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怡:《易經》早已融會在我們的心裡

2021-02-08 道善學苑

我從中國大陸到臺灣時,大概十一二歲,那時正值抗美援朝時期,在中國大陸我有一年多的時間沒有去學校,因為年紀小,不能念書反而越想念,所以到了臺灣之後,我就天天去泡圖書館。


那時讀《老子》還很容易,因為有白話註解;《莊子》,我只能看《逍遙遊》;《易經》的話,對於乾、坤兩卦還記得清楚,這兩卦畢竟還有一個理路可以循,至於後面的六十二卦,就很模糊了(我那時候大概是年紀小,不知道看到哪一卦就放棄了)。


後來我念的學校是師範大學,讀的是中文系,學的幾乎都是考證方面的東西,文學方面有一點,哲學則只有一門課,教我的老師是張起鈞先生,他是影響我一生的老師。哲學課上沒有講《易經》,當時我對西方哲學有興趣,這個興趣就是一種欲望,促使我下決心讀下去。但是後來,我沒有再繼續了,我換了學習的方向,轉到了中國哲學這條路上來。


西方哲學,我也念了好幾年,譬如羅素的《西方哲學史》;但我很快就發現這條路子有問題,就「逃」出來了。在這裡,我要和大家說一點,就是做學問,需要深入,深入以後還要能跳出來;如果深陷其中出不來,那就是被學問給框住了。如果進去以後跳不出來,就像很多念國學的人一樣,搞一輩子考據,沒有思想,沒有生命。



《易經》也是一樣,學《易經》如果專門研究漢代的象數書,你就要花個十幾年或二十幾年;而且你進去以後,往往出不來。所以,一門學問,無論是哪種學問,心理學也好,哲學也好,文學也好,深入進去之後要能跳脫限制、能出得來,這是一種功夫。


我後來轉變到中國哲學,《易經》這門經典,我多半是自己學的。到了大學,雖然傳統《易經》的註解容易理解,但是我常常反思,對那些註解心存疑問,總感覺不滿意。因為有些人的註解有時是這個意思,同樣的文字在另外一個地方又改變了意思,它們前後不是一致的。


最好的註解,到現在我還是認為是程伊川(程頤)的《易傳》和李光地的《周易折中》。漢學家衛禮賢(Richard Wilhelm 1873—1930)的德文版《易經》,根據的就是這兩本書。這兩本書的見解,還有理論可循,有道理可遵。


大學四年之後,我念碩士班,碩士論文是《道家的精神及其流變》,那時南懷瑾教授在我們研究所開課,我的這篇論文還是他指導的,在這篇論文中,我梳理了《易經》《老子》與《莊子》的脈絡,然後談及後來的道教;我是以「位、時」這兩個要點來做主軸談《易經》《老子》和《莊子》的。



碩士畢業之後,我繼續讀博士,寫了兩篇博士論文,先是寫《禪與老莊》,那是國際有名的學者吳經熊博士指導的。《禪與老莊》的論文寫好之後,因為當時需要用錢,我就把這部書稿出版了,賣了錢給孩子買奶粉,學校說既然已經印行,就不能當論文了。所以,我又重寫第二篇論文——《〈中庸〉誠的研究》,在《中庸》中,「誠」字很重要,我就抓住一個「誠」字來研究。除了《中庸》之外,我也把《易經》當作論文裡面的一個重點。當時我寫到這個「誠」字,沒有想到「誠」字後來對我影響那麼大,成為我研究《易經》的主軸。


博士畢業之後,我就繼續在文化大學的中國文化學院做哲學系主任。當時,臺灣地區的哲學系不多,只有臺灣大學有哲學系,因為臺灣大學的前身是日據時期建立的「臺北帝國大學」,所以哲學系還是以日本哲學和西方哲學的觀點為主。十幾年後,哲學系才開始有方東美教授教中國哲學,再沒有其他中國哲學的課程,更不要說《易經》和老莊的課程了。


後來我做文化大學哲學系主任時,就有意要強調中國哲學,所以我自己開老莊的課程和中國哲學史的課程,後來又開了禪宗的課程,但是我沒有教《易經》,也找不到老師教授《易經》。


找不到合適的老師,我自己也不敢教。為什麼不敢教?因為我對《易經》的研究還是不夠,有時對於某個爻的爻辭理解,感覺還是有問題,自己都不滿意。看了很多的註解,無論是象數的註解、王弼的註解還是程伊川的註解,都感覺不切實際。我自己對爻辭的理解還不能夠完全地放心,怎麼教學生?一旦上手教學生,那是很危險也很不負責任的,所以我不教。


我開始教《易經》,大概是1973—1974年。當時,我的同班同學黃慶萱教授(現在是《易經》研究的專家),他說要跟我合作寫一本《易經》的註解,要跟別人的註解不一樣。當時我寫得很快,差不多半年的時間就寫完了《易經繫辭傳解義》,此時大概是1975年;而他負責註解六十四卦,直到今天,他還沒有寫完。


到了美國之後,我先在法界佛教大學教書,寫了一本關於禪宗公案的書;1980年就到了現在的整體學研究所,開始先教《老子》《莊子》;過了幾年,跟一位美國的女教授合開了《易經》的課,這門《易經》課後來出了問題。



因為前半段是她教,她用的是衛禮賢的德文版《易經》;後半段是我教,我就把六十四卦的卦爻辭以中文標註,下面再寫英文,根據中文,一個字、一個字地告訴學生們《易經》原文的意思。我也聽她的課,發現她就同一般的美國榮格心理學家教《易經》一樣。她講述《易經》的八卦——乾、坤、坎、離、震、艮、巽、兌、離,是以衛禮賢的註解為主。


她告訴學生,說乾卦是創造力,因為衛禮賢的翻譯是「創造」,她要學生回去體驗:什麼是你的創造力?到下個星期在課堂上來說明或演示一下。好,第二個星期可熱鬧了。有個學生拿了他的一幅畫來說明他的創造;有個學生拿一盆花——日本的插花來說明創造;還有一個學生帶來一面大鼓在課堂上敲得震天響,以此來代表創造力。這就有問題了!我發現美國教授教《易經》原來是這樣的教法,這是心理學的教法。


這個課後來有問題,為什麼?因為她是用衛禮賢的書作為參考,而我是用中文的原意,結果發現衛禮賢的翻譯有問題。我用中文翻譯指出衛禮賢以前的翻譯問題,而她恰好把這些翻譯拿來用,於是導致我跟她之間無法溝通,學生就不知所從了,所以這門課就停了。這位教授後來離開了學校,兩年後我就接了這門課,一直教到現在,三十年來教了二十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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