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國家統計局18日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中國GDP總量突破100萬億元人民幣，達到1015986億元人民幣，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2.3%。2020年我國經濟總量預計佔世界經濟比重達到17%，人均GDP連續第二年超過1萬美元，進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與高收入國家差距不斷縮小。
如何評價2020年中國經濟成績單，以及展望2021年宏觀經濟走勢？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北京大學經濟政策研究所所長陳玉宇進行了相關解讀。以下為觀點概覽：
放眼全球，中國經濟超2%的增速實屬難得，高出全球平均水平約6個百分點，彰顯了中國經濟的韌性。
從總量看，2020年GDP總量突破100萬億人民幣大關，相較於1978年，中國GDP實際增長了約40倍。
對老百姓而言，2020年人均GDP約為1.1萬美元，較改革開放之初增長了約27倍，可以簡單理解為中國人的生活水平平均上漲了27倍。
如果我們將中國家庭按收入平均分為5個等分組，按照過去7年的真實可支配收入計算，中高低收入組的增速齊頭並進，基本同步，這在全球也是極為難得的。
展望2021年，從內外部看中國經濟還面臨三大方面的挑戰：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產業結構調整的壓力；金融風險的防控。
預計2021年第一季度經濟增速將達到12%-13%左右，之後逐季放緩至9%、7%和6%左右。據此，預計2021全年GDP同比增速會達到8%—8.5%。
GDP突破100萬億
可以從五個層面理解
GDP突破100萬億人民幣究竟意味著什麼？這跟老百姓有什麼關係？陳玉宇從五個層面進行分析。
第一，從全球看，2020年中國經濟「逆勢增長」。
GDP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一段時間內新生產的產品和服務總量的國際通用指標。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2020年全球經濟萎縮4.4%。相較之下，中國經濟保持2%左右的增長，高出全球平均水平約6個百分點，這表明了中國經濟具有良好的韌性。如果分季度看，中國經濟一季度同比下降6.8％，二季度增長3.2％，三季度增長4.9％，四季度增長6.5％。
第二，改革開放40餘年來，剔除通脹因素，中國GDP實際增長了約40倍，這是很罕見的。
1978年中國的GDP總量是3679億人民幣，按照可比口徑來推算（在對比不同時期價值指標時，扣除了價格變動因素），當前中國的GDP較改革開放之初實際增長約40倍，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在過去40餘年時間裡，有大約70個國家人均GDP增長速度處在1-2%之間；處在2-3%的增長速度的國家有20-30個，美國屬於2-3%之間；處在3-5%的國家有20個。超過5%的國家則只有兩個，其中一個就是中國，在8.0%左右。「中國式」高增長，是極其罕見的事。
第三，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有一定相關的：人均GDP越高，通常意味著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也越高，生活水平也就越高。
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的人均GDP也取得了長足進步，目前處於中等偏上收入國家水平。2020年中國人均GDP約為11000美元，按照可比口徑來推算，相較改革開放之初增長了約27倍，可以簡單理解為中國人的生活水平平均上漲了27倍。
從消費端看，居民有更多的錢用於消費，幸福感也就更強。從生產端看，生產方生產出更多的產品和服務，市場的良性競爭往往還使得這些新產品新服務的質量越來越高。從支出維度再理解GDP，除了消費外，還有一部分是「基礎設施和生產設備」等方面的投入，這些看似與老百姓的生活沒有直接關係，但長遠看它們增加了國家未來生產能力和工作機會等，與民生息息相關。
中國在過去的40年時間裡面，差不多每7-10年可比的人均真實收入會翻一番，因此中國每7-10年需求結構就會發生巨大變化，而美國差不多每30年人均真實收入才會翻一番。因此說美國每30年需求結構才會發生中國7-10年即會發生的事情。
第四，近些年來不僅人均收入在增長，我國收入分配結構也在悄然改善。
陳玉宇教授研究分析了最近7年來的情況，先將中國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分為5個等分組，分別是低收入組、中間偏下收入組、中間收入組、中間偏上收入組、高收入組，每等份各佔20%。
研究發現從2013-2019年，高收入組的年均收入增長速度約為7.9%，低收入組的年均收入增長速度為8.4%，也就是說從年均收入增速來看低收入組甚至比高收入組還快了0.5個百分點，雖然只快0.5個百分點，卻是難能可貴的。
過去幾十年，世界很多國家的貧富差距都在迅速擴大。包括美國在內，它的所謂的「中產階級」的收入在過去幾十年是沒有任何增長的。這也表明中國的發展模式讓這5個收入組都能以較為均衡的速度增長，是非常了不起的。這跟我們的扶貧攻堅戰、注重包容性經濟增長是密切相關的。
農業方面，美國僅有約1%的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產，但因為發達的農業技術的加持，農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很高，只需1%的勞動力就能夠滿足全國糧食安全的需要，而且是國際糧食市場上主要的糧食出口國之一。2020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強調，未來要解決好種子和耕地問題，保障糧食安全，落實「藏糧於地、藏糧於技」戰略。
工業方面，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擁有很強的基礎研究能力和企業研發能力，在很多方面還是領先於我國。雖然我國現在追趕速度也很快，但由於歷史原因形成的差距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彌補。我們未來要立大的決心，有長遠的想法，營造良好的科研生態，努力改善和追趕。
2021年經濟展望與挑戰分析
2021年，無論是國際機構還是經濟學界，普遍認為全球經濟會全面恢復正增長。這對於中國來說也是一個利好消息，意味著外部經濟發展環境會有巨大的改善。機構預測2021年全球經濟會恢復正增長，但是增長水平可能會比疫情發生之前要略低。世界銀行預測增速會在4%左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2021年中國GDP增速會達7.9%。
相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陳玉宇教授更加樂觀。他認為，中國經濟2020年一季度同比下降6.8％，假設2021年我們達到2019年的生產水平，那麼將會增長7%左右，但通常情況下，我國不僅會把2019年損失的補回來，而且會力爭再實現正常年份的6%的平均增長水平，這也意味著，2021年第一季度經濟增速將達到12%-13%左右。按照同比口徑，之後逐季放緩至9%、7%和6%左右。據此，預計2021全年GDP同比增速會達到8%—8.5%。
2021年是「十四五」開局之年，陳玉宇教授認為在宏觀政策方面，2021年會注重平衡好疫情防控常態化和經濟回歸正軌兩方面的工作，將經濟穩定在潛在增長水平上，不追求短期內的快速增長，而是追求增長的可持續性，這會是今年的基本的政策態勢。除非「黑天鵝」事件再爆發，產生經濟增長速度比預期的要低的情況，那時政策力度可能會再加強；如果經濟增長如預期水平，則政策的力度可能不會加強，只會更加注重平衡發展，當然也不會急迫地退出。
以上對全球經濟預測也存在巨大不確定性。一是疫情防控對經濟恢復的影響是否在可控範圍內。特別是有些發展中國家可能由於政府能力和資源有限，無法有力對抗疫情衝擊，導致了債務危機，從而使得經濟增長陷入停滯狀態，可能會減緩全球經濟復甦步伐。二是大國關係的不穩定性是否會增加。從短期看，中美貿易摩擦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已經見底，近兩年中國對美國出口額有所下降，但是對其它國家的出口卻實現了快速增長。隨著拜登政府的上臺，中美關係可能出現緩和。但從中長期來看，如何處理好大國關係，防範其帶來的經濟風險，仍然是一個很重大的挑戰。
近期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強調了內外兩個風險。因此，2021年至少要處理好兩方面的壓力：一是防範外部世界的風險，二是平衡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具體到中國國內，我認為還有兩方面的挑戰值得注意。
一是產業結構調整。隨著中國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國內需求結構也在發生變化，產業結構需要調整到與新需求結構相契合的狀態，這種調整在過去十年是比較激烈的。按照我的研究，預計這種激烈的結構調整還將持續10年左右，然後結構調整會趨緩。我們目前恰好處於這樣的一個過渡期，產業結構調整的形式依然很嚴峻。
未來，有些產業份額會下降，有些產業會興盛起來，導致一些產業可能要面臨不得不關門歇業的結局，同時將勞動力釋放到新興的行業中去。目前結構調整面臨的主要問題是金融機構支持力度有待提高。比如，紡織業是一個份額在GDP中正縮萎縮的產業，但一個國家總要保留部分紡織業，那些留下來的紡織企業就需要提升效率，購買更好的設備，引入更好的技術，而這些這都需要金融的支持。
二是防控金融風險。08年金融危機以來，全世界貿易增長放緩，全要素生產率和技術進步增速放慢。這些反映到實體經濟上的表現就是資本回報率變低——因為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速度降低，所以實體經濟的資本回報率同步下降，進而金融機構的資金難以流入實體經濟，而選擇流入到更加高回報同時伴隨高風險的行業，或選擇流入缺乏硬性預算約束的某些國有企業或地方政府，這種流向和配置會給未來經濟發展帶來風險。
近些年來，所謂「去槓桿」就是為了降低這種系統性風險。突如其來的疫情衝擊使得這個問題變得更複雜，這就要求我們要高度重視金融系統性風險的存在，要未雨綢繆，既要積極應對新冠疫情，使得經濟恢復到正軌，也要對症下藥「該引爆雷的地方就引爆」，不能讓那種錯誤的金融活動持續增長下去。未來我們需要有力有效地推進改革，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
中國未來的增長動力在哪？我認為供給側和需求側都可以成為增長動力的來源。從供給側來看，增長動力可以來自三個方面。
一是產業結構調整。這意味著不符合需求結構的產業得縮小，符合需求結構的產業得擴張。在縮小的過程當中，一定要淘汰低效率的企業，留下高效率的企業；要擴張的產業裡也必須讓其充滿高效率的企業。因此說引導管理和促進好產業結構調整就會為未來增長提供動力。與此同時，還要注重促進支持製造業、農業發展的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
二是發展高新技術。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了明年要抓好的八項重點任務，排在首位的就是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近些年來，中國在高新技術投資和研發發麵的投入很大，這個態勢要一直保持下去。因為高新技術具有很強的輻射作用，能夠滲透和影響到其他行業，它所帶來的動力也是很大的。
三是高素質的勞動力。中國每年有800萬左右的大學生湧入勞動力市場，它不是負擔，反而可以成為我們新紅利，這為產業結構轉型，開闢和創生新興產業，提供了充足的較高素質的勞動力資源，這是一個巨大的動能所在。
從需求側來看，增長動力可以來自兩個方面。
一是人均收入提高。收入提高會引發兩個重要改變，即人們的消費支出和消費需求都會提升。需求結構的改變會引導產業結構轉變。在這種產業結構的轉變過程中，落後的產業會被淘汰，產業整體效率會提高，也會促進新興產業的出現。
二是新興消費群體的崛起。從上面提到的收入五等分組來看，各個收入組近年來收入增長速度呈現齊頭並進的態勢，甚至低收入組比高收入組增長速度還略高。也就意味著在中國收入排在後面60%人口，即8億多中國人，會在在未來5-10年陸續地展現出他們的購買力，以及對中國經濟的拉動效果。
「十四五」期間，要推動新發展格局形成，至少有以下幾個著力點：第一，需要推動我國的工業化要再上新臺階，而不是再去發展那些小而散、散而差的製造業；第二，促進以就業為核心的服務業和城市化的發展，讓農業轉移人口留在城市，讓經濟發展成果惠及更廣大人群；第三，促進服務於製造業、服務於農業的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這是新階段和經濟高質量增長的內在要求；第四，需要繼續支持基礎設施建設和裝備投資；第五，加強智慧財產權保護和通過開放帶來競爭，這會是新發展格局下的兩個重要的推動力量，尤其智慧財產權保護，過去我們對這方面的重視不夠。最後，優化收入分配結構，現階段我們應該要將「效率」和「公平」並重，這樣才能實現包容性的經濟增長。
陳玉宇，現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應用經濟學系教授，並擔任北京大學經濟政策研究所所長。2014年獲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傑出青年獎，併入選2016年度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他致力於經濟發展和生產率、人力資本和增長、健康和汙染、行為經濟學與勞動市場、收入分配、地區差異等領域的研究。他的研究發表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報》（PNAS)等國際學術雜誌。曾獲得教育部高校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二等獎, 厲以寧研究獎、北京大學優秀教學獎，多次獲得光華管理學院教學優秀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