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九（1876—1949），號白凡，本貫安東金氏。在中國各地輾轉27年的韓國獨立元勳金九先生，是韓國歷史上的一個傳奇人物，著名的韓國獨立運動家，被譽為「韓國國父」。
金九先生是韓國的一位傳奇人物，他曾在中國流亡27年之久，親歷了韓國臨時政府的動蕩、紮根和成長的過程。他是韓國當之無愧的獨立運動家，被譽為「韓國國父"。那麼，金九先生有什麼樣的傳奇經歷呢？
1876年，金九出生在黃海道海州一個農民家庭，17歲時參加科舉考試落榜後，加入了朝鮮東學黨組織，並成為東學軍的活躍份子。20歲那年，為報國母被殺之仇，金九手刃了化裝的日本陸軍中尉土田，被逮捕入獄。後來，金九機警地逃出監獄，一度在公州麻閣寺出家，還俗後一直從事抗日革命工作。
臨危受命加入韓國流亡政府
上海馬當路306弄4號，狹窄的裡弄，可以看到當年「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舊址的房屋牆壁。熙熙攘攘的遊客，讓人難以聯想到，當年韓國臨時政府在上海活動早期的落寞。
韓國獨立運動領袖金九(1876-1949)，就是從這個臨時政府的舊址開始，在中國度過了27年。1919年朝鮮「三·一」運動後來華，1945年回國，金九親歷了韓國臨時政府的動蕩、紮根和成長。
當年韓國獨立黨中央執行委員、光復軍軍醫處長劉振東的兒子劉秀同，現居重慶。劉秀同告訴記者，他的母親黃芳曾描述說，當年流亡中國的金九「個子很高，臉上有麻子，像個黑猩猩。人看上去很剛猛，但修養挺好」。
1919年4月，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在上海成立。當這個位於上海馬當路的流亡政府首次出現在金九視野中時，他的願望，不過是在其中當一個再普通不過的門衛。其實，彼時金九的革命資歷並不低。早在1896年，在韓國國內，為報國母被殺之仇，金九曾在返鄉途中，手刃化裝的日本陸軍中尉土田，被判死刑。此後經當時的大韓帝國國王李熙下詔赦免，後越獄。此事讓金九在國內盡人皆知。在自傳《白凡逸志》中，金九這樣解釋他想當臨時政府門衛的謙卑心態：「我很早就願意做我獨立政府的門衛，其意就是，只要我國成為獨立國，我即使做個最微賤的人也可以。」結果，門衛沒做成，金九卻被任命為警務局長，此後五年當中還兼任審訊官、判事檢察、掌管刑罰。
上海時期的韓國臨時政府，實質上不過是一個半地下的革命組織。在活動前期，不但沒有獲得國民黨政府的事實承認，還要應對日本總領事館的敵對活動。此外，臨時政府的財源也岌岌可危。
韓國臨時政府成立之時，首任國務總理李承晚本人尚未來到上海，各部部長也都有名無實，足見其成立之倉促。在上海時期，臨時政府尚在襁褓之中，就面臨內部複雜的派系之爭和頻繁的人事更迭。在1926年金九任臨時政府首腦國務領之前，臨時政府首腦更換，如走馬燈般頻仍。國務總理一職，先後經歷了李承晚、李東輝、李東寧等人。曾任國務總理的李東輝，因列寧援助的200萬盧布被發現用途不明被迫辭職。李承晚因私自截留海外稅費被彈劾。
金九之子金信在《韓國國父金九之子-金信回憶錄》裡，描述了金九與上海韓國臨時政府面臨的困難：「1931年，是在滬韓國臨時政府最艱難時期，只有父親等少數中堅分子仍在頑強地支撐。敵特追捕，鷹犬遍地，父親已經12年沒能邁出法租界一步；政府財政極度困難，父親當時任政府警務局長，窮得吃了上頓沒下頓，身上穿的是破衣爛裳，狀極悲慘。處在絕境中的父親卻在考慮幹成幾件大事，以擺脫困難的政治局面。」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26年，金九被議政院選任為臨時政府首腦國務領，此後又成為國務委員會主席。在扶持其上臺的革命元老李東寧去世後，金九逐漸成為穩定的臨時政府領導人。
一場與國民黨合作的爆炸案
金九上臺，面臨著臨時政府極端的經濟困難。他在《白凡逸志》中這樣概括：「這個沒落的大家庭跟乞丐窟毫無二致。」當時，政府的房租是30元，工友月薪不足20元，但臨時政府也無力拿出這筆錢，為房租問題還與房東發生過幾次訴訟。到1928年的時候，處於低潮期的臨時政府成員，剩下不到數十名。
一場震驚國際的刺殺改變了這一切。1932年，在金九的領導和策劃下，義士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園，幹了足以改變臨時政府處境的一樁謀殺。
韓國青年尹奉吉18歲來上海，後來加入金九負責的韓人愛國團，富有革命熱血。韓人愛國團是金九負責的一個秘密恐怖組織，要求執行恐怖行動的團員，在執行任務前，向金九起誓。1932年4月，時值一二八事變基本結束，趾高氣揚的日本人，準備於4月29日在上海虹口公園舉行所謂「淞滬戰爭祝捷大會」。相中時機的金九，決定在這一天採取行動，炸死日本軍政首領。
此前一天，尹奉吉已受金九委派，到將要行事的地方進行察看。《白凡逸志》中詳述了第二天尹奉吉出發前「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悲壯一幕。當時，他和金九互換手錶，金九悲哀地對他說：「日後黃泉之下再見吧！」
日本人扮相的尹奉吉順利地進了日本在虹口公園的慶祝現場。當慶祝大會進入高潮，日本人高唱國歌時，尹奉吉衝出人群，在距主席臺幾米遠的地方，將預備好的水壺炸彈準確地投擲在臺上日本高官的腳下。在濃煙和巨響之後，炸彈顯出了極強的破壞力。駐滬居留民團行政委員長河端當場喪命。侵華日軍總司令白川義則大將身中204塊大彈片，過了幾天不治身亡。還有場上多名高官被炸傷、炸殘。
這場爆炸的影響力波及國際，也讓金九和他的流亡政府直接進入了國民黨最高層的視野。在一次講話中，蔣介石激動地說：「國民黨十個師團未能做成的事，朝鮮一個年輕的義士卻辦到了。」
這場成功的爆炸，是金九和國民黨合作的產物。一二八事變後，國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長兼淞滬警備司令陳銘樞、十九路軍將領蔣光鼐和蔡廷鍇決定採取特別行動，破壞日本「淞滬戰爭祝捷大會」。陳銘樞找到了上海「斧頭幫」首領、精於暗殺的王亞樵。王亞樵十分贊同行動，但日方為防不測，早已稱「淞滬戰爭祝捷大會」不許任何中國大陸人入場，只準日本、朝鮮和中國臺灣人入場。王亞樵想到了上海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就通過臨時政府內務總長安昌浩，將任務交給了金九。
此前，金九已經通過韓人愛國團，指派韓國義士李奉昌刺殺日本天皇裕仁，但因啞彈而未果。此次，金九吸取教訓，專注於製造炸彈。他通過韓僑，聯繫到了屬於國民黨的上海兵工廠廠長宋式，向其訂購了如日本人攜帶的水壺和飯盒形的炸彈。經過了周密的策劃，終於成事。
金九在《白凡逸志》中，並沒有提他與國民黨合作策劃的事。吉林省社科院朝鮮·韓國研究所所長、韓國獨立運動研究中心主任楊昭全分析認為，這裡有兩種可能的情況。一種是金九不願意將國民黨牽涉進來，給他們帶來來自日本的壓力。另一種是金九並不承認這場爆炸有來自國民黨方面的策劃。
虹口公園爆炸案最直接的影響，是改變了韓國臨時政府的處境，並使金九贏得了和國民黨高層對話和合作的機會。1933年1月，蔣介石在南京會見了金九，密商雙方合作事宜。在經濟上的改善也是顯而易見的。經蔣介石批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每月撥款5000元，供金九等日常開支，其他事業費由金九提出計劃，報蔣介石批准後另行核發。基於與國民黨特殊關係的建立，金九才在虹口公園爆炸案後，不太費力地躲過了日本人的搜捕。爆炸案後，日方曾最高懸賞60萬元捉拿金九。金九在時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江蘇省主席陳果夫調遣軍警的暗中保護下逃過此劫。後來，又在國民黨人、浙江省長褚輔成等人的安排下，避難於嘉興等地。楊昭全認為，金九在臨時政府的權威性，也是從虹口公園爆炸案開始建立的。
與金若山的主導權之爭
獲得國民黨最高領導人會見的待遇，並不意味著金九已經取得了在華韓人領袖的地位。事實上，在當時的中國，還分布著規模不等、數量眾多的韓國革命力量。金九主導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不過是其中的一個勢力，並且還不是具有支配地位的勢力。從國民黨政府獲得更多資源，最終取得韓國獨立運動的主導權，無疑是金九努力的重點。這當中，金九最主要的競爭對手就是金若山。
金若山同樣是革命元老，在中國奮鬥了29年，組建了朝鮮義烈團、朝鮮義勇隊，創辦了朝鮮民族革命黨。他最重要的政治資本，是畢業於黃埔軍校。他領導的朝鮮義勇隊，一度是中國關內地區最大的韓國武裝力量。
收編其他韓國革命勢力，建立自己的「法統」，一直是韓國臨時政府的重要目標。金九以民族獨立為最大政治目標，而金若山將土地革命奉為圭臬。早在1920年，韓國臨時政府曾出面勸告金若山，要求他的朝鮮義烈團歸屬到臨時政府下面，但金若山沒有聽從。金若山曾要求金九領導的「光復團體聯合會」參加朝鮮義勇隊，也被金九拒絕。
金九本擁護各黨派的合作。韓國獨立運動中的無政府主義革命者柳基石的兒子柳長青，現居上海。他告訴記者，柳基石曾回憶說，1937年，金九曾電召他到了上海，商討合作事宜。而對比金九與金若山的互相拒斥，可見兩者的對立情緒。
比金九更早，在1932年，金若山就正式得到了國民黨的援助，幫助幹部隊伍的培養。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國民黨官方援助韓國獨立運動，逐漸形成了兩個平行的體系。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為主的「黨方」，以朱家驊等為代表，主要援助金九。以國民黨三民主義力行社為主的「軍方」，以賀衷寒等為代表，主要援助金若山。國民黨內部的派系之爭，也影響到了金九與金若山的關係。最初，國民黨兩派在援助韓國獨立運動的問題上，作用相似，金九和金若山得到了對等的援助和地位。
全面抗戰爆發後，在國共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背景下，國民黨當局也力促韓國獨立運動力量的統一。1939年1月，蔣介石分別約見了金九和金若山，勸導雙方開誠合作。同年5月，金九、金若山聯名發表《聯合宣言》，主張各團體團結一致。但這只是一個短暫的「蜜月期」。同年8月，金九領導的韓國獨立黨和金若山領導的朝鮮民族革命黨，以及其他5個韓國反日獨立運動黨派一起召開「七黨統一會議」，想要謀求整合，但成效不大。
1942年，形勢開始對金若山不利。這個黃埔四期生由於喪失了對朝鮮義勇隊主力的領導權，他的朝鮮義勇隊殘部被迫併入韓國光復軍。這標誌著在獨立運動主導權之爭上，金若山最終輸給了金九。雖然在1942年9月，「黨方」的朱家驊向國民黨中常委組成的領導小組提交了韓國問題處理意見的報告，決定全力支持金九時，遭到了「軍方」賀衷寒等人的反對，報告遭否決，但金若山已喪失了國民黨對等的支持。
1943年，朱家驊向蔣介石進言：「主張政應以臨時政府為目標，黨應以韓國獨立黨為目標，軍應以李青天之光復軍為目標而扶助之。」蔣介石批示：「此後照此方針進行，不得再有變更。」此言等於官方肯定了金九在韓國獨立運動中的主導權。
韓國光復軍背後的多方角力
「當時軍隊很有錢，夥食很好，經常能吃上大米。平時部隊沒事幹，訓練以備打仗。」近日，陝西西安市長安區杜曲村80歲的老人趙秀琴這樣向記者描述。她言下的軍隊，指的是金九創立於1940年的韓國光復軍。當時，光復軍第二支隊的本部，設在陝西西安市長安區杜曲村的娘娘廟裡。
在抗戰爆發，韓國臨時政府遷到綦江後，金九就有創建一支軍隊的想法。此前的1933年春，蔣介石接見金九，曾建議他首先著手培養軍事人才，並答應對韓籍學生開放中國軍校，實施免費教育。此次會談，促使金九放棄了以恐怖暗殺為主要鬥爭方式的途徑，轉而尋求正規的軍事途徑。
1940年2月，金九在會見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局副局長徐恩曾時，正式要求中國政府支持韓國臨時政府創建韓國光復軍。為了讓中國政府答應建軍，金九還以把臨時政府移往美國來施壓。當年2月，朱家驊將金九創建光復軍的計劃書和建議呈報蔣介石。當年4月，蔣介石批准成立光復軍。1940年9月17日，韓國光復軍總司令部成立典禮在重慶嘉陵賓館舉行。成立之初，僅有總司令部和三個處。
當時，金九的對手金若山，領導成立朝鮮義勇隊已有兩年時間。國民黨「軍方」支持朝鮮義勇隊，消極對待光復軍的成立，甚至還「密飭西北各省當局取締韓國光復軍」。「軍方」此舉非同小可，光復軍的正式編組工作陷入停頓。金九多次輾轉上書蔣介石，直到1941年11月，韓國光復軍才算正式成立。而對比之下，金若山朝鮮義勇隊的成立過程，只有一個多月，可見「軍方」對金九光復軍的抵制態度。
光復軍在成立伊始，定性問題擺上了臺面。對於這支在異國他鄉成立的軍隊，國民黨政府自然要納入自己的軍事管理體系內。國民黨領導的軍事委員會於光復軍正式成立的同月，頒布了《韓國光復軍行動準繩》。這個「準繩」規定，光復軍在抗戰期間直接隸屬於國民黨領導的軍事委員會，並由參謀總長掌握運用，僅接受中國最高統帥部唯一的軍令，不得接受其他的軍令。這個「準繩」等於指定光復軍為中國軍隊麾下的部隊，韓國臨時政府在管理上毫無作為。金九對這個「準繩」深為不滿，上書施壓，甚至要求將光復軍取消。但直到1945年2月，韓國光復軍才改由韓國臨時政府統轄。而此時距離抗戰勝利不過數月。
不過，光復軍享受到的待遇並不差，其所有被服、軍械、糧餉全由中國提供，每個成員享受中國少尉以上軍官的待遇。
雖然在軍事管理上，受到國民黨諸多掣肘，不過，吸收金若山的朝鮮義勇隊，是金九的光復軍在主導權之爭上的勝利。
1938年之後，國共摩擦加劇，國民黨實行了反共政策。思想左傾的朝鮮義勇隊，受到了來自國民黨的壓力。國民黨停止了對朝鮮義勇隊的財政支援，引起了朝鮮義勇隊的不滿。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加入了對朝鮮義勇隊的爭取。1939年，中國共產黨在朝鮮義勇隊第二隊正式建立了黨支部。受中國共產黨的推動，1940年，朝鮮義勇隊調整戰略，主力部隊結束了在國統區正面戰場的抗日活動，開始到華北敵後戰場，與中國共產黨合作。
但出人意料的是，金若山並沒有隨著朝鮮義勇隊主力北上，而是留在了重慶。吉林省社科院朝鮮·韓國研究所所長、韓國獨立運動研究中心主任楊昭全認為，金若山沒有北上，是因為他並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而只是一個思想左傾的革命者。但有一個明顯的事實，就是當時在重慶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周恩來不同意金若山北上，認為他留在重慶更有利於革命。
留在重慶的金若山，顯然被孤立了。在當時國共鬩於牆的背景下，金若山的主力部隊投奔共產黨，自然影響了國民黨的態度。這讓他在與國民黨交往中處於被動地位，只能接受殘餘隊伍被金九光復軍合併的命運。
1942年2月，「黨方」代表朱家驊呈文蔣介石，建議將朝鮮義勇隊所餘少數人員劃歸光復軍督理。蔣介石督責「軍方」採取措施，改編餘留在國統區的朝鮮義勇隊，將其併入金九領導的光復軍。「軍方」的賀衷寒此時也公開主張「牽制朝鮮義勇隊的政治傾向，應讓他們順從於右翼」。賀衷寒所言的右翼即金九的勢力。
1942年2月，金九主動與金若山談判。同年5月，國民黨領導的軍事委員會發布命令，將朝鮮義勇隊改編為韓國光復軍。朝鮮義勇隊成為了韓國光復軍的第一支隊，金若山成為了光復軍副司令。
與中國共產黨的務實交往
在自傳《白凡逸志》中，金九的首要政治願望，是建立民族國家，追求民族的獨立自主。他對共產黨，並沒有一個清晰的、一貫的態度。
中國共產黨對韓國臨時政府的最早表態，是一種批評的態度。1930年，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發表文章，批評韓國臨時政府脫離下層群眾。虹口公園爆炸案贏得了中國共產黨的輿論支持。同年5月，中華蘇維埃中央人民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以正面的口吻讚揚了「高麗黨人」的壯舉。
1941年，在延安召開了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會，金九與毛澤東、蔣介石等30餘人被推舉為大會名譽主席團成員。這次會議是由朱德、吳玉章等人倡議召開的一次大規模支持東方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會議。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朝鮮獨立同盟各分盟，都懸掛了毛澤東和金九的畫像。這等於中共承認了金九在韓國獨立運動中的領導地位。
不過，由於金九主要在國統區工作，他與中共的接觸沒有與國民黨那樣頻繁。在《白凡逸志》中，只有一個地方提到了與中國共產黨的交往。那是在抗戰結束時，臨時政府要離開重慶，中國共產黨本部的周恩來、董必武為臨時政府國務院全體委員舉行了歡送宴會。
金九在政治上並不贊成共產主義，但他在與共產黨的交往中，採取的是務實的態度。所有的交往，都為著民族獨立服務。正因為如此，他領導的獨立運動，得到了中國共產黨的輿論支持。在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發行的《新華日報》，發表了關於韓國獨立運動的報導392條，高於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的225條。
未被外交承認的臨時政府
「臨時政府人員剛到重慶時，由於水土不服，很多人得了肺病。他們的飲食也不好，經常只能吃到蘿蔔、白菜。」韓國獨立運動革命後人劉秀同告訴記者，他的母親黃芳曾這樣描述韓國臨時政府在重慶的歲月。事實上，這種艱難處境，與韓國臨時政府始終未被國民黨政府承認的政治地位相符合。
早在孫中山領導的廣東護法政府時期，韓國臨時政府就與廣東護法政府建立了事實上的外交關係。之後，金九一直在為包括國民黨政府在內的國際社會承認韓國臨時政府而奔走。20世紀40年代，金九多次向國民黨政府提出了承認的請求。但事實上，在韓國臨時政府遷入重慶之前，甚至還不能打出「臨時政府」的招牌，只能用「韓國國民黨」的名義活動。1940年，韓國臨時政府才公開在重慶掛出了招牌。
不過，如前所述，臨時政府在重慶面臨的困難，並沒有因公開活動而減少。黃芳曾回憶說，在重慶時，金九年過六旬，身體經常不好。劉振東當時行醫，經濟條件較好，金九一度寄住在他家。
臨時政府建立後，一直致力於樹立自己的「法統」地位。早在巴黎和會展開的時候，韓國臨時政府就派員出席，請求國際社會承認大韓民國為獨立共和國。金九在創立光復軍的時候，也是把它作為一支韓國「國軍」對待的。儘管這樣的努力並沒有得到國民黨政府的實際回應。
在抗戰勝利後，金九反對解散臨時政府，主張臨時政府「回到漢城在國民面前移交政府之前，仍然保持現狀」。但最後由於美國的反對而失敗了。美國人甚至拒絕讓臨時政府作為組織回國，只允許臨時政府成員以個人名義回國。
令金九無法左右的還有，美蘇等國，早已通過開羅會議等國際會議，確定了朝鮮半島在戰後的政治格局。羅斯福提出了對朝鮮半島實行信託統治的構想，得到了史達林的同意。大國對朝鮮半島的強勢介入，使得金九獲取國際社會對臨時政府承認的努力成為「畫餅」。
在開羅會議上，蔣介石和羅斯福單獨會談的時候，曾提出了中國政府的立場，就是戰後讓韓國獨立。但在抗戰後期，國民黨政府內外交困，在國際上喪失了應有的話語權。在美蘇主導的朝鮮半島問題上，國民黨政府無力堅持韓國獨立的立場，自然無法給臨時政府以外交承認。
但國民黨政府給與了金九外交允許的最大支持。1945年10月，國民黨政府同意支持臨時政府回國和開展工作，在已撥付5000萬元的基礎上，又撥付法幣5000萬元，美金20萬元。特殊的是，在臨時政府成員返國後，從來沒有外交承認韓國臨時政府的國民黨政府，同意韓國臨時政府設立駐華代表團，協助中國處理韓僑事務。
在韓國獨立問題上的無力感在鬥爭生涯的後期折磨著金九。以至於日本投降的消息傳來，金九卻覺得像天坍了一般。他在《白凡逸志》中沮喪地寫道：「我們在這次戰爭中沒有做過一件事，因此在國際上將沒有充分的發言權。」
韓國獨立運動的致命弱點是，存在激烈的內部派系鬥爭。在金九的積極斡旋之下，1940年，韓國國民黨、韓國獨立黨、朝鮮革命黨實現了三黨的合併，組成了新的韓國獨立黨，大大加強了韓國獨立運動的力量。為了爭取國際社會承認，金九委任旅居美國的李承晚為全權代表，與美國政府交涉，要求將韓國列為對日抗戰的同盟國之一。經過不懈努力，1943年10月舉行的開羅會議，終於奠定了戰後朝鮮獨立國的地位。
然而，金九爭取國際社會承認臨時政府的努力，卻最終未能獲得成功。1945年日本投降後，為實現韓國獨立復國的目標，他開展了一系列緊張的外交活動。但是美蘇迅速達成協議，以「三八線」為界分由兩國軍隊佔領朝鮮半島，美軍在其佔領區建立了「軍政府」。當美英等國拋出「國際託管」的方案時，金九強烈反對分裂朝鮮半島的陰謀，決定立即從上海飛回韓國，從而結束了在中國長達27年的流亡生涯。被譽為韓國國父，他曾在中國流亡27年，被暗殺後韓國人悲痛不已回國後他奔走呼號，為謀求國家統一做出了大量工作，可是在美蘇冷戰的大背景下，國內外各種政治勢力錯綜複雜，最終導致了朝鮮半島的南北分立。年愈七旬的金九先生悲憤不已，憤而退出政界。1949年6月26日，金九先生在自己家中被韓國右翼分子安鬥熙秘密槍殺，終年74歲。金九先生的遇難，令韓國人民悲痛不已，他們為失去一位非凡的政治家而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