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發布會直擊丨戈恩：要不死在日本，要不逃出去，我是一個國家的人質）
導讀：北京時間8日晚9時，戈恩在黎巴嫩召開記者會，對之前的一連串嫌疑事件和逃亡原因進行說明。
來 源丨21世紀經濟報導（ID：jjbd21；作者：戴二彪）、央視新聞、第一財經等
2019年的最後幾天，日本東京上演了一出「出逃」大戲。處在保釋期間的日產汽車公司前董事長卡洛斯·戈恩，在日本檢方嚴密監視下逃離位於東京的住所，並在日本海關未留下任何出境記錄的情況下合法入境黎巴嫩，讓這齣離奇的「逃跑劇」轟動世界。
戈恩的公關負責人透露，戈恩於當地時間2020年1月8日下午3時（北京時間8日晚9時）在黎巴嫩召開記者會，對之前的一連串嫌疑事件和逃亡原因進行說明。
據日本時事通訊社報導，包括日本媒體在內的很多國家的記者申請出席記者會，但是大多數日媒記者被拒絕。
分析認為，這次記者會是戈恩逃亡至黎巴嫩後首次在公開場合露面，日媒卻被排除在外，有可能是為了避開持批評態度的日本媒體的嚴厲追究和質問。
記者會現場
「我被單獨關押，每天被審訊超8小時」
戈恩：感謝能夠與我的家人見面。一年之前的今天，我當時被戴上手銬帶走，單獨關押，6周沒有見到我的家人 ，每一天被盤問8小時，沒有任何的律師，我不知道我的罪名是什麼，我也沒有看到他們的證據，他們踐踏了我的人權。
戈恩：400多天非人道的折磨，我只有走沒有其他的選擇，對於我的指控是沒有證據，他們沒有公布我所有的文件。他們為什麼不讓我舉行媒體發布會。他們騷擾我的妻子，監視我的所有行動。
「我被捕，是尼桑和檢察官密謀的」
戈恩：14個月的痛楚是被一些人別有用心策劃的，是一個有組織性的陰謀。
戈恩：我在黎巴， 我尊重黎巴嫩的政府，我不會做傷害黎巴嫩政府和人民的事。
戈恩：我被逮捕了，它是尼桑和檢察官密謀的。他們一開始就告訴我必須認罪，他們不想找到真相，只是想讓我認罪。
「我要不死在日本，要不逃出去」
戈恩：我要不然死在日本，要不然逃出去，我是一個國家的人質。
戈恩：他們把我的所有東西都拿走了，我必須要重現所有的事情來為自己辯護。
戈恩：中東市場是非常重要的，我想改變他們做業務的方式，因此讓當地經銷商合作，每次這麼做的結果都為公司獲得了更多的利潤。檢察官說我和當地的人有特殊
系，所以才給經銷商這些激勵費用，其實這些激勵費用是非常正常的。
戈恩：我看到了假的聯盟，他們肯定不能達成任何事情。
戈恩：我是無辜的，我是無罪的，我有很多的文件可以向大家證明。我想要正義，這就是為什麼我要離開日本。
戈恩：他們說我很貪婪，但是在2009年的時候，通用汽車情況不好，當時他們給我兩倍的薪酬想要我去通用汽車，我沒有離開，船長不能離開船。
南財快評
戈恩和日式管理：貢獻與衝突
（本文作者：戴二彪系日本亞洲成長研究所副所長，教授）
2020年1月8日，美伊正在互相威脅之際，日產汽車前董事長卡洛斯·戈恩在自己的家鄉黎巴嫩召開了逃亡以來的首次新聞發布會。雖然發布會熱度被大國政治所掩蓋，但是對日本和全球汽車產業而言，戈恩從年末到年頭的這一次傳奇出逃和隨後的變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件。
2019年12月末，沉浸在辭舊迎新氣氛中的日本列島被一條速報震驚了：保釋期間中的日產汽車公司前董事長卡洛斯·戈恩已經逃離日本、到達黎巴嫩！13個月前的2018年11月，東京地方檢察廳特別搜查部（以下簡稱東京特搜部）以違反金融商品交易法的理由突然逮捕了剛從海外回到東京成田機場的戈恩，也曾轟動一時。這次戈恩居然鋌而走險選擇逃離，其戲劇性的過程和複雜的背景再次引發世界關注。
圖片來源 / 新華網
一個曾在日本家喻戶曉的外國籍經營奇才，何以淪為被紅色通緝令追捕的疑犯？從1999年上任日產（日產汽車公司）到2019年被解除要職的20年中，我們可以看到戈恩從一個日式管理的改革者（貢獻者）漸變為眾叛親離的對立者（衝突者）的過程。
戈恩出生於巴西，成長於黎巴嫩。後留學法國，先後就讀於著名的巴黎高等理工學院和巴黎國立高等礦業學院，並獲博士學位。戈恩畢業後，曾在歐洲、美國、南美等多國擔任企業管理工作，能流利運用法語、阿拉伯語、英語、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等5國語言。其專業才能和跨文化的豐富經歷使他擁有全球化時代高級經理人的難得優勢，來日前他已經成為法國雷諾汽車公司的副總裁。
1999年，雷諾出資支援瀕臨經營危機的日產（日本三大車企之一），並委派戈恩擔任日產執行總裁。剛到日本時，日產公司上下以及日本社會對這個不懂日文的外國人並不抱希望。然而戈恩一方面深入現場和各部門調查考察，找出問題癥結所在後立即大膽改革；一方面努力學習日語和日本文化，積極和企業員工與日本社會各界溝通。
3年後的2003年，奇蹟發生了：日產公司的營銷利益率從1.4%上升到11%；國內市場佔有份額回升到20%以上；年度利益總額破歷史最高紀錄並連續三年扭虧為盈；還清了高達200多億美元的有利息巨額債務！華麗的V字形回復使日產重新回歸日本三大主力汽車製造企業行列。
2005年，戈恩同時兼任日產和雷諾的總裁。
2016年日產兼併三菱汽車公司後，由他推動結成並擔任董事長的日產-雷諾-三菱聯盟成為全球第四大汽車生產集團。
圖片來源 / 新華網
巨大的成功使戈恩一舉成為名震日本乃至全球的明星企業家。日本政府給他頒發了多種獎狀和勳章以表彰他為日本企業管理改革所做的突出貢獻，早稻田大學、法政大學授予他名譽博士學位，清華大學經管學院等國際知名院校請他擔任顧問，多國重要企業也競相聘任他兼任董事甚至董事長。當時的戈恩，頻頻在報刊、雜誌、電臺、漫畫、教科書出頭露面，可以說風頭蓋過同時代所有其他汽車企業的CEO。
戈恩的成功也為日式企業管理的改革帶來一股新風。1970-80年代全世界曾流行學習日式企業管理，但是1990年代後，IT革命和經濟全球化帶來技術進步的加速和人才流動化，使得以終生僱傭、年功工資制度、集體決策、集團內系列企業互助、忠誠企業等特徵著稱的日式管理失去了往日的魅力。而日本資產市場泡沫破裂後的經濟低迷也迫使日本經濟界冷靜下來反省自己並虛心學習歐美管理。作為當時日本大企業中最有影響的歐美籍高管，戈恩推出的一系列經營管理改革廣受矚目，特別是以下方面受到正面評價。
（1）有明確的發展遠景和高效的決策、實施體制。在總裁親自調查考察基礎上，迅速確定發展方向、發展目標並鎖定關鍵問題和對策。決策高效，實施果斷。
（2）比絕大多數日本企業領導重視投資者（股東）利益、重視財務指標和股價。從大膽削減成本（營銷成本、勞動成本、部品成本等）入手，顯著改善企業投資收益率。
（3）相比（日本企業普遍看重的）學歷、年資、工作勤勉度，更看重能力和成果。導入英語為公司內部公用語，大膽重用有能力和創意的年輕人、從其他公司跳槽的優秀專業人才、以及能推進公司全球化事業的外國人，論功行賞。
（4）與從普通職員一步一步晉升至公司最高層、行事低調的大多日本企業領導不同，職業經理人的戈恩積極參加公司外部各種交流活動，最大限發揮企業最高領導的公關作用。
但是，任何事物都有正反兩面。在戈恩式改革獲得大量讚譽的同時，來自日本企業管理界的質疑聲也一直不絕於耳。主要批評包括以下幾點：
（1）以股東（特別是大股東）利益為重，輕視公司員工權益。同時日產在就業方面的社會貢獻遠不如同業競爭對手。戈恩上任之初，為了削減勞動成本，鐵面裁員七分之一日產員工（2萬多人），震驚有終身僱傭傳統的日本產業界。
根據上市公司財務報告，在2000年3月-2018年3月期間，日本國內三大汽車製造公司中，豐田公司的員工人數從21.1萬人上升到36.9萬人，本田公司從11萬人上升到21.5萬人，均有大規模增加。與此相對，日產的員工人數從13萬人6397人增加到13萬8910人，只增加了2513人。豐田公司前社長奧田碩對戈恩的改革曾如此評論：困難的時候裁員算不上有多大的經營才能，只是日本企業家不忍心這麼做而已。
（2）權力過於集中。隨著戈恩威望日益上升，日產內的獨裁體制逐步形成，財務等重要部門任人唯親，造成公司內部監管制度弱化。
（3）在崇尚集體協作、把成果歸功於企業全體的日本，戈恩個人的實際報酬之高非常突出。財務報告表明，戈恩近年的公開年薪超過1000萬美元，是日本同業龍頭企業豐田公司總裁年薪的三倍以上。但是在戈恩看來，與美歐主要同行企業CEO的年薪（高者可達3000萬美元左右）相比，他所作的貢獻應當有更多的報答。
因此，除了上述公開年薪外，日產約定以未來支付的形式另外給他巨額報酬（2010年-2018年期間累計近9千萬美元）。同時戈恩還持有相當高比例的日產股票，每年分紅額與其公開年薪相近。此外，戈恩還以公司業務需要為名，讓日產為他在日本、歐洲、南美、中東等地購買了豪宅、名車，公私混用。
（4）戈恩同時兼任雷諾、日產的董事長等若干要職，他對雷諾和日產的忠誠心之差異讓土生土長的老日產人以及日本政府的產業主管部門對戈恩難以放心。
作為日產的最大股東，至2018年，雷諾已從日產獲得分紅利益6000多億日元（近60億美元），超過了當初（1999年）雷諾對日產的出資額（本金）。而且在2001年3月-2018年3月期間，雷諾所持的日產股票帶來的投資利益（股價增值）也已經成為該公司同期的主要利益來源（約佔63%）。
可以說，戈恩超期待地完成了雷諾委託他的重任。更引人關注的是，相關資料顯示，作為雷諾大股東的法國政府近年有意增資雷諾，欲借戈恩之力間接擴大對日產的影響力、助力法國經濟。這一動向引起了日產管理層對日產究竟是姓「日」還是姓「法」的焦慮，也引起日本政府（經濟產業省）的戒備和不安。這一點被認為可能是導致2018年11月戈恩突然被捕的深層原因。
縱觀戈恩執掌日產20年的歷程，上述正反兩面的評價一直存在。但是在初期，戈恩不僅對日產的Ⅴ字性回復作出了不可否定的重大貢獻，而且把歐美的企業管理模式和手法導入日本大型企業，為日式經營的改革提供了一個值得參考的成功樣本。
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對戈恩的評價顯然是褒大於貶。但是隨著戈恩名聲上升、居功自傲，其經營管理中的問題點逐步趨於嚴重或者被輿論放大。與此同時，日式管理在改革的同時也逐步恢復了自信。因此，在戈恩統治日產的後期，不知不覺中他已眾叛親離，最後居然被自己提拔的高管（新總裁）舉報，落得個被專管大案要案的東京特搜部逮捕、保釋、再逮捕、再保釋、不法逃離的意外結局。
值得指出的是，不少日本法律界專業人士公開指出：儘管日本檢方（東京特搜部）以違反金融商品交易法、違反企業規章（假公濟私）等罪名逮捕了戈恩，如果對照歐美企業高管的行為規範和歐美相關法律，憑目前披露的「罪證」尚很難斷定戈恩有罪。但是，在日本式企業文化和社會輿論的土壤上形成的日本法律，很容易把「自私自利」的戈恩關進牢房。
20年前，戈恩意氣風發踏上東瀛島，經歷了不一般的成功和輝煌。但是20年後，卻滿懷怨恨逃離。從一個國際著名企業家淪為國際通緝犯，既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日產和日本的悲劇。正在努力探索經濟振興之路的日本，目前最缺的不是技術，也不是資金，而是有全球視野、敢於挑戰的企業家。
為此，近年日本政府逐步放寬大門，歡迎外國投資者、經營管理人員、專業人才到日本創業創新。在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下發生的戈恩事件，其負面影響不可低估。
如何防微杜漸，避免這類悲劇再發？日本在跨國企業管治、異文化交流溝通、立法、司法等相關領域，均面臨許多有待改善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