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7日至20日，華東師範大學民間記憶與地方文獻研究中心組織舉辦了第三屆「浙南田野調查班」。來自全國各地共計15所高校的27名本科生、碩博士研究生在中心主任馮筱才和中心副主任李世眾的帶領指導下，一同前往麗水市景寧畲族自治縣進行了為期半個月的田野調查。
多年來，華東師範大學民間記憶與地方文獻研究中心一直以浙南地區作為主要研究區域，曾多次舉辦浙南區域史研究工作坊及相關學術會議，並數次派遣團隊開展實地調查。2017年的夏天，中心曾組建第二屆「浙南田野調查班」，以麗水市遂昌縣為考察點，進行了普查式的文獻搜集與口述訪談。今年上半年，李世眾老師帶領多位中心成員在麗水市各縣進行了為期近一個月的前站調研，最終確定將景寧畲族自治縣作為本屆田野班的調查地點。
整體的浙南區域社會史研究在調查正式開始的前夜，兩位帶隊老師向調查班全體成員傳達了田野調查及社會史研究的理念與方法。
馮筱才教授首先指出了研究「浙南」的重要意義。他認為，與華北等地不同，浙南保留了較多古村落的原始格局和構造，遺留有帶有地方獨特氣質的民間信仰和廟宇建築，故能夠較深刻反映當地的歷史發展脈絡。之後，馮老師簡要地介紹了此次的考察對象——景寧。自1984年景寧建立畲族自治縣以來，「畲族」便成為景寧的一項標籤。如何在有效使用這一符號的同時，考察本地畲族的生活實態，是此次田野班需要重視的問題。此外，馮老師還提到了「制度」與區域社會史研究的關係。典章制度歷來為歷史學者所高度重視，但這並不等同於歷史真實。事實上，制度往往是因時制宜、因地制宜的。因此在具體的區域環境下，制度也會具備特有的地域色彩，這是田野工作者需要具體考察的部分。而揭示這種區域特質的最佳方式，則是關注特定時空下，具體的「人」的活動。總言之，正如中心名稱所展現的那樣，歷史研究應重點關注「民」與「地」，前者意味著去觀察「人」的生活與觀念，後者表現為深入到具體的地方社會中去。
之後，李世眾老師進行了補充。他首先細緻地解釋了何謂「地方史」。「地方史」並不等同於「地名史」，基層社會研究並不是簡單地撰寫「鎮志」或「村志」，而是要梳理該地區發展的歷史脈絡，挖掘出其獨有的特質。為此，需要著重關注該地區的以下幾項歷史過程，譬如其移民的歷史、山地開發的歷史以及基層社會組織發展和演變的歷史。此外，李老師還指出口述訪談時可應用的重要概念——「生命史」。較小層面的「生命史」指代個人的生命歷程，在與訪談對象交流時可從其一生中的重要事件切入。而與此同時將個體的「生命史」延伸，則能夠與村落、乃至整個區域的歷史進程產生聯繫。比方說，受訪者的生活出現重大轉折時，村莊是否發生了重要的社會事件，政府在地方上是否推行了特定的政策和制度。換言之，個人「生命史」的背後隱藏著地方社會的「生命史」。以個人為線索，與區域社會相勾連，可以反映區域社會的「前世今生」。總的來說，歷史研究中最重要的還是「人的歷史」，宏觀、權威的歷史書寫背後都需要真實生活過的生命個體作為支撐。
畲族縣與畲族人畲族系我國少數民族之一，普遍認為發祥於廣東潮州鳳凰山。1995年版《浙江省景寧畲族自治縣誌》稱，唐永泰二年（766年），畲族一支從福建羅源徙居浙江青田鶴溪大赤寺（今景寧畲族自治縣澄照鄉），定居葉山頭村（今鶴溪鎮），開畲族入遷之線路。而據《同治景寧縣誌》等文獻記載，景寧於明景泰三年（1452年）置縣，時兵部尚書孫原貞以「山谷險遠，礦徒嘯聚」為由，奏析青田縣柔遠、沐鶴二鄉，始置景寧縣。到了萬曆年間，畲民大量遷入，開始和漢族一起開闢山林。時至1984年6月，國務院批准以原景寧縣地域建立景寧畲族自治縣，景寧成為我國第一個畲族自治地方。
學界對景寧畲族的關注由來已久。民國18年（1929年）夏，德國學者史圖博和上海同濟大學教師李化民前往景寧實地調查，撰寫了《浙江景寧縣敕木山畲民調查記》一書。1953年8月，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委派民族學專家施聯珠帶領調查小組赴景寧畲鄉進行民族識別調查，後編寫了《浙江景寧縣東弄村畲民情況調查》等作。中心此次來到景寧，也將「畲族」作為重點考察對象之一，希望能沿著前人走過的路途，對畲族在學術上有進一步的深化認識。
根據景寧地方政府提供的最新數據，目前景寧全縣總人口17.22萬人，其中畲族人口1.99萬人，佔總人口的11.5%。而在例如鶴溪街道管轄的敕木山地區，仍存有以畲族人口為主體的畲族村落。在田野調查正式開始的第二天（8月9日），調查班全體成員便前往敕木山進行集中考察，在該地走訪了敕木山、周湖、惠明寺、東弄等畲族村，期間還曾一度踏入了九十年前史圖博住過的房間。
敕木山村的史圖博舊居作為全國首個自治縣，「畲族」自然成為了當地重要的文化標籤。一些村鎮已經嘗試藉助「畲族」的身份打造旅遊行業，同時也有一些畲民或出於文化認同開始有意識地傳播和推廣畲族文化。在敕木山村，我們曾向一位畲族女性了解到，當地的女性朋友會在微信上組建畲族山歌的好友群，在群中大家會互發語音唱歌來進行互動。另外，我們也接觸到一些帶有知識分子背景的畲族老人已長期從事畲族民歌與畲民宗譜的編纂工作。在這樣的畲族文化工作者的幫助下，我們對畲族的民俗習慣與文化傳統，如婚嫁、服飾、娛樂、飲食等有了更多的知識性的認識。
在村民家中拍攝到的《畲族山歌》手抄本但與此同時我們發現，外界接收到的畲族形象與畲族民眾的生活實態之間卻有著非常大的距離。例如，「三月三」通常被公眾視作畲族最具標誌性的節日。據說過往逢農曆三月初三，畲民會用烏枝葉蒸糯米飯，俗稱「染烏飯」。然而在訪談過程中，有畲民表示「三月三」這個節日是近些年才開始過的，反倒是在春節或端午等全國性的重大節日期間，他們才會真正盛大地進行慶祝。種種類似的情況似乎說明，大眾對畲族的認知很有可能是人為建構的結果。事實上，現實生活著的畲族人與概念化的「少數民族」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僅僅藉助文獻中的瑣碎片段便向其強加種種他者想像，無疑會與歷史真實背道而馳。
在與畲民訪談的過程中，我們還尤其關注畲族與漢族的關係。歷史上，畲族人民曾數次發動以「反對民族壓迫」為名義的社會運動。如清光緒八年（1882），張春鄉畲民三人抗議武生會試存在民族歧視，又如民國22年（1933年）6月，景寧畲民代表藍政科等10人聯名上書稱畲民遭受壓迫。是故，畲族與其他社會群體的關係成為我們迫切想探求的學術問題。對此，我們得到了許多截然不同的回答。有的漢族老人回憶，自民國以來，漢人與畲民之間便一直保持著平等的經濟合作，漢族還會向其傳授生產方法，堪稱「漢畲一家親」。但另有受訪者指出，畲族人初到某村，往往需要向漢族人租種土地維持生計，二者的關係是租佃關係，而畲民只能在受僱時私自學習耕種技術。顯然，田野中的許多受訪者會受到當今社會思潮和輿論的影響，對往事進行二次加工，而真正的歷史細節則被遮蔽了。歷史上畲族與漢族的關係究竟如何，畲族如何進入當地社區並與之互動，過往那些「民族運動」的實質是什麼？這些問題仍有待進一步的調查研究。
山林經濟：種菇與放排景寧地處浙南山區，縣境內山嶽重疊、森林茂密，故在產業上呈現出山林經濟的特點，而其中又以香菇種植和木排水運最為突出。
景寧地區的香菇種植由來已久，據食用菌專家張壽橙、賴敏男編著的《中國香菇栽培歷史與文化》載，香菇栽培即源自浙江龍泉、慶元、景寧三縣（市）連成一片的、以創始人吳三公住地龍巖村為中心的菇民區。而在景寧縣境內，又以英川鎮名氣為最盛，被稱為「世界香菇栽培的發源地之一」，近年來曾多次舉辦「菇民節」等文化旅遊活動。
8月11日至12日，調查班到訪英川。通過大量問訪，我們對本地香菇的生產流程和菇民的生活狀況有了比較直觀的認識。「做椾守菇燒炭趕圩」八字，可精練概括菇民從生產到銷售的整個流程。除了生產本身，香菇種植還延伸出相關的行業神崇拜與行會組織。在英川鎮底垟村包坑口，有名為「三合堂」的堂廟，其在承擔宗教功能的同時亦是過往解決行業爭端的公共場所。此外，菇民群體還孕育出極具生存特徵的行業文化，如其買賣過程中的行話暗語，以及日常習「菇民拳」的生活習慣等等。
英川鎮底垟村的菇神廟作為香菇起源地，英川鎮的大部分生產者都繼承了祖輩的技藝。但與預期不相符的是，英川本地的香菇產量卻很少。據村民說，香菇種植需要原木，但本土木材資源較為有限，故實際上，幾十年前的菇民往往會辦理一張所謂的「菇民證」，遠走他鄉至江西或福建等地租下山林、種植香菇。而在集體生產時期，稻穀、番薯和大豆方構成本地主要的經濟作物，菇民僅在有限的農閒時期才會外出種菇。
這一現象讓我們去反思自然環境與經濟模式之間的關係。香菇的「起源地」與「種植區」之間並不能畫上等號，即便本地的山林環境催生了香菇業的產生，但本地人在選擇生計方式時仍會受到多種外部因素的制約，故最終會呈現出「名」與「實」的差異。
景寧亦位於甌江流域，境內的小溪是甌江最大支流。在此依山傍水之地，藉助水流運輸木材的放排業便自然形成。
景寧縣的沙灣鎮有「縴夫故裡」之稱。通過8月15至17日的走訪調查，我們了解到，過往排工放排大致按照「沙灣-青田-溫州」的線路，木排順流而下，沿岸的村鎮便由此產生了貿易聯繫。根據當地一位縴夫的描述，航道上主要運送的貨物是茯苓、茶葉、木材、扁擔和挑擔，通常2天左右可以到達溫州，但逆流而上回到沙灣則需要一周以上。
依山傍水的「縴夫故裡」時至世紀初，沙灣鎮七裡村仍有人從事放排。但隨著河道逐漸收縮，河流的運輸能力隨之下降，但凡溫州市場對木材的需求增加，木排運輸的弊端便被放大。如今公路修繕成熟，放排這一傳統行業最終成為了「時代的眼淚」。
通過考察放排業，我們得以深入接觸在沿江地帶生活過的水上群體，而木排運輸的路線則勾勒出景寧與下遊地區貿易往來的網絡。透過行業及其人群，研究者方能以小見大地觀察區域整體的經濟活動，進而重新定義地區之間的互動關係。
地方民間信仰與民眾精神世界在很長的時間裡，民間自發的神明崇拜都被視作「封建迷信」。現如今，人們對「民間信仰」的認識逐漸趨於理性，研究地方社會的信仰問題不僅是對法定宗教的補充，同時也是了解地方民眾觀念與精神世界的有效窗口。
景寧縣境內民間信仰種類眾多、分布廣泛，馬天仙、湯夫人、何八公、五顯靈官等神明信徒眾多，其中又以馬天仙影響最大。
8月17日，杭州師範大學陳明華老師帶領田野班的一個小組前往景寧縣鸕鷀鄉，對馬天仙信仰進行專門調查。馬氏天仙信仰集中在浙閩兩地，鸕鷀鄉的宮廟乃是「祖殿」，亦為馬仙崇拜的信仰中心。據鸕鷀本地當地人介紹稱，馬天仙本名七娘，原系陝西人，因逃難來到景寧，後於此地飛升。馬仙崇拜始於唐開元年間，肅宗乾元年間李陽冰任縉雲縣令時撰有《馬仙廟碑記》可以為證。宋時亦屢屢顯聖，被敕封為「護國馬氏夫人」。自後，馬仙殿香火不斷，馬仙崇拜成為一地習俗。
解放後破除迷信時期，村民的信仰活動被禁止，但仍有信眾私下偷偷祭拜。八十年代，當地善男信女自發出錢出力開始重修，相關的信仰活動逐漸恢復。據傳說，馬天仙的三女兒嫁到福建，故福建一帶也有馬天仙的廟宇。每年七月初七，鸕鷀祖殿都會有極為隆重的祈福巡仙活動。香客不僅來自景寧本地，周邊的慶元、龍泉等地也會有人來參加活動。
馬天仙信仰在景寧極為普遍，圖為沙灣鎮季莊村的另一所馬氏天仙廟除了帶有濃厚本土特徵的地方神外，景寧也受到了外鄉神靈的眷顧。例如沙灣鎮水井村的村民額外供奉著來自福建的陳十四娘娘。陳靖姑信仰遍布閩北，在兩年前調查的遂昌縣也較多見，但在景寧卻屬例外。陳十四娘娘出現在水井村或許與該村特定家族的遷徙有關，為當地的移民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線索。
此外，本土神與外來神的共處也頗具可探討之處。通過訪談，我們獲知當盛大節日來臨，村民會去邀約陳十四娘娘和本地的湯夫人一同出巡。非常有趣的是，陳夫人可以「選擇」是否接受道士的祈求離開神殿，而湯夫人卻沒有拒絕的權利。還有村民直接表示，陳夫人經過皇帝封敕，故比其他神都「厲害」，相較之下村民會較看低不具封號的神靈。這些現象或許反映出當地民眾超自然觀念中較為功利的一面。人們對不同神靈的接受或認可程度存在著顯著的區別，體現出地方神靈世界與現世相類的科層體系。
沙灣鎮水井村的麒麟殿，裡面供奉著來自福建的陳十四娘娘通過與相關宗教人員進行對話，我們得以重構浙閩一帶以特定神明為中心的信仰圈和移民網絡。而在考察過程中，我們也開始注意宗教制度在地方的落實問題。即便在相關政策較嚴苛的時期，基層民眾也會用自己的方式去延續民間信仰，從而靈活地回應制度。這些現象讓我們更深刻地理解當地人的精神世界，從而進一步碰觸某些歷史片段更真實的一面。
一直在田野8月20日晚，調查班全體成員在景寧縣城舉行告別晚宴，歷時近半個月的第三屆「浙南田野調查班」在歡笑與淚目中圓滿結束。
對於本中心而言，此次在景寧畲族自治縣的田野調查是整個浙南研究工作的重要一部分。與先前在遂昌、溫州等地的考察情況相聯繫，我們發現了許多類似的歷史信息，從而進一步提煉出具有區域普遍意義的學術問題。相信這次在景寧的種種收穫對於浙南地區的研究者來說可以形成一種鼓舞，這段經歷印證了許多過去的猜想，為今後的學術研究帶來了更多的可能性與可行性。
此外，本次實地作業也是一次方法論和治史理念的實踐。「眼光向下」的田野考察不僅意味著實地獲取地方文獻，同時也包含著人文關懷與社會責任感。走出書齋進入田野，了解基層民眾的真實體驗，為他們發聲、保留記憶，目睹現實世界不為公眾重視的社會問題，這理應是當代知識分子的責任。本次田野班的許多成員此前並沒有田野調查的經驗，通過這次學術活動，能讓參與者培養在學術能力的同時，對學術之外的問題有所思考，無疑是非常驕傲的事情。
未來，中心還將繼續舉辦有關的田野調查班與學術工作坊。浙南區域社會史研究仍需要學界同人源源不斷地深入基層進行實地考察。這是一項事業，我們一直在田野。
（感謝洪珊珊、黃一彪、張柯、何澤明、蔣麗萍、袁凱旋、張丹蓉、施琪等同學供稿，本文部分內容引自調查班成員的田野材料，在此一併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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