreading area became larger and larger. First, the South China Seafood Market may be related to it, and then it spread, the radius became larger and larger. Many of them are family-transmitted. Among the first seven people, there was a disease in which the mother gave the son food. The clinic boss got sick, and the patients who came for the injection were passed on to him. They were all too heavy. I knew there must be someone passing on. If there is no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the South China Seafood Market will be closed on January 1. Why are there more and more patients?
Many times I was thinking, if they did n’t rebuke me like that, ask the ins and outs of this matter calmly, and then ask other respiratory experts to communicate with them, maybe the situation will be better, I can at least communicate more in the hospital a bit. If everyone was so alert on January 1, there would not be so many tragedies.
On the afternoon of January 3, in the Nanjing Road Hospital, doctors of urology gathered to review the work history of the old director. Dr. Weifeng Hu, who is 43 years old, is now in the rescue; on the afternoon of January 8, the Nanjing Road Hospital On the 22nd floor, Director Jiang Xueqing also organized a Wuhan Rehabilitation Party for Onyx Patients in Wuhan. On the morning of January 11, the department reported to me that Hu Ziwei, a nurse in the emergency room of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was infected. She should be the first infected nurse in the central hospital. The first time I called the Chief of the Medical Department to report, and then the hospital held an emergency meeting. The meeting instructed to change the report of "two lung infections, viral pneumonia?" To "two lungs scattered infection"; the last of January 16th At a weekly meeting, a deputy dean was still saying, "Everyone must have a little medical knowledge. Some senior doctors should not make themselves scary." Another leader took office and continued, " No one can pass it on, but it can be prevented, treated and controlled. "One day later, on January 17, Jiang Xueqing was hospitalized, and 10 days later he was intubated and taken to ECMO.
The cost of the central hospital is so large that it is related to the lack of transparency of our medical staff. If you look at the fallen people,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and the respiratory department are not so heavy, because we have a sense of protection, and we should quickly rest and treat as soon as we are sick. The most important ones are the peripheral departments, Li Wenliang is an ophthalmologist, and Jiang Xueqing is a nail specialist.
Jiang Xueqing is really a very good person with high medical skills. It is one of the two Chinese physician awards in the hospital. And we are still neighbors. We are a unit. I live on the 40th floor. He lives on the 30th floor. The relationship is very good. However, because I am too busy at work, I can only meet during meetings and hospital activities. He is a workaholic, either in the operating room or at the clinic. No one will go to tell him specifically, Director Jiang, you have to pay attention and wear a mask. He didn't have the time and energy to inquire about these things, and he must have taken care of it: "What's the matter? It's pneumonia." This was what the people in their department told me.
If these doctors can get timely reminders, perhaps this day will not be. Therefore, as a client, I regret it. I knew that today, I would criticize him for not criticizing me. Lao Tzu said everywhere, right?
Although he was in the same hospital with Li Wenliang, I didn't recognize him until his death, because the hospital had too many 4,000 people and was usually busy. The night before his death, the director of the ICU called me to borrow a cardiac press from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and said that Li Wenliang was going to be rescued. I was shocked at the news. I did not understand the whole process of Li Wenliang, but his condition was affected by him. Does it matter if you are in a bad mood after being reprimanded? I will ask a question mark here, because I feel the same way I feel.
Later, when things got to this point, it proved that Li Wenliang was right. I can understand his mood very much. It may be the same as my mood. It is not excitement and happiness, but regret. Regret should continue to scream loudly at the beginning. When people asked us, they continued to say. Many, many times, I was wondering if it would be time back.
Alive is good
On the night before the city was closed on January 23, a friend from the relevant department called to ask me about the true situation of emergency patients in Wuhan. I said you represent private or public. He said I represent private. I will tell you the truth when I speak on my behalf. On January 21, our emergency department saw 1,523 patients, three times as often as usual, of which 655 had fever.
During that time, the situation of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will never be forgotten by people who have experienced it, and it will even subvert all your outlook on life.
If this is a war,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is at the forefront. However, the situation at the time was that the following wards were saturated, and basically none of the patients were accepted, and the ICU was resolutely refused to accept them. They said that there were clean patients in them, and they became contaminated as soon as they entered. The patients kept rushing to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and the road behind was not open, so they all piled up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Patients come to see a doctor for a few hours. We ca n’t get off work at all. There is no distinction between fever and emergency. The hall is full of patients. The infusion room in the rescue room is filled with patients.
Another patient's family came and said he wanted a bed. My dad couldn't do it in the car, because the underground garage was closed at that time, and his car couldn't get in. I ca n’t help but run into the car with people and equipment. At a glance, people are dead. What do you say, it ’s uncomfortable and uncomfortable. The man died in the car and had no chance to get off.
There is also an old man, his wife had just died at Jinyintan Hospital, her son and daughter were infected, and she was given an injection to take care of her son-in-law. As soon as I saw that she was very ill, I contacted the respiratory department to be admitted to the hospital. At first glance, her son-in-law was a culturally qualified person. Come over and tell me that I thank the doctor and so on. As a result, he died. Thank you for a few seconds, but it was delayed for a few seconds. This thank you sentence weighs me down.
There are still many people who send their families to the ward, the last time they see you, and you will never see them again.
I remember that I came to work in the morning of the 30th year of the New Year. I said that we would take a picture to commemorate the 30th year of the New Year. I also sent a circle of friends. No one said blessings that day. At this time, it is good to live.
In the past, if you made a mistake, for example, if you did n’t get an injection in time, the patient might still be in trouble. Now no one, no one is arguing with you, no one is arguing with you. It's confusing.
The patient died, and it was rare to see family members crying sadly, because there were too many, too many. Some family members will not say that the doctor begged you to save my family, but said to the doctor, hey, let's get rid of it quickly, this is the point. Because at this time everyone is afraid of being infected.
It takes 5 hours to line up at the hot clinic every day. A woman fell down in a row, watching her wearing a leather coat, carrying a bag, and wearing high heels. She should be a particular middle-aged woman, but no one dared to step forward to help her, and lay on the ground for a long time. I had to call the nurse and doctor to help her.
On the morning of January 30, I came to work. The son of a white-haired old man died at the age of 32. He stared at the doctor and gave him a death certificate. There are no tears at all, how can I cry? There is no way to cry. Look at his dress, it may be an outside migrant, there is no channel to reflect. Without a diagnosis, his son became a death certificate.
This is what I want to call for. The patients who died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were all undiagnosed and could not be confirmed. After this epidemic passed, I hope to give them an explanation and give their families some comfort. Our patients are very poor and pathetic.
"lucky"
Having been a doctor for so many years, I have always felt that there is no difficulty to bring me down. This is also related to my experience and personality.
At the age of 9, my father died of gastric cancer. At that time, I thought of growing up as a doctor to save the lives of others. Later, when I entered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all my volunteers were filled in medicine, and I finally passed the Tongji Medical College. After graduating from university in 1997, I went to the Central Hospital. I previously worked in cardiovascular medicine and became the director of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in 2010.
I think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is like a child of mine. I made it so large that it united everyone and made this situation not easy, so I cherish this group.
A few days ago, one of my nurses sent a circle of friends saying that I miss the big emergency department that was busy before, and that kind of busyness and this kind of busyness are totally two concepts.
Prior to this epidemic, myocardial infarction, cerebral infarction,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trauma and so on were the areas of our emergency department. That kind of busyness is a busy one with a sense of accomplishment. The purpose is clear. There are smooth procedures for various types of patients. They are very mature. And this time there are so many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who have no way to deal with and cannot be admitted to hospital, and our medical staff is still at this risk. This kind of busyness is really helpless and sad.
One day at 8 in the morning, a young doctor in our department sent me a WeChat, and it was quite personal, saying that I would not come to work today and I was not comfortable. Because we have rules here, if you are uncomfortable, tell me about the arrangement in advance. You tell me at 8 o'clock, where do I go to find someone. He lost his temper to me in WeChat and said that a large number of highly suspected cases were put back into the society by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you led. We understand that this is sin! I understand him because of his conscience as a doctor, but I was also anxious and I said you can Go tell me, what should you do if you are the director of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Later, the doctor came to work after a few days of rest. He did not say that he was afraid of death and fatigue, but that he encountered such a situation and felt very collapsed in the face of so many patients at once.
As doctors, especially the many doctors who came to support them, they couldn't bear it psychologically. When this happened, some doctors and nurses cried. One is crying others, and the other is crying themselves, because everyone does not know when it is their turn to become infected.
Around mid-to-late January, the hospital's leaders also became ill one after another, including our director of the office and three vice presidents. The daughter of the Chief of Medical Services was also ill and he was resting at home. So basically no one cares about you at that time, you just fight there, that's the feeling.
The people around me also started to fall down one by one. On January 18, at 8:30 in the morning, the first doctor we poured down, he said that I was recruited as the director, did not burn, only had CT, and the lungs had a large ground glass. Soon, a responsible nurse in charge of the isolation ward told me that he had fallen. At night, our head nurse fell down. My very real first feeling at that time was-luck, because it fell early, and I could get off the battlefield early.
I have been in close contact with these three people. I just work every day with the belief that I must fall. Everyone in the hospital thought I was a miracle. I analyzed it myself, it may be because I have asthma, and using some inhaled hormones may inhibit the deposition of these viruses in the lungs.
I always think that the people we do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are considerate people. In Chinese hospitals, the status of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should be relatively low among all departments, because everyone thinks that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is nothing more than a passageway. It is enough to take patients in. Already. This neglect has always existed in this fight.
In the early days, the supplies were not enough. Sometimes the quality of the protective clothing assigned to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was very poor. I was angry when I saw that our nurses wore such clothes to work and got angry in Zhou Huiqun. Later, many directors gave me all the clothes they kept in the department.
There are also eating problems. When there are many patients, the management is confusing. They simply ca n’t think that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still has something to eat. Many departments have food and drink after work. They have a large row. We have nothing here. In the WeChat group of hot clinics, doctors complain. "Our emergency department only has diapers ..." We fought at the forefront, and as a result, sometimes I was really angry.
Our collective is really good. Everyone is off the line only when they are sick. This time, more than 40 people in our emergency department were infected. I built a group of all the sick people, originally called "emergency sick group", the head nurse said unlucky, changed to "emergency refueling group". Even people who are sick don't have a sad, desperate, and complaining mentality. They are all very positive, that is, everyone helps each other to overcome difficulties.
These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are very good, just follow me and be aggrieved. I also hope that after this epidemic, the country will increase its investment in emergency departments. In many countries' medical systems,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is highly valued.
Unachievable happiness
On February 17th, I received a WeChat message from a classmate at Tongji Hospital. He said "Sorry" to me. I said, "Fortunately, you passed it out and reminded some people in time. If he didn't pass it on, he might not have Li Wenliang and the eight of them, and he would probably know less.
This time, we had three female doctors infected with the whole family. The father-in-law and mother-in-law of the two female doctors were infected with her husband, and the father, mother, sister, and husband of a female doctor were infected by five people. Everyone thinks that the virus was discovered so early, but it turned out to be so costly.
This cost is reflected in all aspects. In addition to those who died, those who were sick also suffered.
In our "Emergency Emergency Team", people often exchange physical conditions. Some people ask that the heart rate is always 120 beats per minute. Does it matter? It definitely matters, and panic as soon as they move. This will affect them for life. Can't heart failure? It's hard to say. In the future, others can go hiking and traveling, they may not, and that is all possible.
And Wuhan. You said that Wuhan is a lively place. Now it ’s quiet and quiet along the way. Many things ca n’t be bought and we have to support the whole country. A few days ago, a nurse of a medical team in Guangxi suddenly fell into a coma while at work, and was rescued. Later, a heartbeat occurred, but she was still in a coma. If she doesn't come, she can have a good time at home, and this kind of accident will not happen. So, I think we owe everyone's favor, really.
Having experienced this epidemic, many people in the hospital have been hit hard. Several medical staff below me have thoughts of resignation, including some backbones. Everyone's previous concepts and common sense of this profession are inevitably a little shaken-is that you work so hard, right? Just like Jiang Xueqing, he works too hard, is too good for the patient, he is doing surgery every year and the New Year . Today, someone sent a WeChat written by Jiang Xueqing's daughter, saying that her father's time was all given to the patient.
I have had countless thoughts myself, have I returned home to be a housewife? After the epidemic, I basically did not go home and lived outside with my husband. My sister helped me take care of my children at home. My second treasure didn't recognize me. He didn't feel me when he watched the video. I was very lost. It was not easy for me to give birth to this second child. He was 10 kg at birth. This time, weaned too — when I made this decision, I was a bit sad. My husband told me that he said that someone can encounter such a thing in his life, and you are not only a participant, you also Bringing a team to fight this battle is also a very meaningful thing. When everything returns to normal in the future, it is also a very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everyone to remember.
The leader talked to me on the morning of February 21st. Actually, I would like to ask a few questions, such as, do you think that criticism was wrong that day? I hope to give me an apology. But I dare not ask. No one said sorry to me on any occasion. But I still feel that this time it is more clear that everyone still insists on their own independent thinking, because if someone wants to stand up and tell the truth, there must be someone, and the world must have a different voice, right?
As a Wuhaner, which one of us does not love our own city? We now recall how extravagant happiness we lived in the most ordinary life. I now feel that holding the baby, going out to play with him on a slide, or going out to watch a movie with my husband, but it is not common in the past, but until now it is a kind of happiness, it is an unachievable happiness.
Am 30. Dezember 2019 erhielt Affin einen Virustestbericht für Patienten mit unbekannter Lungenentzündung. Sie umkreiste das Wort "SARS Coronavirus" in Rot. Auf Nachfrage eines Studenten nahm sie den Bericht und verteilte ihn. An diesen Kommilitonen, der auch Arzt ist. In dieser Nacht verbreitete sich der Bericht in Ärztekreisen in Wuhan, und diejenigen, die den Bericht weiterleiteten, schlossen die acht Ärzte ein, die von der Polizei diszipliniert wurden.
Dies verursachte Affin Probleme. Als Quelle der Übermittlung wurde sie vom Disziplinarkomitee des Krankenhauses interviewt und erlitt "beispiellose und schwere Zurechtweisungen", die besagten, dass sie als Fachkraft Gerüchte machte.
Nach einigen früheren Berichten wurde Affin "eine andere Ärztin, die angewiesen wurde, aufzutauchen" genannt, und einige Leute nannten sie "Whistleblower". Es war der "Pfeifer".
Dies ist der zweite Bericht von Zeitschrift "People" March Cover "Doctors of Wuhan".
Eine SMS von Affin, der Direktorin der Notaufnahme des Wuhan Central Hospital, erklärte sich bereit, am 1. März um 5 Uhr morgens und etwa eine halbe Stunde später, am 1. März um 5.32 Uhr morgens, ihre Kollegin und Direktorin für Schilddrüse und Brust zu interviewen Operation Jiang Xueqing wurde mit New Crown Lungenentzündung infiziert gestorben. Zwei Tage später starb Mei Zhongming, stellvertretender Direktor für Augenheilkunde im Krankenhaus. Er und Li Wenliang waren in derselben Abteilung.
Bis zum 9. März 2020 sind 4 medizinische Mitarbeiter des Wuhan Central Hospital an einer neuen Infektion mit einer Kronenpneumonie gestorben. Seit dem Ausbruch ist dieses Krankenhaus, nur wenige Kilometer vom südchinesischen Fischmarkt entfernt, das Krankenhaus mit der größten Anzahl von Mitarbeitern in Wuhan. Medienberichten zufolge waren mehr als 200 Personen im Krankenhaus infiziert, darunter drei stellvertretende Dekane und mehrere Direktoren der funktionalen Abteilung. Derzeit werden bei ECMO mehrere Abteilungsleiter unterhalten.
Der Schatten des Todes hängt über dem größten Tertiärkrankenhaus in Wuhan. Ein Arzt erzählte den Menschen in der großen Gruppe von Krankenhäusern, dass fast niemand sprach, sondern trauerte und privat diskutierte.
Die Tragödie hatte eine Chance zu vermeiden. Am 30. Dezember 2019 erhielt Affin einen Virustestbericht für Patienten mit unbekannter Lungenentzündung. Sie umkreiste das Wort "SARS Coronavirus" in Rot. Auf Nachfrage eines Studenten nahm sie den Bericht und verteilte ihn. An diesen Kommilitonen, der auch Arzt ist. In dieser Nacht verbreitete sich der Bericht in Ärztekreisen in Wuhan, und diejenigen, die den Bericht weiterleiteten, schlossen die acht Ärzte ein, die von der Polizei diszipliniert wurden.
Dies verursachte Affin Probleme. Als Quelle der Übermittlung wurde sie vom Disziplinarkomitee des Krankenhauses interviewt und erlitt "beispiellose und schwere Zurechtweisungen", die besagten, dass sie als Fachkraft Gerüchte machte.
Am Nachmittag des 2. März erhielt Affin ein Interview mit Menschen im Bezirk Nanjing Road des Wuhan Central Hospital. Sie saß alleine im Büro der Notaufnahme. Die Notaufnahme, die täglich mehr als 1.500 Patienten aufgenommen hatte, war wieder ruhig geworden. In der Notaufnahme lag nur ein Landstreicher.
Nach einigen früheren Berichten wurde Affin "eine andere Ärztin, die angewiesen wurde, aufzutauchen" genannt, und einige Leute nannten sie "Whistleblower". Es war der "Pfeifer". Während des Interviews erwähnte Affin mehrmals das Wort "Bedauern" und bedauerte, dass sie nach dem Interview nicht weiter pfeift. Besonders für den verstorbenen Kollegen: "Wenn ich heute schon vorausgesehen hätte, wäre es mir egal, ob sie mich kritisieren oder nicht, würde ich überall sagen."
Was haben sie in den letzten zwei Monaten über das Wuhan Central Hospital und Affin erlebt? Folgendes sagte Affin:
Beispielloser Verweis
Am 16. Dezember letzten Jahres erhielten wir einen Patienten aus der Notaufnahme des Nanjing Road Hospital. Unerklärlich hohes Fieber, das Medikament war nicht gut, die Körpertemperatur bewegt sich nicht. Am 22. wechselte sie in die Atemabteilung, führte eine Bronchoskopie durch, nahm Alveolar-Lavage-Flüssigkeit und schickte sie zur Sequenzierung mit hohem Durchsatz. Später wurde das Coronavirus oral gemeldet. Zu dieser Zeit kaute der Kollege, der das Schlauchbett hatte, mehrmals in meinem Ohr: Direktor Ai, diese Person berichtete über das Coronavirus. Später erfuhren wir, dass der Patient in South China Seafood arbeitete.
Unmittelbar nach dem 27. Dezember kam ein weiterer Patient aus dem Nanjing Road Hospital. Er war der Neffe eines Arztes in unserer Abteilung. Er war in den Vierzigern ohne Grunderkrankungen. Seine Lungen waren durcheinander und die Blutsauerstoffsättigung betrug nur 90%. Das Krankenhaus wurde fast 10 Tage lang ohne Besserung behandelt, und der Patient wurde in der Atemabteilung ins Krankenhaus eingeliefert. Es wurde auch ein Fibrobronchoskop entnommen und die Alveolarspülflüssigkeit zum Testen entnommen.
Am Tag des 30. Dezember mittags schickte mir mein Klassenkamerad im Tongji-Krankenhaus einen Screenshot eines WeChat-Gesprächs, in dem stand: "Gehen Sie in letzter Zeit nicht nach Südchina, es gibt viele Menschen mit hohem Fieber ...", fragte er mich Wenn es wahr wäre Ja, zu dieser Zeit habe ich eine CT eines typischen Patienten mit Lungeninfektion am Computer beobachtet. Ich schickte ihm ein 11-Sekunden-Video des CT und sagte ihm, dass dies ein Patient war, der am Morgen in unsere Notaufnahme kam und in Südchina war. Fischmarkt.
Kurz nach 16 Uhr an diesem Tag zeigte mir mein Kollege einen Bericht, der besagte: SARS-Coronavirus, Pseudomonas aeruginosa, 46 Arten von Bakterien zur oralen / respiratorischen Besiedlung. Ich habe den Bericht viele Male gelesen und der folgende Hinweis lautet: SARS-Coronavirus ist ein einzelsträngiges Positivstrang-RNA-Virus. Der Hauptübertragungsmodus des Virus ist die Übertragung von Tröpfchen im Nahbereich oder der Kontakt mit Atemsekreten von Patienten, was eine spezielle Lungenentzündung verursachen kann, die offensichtlich ansteckend ist und mehrere Organsysteme betreffen kann, die auch als atypische Lungenentzündung bezeichnet wird.
Zu der Zeit hatte ich Angst vor kaltem Schweiß, was eine schreckliche Sache war. Der Patient wurde in die Atemabteilung aufgenommen. Es sollte vernünftigerweise von der Atemabteilung gemeldet werden, aber aus Gründen der Versicherung und Aufmerksamkeit rief ich sofort an und meldete es der Abteilung für öffentliche Gesundheit des Krankenhauses und der Sensorikabteilung des Krankenhauses. Zu dieser Zeit kam der Direktor der Atemabteilung unseres Krankenhauses zufällig an meiner Tür vorbei. Er war eine Person, die an SARS teilgenommen hatte. Ich fing ihn auf und sagte: "Wir haben einen Patienten, der Ihre Abteilung erhalten und dieses Ding gefunden hat." Er sagte auf einen Blick, dass es problematisch sei. Ich wusste, dass es mühsam war.
Nachdem ich das Krankenhaus angerufen hatte, verteilte ich diesen Bericht auch an meine Klassenkameraden. Ich habe absichtlich einen roten Kreis auf die Linie "SARS-Coronavirus, Pseudomonas aeruginosa, 46 Arten von Bakterien zur oralen / respiratorischen Besiedlung" gezeichnet. Es soll ihn daran erinnern, aufmerksam zu sein. Ich habe den Bericht auch an die Ärzte in der Abteilung geschickt, um alle daran zu erinnern, Vorsichtsmaßnahmen zu treffen.
Das Ding wurde in dieser Nacht verbreitet, und die Screenshots der Übertragung waren die Fotos, die ich in roten Kreisen gemalt habe, einschließlich derjenigen, die ich später erfuhr, dass Li Wenliang an die Gruppe weitergegeben hat. Zu dieser Zeit dachte ich, dass es schlecht sein könnte. Um 10:20 Uhr schickte das Krankenhaus eine Nachricht. Es war eine Mitteilung über die Überweisung an das städtische Gesundheitskomitee. Der Hauptpunkt war, dass Lungenentzündung unbekannter Ursache nicht willkürlich ausgelöst werden sollte, um Panik unter den Menschen zu vermeiden. Wenn Panik durch Informationslecks verursacht wird, sollte die Rechenschaftspflicht verfolgt werden.
Ich hatte damals große Angst und gab diese Informationen sofort an meine Klassenkameraden weiter. Ungefähr eine Stunde später sandte das Krankenhaus eine weitere Mitteilung, in der erneut betont wurde, dass verwandte Nachrichten innerhalb der Gruppe nicht verbreitet werden können. Einen Tag später, am 1. Januar um 23.46 Uhr, schickte mir der Leiter der Krankenhausaufsicht eine Nachricht, damit ich am nächsten Morgen vorbeikomme.
Ich bin in dieser Nacht nicht eingeschlafen, ich war besorgt und dachte immer wieder nach, aber ich hatte das Gefühl, dass alles immer zwei Seiten hat. Selbst wenn es nachteilige Auswirkungen hat, ist es nicht unbedingt eine schlechte Sache, das medizinische Personal in Wuhan daran zu erinnern, Vorsichtsmaßnahmen zu treffen. Am nächsten Morgen um 8 Uhr, bevor ich die Schicht beendet hatte, rief ich an, um in der Vergangenheit anzurufen.
Nach dem Interview erlitt ich eine beispiellose und sehr schwere Zurechtweisung.
Zu dieser Zeit sagte der Gesprächsleiter: "Wir können es uns nicht leisten, den Kopf zu heben, wenn wir zu einem Treffen ausgehen. Der Direktor von XX kritisiert unser Krankenhaus. Als Direktor der Notaufnahme des Wuhan Central Hospital, Sie sind ein Profi. Sache? "Dies ist der ursprüngliche Satz. Lassen Sie mich zu der etwa 200-köpfigen Person in der Abteilung zurückkehren, um sie nacheinander mündlich zu übermitteln. Wir können sie nicht per WeChat oder SMS senden. Wir können nur von Angesicht zu Angesicht sprechen oder uns anrufen. Über diese Lungenentzündung können wir nichts sagen. ...
Ich war auf einmal fassungslos. Er hat Sie nicht dafür kritisiert, dass Sie nicht hart gearbeitet haben, aber es schien, dass die gute Situation von Wuhans Entwicklung allein von mir zerstört wurde. Ich hatte damals ein sehr verzweifeltes Gefühl. Ich war eine ernsthafte und fleißige Person. Ich hatte das Gefühl, dass alles, was ich tat, in Übereinstimmung mit den Regeln getan wurde und Sinn ergab. Was habe ich falsch gemacht? Nachdem ich diesen Bericht gesehen hatte, meldete ich ihn auch dem Krankenhaus. Meine Klassenkameraden und Kollegen kommunizierten über die Situation eines bestimmten Patienten. Ohne persönliche Informationen des Patienten preiszugeben, ist dies gleichbedeutend mit der Erörterung eines medizinischen Falls zwischen Medizinstudenten. Als Sie als klinischer Arzt weiß ich bereits, dass bei Patienten ein sehr wichtiges Virus gefunden wurde. Wenn andere Ärzte fragten, wie könnten Sie es nicht sagen? Das ist dein Instinkt, Arzt zu sein, oder? Was mache ich falsch? Ich habe getan, was ein Arzt und eine Person normalerweise tun sollten. Im Falle von irgendjemandem denke ich, dass ich es tun werde.
Ich war damals sehr emotional und sagte, dass ich dieses Ding gemacht habe und es nichts mit dem Rest der Leute zu tun hat. Du verhaftest mich einfach und gehst ins Gefängnis. Ich sagte, dass ich nicht geeignet bin, in dieser Position weiter zu arbeiten und eine Pause machen möchte. Der Führer stimmte nicht zu und sagte, dies sei die Zeit, mich zu testen.
Ich erinnere mich noch genau, dass ich in dieser Nacht nach Hause gegangen bin und meinem Mann nach dem Betreten der Tür gesagt habe, wenn etwas schief gelaufen ist, können Sie das Kind erziehen. Da mein zweiter Schatz noch sehr jung ist, bin ich erst über 1 Jahr alt. Er fühlte sich damals unerklärlich. Ich habe ihm nicht gesagt, was ihm gesagt wurde. Am 20. Januar, nachdem Zhong Nanshan es den Leuten erzählt hatte, erzählte ich ihm, was an diesem Tag passiert war. Während dieser Zeit erinnerte ich meine Familie nur daran, nicht zu überfüllten Orten zu gehen und beim Ausgehen Masken zu tragen.
Periphere Abteilung
Viele Menschen machen sich Sorgen, dass ich auch berufen bin, einen dieser acht Menschen zu ermahnen. Tatsächlich wurde ich vom Büro für öffentliche Sicherheit nicht gewarnt. Später fragte mich ein guter Freund, ob Sie ein Whistleblower seien. Ich sagte, dass ich kein Whistleblower bin, ich bin derjenige, der die Pfeife geschickt hat.
Aber dieses Interview hat mich sehr getroffen, sehr groß. Nach meiner Rückkehr fühlte ich, dass mein ganzes Herz gebrochen war. Ich habe wirklich hart gearbeitet und hart gearbeitet. Dann fragten mich alle Leute noch einmal und ich konnte nicht antworten.
Ich kann nur die Notaufnahme dazu bringen, sich auf den Schutz zu konzentrieren. Wir haben mehr als 200 Leute in der Notaufnahme. Ab dem 1. Januar bat ich alle, ihren Schutz zu stärken. Alle Menschen müssen Masken, Hüte und sich schnell bewegende Hände tragen. Ich erinnere mich, dass ich eines Tages, als es einen Krankenpfleger gab, der während der Schicht keine Maske trug, ihn sofort beschimpfte: "Kommen Sie in Zukunft nicht ohne Maske zur Arbeit."
Am 9. Januar sah ich einen Patienten am Voruntersuchungstisch husten, als ich von der Arbeit war. Von diesem Tag an bat ich sie, dem Patienten, der zu dem Patienten kam, eine Maske zu tragen, eine für jede Person. Sparen Sie zu diesem Zeitpunkt kein Geld. Niemand hat weitergegeben, und ich möchte hier betonen, dass das Tragen einer Maske zur Stärkung des Schutzes widersprüchlich ist.
Diese Zeit war wirklich deprimierend und sehr schmerzhaft. Einige Ärzte schlugen vor, die Oberbekleidung draußen zu tragen. Das Treffen im Krankenhaus sagte, dass sie es nicht loslassen würden und dass das Tragen der Oberbekleidung Panik auslösen würde. Ich bat die Leute in der Abteilung, ein Isolationskleid in einem weißen Kittel zu tragen. Dies war nicht spezifiziert und lächerlich.
Wir beobachteten immer mehr Patienten und der Radius des Ausbreitungsbereichs wurde immer größer. Zuerst könnte der südchinesische Fischmarkt damit verwandt sein, und dann breitete er sich aus, der Radius wurde immer größer. Viele von ihnen sind familienübertragbar. Unter den ersten sieben Personen gab es eine Krankheit, bei der die Mutter dem Sohn Essen gab. Der Klinikchef wurde krank und die Patienten, die zur Injektion kamen, wurden an ihn weitergegeben. Sie waren alle zu schwer. Ich wusste, dass es jemanden geben muss, der weitergibt. Wenn es keine Übertragung von Mensch zu Mensch gibt, wird der südchinesische Fischmarkt am 1. Januar geschlossen. Warum gibt es immer mehr Patienten?
Oft dachte ich, wenn sie mich nicht so zurechtweisen, fragen Sie ruhig nach den Vor- und Nachteilen dieser Angelegenheit und bitten Sie dann andere Atemwegsexperten, mit ihnen zu kommunizieren. Vielleicht ist die Situation besser, ich kann zumindest kommunizieren mehr im Krankenhaus ein bisschen. Wenn alle am 1. Januar so wachsam wären, würde es nicht so viele Tragödien geben.
Am Nachmittag des 3. Januar versammelten sich im Nanjing Road Hospital Ärzte der Urologie, um die Arbeitsgeschichte des alten Direktors zu überprüfen. Dr. Weifeng Hu, der 43 Jahre alt ist, ist jetzt in der Rettung; Am Nachmittag des 8. Januar organisierte das Nanjing Road Hospital im 22. Stock eine Wuhan-Rehabilitationsparty für Onyx-Patienten in Wuhan. Am Morgen des 11. Januar berichtete mir die Abteilung, dass Hu Ziwei, eine Krankenschwester in der Notaufnahme der Notaufnahme, infiziert war. Sie sollte die erste infizierte Krankenschwester im Zentralkrankenhaus sein. Das erste Mal rief ich den Chef der medizinischen Abteilung an, um mich zu melden, und dann hielt das Krankenhaus ein Notfalltreffen ab. Das Treffen wies an, den Bericht über "zwei Lungeninfektionen, virale Lungenentzündung?" Zu ändern. Zu "zwei Lungen verstreuten Infektionen"; Der letzte 16. Januar Bei einem wöchentlichen Treffen sagte ein stellvertretender Dekan immer noch: "Jeder muss ein wenig medizinisches Wissen haben. Einige leitende Ärzte sollten sich nicht unheimlich machen." Ein anderer Führer trat sein Amt an und fuhr fort: 「Niemand kann es weitergeben, aber es kann verhindert, behandelt und kontrolliert werden.」Einen Tag später, am 17. Januar, wurde Jiang Xueqing ins Krankenhaus eingeliefert und 10 Tage später wurde er intubiert und zur ECMO gebracht .
Die Kosten des Zentralkrankenhauses sind so hoch, dass sie mit der mangelnden Transparenz unseres medizinischen Personals zusammenhängen. Wenn Sie sich die gefallenen Menschen ansehen, sind die Notaufnahme und die Atemabteilung nicht so schwer, weil wir ein Gefühl des Schutzes haben und uns schnell ausruhen und behandeln sollten, sobald wir krank sind. Die wichtigsten sind die peripheren Abteilungen, Li Wenliang ist Augenarzt und Jiang Xueqing ist Nagelspezialist.
Jiang Xueqing ist wirklich eine sehr gute Person mit hohen medizinischen Fähigkeiten. Es ist einer der beiden chinesischen Ärztepreise im Krankenhaus. Und wir sind immer noch Nachbarn. Wir sind eine Einheit. Ich wohne im 40. Stock. Er wohnt im 30. Stock. Die Beziehung ist sehr gut. Da ich jedoch bei der Arbeit zu beschäftigt bin, kann ich mich nur während Besprechungen und Krankenhausaktivitäten treffen. Er ist ein Workaholic, entweder im Operationssaal oder in der Klinik. Niemand wird ihm speziell sagen, Direktor Jiang, dass Sie aufpassen und eine Maske tragen müssen. Er hatte nicht die Zeit und Energie, sich nach diesen Dingen zu erkundigen, und er musste sich darum gekümmert haben: "Was ist los? Es ist eine Lungenentzündung." Das sagten mir die Leute in ihrer Abteilung.
Wenn diese Ärzte rechtzeitig daran erinnert werden können, wird dies vielleicht nicht der Fall sein. Deshalb bereue ich es als Kunde. Wenn ich heute schon vorausgesehen hätte, wäre es mir egal, ob sie mich kritisieren oder nicht, würde ich überall sagen.
Obwohl er mit Li Wenliang im selben Krankenhaus war, erkannte ich ihn erst nach seinem Tod, da das Krankenhaus zu viele 4.000 Menschen hatte und normalerweise beschäftigt war. In der Nacht vor seinem Tod rief mich der Direktor der Intensivstation an, um eine Herzpresse aus der Notaufnahme auszuleihen, und sagte, dass Li Wenliang gerettet werden würde. Ich war schockiert über die Nachrichten. Ich habe den gesamten Prozess von Li Wenliang nicht verstanden, aber sein Zustand wurde von ihm beeinflusst. Ist es wichtig, wenn Sie nach einer Rüge schlechte Laune haben? Ich werde hier ein Fragezeichen stellen, weil ich genauso fühle wie ich.
Später, als es soweit war, bewies es, dass Li Wenliang Recht hatte. Ich kann seine Stimmung sehr gut verstehen. Es kann die gleiche sein wie meine Stimmung. Es ist nicht Aufregung und Glück, sondern Bedauern. Das Bedauern sollte am Anfang weiterhin laut schreien. Als die Leute uns fragten, sagten sie weiter. Viele, viele Male habe ich mich gefragt, ob es Zeit zurück sein würde.
Lebendig ist gut
In der Nacht vor der Schließung der Stadt am 23. Januar rief mich ein Freund der zuständigen Abteilung an, um mich nach der tatsächlichen Situation von Notfallpatienten in Wuhan zu fragen. Ich sagte, Sie vertreten privat oder öffentlich. Er sagte, ich vertrete privat. Ich werde dir die Wahrheit sagen, wenn ich in meinem Namen spreche. Am 21. Januar wurden in unserer Notaufnahme 1.523 Patienten behandelt, dreimal so oft wie üblich, von denen 655 Fieber hatten.
Während dieser Zeit wird die Situation der Notaufnahme von Menschen, die sie erlebt haben, niemals vergessen, und es wird sogar Ihre gesamte Lebenseinstellung untergraben.
Wenn dies ein Krieg ist, steht die Notaufnahme an vorderster Front. Die Situation zu der Zeit war jedoch, dass die folgenden Stationen gesättigt waren und im Grunde keiner der Patienten akzeptiert wurde und die Intensivstation entschieden abgelehnt wurde, sie zu akzeptieren. Sie sagten, dass saubere Patienten in ihnen waren, und sie wurden kontaminiert, sobald sie eintraten. Die Patienten eilten weiter zur Notaufnahme, und die Straße dahinter war nicht offen, so dass sie sich alle in der Notaufnahme stapelten. Die Patienten kommen für einige Stunden zum Arzt. Wir können überhaupt nicht von der Arbeit gehen. Es gibt keinen Unterschied zwischen Fieber und Notfall. Die Halle ist voller Patienten. Der Infusionsraum im Rettungsraum ist mit Patienten gefüllt.
Die Familie eines anderen Patienten kam und sagte, er wolle ein Bett. Mein Vater konnte es nicht im Auto tun, weil die Tiefgarage zu diesem Zeitpunkt geschlossen war und sein Auto nicht einsteigen konnte. Ich kann nicht anders, als mit Menschen und Ausrüstung ins Auto zu rennen. Auf einen Blick sind Menschen tot. Was sagst du, es ist unangenehm und unangenehm. Der Mann starb im Auto und hatte keine Chance auszusteigen.
Es gibt auch einen alten Mann, seine Frau war gerade im Jinyintan Hospital gestorben, ihr Sohn und ihre Tochter waren infiziert und sie bekam eine Spritze, um sich um ihren Schwiegersohn zu kümmern. Sobald ich sah, dass sie sehr krank war, kontaktierte ich die Atemabteilung, um ins Krankenhaus eingeliefert zu werden. Auf den ersten Blick war ihr Schwiegersohn eine kulturell qualifizierte Person. Komm vorbei und sag mir, dass ich dem Arzt danke und so weiter. Infolgedessen starb er. Vielen Dank für ein paar Sekunden, aber es wurde um ein paar Sekunden verzögert. Dieser Dankesatz belastet mich.
Es gibt immer noch viele Menschen, die ihre Familien auf die Station schicken, wenn sie dich das letzte Mal sehen, und du wirst sie nie wieder sehen.
Ich erinnere mich, dass ich am Morgen des 30. Jahres des neuen Jahres zur Arbeit kam. Ich sagte, wir würden ein Foto machen, um an das 30. Jahr des neuen Jahres zu erinnern. Ich habe auch einen Freundeskreis geschickt. An diesem Tag sagte niemand Segen. Zu dieser Zeit ist es gut zu leben.
Wenn Sie in der Vergangenheit einen Fehler gemacht haben, z. B. wenn Sie nicht rechtzeitig eine Injektion erhalten haben, ist der Patient möglicherweise immer noch in Schwierigkeiten. Jetzt streitet niemand, niemand streitet mit dir, niemand streitet mit dir. Es ist verwirrend.
Der Patient starb, und es war selten, dass Familienmitglieder traurig weinten, weil es zu viele, zu viele gab. Einige Familienmitglieder werden nicht sagen, dass der Arzt Sie gebeten hat, meine Familie zu retten, sondern zu dem Arzt gesagt haben: Hey, lassen Sie uns das schnell loswerden, das ist der Punkt. Denn zu diesem Zeitpunkt hat jeder Angst, infiziert zu werden.
Es dauert jeden Tag 5 Stunden, um sich in der heißen Klinik anzumelden. Eine Frau fiel in einer Reihe hin und beobachtete sie in einem Ledermantel, einer Tasche und High Heels. Sie sollte eine bestimmte Frau mittleren Alters sein, aber niemand wagte es, vorwärts zu treten, um ihr zu helfen, und lag lange auf dem Boden. Ich musste die Krankenschwester und den Arzt anrufen, um ihr zu helfen.
Am Morgen des 30. Januar kam ich zur Arbeit. Der Sohn eines weißhaarigen alten Mannes starb im Alter von 32 Jahren. Er starrte den Arzt an und gab ihm eine Sterbeurkunde. Es gibt überhaupt keine Tränen, wie kann ich weinen? Es gibt keine Möglichkeit zu weinen. Schauen Sie sich sein Kleid an, es kann ein externer Migrant sein, es gibt keinen Kanal zum Nachdenken. Ohne Diagnose wurde sein Sohn eine Sterbeurkunde.
Dafür möchte ich anrufen. Die Patienten, die in der Notaufnahme starben, wurden alle nicht diagnostiziert und konnten nicht bestätigt werden. Nachdem diese Epidemie vorbei ist, hoffe ich, ihnen eine Erklärung zu geben und ihren Familien etwas Trost zu geben. Unsere Patienten sind sehr arm und erbärmlich.
"Glücklich"
Ich war so viele Jahre lang Arzt und hatte immer das Gefühl, dass es keine Schwierigkeit gibt, mich zu Fall zu bringen. Dies hängt auch mit meiner Erfahrung und Persönlichkeit zusammen.
Im Alter von 9 Jahren starb mein Vater an Magenkrebs. Zu dieser Zeit dachte ich daran, als Arzt aufzuwachsen, um das Leben anderer zu retten. Später, als ich an der Aufnahmeprüfung für das College teilnahm, waren alle meine Freiwilligen mit Medizin gefüllt, und ich bestand schließlich das Tongji Medical College. Nach meinem Universitätsabschluss im Jahr 1997 ging ich ins Zentralkrankenhaus. Zuvor war ich in der Herz-Kreislauf-Medizin tätig und wurde 2010 Direktor der Notaufnahme.
Ich denke, die Notaufnahme ist wie ein Kind von mir. Ich habe es so groß gemacht, dass es alle vereinte und diese Situation nicht einfach machte, deshalb schätze ich diese Gruppe.
Vor ein paar Tagen schickte eine meiner Krankenschwestern einen Freundeskreis und sagte, dass ich die große Notaufnahme vermisse, die vorher beschäftigt war, und diese Art von Geschäftigkeit und diese Art von Geschäftigkeit sind zwei Konzepte.
Vor dieser Epidemie waren Myokardinfarkt, Hirninfarkt, gastrointestinale Blutungen, Trauma usw. die Bereiche unserer Notaufnahme. Diese Art von Geschäftigkeit ist vielbeschäftigt mit einem Gefühl der Leistung. Der Zweck ist klar. Es gibt reibungslose Verfahren für verschiedene Arten von Patienten. Sie sind sehr ausgereift. Und diesmal gibt es so viele schwerkranke Patienten, die keine Möglichkeit haben, mit ihnen umzugehen, und die nicht ins Krankenhaus eingeliefert werden können, und unser medizinisches Personal ist immer noch diesem Risiko ausgesetzt. Diese Art von Geschäftigkeit ist wirklich hilflos und traurig.
Eines Tages um 8 Uhr morgens schickte mir ein junger Arzt in unserer Abteilung einen WeChat, und es war ganz persönlich, dass ich heute nicht zur Arbeit kommen würde und mich nicht wohl fühlte. Da wir hier Regeln haben, wenn Sie sich unwohl fühlen, teilen Sie mir dies im Voraus mit. Du sagst mir um 8 Uhr, wohin gehe ich, um jemanden zu finden. Er verlor in WeChat die Beherrschung für mich und sagte, dass eine große Anzahl von Fällen mit hohem Verdacht von der von Ihnen geleiteten Notaufnahme wieder in die Gesellschaft zurückgebracht wurde. Wir verstehen, dass dies Sünde ist! Ich verstehe ihn wegen seines Gewissens als Arzt, aber ich war auch besorgt und sagte, Sie können mir sagen, was sollten Sie tun, wenn Sie der Direktor der Notaufnahme sind?
Später kam der Arzt nach einigen Ruhetagen zur Arbeit. Er sagte nicht, dass er Angst vor Tod und Müdigkeit habe, sondern dass er auf eine solche Situation gestoßen sei und sich angesichts so vieler Patienten gleichzeitig sehr zusammengebrochen fühle.
Als Ärzte, insbesondere die vielen Ärzte, die kamen, um sie zu unterstützen, konnten sie es psychologisch nicht ertragen. Als dies geschah, weinten einige Ärzte und Krankenschwestern. Der eine weint andere und der andere weint sich selbst, weil jeder nicht weiß, wann er an der Reihe ist, sich anzustecken.
Mitte bis Ende Januar wurden auch die Leiter des Krankenhauses nacheinander krank, darunter unser Direktor des Büros und drei Vizepräsidenten. Die Tochter des Chefs des medizinischen Dienstes war ebenfalls krank und ruhte sich zu Hause aus. Im Grunde kümmert sich zu dieser Zeit niemand um dich, du kämpfst nur dort, das ist das Gefühl.
Die Leute um mich herum fielen auch nacheinander hin. Am 18. Januar, um 8:30 Uhr morgens, sagte der erste Arzt, den wir eingegossen hatten, dass ich als Direktor eingestellt wurde, nicht verbrannte, nur CT hatte und die Lunge ein großes Mattglas hatte. Bald erzählte mir eine verantwortliche Krankenschwester, die für die Isolationsstation verantwortlich war, dass er gefallen war. Nachts fiel unsere Oberschwester hin. Mein allererstes erstes Gefühl zu dieser Zeit war Glück, denn es fiel früh und ich konnte früh vom Schlachtfeld verschwinden.
Ich war in engem Kontakt mit diesen drei Personen. Ich arbeite jeden Tag mit dem Glauben, dass ich fallen muss. Alle im Krankenhaus hielten mich für ein Wunder. Ich habe es selbst analysiert, es kann sein, dass ich Asthma habe und die Verwendung einiger inhalierter Hormone die Ablagerung dieser Viren in der Lunge hemmen kann.
Ich denke immer, dass die Leute, die wir in der Notaufnahme machen, rücksichtsvolle Leute sind. In chinesischen Krankenhäusern sollte der Status der Notaufnahme unter allen Abteilungen relativ niedrig sein, da jeder der Meinung ist, dass die Notaufnahme nichts anderes als ein Durchgang ist. Es reicht aus, Patienten aufzunehmen. Schon. Diese Vernachlässigung hat es in diesem Kampf immer gegeben.
In den frühen Tagen waren die Vorräte nicht genug. Manchmal war die Qualität der der Notaufnahme zugewiesenen Schutzkleidung sehr schlecht. Ich war wütend, als ich sah, dass unsere Krankenschwestern solche Kleidung zur Arbeit trugen und in Zhou Huiqun wütend wurden. Später gaben mir viele Direktoren alle Kleider, die sie in der Abteilung aufbewahrten.
Es gibt auch Essstörungen. Wenn es viele Patienten gibt, ist das Management verwirrend. Sie können einfach nicht glauben, dass die Notaufnahme noch etwas zu essen hat. Viele Abteilungen haben nach der Arbeit Essen und Trinken. Sie haben eine große Reihe. Wir haben hier nichts. In der WeChat-Gruppe heißer Kliniken beschweren sich Ärzte. "Unsere Notaufnahme hat nur Windeln ..." Wir haben an vorderster Front gekämpft, und deshalb war ich manchmal wirklich wütend.
Unser Kollektiv ist wirklich gut. Jeder ist nur dann aus der Leitung, wenn er krank ist. Diesmal waren mehr als 40 Personen in unserer Notaufnahme infiziert. Ich baute eine Gruppe aller Kranken auf, ursprünglich "Notfall-Krankengruppe" genannt, sagte die Oberschwester unglücklich, wechselte zu "Notfall-Tankgruppe". Selbst Menschen, die krank sind, haben keine traurige, verzweifelte und klagende Mentalität. Sie sind alle sehr positiv, das heißt, jeder hilft sich gegenseitig, Schwierigkeiten zu überwinden.
Diese Kinder und Jugendlichen sind sehr gut, folgen Sie mir einfach und seien Sie verletzt. Ich hoffe auch, dass das Land nach dieser Epidemie seine Investitionen in Notaufnahmen erhöhen wird. In den medizinischen Systemen vieler Länder wird die Notaufnahme hoch geschätzt.
Unerreichbares Glück
Am 17. Februar erhielt ich eine WeChat-Nachricht von einem Klassenkameraden im Tongji-Krankenhaus. Er sagte "Entschuldigung" zu mir. Ich sagte: "Zum Glück haben Sie es ohnmächtig gemacht und einige Leute rechtzeitig daran erinnert. Wenn er es nicht weitergegeben hätte, hätte er möglicherweise nicht Li Wenliang und die acht, und er würde wahrscheinlich weniger wissen.
Diesmal hatten wir drei Ärztinnen, die mit der ganzen Familie infiziert waren. Der Schwiegervater und die Schwiegermutter der beiden Ärztinnen wurden mit ihrem Ehemann infiziert, und der Vater, die Mutter, die Schwester und der Ehemann einer Ärztin wurden von fünf Personen infiziert. Jeder denkt, dass das Virus so früh entdeckt wurde, aber es stellte sich als so kostspielig heraus.
Diese Kosten spiegeln sich in allen Aspekten wider. Neben den Verstorbenen litten auch die Kranken.
In unserem "Emergency Emergency Team" tauschen Menschen häufig körperliche Verhältnisse aus. Einige Leute fragen, dass die Herzfrequenz immer 120 Schläge pro Minute beträgt. Ist das wichtig? Es ist definitiv wichtig und Panik, sobald sie sich bewegen. Dies wird sie lebenslang betreffen. Kann Herzinsuffizienz nicht? Es ist schwer zu sagen. In Zukunft können andere wandern und reisen, vielleicht auch nicht, und das ist alles möglich.
Und Wuhan. Sie sagten, dass Wuhan ein lebhafter Ort ist. Jetzt ist es auf dem Weg ruhig und still. Viele Dinge können nicht gekauft werden und wir müssen das ganze Land unterstützen. Vor einigen Tagen fiel eine Krankenschwester eines medizinischen Teams in Guangxi bei der Arbeit plötzlich ins Koma und wurde gerettet. Später trat ein Herzschlag auf, aber sie lag immer noch im Koma. Wenn sie nicht kommt, kann sie eine gute Zeit zu Hause haben, und diese Art von Unfall wird nicht passieren. Ich denke, wir schulden wirklich allen die Gunst.
Nach dieser Epidemie wurden viele Menschen im Krankenhaus schwer getroffen. Einige medizinische Mitarbeiter unter mir denken an Resignation, darunter auch einige Rückgrate. Alle früheren Konzepte und der gesunde Menschenverstand dieses Berufs sind unweigerlich ein wenig erschüttert - arbeiten Sie so hart, oder? Genau wie Jiang Xueqing arbeitet er zu hart, ist zu gut für den Patienten, er operiert jedes Jahr und das neue Jahr. Heute hat jemand einen WeChat geschickt, der von Jiang Xueqings Tochter geschrieben wurde und besagt, dass die Zeit ihres Vaters dem Patienten gegeben wurde.
Ich habe selbst unzählige Gedanken gehabt, bin ich nach Hause zurückgekehrt, um Hausfrau zu werden? Nach der Epidemie ging ich im Grunde nicht nach Hause und lebte draußen mit meinem Mann. Meine Schwester half mir, zu Hause auf meine Kinder aufzupassen. Mein zweiter Schatz erkannte mich nicht. Er hat mich nicht gefühlt, als er das Video gesehen hat. Ich war sehr verloren. Es war nicht leicht für mich, dieses zweite Kind zur Welt zu bringen. Er war 10 kg bei der Geburt. Diesmal auch entwöhnt - als ich diese Entscheidung traf, war ich ein bisschen traurig. Mein Mann sagte mir, dass er sagte, dass jemand so etwas in seinem Leben begegnen kann, und dass Sie nicht nur ein Teilnehmer sind, sondern auch ein Team mitbringen, um diesen Kampf zu führen, ist ebenfalls eine sehr bedeutsame Sache. Wenn sich in Zukunft alles wieder normalisiert, ist dies auch eine sehr wertvolle Erfahrung, an die sich jeder erinnern kann.
Der Führer sprach am Morgen des 21. Februar mit mir. Eigentlich möchte ich ein paar Fragen stellen, wie zum Beispiel, denkst du, dass Kritik an diesem Tag falsch war? Ich hoffe, mich zu entschuldigen. Aber ich wage es nicht zu fragen. Niemand entschuldigte sich bei mir. Aber ich habe immer noch das Gefühl, dass diesmal klarer ist, dass jeder immer noch auf seinem eigenen unabhängigen Denken besteht, denn wenn jemand aufstehen und die Wahrheit sagen will, muss es jemanden geben, und die Welt muss eine andere Stimme haben, oder?
Wer von uns liebt als Wuhaner unsere eigene Stadt nicht? Wir erinnern uns jetzt daran, wie extravagant das Glück war, das wir im gewöhnlichsten Leben gelebt haben. Ich habe jetzt das Gefühl, das Baby zu halten, mit ihm auf einer Rutsche zu spielen oder mit meinem Mann einen Film anzusehen, aber das ist in der Vergangenheit nicht üblich, aber bis jetzt ist es eine Art Glück, das ist es ein unerreichbares Glü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