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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終究會凋零，會死去。隨著時代遠去，能使我們回顧那些老兵的，或許只有影像了。
攝影◈Sasha Maslov 編譯◈小南
「Old soldie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away.」 （老兵不死，只會慢慢凋零。）當麥克阿瑟在國會上發表這篇《老兵不死》的著名演講時，這位服役了近半個世紀的五星上將的言語中充滿了對自己戎馬一生的肯定與自豪。
這句話是「二戰」時流行的一句軍歌詞，經這樣一位視國家利益為上、戰功赫赫的將軍之口說出，引起無數老兵和普通人的共鳴與感慨。
然而，老兵終究會凋零，會死去。隨著時代遠去，能使我們回顧那些老兵的聲影、不會凋亡的物質，或許只有影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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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bert Killian，奧地利
我離家時15歲，回家時已經28了。我的母親去世了，父親和姐姐仍在世。戰爭結束後在一個貴族的領地上伐木，因為要結婚沒繼續幹下去。
對我來說，從一個充滿罪犯的戰爭社會融入現在歐洲社會實在太難了……我覺得自己是個身在祖國的外國人。
△ Francois Savard，加拿大
歐洲戰事平息後，我加入了「飛虎隊」。我的兩個兄弟同樣參加了二戰，只有一個回來了。
1984年，我從行政部門退休，從此開始旅遊、野營、在「老兵之家」會友。
△ You Guang-Cai，中國
1938年3月，日軍進攻徐州。在愛國精神的驅使下，我跪下向母親告別，只身前往黃埔軍校，在1939年尾的時候成為第十六期畢業生。後來我當上了黃維身邊一個負責警衛的別動隊的排長。
△ Claire Keen Thiryn，英國
我的家庭在比利時抵抗團體的活動中負責傳信，有時還保護猶太人。戰後，我去了英國，並在1956年當上了英語教師。我有四個孫子，其中最大的孫子和孫媳生活在布魯塞爾。
△ Johannes Teravainen，芬蘭
戰爭勝利後，我對回到平民生活十分激動。但有時很荒誕，因為一些年輕的芬蘭人問我們在戰爭中殺人快不快樂。我在藝術學校學習了風景畫。我和妻子不能生育，就收養了一男一女兩個小孩。
△ Robert Quint，法國
我畢業後在法國國家鐵路公司工作，直到1942年德軍入侵。我忍受不了充斥在學校、商店和房屋裡的德軍，看不慣猶太人被趕上火車帶走，於是加入了抵抗組織。
△ Joseph Koen，希臘
打仗的時候，我家換過六次房子，直到別人告訴我們德軍的佔領結束了。戰爭結束後我去了大學，當了建築師。生了兩個兒子，一個子承父業，一個是藝術家，還有個很棒的小孫子。總之，我和我的家庭活得很快樂。
△ Lydia Zellner，德國
有一次「黨衛軍」軍官問我是否有什麼東西可以捐，我說有一臺壞的打字機，軍官不信，試了試之後就走了。
德國戰敗後的第一年，我們這些平民沒有過冬的裝備，熬過了冬天。我再也不想像那樣挨凍了。
△ Otto V. Koos，匈牙利
我被判25年監禁，罪名是攻擊蘇維埃軍隊。但這很扯淡，因為我們大部分時間都在打烏克蘭起義軍，而他們現在就跟我關在一起。我的親人全在戰爭中去世了。1955年11月21日，我重獲自由，回到布達佩斯後，又被警察抓了。1956年11月8日，我被放了出來，九天後，我結了婚。
△ Shiu Dagar，印度
我的父母想要我上學，但我不想在那可憐的教育中浪費時間。18歲時，哥哥鼓勵我參了軍。英國人教我們使用武器和車輛，他們不僅對新兵態度差，工資給得也少。英國人告訴我們，如果我們作戰成功，就讓印度獨立。
△ Nicola Struzzi，義大利
1942年，我被國家徵兵，在羅馬登記成了一名傘兵。經過幾個月的訓練後就被送到突尼西亞。著陸後不久就被被俘了。義大利戰俘被美軍接管，但我倒黴地被法國人帶走了。關押在卡薩布蘭卡時，我逃到美國戰俘營，結果被送到法國那裡……後來我逃成功了。
△ Anna Nho，哈薩克斯坦
1941年我聽到戰爭爆發，於是自願報效國家。我加入共青團，成為北高加索陣線的一員。當時我的主要任務是在白天挖戰壕，後來我接受醫護課程，成了戰地護士。1943年，史達林要求所有未滿年齡的志願兵撤回，所以我就回家了。
△ Alfred Martin，北愛爾蘭
1942年9月，我作為飛機上的一員突襲了德國漢堡和杜塞道夫。後來一次任務中飛機被擊中，發動機起火，我們被迫跳機。我幸運地逃回了英國。1952年，我向1943年回家認識的姑娘求婚，次年完婚於多倫多，並在紐約度蜜月。
△Urszula Hoffmann，波蘭
我讀中學的第四年，戰爭開始了。我和同學組成了一個組織，自稱「海狸」，後來併入了地下抵抗組織。
「海狸」最初的任務很廣泛，包括給孩子們提供基本的教育和傳信，後來開始搞破壞。
△Anatoly Gavrilovych Uvarov，蘇聯
我從1944年開始在小型潛艇M-201上服役。有天我值夜班時，從廣播中聽到德國投降了，但我不能破壞紀律叫戰友起來。第二天早上，我們都高興壞了。回到基地後，人們放起了煙花。
△George Simpson，蘇格蘭
我還記得1944年10月在德國時的那次受傷。有一天，我們團準備巡邏時發生了交火，我的左手臂被打中了。我當時沒察覺到，直到槍戰結束，上級清點人數的時候我才發現自己受傷了。
△Mihael Butara，斯洛維尼亞
我在1941年第一次接觸「蓋世太保」（德國國家秘密警察）時就被他們攻擊了，但我決心要繼續行動。戰爭在1944年5月結束，儘管德國幾周前就投降了，但仍有一部分德軍的幾個旅和裝甲軍隊在和當地人作戰。
△JP Jayasekara，斯裡蘭卡
日軍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傳來後，我們無比高興，但廣島和長崎核爆的細節也震驚了我們。
戰爭結束後我的家庭開了一家麵包房和一家旅館，我開始對農業感興趣。我還寫了一本錫蘭陣亡軍人的書，因為許多遊客來認親。
△Jerry Berk，美國
當戰事接近尾聲時，一輛擠滿法國奴隸苦工、大屠殺受害者的火車要從德國回國。我們要挑出身體虛弱的人送去醫院，一個女人請求說：「中士，我不想去醫院。我要是死去，也要死在法國，而不是德國。」
後來我遊覽巴黎時巧遇了她，她在臨摹《蒙娜麗莎》。
△Richard Thomas Pelzer，威爾斯
19歲生日那天，我參了軍。經過基本的訓練後，我被派到一家港口維護公司進行水下爆破作業。之後又去了蘇格蘭一個秘密的人工港。在一次剷平堡壘的作業時，我最好的朋友被炸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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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Veterans）」系列的靈感來自2010年的一張肖像照片，那是攝影師薩沙·馬斯洛夫（Sasha Maslov）在自己的攝影展上拍攝的參觀者——一位「二戰」紅軍機械修理工。
為此，他遊歷了20多個國家，拍攝了不同的人群——戰士、醫護兵、工程師、黨員、抵抗組織成員、戰俘、大屠殺倖存者和平民。
「每一個參與了戰爭的人，無論是士兵或將軍，戰俘或守衛，醫護人員或工程師，共同使世界形成了現今我們所見和所感的樣子。」
「老兵」部分源自薩沙拍攝正在逝去的一代的願望——他們臨近「生命的終點線」。同時，他想反映不同國家的人們的經歷。「我拍的這些人曾捲入了如此大規模的事件，現在就像宇宙大爆炸後的物質一樣被拋在世界各地。」
當被問及他在拍攝中遭遇的最出乎其意料之事時，他說：「我每每對人們表現出的遺忘程度以及我們心存敵意的程度感到驚訝，真是兩個極端。」
限於篇幅，上面的人物只是「老兵」中的一小部分，簡介也是零散的，對理解此人比較完整的一生有「斷章取義」之嫌。如果感興趣，可以在攝影師官網看到完整的敘述。
參考連結：
http://veterans.sashamaslo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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