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團可能是中國唯一一支會互相寫信的搖滾樂隊。
2017年春天的一個下午，四個人圍坐在一起，這支1999年成立於廣西柳州的樂隊，正面臨解散危機——樂隊發展陷入瓶頸，吉他手子君回了廣西老家，其他人很少見面，主唱孔一蟬讀了一堆書，試圖挽回局面，但沒什麼效果。
鍵盤手韋偉在微信群裡提議，不如我們互相寫封信吧。
那個下午，四位搖滾樂手拿著各自的信，面對面輪流朗讀。
韋偉說，我只想好好做音樂，你們再討厭我也沒關
系，人無完人，留一個美好的東西就足夠了。
信還沒讀完，四個人都哭了。
解散邊緣的旅行團又活了過來。
「樂隊是脆弱的。
」接受GQ報導採訪時，隊長黃子君說。
愛奇藝《樂隊的夏天》播出以來，旅行團被冠以「清新搖滾」的標籤，在一首首風格溫柔、節奏輕快的作品裡，人們記住了這支樂隊的氣質：
溫暖、快樂。
但子君建議我們去聽聽風格截然相反的《島嶼》《封夜》和《bye-bye》，「這些歌裡的內容才是我們的日常。」
2008年，旅行團發出首張專輯《來福膠泥》，反響頗佳。
但此後多年的多張專輯，他們始終無法超越首發專輯的成績。
隨後是隊員離隊、創作瓶頸、中年危機。
更多時刻，他們陷入對自我的否定。
在此期間的創作裡，沮喪、迷茫、勇氣是永恆的母題，某種程度上，這是旅行團的故事，也是中國搖滾樂隊的故事。
在這檔節目之前，「沒有人真正關心搖滾樂隊。
」從這些黑暗時刻中催生出的溫柔的對抗，是這支樂隊的精神內核。
那天上午，我們見到的旅行團安靜、敏感。
講述到一些情緒崩裂的時刻，他們拒絕透露更多細節。
在採訪的前夜，隊長子君刪去了採訪提綱中的一些問題，理由是，一蟬比較敏感，不要傷害他。
在寫給彼此的信中，他們袒露內心深處的情感，暴露自己的傷害，從而彌合信任，得到解脫。
這或許是他們堅持下來的理由——敏感的人在現實中更容易頭破血流，而音樂本身就是一場自救。
別把做音樂說的那麼高尚，很多時候音樂其實先是自救八強積分賽的第一場，我們的《周末玩具》墊底，大家聽到結果的時候都有些失控，積分賽第二場就和第一場隔了一天。我們心裡都想著要爭回一口氣，抱著失敗者的心態去準備第二場的《bye bye》，我們仨都殺氣騰騰的，就韋偉還跟沒事人一樣，三哥（面孔樂隊貝斯手 歐洋）跑來跟他說，你怎麼一點都不上心啊。當時我們四個就像三個魂鬥羅帶著一個超級瑪麗，我們去打仗，韋偉是去撿蘑菇。
大家都在為我們加油打氣。我們去表演現場之前，刺蝟樂隊的石璐和子健拿著計算器跑來和我們說——我們剛算過了，只要你們進前三，晉級就沒問題。去現場的路上，其他樂隊和工作人員也都出來給我們加油。因為當時大家都以為旅行團要滾蛋了，當時那場景，簡直是高考送行，多少導演都哭了。
我們也是被周圍氛圍帶得特別入戲，感覺《bye bye》就是我們的逆風翻盤。恰好這首歌需要的情緒就是跌入谷底的爆發，那場我們演得很盡興，於是又一次我們收穫了意外的好成績，拿了全場第一。你看，生活總是出其不意。
別把做音樂說的那麼高尚，很多時候音樂其實先是自救。
（海龜先生樂隊的）李紅旗講他給黃巍打電話，他在舞臺上講的那一段我們超感動。就說「兄弟回來嘛，一起做音樂好不好，不要拒絕我」。就很普通的一句話，但是超感動，因為我們也講過一模一樣的話。
2016年子君回柳州的時候，我們也講過，兄弟，回來做音樂。包括之前小p（旅行團前貝斯手）的離開。（因為這些經歷）擊中了我們，一蟬就失控了，跑到門外去哭。因為我們（和海龜先生）在私下裡都是十幾年的朋友，我們都知道海龜先生發生什麼樣的事情，海龜先生也知道我們發生了什麼事情。前天晚上，我們在一起聚會聊天的時候我們和海龜先生一起，我們還和小p視頻打電話，特別感動，就覺得這樣的聚會怎麼能少了他呢。
我們在節目中的失控細節你們也看見了。樂隊其實是很脆弱的。他們不像別的藝人受到那麼大的保護，我指受到的保護就是他們的那些情感和故事其實很長一段時間也沒有人問及，也沒有人關心。
旅行團成團到現在20年了，比Beatles久了。我們也迎來了屬於自己的中年危機。可能在節目裡大家更多看到是我們唱快樂的歌。還記得上周播出的《周末玩具》嗎？選歌的時候，我們都期待能帶給大家一個快樂的作品。可能像你說的，在很多人心中，旅行團就是快樂音樂的代表。08年我們發行第一張專輯《來福膠泥》，就有人評價我們是「清新搖滾」。我們理解，大家可能是說我們的歌比較快樂、積極、能給予大家力量吧。
但你可能想像不到。我們的音樂作品裡面其實很多的時候是很不開心，很糾結的。開心音樂的比重在我們所有創作裡最多也就30%。《廈門之夏》、《羅馬假日》、《悠長假期》還有《周末玩具》，這些特別開心的歌都曾經拯救了我們。音樂是我們的解藥。這些作品裡有對抗，有跟自己和解，有跟世界和解。
實際上，我們並不是每天嘻嘻哈哈的樂天派。一蟬比較敏感，有自己的精神世界，希望不被打擾。韋偉現在開著自己的製作公司，工作壓力很大， 還要顧著樂隊，但他又是一個事業心、自尊心都很強的人，有時候就會把自己弄垮。在別人面前，為了掩蓋他自己的那種（脆弱），他可能是——沒問題啊，我們都是快樂的，為什麼大家要不開心呢？其實這些話都是他對自己說的。
我們的性格裡總感覺有一堵牆。彪子進來以後好很多，他屬於砸牆的，但每天三個人砌牆，一個人砸牆，速度永遠趕不上。而且彪子自己也有牆，從不強迫自己，所以他砸牆是挑著撿著砸的，這速度就更慢了。我們的音樂審美和理念差異很大，大家都有自己的個性，牆就更高了。整天四堵牆在這裡，每次排練都要先花時間擊碎那堵牆，才能看到真正的對方，然後才開始做音樂。
節目裡，超級樂迷說我們是一支需要努力的樂隊。其實這也是我們給自己的定位——做一支努力的樂隊。我們在音樂上並不屬於最有天賦的那類人，可能有一點點小天賦，但天賦總有用完的那天，如果自己不努力，光靠天賦是走不遠的。我們身上有一種小人物的倔強，就像周星馳電影裡演的那樣，其實我們的偶像就是周星馳（笑）。
還有一支樂隊對我們影響也非常大，就是旺福。2009到2010年，最糟糕的時候，那時候沒有什麼演出，新專輯發不出來，一直在家聽旺福的歌，那張專輯叫青春舞曲。看似缺心眼的歌詞，蘊含了很深的意義，特別感動我。（旺福）他們能把很痛苦的事情看得很清澈。有一首歌叫《我夏流》，歌詞大概是什麼樣什麼樣的人是名流，年輕的人是潮流，我們喜歡夏天非常喜歡冰激凌，所以我們是夏流。他可以調侃自己，然後把自己不喜歡的東西用很溫柔的方式做反抗，是很智慧的一個樂隊。這種溫柔的對抗也影響到了我們。
你可以去聽聽《勇》、《滾》、《島嶼》、《終結日》、《輪廓》、《封夜》，這些歌。我們四個人在一起相處最多的場景，都寫在了這些歌裡，這些歌裡有旅行團最真實、最平常的狀態。比如一蟬，他對世界總有很多不解——這個世界怎麼能這樣？我們把這些都寫進歌裡，試圖用音樂跟世界和解、跟自我和解。
邁入三十歲大關後，音樂再一次拯救了我們就是在這個排練房裡。小p只說了五個字——我不想玩了。其他任何煽情的話都沒說，他告訴我們，做完那年的巡演他就要撤了。那是2013年，我們都陸陸續續邁入三十大關。小P想和當時的女友結婚，可女孩父母告訴小P——要想結婚，就必須給他們女兒一個安穩的生活。我們在北京呆了八年，2013年那會兒才剛好能養活自己。沒錢在北京買房，小P就回了柳州。
我們沒想到小P會提出離隊，當時大家都很吃驚。可我們都知道沒辦法挽回了，小P就是這樣，一旦他打定主意，誰都勸不動。我們沒辦法怪他，那兩年大家狀態都不好，死活寫不出歌，完全靠演出撐著。我們能理解他，但也忍不住很失望。後來我們發現，小P早就和身邊的朋友，包括經紀人說定了要離隊，我們四個是最後才知道的。就像分手一樣，身邊人都知道了，最後才跟你說。
我們花了將近三個月才走出小P離隊的陰影，那段時間的低沉也刺激了韋偉，讓他寫出了至今大家都很喜歡的一首歌——《於是我們不再唱歌》。那天韋偉走在三環路上，無意中走到了木樨園批發市場。那裡的景象就像歌詞裡寫的那樣——買新的生活，賣舊的生活。批發市場裡的人都是朝九晚五，批發商品，再拿回去賣，和小P離隊一樣殘酷。
這首歌是我們在失望和沮喪中寫下的歌，沒想到的是，我們卻因此迎來了轉機。那一年，我們發行了《於是我不再唱歌》的同名EP，巡演票房很好，演出也變多了，我們都開始漲價了（笑）。這首歌讓從旅行團從一個boy變成了一個man。音樂再一次拯救了我們。
大家都說三十是人生的一道關卡，當時我們不在意，但這個數字是在悄悄發揮著作用。韋偉那時候上網查「更年期」的症狀：情緒不穩定、容易失控、易怒......我們全中。生氣什麼呢？自己生自己的氣。做樂隊的心氣都挺高，而那幾年樂隊發展平平，心氣越高，跌得越低。這個世界對我們沒有敵意，敵意全是自己給的。
2016年，旅行團的第11年， 這已經到了一支樂隊的中年期。子君常年和家人分居兩地，白天他能和我們一起排練寫歌，熱熱鬧鬧，晚上他回到自己的出租屋，又是一個人了。情感上的空白，再加上當時樂隊發展進入瓶頸期，他選擇了回家，年底回到了柳州。
那段時間，旅行團處在解散邊緣，我們也不再見面。一蟬開始讀書，希望能在書中找到拯救樂隊的方法，讓大家再聚起來。一蟬的方法並沒有奏效，最後把我們聚起來的反倒是韋偉。
以前，韋偉在我們四個裡是最脆弱的，三天兩頭鬧退隊，動不動就退出樂隊的工作群。其實我們能理解，我們仨幾乎全職做樂隊，但他還要管理一家音樂製作公司。工作、樂隊、家庭、生活交織在一起，很多時候壓得他喘不過氣。別看他每天笑嘻嘻，其實心裡很脆弱，經常崩潰，崩潰的時候還愛喝酒，喝多了就容易使性子，經常會跟牧師姐（我們的經紀人）說要退隊。
所以當韋偉在群裡說，要不再做一次音樂的時候，我們心裡都有一種終於追到女朋友的感覺。之前那些年，韋偉總鬧退隊，都是大家在勸他。但在大家都處於低谷的時候，他卻站了出來，做了一件我們都沒想到的事情。這就就好像——你追一個姑娘五年了，她從來不甩你，當你快要死心的時候，她跟你說，其實我也一直喜歡你（笑）。
人無完人，留一個美好的東西就足夠了還是在這個排練室，大概是2017年春天的某個下午吧。我們四個人圍坐在一起，準備開始讀信。
寫信是韋偉提議的。子君回了柳州，樂隊幾乎快散了。有天韋偉在群裡說想再做一張唱片，他還說，在做唱片之前，我們互相寫封信吧。當時大家也都同意了，雖然是他先開的口，但一個人真沒那麼大力量。如果大家心不齊，不管你多牛逼，都拯救不了，只是需要一個點火的人而已，戳破那層窗戶紙。
那天下午，我們拿著各自的信——一蟬和韋偉還是手寫的，面對面輪流念起自己的信。每個人都給另外三個寫了一大段。彪子寫得最爺們兒，但他寫得巨多，情書都沒這麼多，沒這麼肉麻（笑）。具體內容你們就別問了，但可以告訴你們韋偉寫了什麼。韋偉當時說，他只想好好做音樂，我們再討厭他也沒關係，人無完人，留一個美好的東西就足夠了。
我們聽到這種話就不行了，不光是聽信的人，讀信的人也繃不住了，韋偉當時還哭了。這種情況我們之前都沒經歷過，可能女生能好點，對男人來說，我靠，這太受不了了，特別是像我們這種。其實挺偶像劇的——喂，你造嗎？我們在一起吧，就像這種。（笑）其實那天下午對我們是一種解脫。當時處於整個樂隊的困境，要走出去，我們必須坦誠相見。
到現在，我們都希望能一直在旅行團多玩會兒。（我們之前採訪盤尼西林樂隊的主唱小樂，他認為樂隊不應該是永遠存在的，它應該在合適的時候解散，每個人還是保持獨立，發揮自己的光和熱，做更大的貢獻。你們怎麼看？）樂隊到底應該存在多久？這或許因人而異，但我們已經把旅行團當成自己的家了。外面也有很多優秀的藝術家、音樂人，你可以去跟他們合作，但最好的你，一定是在家裡。就像blur樂隊的主唱Damon，他在另一隻樂隊Gorillaz裡的表演和他在blur裡的狀態完全不同，從眼神就能看出來，在blur裡的Damon才是最好的他。旅行團對我們的意義也是這樣。
小樂有個形容特別好。他說我們就像曼城，每個人都很平均，所以會互相需要彼此。旅行團成立14年了，這麼多年走過來，我們每個人都或多或少遇到過一些問題，有不在狀態的時候，但好在大家並不會同時下線，狀態在線的人會幫著去拉一把線下的人。
以往每次韋偉鬧「退隊」，牧師姐都會去找子君商量辦法。子君是我們的隊長，他是我們四個裡面最好說話的，大家有什麼事情都願意找他說。韋偉每次發退隊微信，牧師姐就找子君商量。可這種時候子君也容易沒轍，要不找彪子說？要不找一蟬說？最後大家都亂了。
好在韋偉是崩潰得快，站起來也快。前一天說要退隊，後一天就會重新進群，給大家道歉——不好意思啊，昨天的事情翻篇了。我們每次看到這種消息就是又感動又生氣，本來為這事想了一夜，組織好一長段要勸韋偉的話，又硬生生給憋了回去。
之所以說彪子是我們隊裡砸牆的人，是因為彪子平常心態好。每次隊裡誰有事了，他就會來找子君聊，總歸一句話——何必呢，子君一想，確實是，何必呢。他們倆就去找韋偉說，何必呢，最後大家一起攻克一蟬，何必呢。我們仨是可以單獨說服對方的，但一蟬需要三個人一起才能說服他。（笑）
那天下午讀完信，我們一起去吃火鍋。我們愛吃火鍋。說來很哲學。鍋是北京涮羊肉的銅鍋，雖然中間的爐子有點遮擋視線，你看不見對方，但好在鍋是圓的，無論把肉下在哪裡，都能漂到其他人面前，大家都有肉吃。那天我們喝了一斤白酒，火鍋和白酒總是我們終結噩夢的方式。
我們要保持這種狀態，stay angry旅行團和其他樂隊有一點非常不同，我們做音樂的預期和結果常常背道而馳。有所準備的事情往往效果不太好，但在不準備的情況下做的音樂就很容易成功。2008年，我們出了第一張專輯《來福膠泥》，其實那張錄出來完全不是我們想要的東西，差太遠了，但偏偏市場反響還很好。再過了三年，我們第二張專輯《wonderful day》出來，自己信心滿滿，公司覺得歌不行，後來市場反響也沒超過第一張，這導致我們後來陷入低谷，小P的離隊就是在這個低谷期。
小P離隊以後，我們有過一陣短暫的輝煌。2014年，我們準備離開摩登天空，為了完成約定，離開之前我們做了《B Side》那張唱片。其實，那張唱片放的都是我們平時不願意給大家看的一些作品，想著把那些自己不喜歡的歌給摩登，然後自己出來好好幹。沒想到，《B Side》的市場反響特別好，我們之後做了三張唱片都沒能超過《B Side》，大家對我們的認可還停留在《B Side》，這也導致了我們進入了另一個低谷期。
2014年我們從摩登離開以後，馬上就錄了三張唱片，在那兩年迅速地「榨乾」了自己，也「榨乾」了彼此。那兩年音樂市場勢頭很好，這就更激發我們在音樂上的野心。我們嘗試著從livehouse轉到劇場做巡演，劇場能容納上千觀眾，我們的演出也不再只是音樂，還需要舞美、燈光的配合，這對旅行團是一次音樂上的升級，也是一次挑戰。
那輪巡演的票房並不好，我們因此受到打擊。其實人都是很現實的，當你為了自己的理想，大家齊心去做一件事情的時候，得不到好結果，總有人會崩潰。也就是在那個時候，16年底，子君回柳州，樂隊處於瀕臨解散的狀態。
2017年春節過後，韋偉提議再做一張唱片。那兩年我們過得很頹喪，再做唱片已經不求再音樂上有所突破了，只是想簡單地記錄那兩年的生活。韋偉後來告訴我們，他之所以提議想再做唱片，也是希望能有機會把大家聚在一起。被關在錄音棚裡，我們只需要想音樂上的事情，其他什麼都不想，或許旅行團還不會散。
兩個月後，我們發行了新專輯《永遠都會在》。那年的全國巡演收穫了有史以來的最高票房，我們也收到了更多商業演出和音樂節的邀請。就像子君說的那樣，我們好的唱片都是在不開心的時候做出來的，也許接下來的生活我們要保持這種狀態，stay angry（笑）。
剛來北京的時候，我們20歲不到，一群小夥子北漂就像旅行一樣。十幾年過去了，我們都在向中年邁進，但我們希望一直在心態上保持年輕。最近幾年，我們每年都會去世界各地的錄音室錄音，真的希望多去外面看看，去LA，去紐約，全世界最好的藝術家都在紐約。我們只是住在北京，以後應該成為在全世界漂流的小夥子。
《樂隊的夏天》是我們今年收穫的最好的禮物，它給了我們一巴掌，打醒了我們。一開始我們還抱著展示自己的音樂的想法，可後來慢慢摸清了節目的規則，比如有震撼力的表演就一定比舒緩、快樂的表演更有現場優勢。我們想贏，勝負欲也激發了我們的功利心。我們不再關心音樂本身，更在乎比賽效果。編曲的時候，我們會要求鼓再打猛一些，鍵盤和吉他要一直彈，主唱要跟大家互動。我們已經完全陷入遊戲規則裡，偏離了做音樂的軌道。好在這一巴掌以後，我們更堅定自己想做的東西，不再猶豫，勇敢去做自己。
我們有這個自信。因為旅行團在我們的心中已經不是一個樂隊了，它就是我們的家。因為人的心如果你要找到一個家，有一個東西放在那裡，這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採訪、撰文：王伊文、衛詩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