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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對坐轎資格的規定繁縟細碎。據《清史稿·輿服志》：「滿洲官惟親王、郡王、大學士、尚書乘輿。貝勒、貝子、公、都統及二品文臣，非年老者不得乘輿。其餘文、武均乘馬。」滿人坐轎主要看王爵、官階和年齡，漢官稍微複雜些：京官以三、四品為界，三品以上京堂轎頂用銀、蓋幃均為皂色，在京轎夫四人、出京八人，四品以下文職轎頂用錫，在京轎夫二人、出京四人；地方官以督撫和司道為界，總督、巡撫轎夫八人，司、道以下，教職以上，轎夫四人，雜職乘馬。此外，三品以上欽差大臣，轎夫八人；武職乘馬不坐轎，總兵以上武將年逾70歲的，如不能騎馬須請旨。
清代前期對坐轎資格規定相對寬鬆，順治朝規定「不願坐轎、願騎馬者，各從其便」。據清人福格記載，清初京官中的漢人上朝時，很多騎馬，其後允許坐轎，三品以上官員坐四人抬的轎子，四品以下坐兩人抬的轎子。
▲圖為一四人抬轎子
清代中期，京官出行風尚有所變化。乾隆初年「京官尚乘驢車」，到了嘉慶、道光時期，就變成三品以上官員乘轎、四品以下官員乘車了（《京塵雜錄》）。乾隆、嘉慶年間，京官出行由坐轎改為乘車，道光初年恢復坐轎，同治年間三品京堂官以下沒有坐轎的了（《郎潛紀聞初筆》）。清人福格記載，京官中的一二品漢官，均坐四人抬的轎子，三品以下不坐轎，也沒有二人抬的轎子。清朝後期，坐轎的官員就更少了。據記載，光緒朝二品官員坐轎的也不多見，在京堂官多坐大鞍車（《行素齋雜記》）。總之，坐轎的越來越少，基本上限於高級官員。
官轎的靈魂在於「明尊卑、別上下」，如果僭越，就屬於違制。康熙寵臣步軍統領託合齊出行講究排場，轎旁必有侍從騎馬隨行，一次被敢於較真碰硬的順天府尹施世綸撞個正著。這位施青天高聲斥責說，王爺出行才有騎馬侍從，我以為是王爺來了，在路邊拱手等候，沒想到是你！當即表示要彈劾。託合齊自知理虧，只好服軟賠罪。道光年間，江西學政福申的家人蕭岱狐假虎威，四處招搖勒索，甚至夜間外出時，乘坐四人抬的轎子，懸掛學政官銜的燈籠，受到發往新疆給兵丁為奴的嚴懲；而學政福申因沒有管好家人，「著交部嚴加議處」。
▲圖為一頂官轎
紫禁城乃中樞所在，官員若未經特許就在紫禁城內坐轎，乃是大忌。嘉慶四年正月公布的和珅二十樁大罪，其中第三項就是「乘坐椅轎臺入大內，肩輿出入神武門」，這一行為被視為大不敬。乾隆朝大臣朱筠和彭元瑞，交情深厚。一次，彭元瑞在西華門內不慎墜馬，朱筠情急之下呼喊轎夫入西華門抬人。朱筠救人心切，倉促間犯了錯誤，受到「降二級調用」的處分（《郎潛紀聞初筆》）。
清朝擔心武將貪圖安逸，因此規定武職不得違例坐轎。乾隆五年七月，皇帝聽說江南武職人員大多不騎馬、公然坐轎，諭令地方大員對此嚴加申飭。同治五年五月，泰甯鎮總兵文俊，因違例乘轎役使官兵，受到降三級調用的處罰。武職坐轎為何屢禁不止？筆者以為至少有三個原因：一是坐轎安逸，無鞍馬之勞、寒暑之苦；二是「前呼後擁、喧耀街衢」，有官範兒、有面子；三是役使兵丁抬轎方便。幾個因素疊加，使得朝廷禁令往往成為一紙空文。
清代既管坐轎官員，也管轎夫。比如，禁止轎夫聚眾賭博。道光十六年，肅親王府的轎夫葛三聚賭，被步軍統領衙門拿獲。步軍統領衙門要求王府將其他賭犯一併交出，王府護衛保碩藉口這些人誤了差事，已予革退，無從查核傳喚，把步軍統領衙門給懟了回去。第二天，保碩奉王爺之命回復步軍統領耆英，要求嚴懲轎夫葛三。耆英不傻，當然聽得出這話裡有話，王爺的面子豈能不給？次日，葛三就被釋放，沒有受到任何處理。刑部審理認為，肅親王對轎夫葛三長期聚賭失察，且臨機處置不當，步軍統領衙門相關人員「審案草率」。於是，道光下旨，肅親王敬敏「交宗人府議處」，步軍統領衙門相關審案人員交刑部議處，其他賭徒緝拿嚴辦。這起案件的處理顯然偏輕，而且治標不治本。轎夫聚賭的陋習難以杜絕，根子還是在涉事官員管理寬鬆軟甚至包庇縱容上。
以上說的都是管的方面，還有不管的方面，那就是不管配備和經費。官轎兼具公私雙重屬性：一方面，它是官員身份地位的象徵，是公權力的符號；另一方面，官轎花費由官員自行負擔，又具有私有財產的屬性。明朝大貪官嚴嵩被抄家，家產中僅各式轎子就達35乘，包括竹絲骨花等轎、涼暖官轎、藤竹絲臥轎、骨花竹絲女轎、竹絲女轎等。官轎的雙重屬性帶來一個問題：坐轎花費不菲，官員可能面臨掏不起錢的窘境。
嘉慶二年閏六月，乾隆想提拔通政使司參議吳熊光。和珅說吳熊光官居五品，提拔他不符體制，主張提拔現已官居四品且久在軍機處的戴衢亨。但乾隆主意已定，最終吳、戴同加三品卿銜。清人筆記提供了更多細節：和珅力阻提拔吳熊光，其中一條理由居然是「其家貧，大臣例開轎，恐力不辦」，意思是吳熊光家裡窮，（三品以上）大臣例應坐轎出行，恐怕他家掏不起這個錢。但乾隆橫豎非提拔他不可，當即下旨賞吳熊光戶部飯銀一千兩。朝廷賞銀為新提拔官員置辦官轎屬於特事特辦，而常見的則是和珅所強調的「例」，即官轎由官員自備。大清財政支出當中並沒有「官轎購置更新費」這一項，坐轎須自掏腰包。
正所謂「幾曾見、傘扇旗鑼紅黑帽，叫名官從來不坐轎。只一輛破車兒代腿跑，剩有個跟班的夾墊馱包，傍天明將驢套。」（《藤陰雜記》）普通京官有車坐、有跟班就不錯了，很多連車都沒有，正所謂「尋常部院官出無車馬者什九，殊不足以自別於齊民」（《郎潛紀聞初筆》）。道光二十三年，曾國藩擔任四川鄉試主考，出了趟差收入六千兩銀子，生活大為改善。次年一月的家信中，他高興地說自己現在出門有車坐了，「無一處待步」。
普通京官坐不起轎子，地方官呢？雍正元年實行養廉銀制度，遠遠超出正俸。地方官收入高，支付轎錢似乎不成問題，但問題是，要花錢的地方同樣很多。我們以曾國藩為例。曾國藩任兩江總督，每年養廉銀1.8萬兩。據張宏傑先生統計分析，曾國藩每年支出居然達6萬兩之多，法定收入還不到支出的1/3（《曾國藩的正面與側面》）。曾國藩自律甚嚴，一不貪汙二不腐化，這麼大經費缺口怎麼辦？和清朝大多數官員一樣，他靠收取陋規來彌補。陋規就是國家賦稅之外多向百姓徵收的部分，屬於亂攤派亂收費，是擺不上檯面卻又被朝廷默許的灰色收入。據柏樺先生統計，明清時期有記載的陋規名目就多達521種（《父母官：明清州縣官群像》）。
▲江蘇省無錫市，江南第一豪宅——欽使第·薛家花園內的官轎
從清朝對官轎的「兩管、兩不管」，多少能看出其財政制度的缺陷。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在著作中，多次提到「數目字管理」的問題。無法實現數目字上的管理，這一難題同樣困擾清朝。「俸銀祿米+養廉銀」的一攬子解決方案，看似大幅提高了各級官員的收入水平，實則公私不分。官員替朝廷承擔的辦公費、人頭費等剛性支出遠大於法定收入，正常辦公尚且力有不逮，安能望其遍行養廉乎？各地千差萬別，維護各衙門正常運轉，到底要用多少人員、要配多少資產、要花多少經費？包括坐轎在內，到底哪些應由朝廷負擔，哪些應由官員自理？從理念到技術，都是筆糊塗帳。這種制度缺陷，為清代官員收取陋規提供了內驅力，大大加重了百姓負擔，而貪官汙吏則藉機中飽私囊。從表面上看，清朝低稅率、低開支，實際上是高稅負、高花費，既不科學、不合理，也不廉價、不廉潔。
供稿：祁峰（國家機關事務管理局）
編輯：趙翰文（實習生）
審核：胡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