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晚清之際的中國社會與中國佛教，都處於內憂外患的歷史陰影之中，救亡圖存成為許多愛國愛教人士的重大使命。在此背景下，楊仁山居士於1866年創辦了金陵刻經處，刻經弘法、辦學育人、振興義學，成為近現代中國佛教復興的重要奠基人。本文詳細回顧了金陵刻經處創辦150年以來的曲折歷程與卓異成果，展現了楊仁山居士、太虛大師、歐陽竟無、趙樸初居士等著名佛教人士為全面復興中國佛教而做出的不懈努力。同時，清晰梳理了自東漢佛教傳入中國以來經典翻譯及義學研究的嬗變脈絡，尤為翔實地闡述了金陵刻經處對近現代佛教義學的巨大貢獻和深遠影響。文中引用大量文獻資料，真實再現了金陵刻經處從出版、教育、研究到統一佛教組織、創辦佛教刊物，從博搜廣弘大乘經典、重興義學研究熱潮到啟迪社會革新思想，從民族文化的傳承堅守到世界弘法的國際視野等多方面歷史貢獻，為當代中國佛教的思想文化建設、人才培養、世界傳播提供了豐富的啟迪。
關鍵詞：金陵刻經處 佛教義學 楊仁山居士 太虛大師 歐陽竟無
引言
一個半世紀前，中華民族正處於國力衰弱、列強入侵、國內戰爭、社會動蕩的內憂外患之中，救亡圖存成為時代的第一主題。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楊仁山居士在南京創立了我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佛教文化出版社——金陵刻經處，刻經演教，育才研究，從此開始了長達數十年的弘法利生的光輝歷程，直接推動了中國佛教的近代復興，同時也為當時整個中國社會的發展和變革提供了獨特寶貴的精神資源，被公認為中國近代佛教「復興之父」。飲水思源，薪火相傳，在我國正逐步實現中華民族全面偉大復興，中華文化走向世界，中國佛教助力中國夢的今天，研究回顧金陵刻經處對於近現代佛教義學發展的作用與影響，不僅對當代中國佛教的思想文化建設、人才培養、世界傳播具有多方面的啟示，而且能夠為中華文化與民族的復興帶來思想靈感，因此意義十分重大。
一、金陵刻經處一百五十年回眸
1、金陵刻經處創立的背景和因緣
十九世紀中葉，伴隨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西方列強大肆向海外拓展殖民地，侵略勢力逐步向我國延伸。自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我國被迫籤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喪權辱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華民族陷入空前深重的危機。與此同時，中國傳統佛教由於自身積弊日深、國內太平天國運動的衝擊、外來政治文化力量的擠壓，也已衰敗至極，處境艱難，命若懸絲。正如太虛大師曾經指出：「西漢以來，中國之社會，處儒教專化之下，佛法雖來中國，以避其排斥，僧乃遊方之外，住持佛教之淨儀。而社會之承受其化者，一為功成身退之隱逸；一為施政者借充神道設教之用，以鬼神禍福輔治愚民；故非僻於離世之禪寂，即為腐於流俗之迷信，初未嘗宣傳佛法之真義於民眾，俾社會之倫理、政治、經濟裁成於佛之教化焉。唐、宋來為僧化根本精神之禪宗，宋、明儒亦聞其風而自張門戶也。夫禪宗本高建於律與教義之基礎上者；元、明以降，律儀隳弛，教義淹晦，宗門亦漓為大話欺人之口頭禪。持律、談教之淨土家，乃從而代之；故明、清來沙門居士之高者，大抵歸崇淨土。然晚清後儒化之中國民族，一被劫於西洋之武力侵略，再被劫於西洋之宗教侵略，三被劫於西洋之民治侵略，四被劫於西洋之科學侵略，門戶洞開，藩籬盡撤。值此思想解放之時會，清末楊仁山居士汲汲流通精典，遊扶桑者既習聞佛故，康、譚、章、嚴、梁氏等之政論者，亦時好談佛，於是佛之教義浸為士夫學子所留意。」
面對民族與佛教的雙重危機，大批愛國愛教的仁人志士進行了一系列積極的救亡圖存的探索與實踐。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楊仁山居士於南京創立了金陵刻經處，開始了刻印流通經典、研究佛教義理、培育佛教人才的弘法利生事業。
楊仁山居士（1837-1911年），名文會，祖籍安徽石埭，其父樸庵公與曾國藩為同年進士。自幼穎悟，聰明能文，性格豪爽，喜讀奇書，知識廣博，「凡音韻、歷算、天文、輿地以及黃、老、莊、列之術，靡不探頤，韞之於心」，並對當時傳入的西方科學知識、工程技術等亦有興趣，在他身上既有深厚的傳統文化根底，也融會著西方近代科學文化的精神，但他淡於名利，不願為官。
1864年，楊仁山居士在回鄉料理父親喪事時，感染時疫，於病中研讀《大乘起信論》，連讀數遍，愛不釋手，遂啟發宿慧，窺得其中奧旨，對佛教產生信仰。從此，「一心學佛，悉廢棄其向所為學」，並「凡親朋往他省者，必央覓經典。見行腳僧，必詢其從何處來，有何剎竿，有無經卷」，欲尋求佛經以深入研讀。但當時江南久歷兵燹，佛教典籍損毀殆盡，殊難覓得。1865年，時楊仁山居士初至金陵，管理工程建設，遍事搜求佛經，也僅「得經書數種」。感嘆「末法有七千餘年，初分時經論不昌，何能延此長久！」認為「深究宗教淵源，以為末法世界，全賴流通經典，普濟眾生。」1866年，居士移居南京，在精於佛學的同事王梅叔家中發現魏源所輯《淨土四經》，頓感「喜出望外」[楊仁山：《重刊淨土四經跋》，《等不等觀雜錄》卷三，《楊仁山居士遺著》第八冊，金陵刻經處1981年重印版。（《楊仁山全集》，黃山書社，2000年版，第388頁。）]，遂與鄭學川等學佛同道共同籌劃刻經事業，聯絡社會各界捐資，於當年臘月初八佛成道日，刻出第一部經典——《淨土四經》，並作《重刊淨土四經跋》，標誌金陵刻經處始創。
2、開展的工作
金陵刻經處自創辦以來，集刻經、研究、講學於一體，在流通經典、重振義學、培養人才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
1）刻印流通佛教典籍、畫像
自1866年刻出第一部經典《淨土四經》後，1868年楊仁山居士於南京雞鳴山北極閣發布《金陵刻經處章程》和《募刻全藏章程》，刻經處工作正式啟動。《募刻全藏章程》規定刻經處書籍刊刻形式為「均用書冊一本，以便刷印流通」，所刻經籍，「擬照楞嚴寺書冊本目錄，不復增減」，但並非所有經書都能刊刻，「名德撰著，藏內未收者尚多。全藏刻竣後，倘有餘力，須眾議僉同，亦可續刻。或有指刻某部者亦聽。但非由戒定慧三學出者，不得濫收。」晚年，楊仁山居士有感於當時日本編印的《續藏經》駁雜凌亂，立志組織編刻《大藏輯要》，「此書專為初學而輯，分別部類，以便檢閱」，親自手訂《大藏輯要》目錄，收入經籍460種，計3300多卷，將藏經內容分為華嚴、方等、淨土、法相、般若、法華、涅槃以及傳記、纂集、弘護、旁通、導俗等21部。
金陵刻經處印經，遵循「凡有疑偽者不刻，文義淺俗者不刻，乩壇之書不刻」的三不刻原則。在法義上審慎辨析，在版本上嚴格選擇，在內容校勘上極為精審，「古本書籍，改定行款，校正訛誤，甚費心力」，版式疏朗，刻工精緻，紙質綿柔，字大悅目，從內容到形式均堪稱精良，因此所刻印經籍被稱為「金陵本」、「寧刻本」，在國內外享有極高的聲譽。
除了刻印佛經，楊仁山居士還潛心研究佛教造像，依據《造像量度經》，審定章法，並延請著名畫家繪刻精美佛畫，摹繪刊印流通。金陵刻經處所刻印之佛像，章法謹嚴，層次分明，形神兼備，清淨莊嚴，形成了獨樹一幟的刻印風格，具有極高的宗教價值及藝術價值。
本著弘法利生的精神，金陵刻經處所刻佛典採用書本形式，方便攜帶；所刻印流通的經典佛像，只按紙墨印工計算成本，使一般大眾易於獲得。如楊仁山居士晚年自述：「鄙人志願，亟願金陵刻經處刻成全藏，務使校對刷印，均極精審，庶不至貽誤學者。」「鄙人四十年來，屏絕世事，專力於刻經流通，竊以弘法利生為願。」
2）研究、講學，培養佛教人才
楊仁山居士心懷大願，而尤對當時中國佛教教風不振、教理不明、戒律廢弛、佛教整體勢態頹敗深感憂慮，認為唯有提倡興辦新式的僧教育才能挽救佛教於「佛法入支那後，第一隳壞之時」。楊仁山居士在《與某君書》中說：「鄙人所期於後學者，將來可作人天師表，開闡如來正教，不入歧途，不落權小，則末法衰頹之象，或可振興乎？」[楊仁山：《與某君書》，《等不等觀雜錄》卷六，《楊仁山居士遺著》第九冊，金陵刻經處1981年重印版。（《楊仁山全集》，黃山書社，2000年版，第468—469頁。）]1907年，楊仁山居士在金陵刻經處創辦佛教學堂祗洹精舍，培養佛教人才，振興佛教。開課兩個學期後，因經費不支而停辦。
祗洹精舍停辦不久，楊仁山居士又與同仁在金陵刻經處創辦佛學研究會，針對佛教衰微之象，力圖振衰起弊，復興「本師釋尊之遺教」，居士被公推為會長。「該會每月開會一次，每七日講經一次，聽者多歡喜踴躍。」參與者多為當時學界名流。
1911年秋，楊仁山居士去世；1914年，金陵刻經處編校主任歐陽竟無又在金陵刻經處創立了金陵刻經處研究部，大興研究講學之風；1922年，復以研究部為基礎成立了支那內學院，繼續培養佛教人才。
3、歷史與現狀——幾經滄桑而慧燈不熄
金陵刻經處地址於1868年發布《金陵刻經處章程》時設於南京雞鳴山北極閣，後遷至常府街楊仁山居士暫住處，後又轉遷至花牌樓居士租賃的住宅中。為使刻經處有一個永久場所，更好地開展刻經弘法事業，1897年，楊仁山居士在南京城內延齡巷內購置一塊土地，建造新房，全家人連同刻經處一起遷入。不久，母逝，三年服闋，即勸三子：「我自28歲得聞佛法，時欲出家，徒以有老母在，未獲如願。今老母壽終，自身亦已衰邁，不復能持出家律儀矣。汝等均已壯年，生齒日繁，應各自謀生計，分炊度日。所置房屋，作為十方公產，以後毋以世事累我。」1901年，令三子立「分家筆據」，並特意叮囑：「此屋專作刻經處公業，系父親三十餘年經營所成，永遠作為流通經典之所，三房均不得認為己產。目前家眷暫住在內，以十年為限。十年之後，照例起租。不得自添屋宇，以杜佔踞。俟各房自造住宅，即當移居。經局刻板之資，系十方善信捐助，永遠作為公業。「近年家用不敷，積有欠債。通盤清算，所欠各處債項計銀三千八百一十兩。以目前進款大小分認歸還。」居士舍宅為法，愛教利生，悲心可鑑。此即為現金陵刻經處所在地，南京市淮海路與延齡巷交界處，白下區淮海路35號。
1878年與1886年，楊仁山居士曾受邀先後隨外交官曾紀澤和劉芝田，以參贊身份出使英、法等國，深入考察了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教育、宗教、科學、文化等，深刻認識到：「泰西各國振興之法，約有兩端：一曰通商，二曰傳教。通商以損益有無，傳教以聯合聲氣。我國推行商業者漸有其人，而流傳宗教者獨付缺如。……今欲重興釋迦真實教義，當從印度入手，然後遍及全球。庶幾支那聲名文物，為各國所器重，不至貶為野蠻之國矣。」「統地球大勢論之，能通行而無悖者，莫如佛教。」刻經弘法之心更加堅定。
正是由於強烈的愛國愛教之心，振興國家民族的信念，楊仁山居士創辦金陵刻經處，復興中國佛教，才會有如此強大的精神驅動力。居士曾說：「吾在世一分時，當於佛法盡一分時之力」；才會有異常強烈的民族自信心，在百事堪哀的當時就深情地展望：「世間治亂莫能預知，然自冷眼人觀之，則有可以逆料者。且就目前世界論之，支那之衰壞極矣，有志之士，熱腸百轉，痛其江河日下，不能振興。然揣度形勢，不出百年，必與歐美諸國，並駕齊驅。」
從1866年金陵刻經處創立始到1911年去世，楊仁山居士主持金陵刻經處事務四十五年，期間不辭艱辛，海內海外，遍求佛經，文義版式，精擇善本，親主勘刻，廣事流通，研習教理，培育人才，「奮起於末法蒼茫宗風歇絕之會，以身任道，論師、法將、藏主、經坊，四事勇兼，畢生不倦，精誠旁薄」。其所開創的佛教文化事業，有力地推動了近現代中國佛教的全面復興。
1911年秋，楊仁山居士去世。後人按其「經版所在，即靈柩所在」的遺願，將他安葬在刻經處深柳堂之後，豎塔為志。並按照居士生前的要求，於當日組織佛學研究會同仁在南京碑亭巷蒯壽樞住宅開會，商議維護金陵刻經處辦法，討論組成金陵刻經處董事會，公推梅光羲、吳繆、歐陽石芝、狄楚青、葉子貞、梅光遠、李翊灼、王雷夏、李世由、蒯若木、濮一乘等11人為董事，並承居士遺意，由其門生歐陽竟無、陳鏡清、陳宜甫三人分負編校、流通、交際之任，共同負責刻經處事業，繼續刊刻《大藏輯要》及其他佛經論疏。在董事會的勉力護持下,刻經處雖於日後時局動蕩、風雨飄搖之中,仍得以艱難維持。
歐陽竟無擔任編校主任後，於1914年在刻經處成立金陵刻經處研究部，講習佛法，兼事刻經。1918年，復以研究部為基礎籌備創辦支那內學院，並於1922年正式成立。1922年，由於善款用完，《大藏輯要》刊刻中止，刻經處僅以少量經典的刊刻維持業務，到1938年，業務基本停頓。1937年南京淪陷前夕，歐陽竟無率支那內學院師生入四川江津繼續辦學。抗日戰爭爆發後，隨著日軍進入，刻經處亦遭摧殘，經版、房舍損毀重大，此後日漸衰落，瀕於停頓，至1948年只剩下陳宜甫一人看守，刻經處房屋被眾多租客佔領，淪為一個大雜院。
1952年，陳宜甫去世，刻經處看守無人，業務完全中斷。楊氏後人向在上海的趙樸老告急，聯繫了上海抗美援朝分會佛教支會，支會決定予以支持，邀集上海佛教界緇素大德開會，在支會組織下成立了金陵刻經處護持委員會，推定圓瑛、應慈、持松、亦幻、清定、葦舫、妙真等法師及趙樸初、方子藩、遊有維、鄭頌英、林子青、倪正和諸居士等二十三人為委員，趙樸老為主任，並決定由徐平軒主持金陵刻經處事務。徐平軒到南京就任後，立刻在南京市委統一戰線工作部和南京市政府宗教事務處領導下，會同南京佛教界共同協助，於1952年6月恢復了印刷、流通兩項業務。
1957年1月2日，中國佛教協會秘字第1968號函同意金陵刻經處自1957年1月起為中國佛教協會隸屬下的事業單位。自此，在黨和政府的領導關懷下，陸續展開了對刻經處經版、書籍、房屋的整理恢復工作。同時，將支那內學院及揚州、蘇州、北京、天津等地刻經處的經版匯集於此，統一整理保管，經版最多時達15萬餘片，業務一度重振，繼續刻印佛教典籍，發行國內外。
文革中，金陵刻經處再遭重創，人員遣散，房舍被佔用，大量經書和3萬多塊經版被焚毀，許多珍貴文物及手稿散失。幸得周總理殷切關心，所藏經版中的12萬多塊才得以保存下來。1973年5月13日，旅居美國的楊仁山居士孫女楊步偉和孫女婿——國際著名語言學家趙元任先生回國觀光，受到周恩來總理親切接見，接見中他們向總理提出恢復金陵刻經處的請求，總理當即下達「保護恢復金陵刻經處」的指示，並吩咐趙樸老安排恢復工作。此後十年中，趙樸老九次親赴南京，得到江蘇省、南京市有關黨政部門的大力支持，解決了許多難題。經過近十年的努力恢復工作，1981年，金陵刻經處重新開印《淨土四經》、《百喻經》、《楊仁山居士遺著》，趙樸老撰《金陵刻經處重印經書因緣略記》，自此開啟了和平時代金陵刻經處蓬勃發展的新篇章。
金陵刻經處自創辦以來，一直傳承著有千餘年歷史的中國雕版印刷技藝，時至今日，仍然保持著以「刻版、刷印、裝訂」為主要流程的手工制書傳統，包含著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蘊。2006年，「金陵木刻印刷技藝」被列入中國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海內外佛教界人士紀念金陵刻經處成立140周年》，新華網，2006年09月22日。2009年，金陵刻經處和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四川德格印經院一起以「中國雕版印刷技藝」成功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端午、媽祖信俗等22個中國項目列入世界非遺名錄》，中國新聞網，2009年09月30日。
從歷史到今天，金陵刻經處在刻印流通佛典、保存刻版及文獻資料、興辦佛教教育、帶動佛教義學研究，以及傳承雕版印刷、促進國際文化交流等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直到今天，仍然是世界範圍漢文木刻版佛典的出版中心。
二、佛教義學的歷史淵源
1、「佛教義學」的概念
佛教中「義學」一詞，我國古已有之。《釋氏稽古略》中這樣定義「義學」：即名相訓義之學、理論之學。又稱解學。如俱舍、唯識之學，分析法相之名目與數量，並詳細規定修行因果階位之組織與文字章句之解釋；亦即有關教義理論之學問。
要而言之，佛教義學，就是指為了如法進行修行實踐以獲得修行成就，而對佛教教理教義進行思維、理解、闡釋的行為和結果。
歷代《高僧傳》中，都將「義解篇」排在「譯經篇」後第二位，而經典的翻譯本身更唯義解超人者方堪勝任。如《高僧傳》中云：「求那跋陀羅，此雲功德賢。……既至京都，敕名僧慧嚴、慧觀於新亭郊勞，見其神情朗徹，莫不虔仰……太祖延請，深加崇敬。琅琊顏延之通才碩學，束帶造門，於是京師遠近冠蓋相望。……頃之眾僧共請出經，於祇洹寺集義學諸僧，譯出《雜阿含經》，東安寺出《法鼓經》，後於丹陽郡譯出《勝鬘》、《楞伽經》，徒眾七百餘人，寶雲傳譯，慧觀執筆，往復諮析，妙得本旨。」《宋高僧傳》：「釋般若,罽賓國人也。貌質魁梧，執戒嚴整，在京師充義學沙門。……就醴泉寺譯出經八卷，號《本生心地觀》，此之梵夾乃高宗朝師子國所進者，寫畢進上。帝覽有敕，『朕願為序』。尋頒下其文，冠於經首。」唐憲宗在《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序文中說：「大乘本生心地觀經者，釋迦如來於耆闍崛山與文殊師利、彌勒等諸大菩薩之所說也。其梵夾，我烈祖高宗之代，師子國之所獻也……乃出其梵本，於醴泉寺詔京師義學大德罽賓三藏般若等八人翻譯其旨，命諫議大夫孟簡等四人潤色其文，列為八卷，勒成一部。」
太虛大師曾講：「故弘始三年，淳風東扇，於是詔天竺法師鳩摩羅什在長安草堂寺及義學沙門三千餘僧，手執梵文，口翻解釋五十餘部。」趙樸老在《佛教常識答問》一書中也提到，「鳩摩羅什的翻譯事業，有著前人所未有的優越條件，那就是當時政府（姚秦）的大力支持和有在道安影響下產生的具有高度文化修養的一大批義學僧人的輔助。「真諦不僅是翻譯大家，而且也是一位義學大師，來華日久，擅長中國語言，所譯經論，隨翻隨講，弟子記述成為義疏……於顛沛流離中仍能譯出一百數十卷重要經論，形成中國佛教的重要義學派別，是羅什以後玄奘以前二百餘年中貢獻最大的譯師。」
而我國唐代的玄奘大師為求得重要的唯識經典《十七地論》的原本和解答佛法疑難問題，踏上策杖孤徵、西行求法的路程，經歷110國，行程5萬餘裡，歷盡千辛萬苦，終於到達當時中印度最高佛教學府那爛陀寺，師從戒賢法師精研唯識經典和其他佛教理論。經過五年的刻苦學習，精通法相唯識、般若中觀和其他大小乘佛法，還熟練地掌握梵文、因明、聲明等學問。因通達佛法並在印度各學派交流辯論中表現出色，贏得了「大乘天」和「解脫天」的美譽。大師於公元645年載譽歸國，帶回佛經657部，在其後長達19年的歲月中，以堅韌不拔的意志，夜以繼日翻譯出大小乘佛教經論75部1335卷，將中國佛經翻譯推向一個新的階段——「新譯」時期，並創立發展了中國漢傳佛教唯識宗，為推動中國佛教發展、充實和豐富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做出了卓越貢獻。
2、佛教義學研究的意義
佛教是一種以信仰為根本、解脫為目的、教育為中心、文化為紐帶的宗教，教理研究是佛教信仰的理論基礎，是學佛修行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驟。佛陀把學習佛法歸納為聞思修三個步驟，學佛以聞思為開端，通過對佛教教義的深入研究，通達佛法的真實義，然後通過實踐（修行)去印證研究的成果，最後真正體悟到佛法的要旨。
從歷史上看，佛教最為興盛的隋唐時期，也是佛教義學最為繁榮的時期，八大宗派於此形成，各宗各派高僧學者輩出，著書、立說、講學等義學活動如火如荼，上至帝王，下至普通百姓，都能談經論禪。因此，研習教典與實際修證兩者根本上是相輔相成、展轉增上的關係，不可割裂看待。同樣的，詮釋經典也不能當作單純的學術研究，而要與實際的修學次第相融合，只有達到教證一體、見行合一，佛法才能常住世間。
由此可見，對佛教義理全面、深入、系統的研究，是佛教徒修行的必要途徑，是住持、傳承、弘揚佛法的根本所依，也是佛教復興的必由之路。
3、近代以前的中國佛教義學
「中國佛教經典闡釋的歷史源遠流長。從佛教初傳中國時的『格義佛教』，到南北朝時代闡釋般若思想的『六家七宗』與學派繁榮，到隋唐時期的八宗競秀與義學興盛，再到近現代的佛教復興運動與『人間佛教』思想興起，中國佛教的經典闡釋創造了光輝的思想寶藏，形成了深厚的義學傳統，推動了佛教的中國化進程，促進了中華文化的發展繁榮與中外文明交流互鑑。」
公元一世紀，佛教剛開始傳入漢地，印度大乘佛教尚未大興。公元二世紀中葉之後，大乘般若空宗逐漸興起，並隨著西域僧人的經典翻譯而流播中國。最突出的代表為月氏國僧人支讖於漢靈帝光和二年（公元179年）所翻譯的《道行般若經》，經中所闡發的緣起性空思想，對隨後漢地佛教義學的興起影響甚巨。被稱為中國「西行求法第一人」的朱士行，便是因《道行般若經》在翻譯上存在缺憾而發願前往西域求經的。朱士行於曹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從長安出發，經過艱苦跋涉，終於在于闐得到《放光般若經》的梵本，然後由他的弟子弗如檀於晉武帝太康三年（公元282年）送回洛陽，並在晉惠帝元康元年（公元291年）由無叉羅和竺叔蘭翻譯成漢文。《放光般若》一出，立即為學人爭相研閱。此類般若經典的翻譯，也為隨後東晉般若學的出現奠定了基礎，乃至形成六家七宗的鼎盛局面。到了後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年），隨著鳩摩羅什大師入主長安譯場，代表印度大乘佛教中觀思想的論典，如《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大智度論》被系統翻譯成漢文，更是促進了漢地般若空性思想的興盛與傳播。
公元四世紀以後，隨著印度佛教大乘瑜伽行派的興起，前來漢地的天竺僧人越來越多地開始翻譯大乘瑜伽行派的經論典籍，如：北魏永平元年（公元508年），來自北天竺的菩提流支和中天竺的勒那摩提所翻譯的《十地經論》；梁武帝大同元年（公元546年），來自西天竺的真諦所翻譯的《攝大乘論》。以這些大乘瑜伽行派的論典為依據，在漢地分別形成了地論宗和攝論宗，這也為後來唯識宗的興盛奠定了基礎。
隋唐佛教義學蓬勃發展，名僧輩出，「對佛學義理上的闡發無論在深度和廣度上都超過前代」。與般若學興起前期的狀況類似，由於外來僧人翻譯經典的解釋不一，乃至有彼此矛盾之處，遂激起玄奘大師前往天竺求法的決心。在之後長達十七年的求法之旅中，玄奘大師所求得並翻譯的經典，囊括了大乘瑜伽行派主要的經論，如《解深密經》、《瑜伽師地論》、《攝大乘論》、《顯揚聖教論》、《辯中邊論》、《唯識二十論》、《唯識三十頌》等；同時也包括小乘說一切有部的主要論典，如《大毗婆娑論》、《阿毗達磨發智論》、六足論、《俱舍論》等。不僅如此，玄奘大師還把般若空宗的根本經典《大般若經》六百卷也完全翻譯了過來。大師翻譯的系統而完整的佛經論典，不但為唯識宗的創立奠定了基礎，更為漢傳佛教其他各宗各派的興盛，提供了寶貴的經典依據。天台宗、三論宗、法相宗、律宗、淨土宗、禪宗等大乘各宗派百花競放，唐中葉後又陸續出現「禪門五家」及華嚴宗、密宗。「這些宗派創立之後，隨著隋唐中國對外交通的開拓，不久即傳播海外。」
唐朝末期，佛教慘遭武宗滅法，佛教的社會影響遭到極大削弱，加上宗派之間的門戶成見，宋明理學的興起，對佛教的生存發展構成了巨大挑戰，佛教義學也趨於長達千年的衰落。直至近代，在楊仁山居士等大德的全力振興下，佛教義學才重新煥發出時代的光彩。
如趙樸老在《佛教常識答問》中講到：「我國佛教自唐武宗毀法（844）以來，義學凋敝達千餘年，經過近百年中僧俗大德學者的努力而漸有起色，這是值得慶幸的。」「近代的佛學提倡者首推楊仁山（1837-1911）。為了培養人才和擴大佛典流通，便利佛學研究，他用了幾十年的光陰，致力於講學和刻經事業。他所創辦的金陵刻經處曾經刊印了由日本取回的我國已經遺失的性、相諸宗的重要著作，因而使性、相兩宗的教義得以復興。金陵刻經處同時又是講學場所，譚嗣同、章太炎等都在那裡聽過他的講，在他的培育影響下產生了一些佛教學者，其中特出的是歐陽竟無居士，專治法相唯識之學，他在南京舉辦的支那內學院，成為當時法相學的重要研究場所。與歐陽齊名的法相研究的提倡者有北京三時學會的韓清淨居士。」
三、金陵刻經處對近現代佛教義學的貢獻
太虛法師稱讚楊仁山居士為「中國佛學重昌關係最巨之一人」[太虛大師：《中國佛學》第四章《禪臺賢流歸淨土行》，《太虛大師全書》第二卷，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182頁。]；趙樸老讚嘆：「近代佛教昌明、義學振興，居士之功居首。」
1、刻印流通經典
《俱舍論》中說：「佛正法有二，謂教證為體，有持說行者，此便住世間。」佛法分為教、證二法，教法就是佛陀把自己修行覺悟的方法、生命經驗說出來而形成的言教；證法是有人依照這個方法去行持所獲得的真實的生命體驗。佛陀涅槃後，經典就成為佛法傳承的載體，也是佛教的命脈。佛教在中國最為興盛的時期，無不是伴隨著經典的大量引進和翻譯事業的蓬勃開展。明清之後，經論典籍的大量散失與譯經事業的中斷相當程度上導致了佛教走向衰落。
楊仁山居士學佛後，深刻體會到這一點，他說「若欲親證，須由三種漸次而入。一者文字般若，即三藏教典，及各宗著述。後學因此得開正見，不至認賊為子。二者觀照般若，依前正見，作真空觀，及中道第一義觀。三者實相般若，由前妙觀，證得諸法實相，即與般若相應，便是到彼岸，可稱般若波羅蜜多矣。」而晚清之際，佛教經典從刻印、流通到學修、研究都已經十分衰落，甚至連一些常見的大乘經典都不可得見，仁山居士自言：「兵燹之餘，僅見小本《彌陀經》，而於大本《無量壽經》及《十六觀經》迄不可得。適來金陵，獲見此本於王君梅叔處，覓之數年者一旦得之，喜出望外。」
因此復興義學，首要的是重振經典刻印事業。金陵刻經處成立後，楊仁山居士四處搜求各類佛教典籍，擇善刻印，並通過第一次出使英法時在倫敦結識的日本真宗學僧南條文雄，從日本、朝鮮購買或手抄自唐五代以來國內久已散佚的佛教各宗重要典籍280餘種，隨即選刻流通。
此外，在金陵刻經處的影響下，刻經處籌辦人之一釋妙空在揚州創辦了江北刻經處，發起人之一曹躍湘居士創辦了長沙刻經處，楊仁山居士的門人學友徐蔚如、蔣維喬、周叔迦、梅光曦先後創立了北京、天津、江西刻經處。其中徐蔚如居士創辦的天津刻經處，刻印了許多律藏典籍，在校刻《隨機羯磨疏》時，弘一大師特作跋贊曰：「宏護律教，功在萬世。」這幾處刻經處與金陵刻經處有計劃地分工合作，根據統一的刻經版式，共同刊刻全藏和《大藏輯要》，匯成了當時刻印佛教經籍的高潮。後來歐陽竟無也在支那內學院創辦刻板部門，將自己與學院同人校勘的經籍刻印流通。
除了刻印經律，楊仁山居士還特別注重各宗論著的匯集弘揚，比如編輯《賢首法集》《華嚴著述集要》，分別收入法藏法師全部經疏論著二十餘種及華嚴宗專著二十九種；匯刻《大乘起信論疏解匯集》《淨土經論十四種》《古逸淨土十書》等合集，集中許多經本為國內長期佚失、宋明佛藏內所無。金陵刻經處還校刻了國內佚失已久的窺基大師《成唯識論述記》，此書「迨元季而失傳，五百年來無人得見，好學之士以為憾。」引起了當時思想界、學術界的極大興趣，促進了近代法相唯識學研究的開展。1964年為紀念玄奘大師圓寂1300周年，金陵刻經處特意匯集大師全部譯著，刻印了《玄奘法師譯撰全集》。
金陵刻經處自成立至1911年楊仁山居士去世，四十餘年間共流通經籍約2000卷，計100餘萬冊，流通佛像10萬餘張。至1956年，楊仁山居士親自手訂的《大藏輯要》，已從各刻經處收錄經籍369種，本處輯外零刻本收錄經籍358種。至1966年，金陵刻經處共刻印經籍總計491種，其中晚清至宣統年間刻印253種，民國至解放前刻印201種，建國後刻印36種。
「經典流通既廣，求習較易，故研究者日眾」，金陵刻經處及相關刻經機構所刻印的經籍,為近代中國佛教的復興提供了可靠的經典依據,為佛教理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系統原始材料，中國佛教復興的基礎得以建立，從此走上各大宗派全面復興的道路。
2、帶動佛教義學學習和研究的社會風氣
金陵刻經處不僅以印經流通為本，且由於楊仁山居士兼通中西的學識、愛國愛教的情懷、弘法利生的熱忱、積極有力的倡導，帶動了當時許多社會名流、學者、青年對佛法研究的興趣，他們積極從佛法中汲取養分，為社會變革、民族振興提供了寶貴的精神資源，也使金陵刻經處成為近代中國闡發佛教義理、發揚佛教文化的策源地。
如太虛大師在《告徒眾書》中所說：「值此思想解放之時會，清末楊仁山居士汲汲流通精典，遊扶桑者既習聞佛故，康、譚、章、嚴、梁氏等之政論者，亦時好談佛，於是佛之教義浸為士夫學子所留意。佛學研究會之居士團，亦萌芽於斯際，且嘗有學叢報以鼓吹之。」《獨秀文存》中的《附李大槐書》也曾提到：「自楊仁山輩提倡佛法，康有為、梁啓超等復從而讚美之。梁啓超主《新民叢報》時，作康德學說，謂康氏說理多同佛法。章太炎先生亦云德國哲學者多致力佛法。」梁啓超在《中國佛法興衰沿革說略》中說：「晚有楊文會者，得力於《華嚴》，而教人以淨土，流通經典，孜孜不倦，今代治佛學者，十九皆聞文會之風而興也。」充分體現了楊仁山居士所開創的佛教事業對社會產生的影響。
1）影響學者名流
「戊戌六君子」中的譚嗣同曾直接受教於楊仁山居士，並尊為自己的學佛導師，他自述：「吳雁舟先生嘉瑞為餘學佛第一導師，楊仁山先生文會為第二導師，乃大會於金陵，說甚深微妙之義，得未曾有。」譚嗣同於1896年以江蘇候補知府的身份到南京，認識了楊仁山居士，向其請教佛學，並開始大量閱讀佛學書籍，直至1898年初離開南京。他在寫給其師歐陽中鵠的信中說道：「幸有流寓楊文會者，佛學西學，海內有名，時相往還，差足自慰。」其著作《仁學》即在此期間創作。在《譚嗣同傳》中，梁啓超這樣說：「作官金陵之一年，日夜冥搜孔、佛之書。金陵有居士楊文會者，博覽教乘，熟於佛故，以流通經典為己任，君時時與之遊，因得遍窺三藏，所得日益精深。其學術宗旨，大端見於《仁學》一書。」
譚嗣同在《仁學》中說：「日本變法之易，亦惟佛教隱為助力，使變動不居，以無膠固執著之見存也。」[譚嗣同：《仁學》，《譚嗣同全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認為「善學佛者，未有不震動奮厲而雄強剛猛者也」[譚嗣同：《仁學》，《譚嗣同全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並說「度眾生外無佛法」[譚嗣同：《仁學》，《譚嗣同全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大乘佛法積極入世、無我度生的精神為他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仁學》出版後流傳甚廣，轟動一時，太虛大師在入祗洹精舍學習前已讀過《仁學》等新學著作，「對於譚嗣同的仁學，尤極為欽佩。由此轉變生起了以佛法救世救人救國救民的悲願心」[太虛大師：《我的宗教經驗》，《太虛大師全書》第二十二卷，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305頁。]。梁啓超譽譚嗣同為晚清思想界的一顆彗星，「晚清思想界有一彗星，曰瀏陽譚嗣同。……使假以年，則其學將不能測其所至，僅留此一卷，吐萬丈光芒，一瞥而逝，而掃蕩廓清之力莫與京焉，吾故比諸彗星。」[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二十七《晚清思想界的一顆彗星——譚嗣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0-94頁。]楊昌濟在讀譚嗣同《仁學》後也表示，對佛教「已確認其哲學上之價值」。
梁啓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晚清思想家有一伏流，曰佛學。……故新學家多兼治佛學。石埭楊文會，少曾佐曾國藩幕府，復隨曾紀澤使英，夙棲心內典，學問博而道行高，晚年息影金陵，專以刻經弘法為事。至宣統三年武漢革命之前一日圓寂。文會深通法相、華嚴兩宗，而以淨土教學者，學者漸敬信之。譚嗣同從之遊一年，本其所得以著《仁學》，尤常鞭策其友梁啓超。啟超不能深造，顧亦好焉，其所著論往往推挹宗教。康有為本好言宗教，往往以己意進退佛說。章炳麟亦好法相宗，有著述。故晚清所謂新學家者，殆無一不與佛學有關係，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會。」
「不能深造，顧亦好焉，其所著論往往推挹宗教」的梁啓超，在1920初從歐洲訪問回國後亦「治佛學頗勤」。1922年10月歐陽竟無在支那內學院講《成唯識論》，梁啓超時應邀在南京東南大學講學，也前來聽講，後因病中止，深以為憾：「侍講席兩旬，所以弘我者無量。方翼多聆慈誨，益植善根，不意比以積勞，病中心藏，醫者督責輟課靜養。而此間從事結束，非久便當北歸，在此當尚有半月以上。自悵善緣短淺，有導師而不克久侍。然此兩旬所受之燻，自信當畢生受用不盡也。歸後療養稍可，當輟百業，以一年之功，專治唯識。或常以書請益，仍乞垂憫見誨。並呈拙稿數篇，能批數語擲下，亦足鼓其精進也。敬上。竟無先生吾師。啟超拜。」在《東南大學課畢告別辭》中，他講到：「救知識饑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饑荒，在東方找材料。……先立定美滿的人生觀，然後應用之以處世。至於如何的人生觀方為美滿，我卻不敢說。因為我的人生觀，未見得真是對的，恐怕能認清最美滿的人生觀，只有孔子、釋迦牟尼有此功夫。」
章太炎青年時期，在朋友夏曾佑與宋恕（兩人皆與楊仁山居士交遊）的影響下開始接觸佛典：「炳麟少治經，交平子，始知佛藏。」]1903年6月，36歲的章太炎因「蘇報案」入獄，在獄中精研唯識，感到非常契機：「及囚系上海，專修慈氏、世親之書。此一術也，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終。從入之途，與平生樸學相似，易於契機。」章氏《自定年譜》談到這段經歷時說：「始餘嘗觀《因明入正理論》，在日本購得《瑜伽師地論》，煩擾未卒讀，羈時友人來致；及是，並致金陵所刻《成唯識論》。役畢，晨夜研誦，乃悟大乘法義。」在《自述學術次第》中也提到：「遭禍系獄，始專讀《瑜伽師地論》及《因明論》、《唯識論》，乃知《瑜伽》為不可加。既東遊日本，提倡改革，人事繁多，而暇則讀藏經，又取魏譯《楞伽》及《密嚴》誦之，參以近代康德、蕭賓訶爾之書，益信玄理無過《楞伽》、《瑜伽》者。」
1906年，章太炎出獄東渡日本，執筆於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在日本東京留學生舉行的歡迎會上，他提倡以佛教助社會道德和革命：「我們中國，本稱佛教國。佛教的理論，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通徹上下，這是最可用的。」「我們今日要用華嚴、法相二宗改良舊法。這華嚴宗所說，要在普度眾生，頭目腦髓，都可施捨與人，在道德上最為有益。這法相宗所說，就是萬法惟心。一切有形的色相，無形的法塵，總是幻見幻想，並非實在真有。」人們「要有這種信仰，才得勇猛無畏，眾志成城，方可幹得事來。」「所以提倡佛教，為社會道德上起見，固是最要；為我們革命軍的道德上起見，亦是最要。總望諸君同發大願，勇猛無畏。並希望「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同年11月，章太炎又在《民報》上發表了《建立宗教論》。
1908年，章太炎與蘇曼殊聯合發表《儆告十方佛弟子啟》及《告宰官白衣啟》，反對廟產興學，開啟了佛教改進運動的先聲，並對太虛大師的佛教改革運動產生影響：「我最初知太炎先生的名，是在民國前五年，讀到先生以『白衣章炳麟』署名的《告四眾佛子書》，此未嘗不是我次年隨八指頭陀辦僧教育會之一動機。」蘇曼殊後曾在金陵刻經處的祇洹精舍執教。1911楊仁山居士逝世，章太炎與日本佛教界人士在11月8日共同發起舉行了追悼會。
1913年，中華佛教總會在上海召開第一次聯合大會，「公請孫少侯、章太炎、熊秉三三君為本會名譽會長」。同年，章太炎因「二次革命」，再度被幽禁北京，在細緻研讀《瑜伽師地論》、《唯識撰要》等經典的基礎上，撰成《菿漢微言》。1918年，章太炎參與太虛大師在上海所辦覺社，不時蒞講，《覺社》季刊也時常刊登其文字，時有「太炎學說太虛偈，並世曾傳二妙詞」之句。1919年，歐陽竟無於金陵刻經處籌辦支那內學院，章太炎為做《支那內學院緣起》：「餘素以先秦經法敎，步驟不出孫卿、賈生。中遭憂患，而好治心之言，始窺大乘，終以慈氏、無著為主。……友人歐陽竟無嘗受業石埭楊居土，獨精《瑜伽師地》，所學與餘同。」章太炎：後亦與太虛大師「晤談益頻」。
魯迅先生在南京江南水師學堂讀書的時候，對金陵刻經處就有深刻印象。在日本留學期間，與楊仁山居士交誼甚厚的蒯若木居士，經常與魯迅談論佛法。1914年，魯迅開始認真閱讀佛經，「用功很猛，別人趕不上」。他曾購到一本天竺僧伽斯那所著、蕭齊天竺三藏法師求那毗地所譯的《百喻經》，為慶祝母親的六十壽辰，於是年7月匯寄銀圓到南京，委託金陵刻經處代為刻印《百喻經》100部，在魯迅先生的日記裡詳細記述了《百喻經》刻印贈送並以之為母祝壽的情況。現在金陵刻經處仍完好保存著《百喻經》的30塊雕版，尾版刻有《後記》：「會稽周樹人施洋銀六十圓敬刻此經。連圈計字二萬一千零八十一個，印送功德書一百本。餘貲六圓，撥刻《地藏十輪經》，民國三年秋九月金陵刻經處識。」1981年在魯迅先生誕辰一百周年之際，金陵刻經處又複印《百喻經》以為紀念，書前還刊印有趙樸老親自題籤的書名。
此外，當時大批碩學宏儒如沈曾植、陳三立、夏曾佑、宋恕、汪康年等也與楊仁山居士時相研討佛法。出於居士門下的學人名流居士尚有「民國江西佛教三傑」桂伯華、李證剛、梅光羲，及黎端甫、李澹緣、孫少侯、蒯若木、狄楚青、高鶴年等著名居士。其中桂伯華精於密宗，黎端甫善於三論，梅光羲、李證剛、歐陽竟無等均擅長於法相唯識。
2）開辦學校、研究會
金陵刻經處及其開辦的祇洹精舍，培養了以太虛大師和歐陽竟無為代表的優秀佛教僧俗人才。太虛大師後來創建了武昌佛學院等院校，並開展了轟轟烈烈的佛教改革運動；歐陽竟無創辦了支那內學院，這些院校成為祇洹精舍的延續，為佛教界培養了大批人才。佛學研究會也凝聚了大量高素質的居士，共同研究佛法，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帶動了佛教研究的社會風氣。
3）佛法走進高校
民國以後，一批深受楊仁山、太虛大師、歐陽竟無影響的著名學者、居士，紛紛在大學開設了佛學課程。比如，梁漱溟、湯用彤在北京大學先後講授佛學和佛教史，蔣維喬在東南大學講授《百法明門論》，唐大圓、張化聲在武漢大學開講《唯識三十頌》，景昌極、李證剛於東北大學宣講唯識論，梁啓超在清華大學開講佛學，王恩洋在成都大學開講佛學等，使佛學研究走向高等學府的講壇。
4）創辦刊物
1912年3月，李翊灼、歐陽漸、蒯壽樞等佛學研究會會員、金陵刻經處董事向孫中山總統申請成立中國佛教會，並在上海創辦會刊——中國最早的佛教刊物《佛學叢報》月刊，內容包括學理、論說、圖像、傳記、文苑、問答、佛教新聞等。《佛學叢報》於1914年2月15日第九期刊登印光大師《淨土法門普被三根論》，3月15日第十期發表《宗教不宜混濫論》、《佛教以孝為本論》和《如來隨機利生淺近論》，這是印光大師第一次公開發表的四篇論文。《佛學叢報》編輯部在第十期所載印光大師《宗教不宜混濫論》後附識中對大師作了高度評價。此四論文的發表，可謂大師開始以文字弘法的標誌。1924年，歐陽竟無在南京支那內學院創辦《內學》年刊，是我國最早的純佛學學術刊物，代表了當時中國居士佛學研究的最高水平。繼《佛學叢報》後，各佛教團體出版了大量刊物，對推動佛教的發展、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
3.興辦教育、培養人才
1）祇洹精舍
「佛法二寶，賴僧弘傳」，歷史上佛法興盛的時期，無不是群賢匯聚，高僧輩出。我國早在唐代就開始設立了「試經度僧」的制度，因此出家人素質普遍較高，堪為人天師表，能夠住持正法，化導眾生。
近代以後，佛教漸漸式微，佛教徒出家考試制度也在清朝被廢除，由是泥沙俱下，義學不興，戒律鬆弛，僧伽素質低下。如楊仁山居士在《釋氏學堂內班課程芻議》中說：「蓋自試經之例停，傳戒之禁弛，以致釋氏之徒，無論賢愚，概得度牒。於經律論毫無所知……西來的旨，無處問津矣！」又言：「近世以來，僧徒安於固陋，不學無術，為佛法入支那後第一隳壞之時。」面對此種頹廢景象，居士深感培養佛教人才為振興佛法的當務之急。
1893年，「現代印度佛教復興之父」錫蘭佛教居士達摩波羅參加了在芝加哥召開的「世界宗教大會」，1895年在上海與楊仁山居士會晤,尋求中國同道共同復興印度佛教，希望中國能派高僧到印度弘法。楊仁山對達摩波羅復興印度佛教進而弘揚佛法於世界的理想深表贊同，但「欲求振興，惟有開設釋氏學堂，始有轉機。乃創議數年，無應之者，或時節因緣猶未至耶？請以觀諸異日。」
自1901年，國內廟產興學運動迭起，佛教陷入存亡危機，各省以保護寺產為目的，陸續興辦了一些僧教育機構。1904年，楊仁山居士也在金陵刻經處內添造房舍，為創辦學堂做準備：「現擬添造房舍，能住二十人，造就佛學導師，為開釋氏學堂計也。」為汲取日本舉辦僧教育的成功經驗，1906年11月，居士又通過南條文雄獲取日本佛教各宗學校章程，以資參考。
1908年，釋氏學堂——祗洹精舍，在金陵刻經處內正式開學。楊仁山居士特作《祗洹精舍開學記》揭示辦學宗旨：「釋迦如來涅槃後二千八百六十年，摩訶震旦國外凡學人建立祗洹精舍於大江之南建業城中，興遺教也。……以英文而貫通華梵。華梵既通，則古今一致。凡聖交參，皆不離乎現前一念介爾之心。於是乎振鈴開學。」並作《釋氏學堂內班課程》一文，對精舍的學修安排作了詳細的規劃，分為「普通學」與「專門學」兩個階段。普通學三年，「每日課程六堂，每堂一點鐘。上午第一堂佛教，下午第一堂佛教。其餘四堂，分課本國文理、史學、地理、算法、梵文、英文、東文。專門學自第四年起，或兩年，或三、五年，不拘期限，學習各宗典籍。「專門學者，不但文義精通，直須觀行相應，斷惑證真，始免說食數寶之誚。《教乘法數》、《大明三藏法數》宜購置案頭以備查考。」
祇洹精舍初始課程主要分三門，「用三門教授：一者，佛法；二者，漢文；三者，英文。俟英語純熟，方能赴印度學梵文，再以佛法傳入彼土」，特聘諦閒法師擔任學監，蘇曼殊教授英文，保慶名士李曉暾教授國文，楊仁山居士親任佛學講席。「教習各盡義務，不送修金；虛禮浮文，一概不用。來本塾者，人人自知分所應為，無主客之分，平等平等，各盡其心而已。」[楊仁山：《與釋式海書》，《等不等觀雜錄》卷五，《楊仁山居士遺著》第九冊，金陵刻經處1981年重印版。（《楊仁山全集》，黃山書社，2000年版，第430頁。）]就學者以鎮江、揚州諸大寺廟召選的出家僧徒為主，有釋太虛、釋仁山、釋惠敏、釋開悟、釋智光、釋觀同、釋棲雲、釋了悟、釋善亮和在家眾邱晞明等十數位。
太虛大師於1909年春入祇洹精舍學習，後來大師曾講述他的動機和學習情況：「二十歲那年的冬天，我赴江蘇僧教育會，回甬過年。次春，奘老與圓瑛主張我去金山住禪堂，但我那時的思想已傾向新學，加以棲雲的慫恿，遂暗約同赴南京入楊仁山先生所主辦的祇洹精舍……其時的佛教學堂，除水野梅曉在長沙、文希在揚州所設者不及詳知以外，據我所知，當時佛教或僧徒的辦學，全系借辦學以保持寺產，並無教育佛教人才以昌明佛法的意圖，所以辦的學校亦是模仿普通的學校。但楊老居士的設祗洹精舍，則與摩訶菩提會達摩波羅相約以復興印度佛教及傳佛典於西洋為宗旨，內容的學科是佛學、漢文、英文，我一生做半新式學堂的學生只是這半年。佛學，楊居士自講《楞嚴》，後來也去毗盧寺聽諦閒法師講《梵網經》；英文教員換過蘇曼殊等三個；教漢文及文法的李、陳兩教員，也頗認真。……精舍雖寥寥數人，與三十年來佛教，頗有不少的關係。
由此可知祇洹精舍是我國近代第一所高等僧學堂，太虛大師稱它「雖居士所設，而就學者比丘為多，故為高等僧教育之嚆矢」。
後祇洹精舍因經費及生源不足僅一年就停辦，但它培養的學僧，如太虛大師、仁山法師、智光法師等，許多成為後來中國佛教界的領袖人物和傑出分子，「祇洹精舍雖辦了不久即停頓，其影響後來的佛教事業實大。」「參與祇洹精舍諸緇素，若歐陽漸、梅光羲、釋仁山、智光等，多為現今佛教中重要分子，而筆者亦其中之一人也」，對中國近現代佛教義學的發展、佛教的復興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2）武昌佛學院與支那內學院
楊仁山居士去世後，其弟子、金陵刻經處編校主任歐陽竟無居士又於金陵刻經處創辦金陵刻經處研究部，1922年獨立發展為支那內學院，精研法相，使絕響千年的法相唯識學重放光華，太虛大師亦於1922年在武漢創辦武昌佛學院，緇素二師同為當時佛學界兩大巨擘，通過辦學以培養人才，研究以闡發教義，極大推動了近代佛教義學的發展。
在近現代中國佛教史上，太虛大師是開闢人間佛教新紀元的佛教領袖，以恢宏壯麗的佛教改革和弘法事業，對中國佛教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太虛大師對楊仁山居士非常尊崇，在《居士學佛之程序》中曾說：「遠若維摩詰、傅大士現通說法，四眾傾服，近如楊仁山居士刻經弘法，竹禪和尚嘗獻金供養，納頭禮拜，如此高賢勝事，世偶一見。」太虛大師：《居士學佛之程序》，《太虛大師全書》第十九卷，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368頁。]而祗洹精舍「興遺教」、「造就佛學導師」的辦學理念亦對太虛大師影響很大，在以後興辦佛教教育培養人才的過程中，大師常以祗洹精舍為經驗基礎。1918年，太虛大師在上海發起創立了覺社，「覺社為研究佛學之講經團體，宣傳佛法之出版機關耳。」「第其所欲設施者，則又在乎佛教八宗專修叢林，佛教七眾模範叢林，佛教國內國外傳播團，佛教國內國外救濟團；以非一蹴能幾，則先之以佛教大學院與佛教孤兒院……」其中的佛教大學院，即擬「仿照昔金陵楊仁山居士之祇洹精舍，加蒙、藏、梵文，期以五年」。
1922年，太虛大師在武漢發起創立了武昌佛學院。在大師思想的感召下，一批批有志於佛教改革事業的僧青年，紛紛追隨大師左右，成為近代中國佛教發展的中堅力量。大醒、大勇、芝峰、印順、法尊、法舫、慈航、優曇、竺摩、妙欽、演培、瑞今、隆根等法師皆是大師門下的傑出人才，對近代中國佛教復興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
太虛大師一生創辦或主辦的僧教育學院有武昌佛學院、閩南佛學院、世界佛學苑、重慶漢藏教理院、西安巴利三藏院、北京佛教研究院等，並派遣學僧分赴西藏、印度、錫蘭等地留學，以從事巴利文、梵文、藏文佛典之研究。此外，「後來各地創辦仿效武院的佛學院漸漸多了，如常惺法師在安徽、閩南、杭州、北平等地辦的佛學院等，都受了武院風氣宗旨的影響。從我造就出去的人才中，辦開封、九華、嶺東、普陀等佛學院，和武院有連帶的關係，更不待言了。」
1915年，金陵刻經處編校主任歐陽竟無在金陵刻經處設研究部，聚集人才，大興研究講學之風，1918年，又於金陵刻經處研究部設支那內學院籌備處，經四年籌備，1922年於南京公園路正式創立支那內學院，進而開辦「法相大學特科」。支那內學院學人畢集，呂澂、王恩洋、姚妙明、黃樹因、徐克明、蘇心田、黃懺華、陳銘樞、劉抱一、黃子山、熊十力皆列於門下，梁漱溟、湯用彤、梁啓超亦從而問學，先後培養出許多中國佛教界精英人才，與太虛大師創辦的武昌佛學院遙遙相對，成為國內有名的兩大佛學中心。
武昌佛學院、支那內學院繼承了祗洹精舍佛教教育的精神理念，如歐陽竟無所說：「我親教師楊老居士首創祗洹精舍，餘亦曾觀發起。意在陶鑄真士，重入五天，考求文獻。一時學人有太虛、仁山上人、晞明居士等。旋因款絀，半載即停。諦閒、月霞二大法師，相繼設學。今茲所存，惟武昌佛學院與本院，實承祗桓精舍而來也。」[歐陽竟無：《法相大學特科開學講演》，《歐陽漸文選》，上海遠東出版社，2011年版。]這裡所培養的僧俗兩系精英，將楊仁山居士開創的義學研究、佛教復興的事業，引向了更為深廣的領域。
4、佛教組織的創建
1）金陵刻經處：我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佛教文化出版社。
2）祇洹精舍：我國近現代史上第一個高等僧教育機構。
3）佛學研究會：我國近現代史上第一個以居士為主體的佛學學術團體。
4）中國佛教會：我國近現代史上第一個具有現代意義的獲得民國總統及政府承認的佛教組織。
5）《佛學叢報》：我國最早的佛教刊物。
從出版、教育、研究到統一佛教組織、創辦佛教刊物，金陵刻經處相關每一個機構的創立都是對後來者重要的啟蒙，從而引發了整個近代佛教義學的昌明。
5、國際視野下的近現代中國佛教義學
工業文明所開啟的現代化步伐使整個地球人類日益密切的聯繫在一起，似乎決定了近現代中國佛教的復興必然將與整個世界聲氣相通。而在近代中國被迫「打開大門」後，立足於民族文化且主動進入國際視野開展和復興佛教事業的，楊仁山居士則為第一人。如印順法師說：「為佛教人才而興學，且有世界眼光者，以楊氏為第一人。」
楊仁山居士自幼勇於探究真理，「好讀奇書，「流離轉徙，舁敝簏貯書以隨。凡音韻、歷算、天文、輿地，以及黃、老、莊、列，靡不領會」[同上。]。及至中年兩次出使歐洲，居士考求各國「政教生業甚詳」，並「精究天文顯微等學……以備將來測繪之需」，購置回國大批天文儀等現代科學儀器，以及各種儀器圖紙。1897年，還在金陵刻經處與譚嗣同等人組織了中國近代史上最早的民間自然科學組織——金陵測量會。這種非同尋常的廣闊國際視野，對居士奉為畢生志業的印經、講學、研究等佛教事業產生了深廣影響。
1895年，「現代印度佛教復興之父」達摩波羅在上海與楊仁山居士會晤,共同探討復興印度佛教，進而在全球範圍內弘揚佛法的理念。楊仁山認為，「近時印度佛教衰微，三藏教典求而可得者，獨中國與日本耳。」[楊仁山：《南洋勸業會開設佛經流通所啟》，《等不等觀雜錄》卷五，《楊仁山居士遺著》第九冊，金陵刻經處1981年重印版。（《楊仁山全集》，黃山書社，2000年版，第416-417頁。）]，因此他於「丁未秋，就刻經處開佛學學堂，曰祗洹精舍。冀學者兼通中西文，以為將來馳往天竺振興佛教之用。」以此為基礎，居士希望將佛教復興於全世界：「今欲重興釋迦真實教義，當從印度入手，然後遍及全球。庶幾支那聲名文物，為各國所器重，不至貶為野蠻之國矣。……收效於數年之後，不但與西洋各教並駕齊驅，且將超越常途，為全球第一等宗教，厥功豈不偉歟？」
其實早在楊仁山居士中年做外交官時，就已經有了海外弘法的願望。在他初次與南條文雄通信時，即表達了這種願望：「弟潛心淨域十餘年矣。願持迦文遺教，闡揚於泰西諸國，苦於言語不通，無從啟發。」並對大乘經論在印度的流傳狀況十分關注：「現在所誦梵文，是否三藏教典？今文與古文同異若何？大乘經論流傳印度者，尚存幾部？……上人功課之暇，若能將印度字母譜寫出一紙，以英文配其音，以漢文注其法，俾弟亦得稍知崖略，則感荷無涯矣。」
在此後的三十餘年中，楊仁山居士與南條文雄兩人書信往來不絕，建立了深厚的道情法誼。南條文雄等人幫助楊仁山居士從日本、朝鮮訪回我國佚失的重要典籍，成為中國近代華嚴、唯識、三論等宗復興的基礎。同時，居士也為日本藏經書院編印的《續藏經》選目提出重要的增刪意見，並應南條博士之請在國內多方為之搜集秘籍善本數十種，以供《續藏經》編者選用。
同時，通過對西方社會長期切實的考察了解，他深感佛教乃救世之醐：「佛教濟世之方，與世法相輔而行，非虛無寂滅之談也。更有深妙道理，須久閱內典，潛心體究，方能領會，非一時所能演說。地球各國，皆以宗教維持世道人心，使人人深信善惡果報毫髮不爽，則改惡遷善之心，自然從本性發現。人人感化，便成太平之世矣。」「設有人焉，欲以宗教傳於各國，當以何為先？統地球大勢論之，能通行而無悖者，莫如佛教。美洲阿爾格爾曾發此議，立佛教學會，從之者十餘萬人。然其所知僅佛教粗跡，於精微奧妙處未之知也。故高明特達之士，仍不見信。」[楊仁山：《支那佛教振興策二》，《等不等觀雜錄》卷一,《楊仁山居士遺著》第七冊，]因此，1894年楊仁山與在華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合作將《大乘起信論》譯成英文，「以為他日佛教西行之漸」。這種高遠的立意、開闊的視野正是居士弘佛法於世界的思想基礎。
在楊仁山的理想中，向世界弘揚佛法不僅能昌明佛教，而且能令國家興盛、世界進步：「立身成己，治家齊國，世間法也。參禪學教，念佛往生，出世法也。地球各國於世間法，日求進益。出世法門，亦當講求進步。」「能令天下僧尼，人人講求如來教法，與經世之學互相輝映，豈非國家之盛事乎!」[楊仁山：《釋氏學堂內班課程芻議》，《等不等觀雜錄》卷一，《楊仁山居士遺著》第七冊，金陵刻經處1981年重印版。（《楊仁山全集》，黃山書社，2000年版，第334頁。）]「如是則佛教漸興，新學日盛，世出世法，相輔而行。僧道無虛縻之產，國家得補助之益。」這也是居士興辦佛教教育、培養國際弘法人才的初衷。
在國際交往的過程中，楊仁山居士不僅注重大乘經典的搜集整理，而且致力於大乘佛法的匡扶弘揚。居士得知日本淨土真宗全球布教的計劃，又受委託印行該宗著述時，發現真宗教義「與經意不合處頗多」。居士坦言，「真心論道，不避忌諱」」[楊仁山：《與日本南條文雄書二十二》，《等不等觀雜錄》卷八，《楊仁山居士遺著》第十冊，金陵刻經處1981年重印版。（《楊仁山全集》，黃山書社，2000年版，第502頁。）]由此展開了與日本淨土真宗的往復教義辯論，期間「書牘往來，不憚萬言，期以補偏救弊為宗。」
楊仁山居士的國際視野與交往經驗，也影響了他的學人弟子。比如歐陽竟無後來創辦的支那內學院，即培養與吸引了許多國際型人才，如精通梵、藏、巴利、英、日、法、德等各種語言的呂澂，於梵文有深厚造詣的黃樹因，通曉梵語、巴利語的湯用彤等。支那內學院從全部佛典中擷取精要而編輯的《藏要》，以梵藏文本校勘漢譯佛典,主動與歐洲和日本佛教學者的現代研究方法接軌。
而太虛大師也正是感於楊仁山居士「作世界佛教運動」的願行，到祗洹精舍就學。「南京楊仁山居士就金陵刻經處創辦祇洹精舍，該舍與錫蘭達摩波羅居士取得密切的聯繫，同抱有復興印度佛教的意志，欲使佛教傳到各國去。我因參加江蘇僧教育會的關係，聽到有這種作世界佛教運動的組織，於是次年也到南京去加入。」「故二三十年來能引導許多居士信佛，其原動力實有賴於楊居士。太虛自出精舍，即至廣東弘法。民初與仁山法師等辦佛教協進會及中華佛教總會，皆為適合中國現代時勢的需要，而建立四眾弘化適機的機關。這就是當時楊居士創立祗洹精舍與後來佛教的關係。」
結語
佛教正法的住世、弘揚離不開佛法僧三寶的傳承、光大，沒有佛教經典的流傳弘通，沒有教理教義的時代闡釋，沒有僧俗人才的迭代更新，佛教的生命就會充滿危機。在金陵刻經處創辦150周年之際，我們不僅要緬懷楊仁山、太虛大師、趙樸老等為了教法長久住世而不懈努力的先輩大德，追憶中國佛教一百多年來走過的珍貴足跡，更應思索當代佛教的責任和使命。大藏經的整理校勘、注釋研究，現代佛教思想體系的建立，佛教人才的培養，都是現在和未來中國佛教發展面臨的大課題。金陵刻經處歷經一百五十年而不熄的慧燈，凝聚著佛法的智慧和民族的信念，也將為佛教的未來之路帶來光明和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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