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2010026期封面：資本對名勝的追逐
《瞭望》文章：資本對名勝的追逐
近年來，一些地方的風景名勝區成了「唐僧肉」，商業化、城市化和私有化侵蝕風景名勝區的現象愈演愈烈，缺法律規範、重開發、輕保護的管理模式凸顯風景區保護的困境。如何防止這種現象蔓延已經成為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在旅遊開發的名義下，我國風景名勝區正遭受著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破壞。」江蘇省社科院院長宋林飛認為，由於一些地方政府錯位開發，那些最精華、最優美的自然和歷史文化遺產，正成為城市鬧市區、一般的旅遊商業區，有的甚至成了權勢和資本的附屬品。
公共資源在一些風景區成為私有者的「天堂」，臨水而建的各處豪宅肢解了作為公眾資源的城市景觀。以莫愁湖為代表的湖泊成了城市的「洗腳盆」和臨湖富豪的「私家花園」。杭州西湖岸線可謂是「黃金岸線」，但四十多家會所用會員制和高價門檻圈地獨享，成為事實上的「私有化」。而雲南大理洱海也正在遭受破壞性開發，極目望去，到處是林立的別墅群，成為風景名勝區「私有化」愈演愈烈的一個縮影。
本刊記者在調查中還發現，當前，無序開發風景名勝區的行為隨處可見，包括地方政府、旅遊開發商和旅遊經營管理部門，都熱衷於在保護區內大興土木，甚至引入房地產開發。風景名勝區逐漸喪失了其獨立性和獨特作用，八達嶺城市化使長城變成城牆，成為風景名勝區城市化的典型代表。
近年來，南京中山陵地區除不斷擴建的帝豪別墅外，環繞著中山陵，新的高檔別墅項目不斷誕生：山北有佔地64萬平方米的聚寶山莊別墅及公寓，東北方向是佔地220萬平方米的鐘山高爾夫別墅及球場，再往東有佔地78萬平方米的馬術場別墅及賽場，以及佔地20萬平方米的天泓山莊，南側將由「韋陀巷」項目填補高檔別墅的空白。這也成為風景名勝區管理困境的一個縮影。
一些地方變相出讓風景資源及其土地，使風景名勝區出現了扭曲的產業化定位，背離了公益的開發方向，走上危險道路。更為可怕的是，這一現象大有愈演愈烈之勢，風景區保護困境突圍已迫在眉睫。□(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瞭望》文章：被鯨吞的「生存空間」
「政策法規不過是紙上畫畫，牆上掛掛，不能當真。」一位地方官員如此表白
湖南省懷化市洪江古商城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被譽為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活化石」，近10萬平方米、380餘棟明清古窨子屋建築，靜臥在湘西大山深處。當房地產開發商的推土機開到古建築旁邊時，這座被文物學者認為完整記錄中國古代商業文明全過程的古城，行將走向消亡。
這只是當前在中國內地上演的房地產開發追逐風景名勝的故事縮影。
在不少城市，被文物界視為「珍寶」的歷史文化古城景區，正面臨開發過度危機。依託古城的品牌優勢，房地產開發不斷升溫，原汁原味的傳統文化遭到商業化侵襲，一些核心景區外的古建築遭到強拆，整體風貌受到破壞。
在這股浪潮中，一些歷史文化名勝古蹟成為犧牲品，有的倒在推土機下，有的被迫「減肥瘦身」。
「要給歷史名勝一點『生存空間』！」有關專家發出呼籲。
又是一場「生死」考驗
本刊記者在洪江古商城看到，核心區外的許多精美建築已被夷為平地，在瓦礫堆上新建的樓盤和酒店與古城風貌格格不入。一段風景優美的沿河風光帶被建成商業步行街，門面價格達每平方米1.6萬多元，高出當地均價數倍。
無獨有偶。鳳凰古城從被文物專家發現，到地方政府引入開發商進行旅遊商業開發，也經歷了一個「狂飆突進」的階段。
站在古城南華山上，本刊記者看到數棟鋼筋水泥樓房居高臨下，俯視著一大片深褐色的飛簷翹角的古建築群，而一些看上去古香古色的「老房子」，也只是現代「仿古建築」。最能體現鳳凰風情的吊腳樓，有一部分已被改建成鋼筋水泥結構的民居，只在回龍潭附近尚留有10多棟老屋。
鳳凰縣建設局負責人說，在經濟利益驅動下，一些鳳凰人將祖傳的老屋拆掉，重修成兩三層的「家庭旅館」；或隨意洞開門面，加層蓋房，越來越多的新式房屋穿插於古巷之間。
沈從文墓地前方，原本是一段寧靜的江堤，現在卻被當地居民圈佔，建起一棟體量巨大的賓館，將墓地原本幽雅的環境完全破壞。
這些曾經被視為「欠發達地區」的古城古鎮，在享受旅遊開發帶來巨大財富的同時，也將面對一場「生死」考驗。
據文物部門初步普查結果顯示，湖南省具有保護價值的古城古鎮古村408處，保存的古民居文物建築9146棟，總建築面積1200多萬平方米。懷化市擁有國內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形態組合最豐富的古城古鎮古樹群落，2萬多平方公裡的土地上，坐落著以洪江古商城、芷江受降城、黔陽古城、龍溪古鎮、高椅古民居、通道古侗寨等為代表的一大批集中連片的古城古鎮古村群落。
文物專家和學者們日前在懷化把脈文化古城旅遊開發時指出，古城保護需「形神兼備」，科學規劃，勿讓「利」字毀掉文脈。
「地方政府應切實擔負起保護中華文化遺產的使命，本著保護第一、開發第二的原則、推動歷史文化古城的保護和發展。」國家文物局古建築專家組組長、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中國委員會副主席羅哲文發出警告。
湖南大學建築學院教授蔡道馨認為，古建築雖然經歷風雨，外表滄桑，但是只要在文物專家的指導下稍加修繕和維護，完全可以煥發出迷人魅力。現在不少地方對古建築只注重開發，不注重科學保養，其生命周期將大大縮短。
與這場開發浪潮相伴的，是文化遺產的「文化異化」。
鳳凰這座被稱為「中國最美的小城」，正瀰漫著進口啤酒和爆米花的味道。
本刊記者日前在這裡採訪時看到，夜色中的古城喧鬧無比；沱江邊的古民居不少搖身變成了鬧哄哄的酒吧，形形色色的遊客在燈紅酒綠的吊腳樓歇斯底裡地大呼大唱。
經營銀器和扎染的張桂英老人說，隨著古城旅遊開發的加速，老街上的古舊味兒越來越淡了，由於租金水漲船高，商鋪門面漸漸被外地資本佔據，具有地方特色的工藝品店面，生意遠遠不如那些喧囂的酒吧和飯店。
鳳凰的一位「蠟染大師」，祖宅就在古城老街上，前些年還在家中與天南地北的遊客交流創作心得，出售一些自己創作的蠟染工藝品，如今卻將老宅子租給了外地商人。
「如果聽任旅遊開發熱潮對古城文化遺產的損害，就將導致文化主體的轉移和失落，而這正是古城作為文化遺產最有價值的部分。」專家提出忠告，「對地方政府來說，當一種經濟目標被非理性誇大時，造成的傷害不僅僅是自然界的，更不僅僅是旅遊業的。」
歷史文化名湖淪為「城市洗腳盆」
隨著城市建設的快速發展，一些歷史文化名勝古蹟成為犧牲品，有的倒在推土機下，有的被迫「減肥瘦身」。
「莫愁湖邊走，春光滿枝頭。花兒含羞笑，碧水也溫柔……」上世紀80年代唱遍大江南北的《莫愁之歌》，是對莫愁湖生態環境的真實寫照。可是，今天在莫愁湖邊走，看到的是周邊高樓大廈鐵桶般「圍剿」湖邊風光的圖景。站在湖畔高樓上向湖裡望去，莫愁湖更像一個「城市洗腳盆」。
本刊記者調查發現，莫愁湖東岸是萬科金色家園小區，共有12幢住宅樓臨岸建造，最低的18層，最高的30層，基本封死了莫愁湖東岸。緊鄰這12幢大樓的是「名湖雅居」小區的多幢高樓，位於莫愁湖東南方向，與「萬科」連為一體，把莫愁湖的南面封閉了。這兩個「豪宅區」離湖岸僅十多米遠，小區和莫愁湖之間還有私開的小門，莫愁湖成為小區居民的「私家花園」。
本刊記者注意到，在萬科12幢高層樓的東邊還有「新城逸境」「君國」等秦淮河沿線的高層樓盤。在莫愁湖的北面是多棟四五層的民宅，莫愁湖的西南邊，隔開十多米的馬路，高層建築同樣一幢接著一幢。
不僅莫愁湖如此，當地其他的城市湖泊如玄武湖、烏龍潭、百家湖等也正在被高樓大廈和富人豪宅包圍和侵佔，如南京百家湖西岸的百家湖花園、文化名園等豪宅小區臨湖而建，將環湖路攔腰截斷，環湖路由一個圓圈變成了一個半圓，另一半成為別墅群和停車場。
在莫愁湖邊散步的一位老教授向本刊記者表示，如今的莫愁湖被開發商慢慢地侵吞，湖的面積只有原來的一半多。
南京市園林局一位負責人說，眾多高樓把莫愁湖圍得「水洩不通」，很難看到昔日「水面荷花堤上柳」的美麗風景了。這是南京人的損失，也是城建規劃的一大失誤。
莫愁湖是南京河西新城區唯一的綜合性文化公園，也是市民心目中的「老字號」公園。莫愁湖公園規劃定性為展示歷史文化、古典建築和為周邊市民提供以城市休閒綠地為主要功能的風景名勝公園。規劃提出「公園周邊建築現狀宜不高於30米，以傳統建築形式為主或帶有古典建築元素符號」。然而，目前鐵桶一般緊緊環圍莫愁湖的高30層的建築已經遠遠超過了30米，限高規劃成一紙空文。
「當時萬科蓋高樓時我們強烈反對過，但沒有起到作用。」莫愁湖管委會李軍說。
對此，南京市規劃局以沒有時間為由謝絕接受本刊記者的採訪。
近年來，房地產掠奪式開發湖泊資源，「湖景房」經常成為小區樓盤的一個「賣點」，凡是「沾水」的樓盤都有巨大的增值空間，價格會相應高出很多。
本刊記者在現場了解到，玄武湖、莫愁湖、月牙湖、百家湖等湖邊均修建了休閒娛樂場所，不但建設中的泥沙隨著雨水流到湖底，導致淤積抬高湖床，減少水容量，降低了自淨能力，附近排放的工業汙水和生活汙水更直接導致了湖泊水質的汙染，水體80%已經富營養化。
「一些歷史名勝景區是完整的，但開發商在邊上『貼燒餅』破壞了景觀。」南京市旅遊園林局副局長穆耕林說，南京將起草旅遊景區保護條例，把那些打著旅遊旗號、搞房地產嫌疑的項目，明確列為不受歡迎的項目。
國家級風景區建成了別墅群
天目湖是江蘇溧陽市國家4A級風景區，是江蘇省重要的水利設施，更是難得的山水旅遊資源。但是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隨著房地產的發展，景區周邊出現了大量的別墅，形成了多個別墅群，並出售給個人。
據本刊記者現場調查，天目湖周邊約有近千座大小不一的別墅，站在天目湖賓館旁邊一眼望去，密密麻麻，紅綠相間，十分搶眼。
距離湖岸幾十米的「香樟名岸」別墅群這樣自我描述：「地處天目湖太公山側……項目佔地250畝左右，由近百棟獨立別墅，近百棟雙拼、聯排別墅及三百多套別墅式休閒公寓、三百多套精裝修酒店式度假公寓組成。」
涵田度假區的樓房站立在青綠色的湖岸山景中，好像一個「大補丁」。
一位來自浙江的遊客遺憾地表示，「山水風景很好，但都被密集的別墅破壞了。」
當地一位知情人士稱，大量的別墅和酒店產生的生活汙染不僅糟蹋了植被、造成了湖水汙染，還破壞了旅遊環境，影響了旅遊質量，原來的一類水變成了現在二三類水。大量的別墅房地產開發還產生了官商勾結與腐敗行為。
無獨有偶。著名的千島湖風景名勝區周邊也存在著大量違規別墅。
除此之外，在千島湖邊，幾幢幾十層高的大樓都貼上了玻璃幕牆。如此豪華的城市建築突兀地聳立在自然風景之中，遮住了遠處的青山。
「這是綠城開發的喜來登大酒店以及綠城自己的產權式酒店公寓，也是千島湖鎮上看湖最好的地方，目前均價每平方米3.2萬元。」售樓小姐把記者帶到了樣板房。從房間裡往外看，湖面一片碧綠，小島點點，一片通透。
千島湖的最佳觀湖點就這樣蓋上了高樓，而湖周圍則是更多的別墅群，有的正在建設，有的已經出售。
天目湖和千島湖違規建別墅的行為與國家有關政策發生了衝突。
2002年《國務院關於加強城鄉規劃監督管理的通知》規定，「嚴禁以任何名義和方式出讓或變相出讓風景名勝區資源及其景區土地，也不得在風景名勝區內設立各類開發區、度假區等。」
2003年國土資源部(356)號文《關於加強土地供應管理促進房地產市場持續健康發展的通知》要求：停止別墅類用地的土地供應。
2004年10月1日，國務院(28)號文《國務院關於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的決定》再次強調：繼續禁止高檔別墅類房地產、高爾夫球場等用地的審批。
資料顯示，天目湖和千島湖周圍的不少別墅用地是2005年甚至更晚時候出讓的。本刊記者希望得到當地有關部門的解釋，屢次碰壁。
「政策法規不過是紙上畫畫，牆上掛掛，不能當真。」浙江淳安縣的一位官員說，該不該建和如何建別墅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可以說是「解決了看風景的問題，卻沒有解決被看的問題」。
隨著千島湖開發力度的加大，目前綠城、濱江、開元等著名房地產公司和旅遊公司紛紛進駐景區。
天目湖和千島湖的開發問題引起了當地政府有關部門的重視。
「近年來，純粹的房地產項目受宏觀調控影響較大。很多房地產項目便以旅遊項目出現，但跟旅遊系統沒有關係。而我們在房地產開發上政策太寬，出現了失誤和教訓，現在都停了。」溧陽旅遊局紀檢組組長冷潔說。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生態就是財富。」冷潔說，天目湖將打造長三角的淨水源，對過度的開發進行急剎車，包括建設汙水處理廠，生態措施跟上去，彌補歷史欠債和規劃考慮不周問題。
「天目湖是水庫，是溧陽的飲用水源頭。」溧陽市環保局副局長徐劍雲說，從2006年起，凡涉及到水源地的土地和項目，已經掛牌賣出去的，甚至已建好的，政府都花大力氣收回。周邊農田退了3.5萬畝，耕地1.5萬畝，全部給予政府補償，僅項目和土地回購就花了1億元，去年全部加起來共3個億。
《瞭望》文章：高爾夫球場的瘋狂
本刊記者摸底調查發現，近兩年，雲南大理、彌勒、個舊、蒙自、瀘西、建水、西雙版納、宜良、騰衝、安寧、瑞麗等地都建起或待建多塊18~36洞的高爾夫球場、練習場。
去年底在昆明舉行的第三屆「聖安德魯斯(中國)草坪管理論壇」上，英國蘇格蘭愛姆伍德學院駐中國代表處執行董事雷萌透露，未來3年內，昆明將有55塊球場投入使用，屆時雲南的高爾夫球場數量有望達到全國前5名，一躍成為國內高爾夫大省。
本刊記者從雲南省環保廳得到的消息稱，從2004年開始，該部門未對任何一塊高爾夫球場通過環評審批。
本刊記者實地採訪發現，這些已建、在建或待建的球場多數以旅遊地產的配套項目名義進行建設，在最初規劃中均冠以運動場、體育休閒設施等名目過關。
據云南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副院長、環境科學與生態修復研究所所長段昌群教授介紹，高爾夫球場是高耗水項目，球場裡植被結構單一，保水能力很弱，大量建設對寶貴水資源的消耗在所難免，甚至改變區域內的生態水文狀況；球場佔用大量土地且對原有景觀產生很大改變；養護草坪需要大量使用化肥、農藥等，各類化學用品多達幾十種，若滲漏到土壤中會隨地表徑流汙染水環境；農民土地被佔用後，不得不在相關區域進行更高強度的開發利用土地，帶來新的生態破壞或汙染。
據了解，多數高爾夫球場建在風景名勝區和旅遊度假區，它們往往也是環境敏感區。
麗江玉龍雪山高爾夫球場地處海拔3100米的高原之上，屬於麗江古城上遊水源區域，球場面積約2000畝；建得較早的昆明春城高爾夫球場坐落於九大高原湖泊之一的陽宗海畔，球場分為山景和湖景，並伴有五星級酒店和90幢別墅；新建的騰衝火山國際高爾夫球場選址在騰衝縣大牛場草場，該草場約2萬畝，與國家級溼地保護區北海溼地相連。
1993年-2009年，國家先後出臺《關於加強房地產市場宏觀管理促進房地產業健康持續發展的意見》《國務院辦公廳關於暫停新建高爾夫球場的通知》《國務院關於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的決定》《關於開展高爾夫球場建設情況調查的通知》等，對高爾夫球場建設進行了嚴格規定和禁止。
「但高爾夫球場項目卻有增無減，規章制度落實打了折扣。」雲南當地一位律師對本刊記者說。
高爾夫運動消費昂貴，一套球桿和品牌服裝分別要幾千元、上萬元，每次打球少則幾百元多則幾千元，普通群眾難以承受，這使得風景區等公共資源成為富人的獨享資源。不少球場有一半時間閒置，造成了旅遊資源的浪費。
「打球者中黨政官員佔相當大的比例。」有球場工作人員透露。(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瞭望》文章：「情人湖」不見了
雲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2003年在招商引資過程中，拿出全市最好的洱海公園附近的地域進行開發建設，把優美的「情人湖」大部分水域填埋，建成別墅區。
本刊記者看到，「洱海天域」五星級酒店、別墅區和風情商業街佔地260多畝，距離洱海僅有10多米的距離。
「當時政府說要建設環海路和南排汙乾渠，大家認為是保護洱海的有效手段，一致贊成。沒想到2008年『情人湖』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棟棟別墅。」當地一位市民說，「這樣的行為傷害了市民的感情，為保護洱海實施的退塘還湖、退耕還林、退房還溼地的『三退三還』還有什麼意義？」
與此同時，在滇池邊開建的彩雲灣度假中心項目經媒體曝光後也引起了各界關注。
為保護滇池奔走了四十多年的昆明市海口鎮村民張正祥說，這個項目處於生態脆弱的滇池核心區，現已破壞了滇池面山，而且在原本生態脆弱的滇池核心區修建地產項目，會影響地下水，甚至因建築物承重問題阻斷地下暗河。
據昆明市環保局提供的資料，這個項目總投資4.9億元，佔地面積約213萬平方米，包括生態溼地、精品酒店、會所、分時度假公園等，準備建設的別墅區和高爾夫球場都緊挨著滇池。
而此時，相隔一公裡的浪泥灣村正在大規模實施「三退三還」。為了保護滇池，這個湖邊村落的村民們依依不捨地搬離了自己的家園。
「圍湖建別墅、高爾夫球場等侵佔了湖濱帶溼地生態系統，造成的損失不可挽回。」大理蒼山洱海保護與開發戰略研究課題組首席專家、昆明理工大學教授侯明明說，洱海等高原湖泊受匯水流域的影響較大，湖泊面積小，水體置換周期長，生態系統較為脆弱。溼地的湖濱帶本是承接工農業生產、生活汙染的最初受納體，可提供區域賴以生存的生產生活資源。圍湖建房打地樁，還會破壞地下水網體系，可能危害整個高原斷陷湖泊生態系統。
雲南聖元律師事務所律師王冰說，風景名勝區條例、規劃法、水法、國土法、森林法、滇池保護條例和洱海保護條例等規定，禁止在風景名勝區內設立各類開發區和在核心景區內建設賓館、招待所、培訓中心、療養院以及與風景名勝資源保護無關的其他建築物，已經建設的應按照風景名勝區規劃逐步遷出。
「洱海公園和滇池面山都屬於保護區，不能任意新建與保護無關的項目；不得在滇池面山爆破、開山、開荒，建設住宅小區和其他建築物。這些法律法規在項目引進和建設中，無人執行。」
昆明市環保局提供的資料顯示，滇池邊彩雲灣項目的環境影響評價文件由雲南大學編制。去年9月22日，昆明市環保局組織召開評審會，會上專家提出，根據「四退三還一護」及滇池保護治理要求，項目選址緊鄰滇池存在一定問題。後來市領導要求暫緩對滇池周邊項目的審批。本刊記者走訪時卻仍然看到幾輛工程車往返工地，有人在鋪設水管。一名工人說，「公司讓先搞著綠化。開工只是遲早的事。」
《瞭望》文章：杭州「算大帳」
「這樣的生態工程帶來的直接收益就絕不低於投資成本，為社會創造的是數千億元的價值，而且還帶動了整個城市的增值」
在房產價格暴漲的背景下，一些地產開發大肆侵蝕風景名勝區，而杭州西湖卻嚴禁景區內房地產開發，同時進行綜合整治和保護，實行免費開放。
此舉不但使遊客增多，收入增加，整個杭州也因西湖身價倍增，實現了「一個湖養活一座城市」。
「免費西湖」
在過去1000多年的歷史裡，杭州人雖無數次地治理西湖，但「西湖十景」仍然殘缺，西湖全景難覓，更由於沿線部門單位重牆深院的阻隔，人們只能在湖上欣賞湖光山色，卻無緣蕩舟山澗小灣，深入蘆葦叢中尋幽覓勝。
「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多年歷史已經證明，單靠門票收入每年賺取4000萬元只能滿足『人頭費』開支，根本解決不了建設資金。」杭州西湖風景名勝區管委會副總工程師楊小茹說，要保護好經營好西湖，不僅要打通環線，還湖於民，還必須有大量的資金投入，恢復西湖的歷史景觀，使西湖不斷增值。
世紀之交，杭州市作出一項舉措：打通西湖環線，開放整個西湖，同時取消所有西湖沿線公園的門票。
2001年，杭州啟動了西湖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治理工程：曾經長期阻隔西湖的一些高牆深院被拆除了；圍起「籬笆」要收門票的收費公園也不見了。
據統計，通過連續實施9年來的西湖綜合保護工程，累計拆除違章違法建築以及沒有保留價值的建築面積59萬平方米，外遷單位265家，外遷住戶2791家，減少景區人7021人，恢復水面0.9平方公裡，完成了西湖疏浚工程以及引配水工程，西湖平均水深由疏浚前的1.65米增加到2.5米，西湖水質極大改善，透明度從以前的0.5米提高至0.73米。
算大帳
實施西湖綜合保護工程，取消門票，以及24小時開放帶來的日常維護、清衛保潔、安全管理等方面的費用，給西湖帶來了更大的經濟壓力。減收和增支兩個因素相疊加，每年增加的經濟負擔在7400萬元左右。
那麼，「免費西湖」的經濟效益從何談起呢？
西湖風景名勝區宣傳幹事麻劍輝說，「免費西湖」的思路，跳出了「風景區整潔美化→提高門票價格→用增加的收入抵補整潔美化的投入」這種固有模式，它的獨特之處在於用更加秀美深厚的自然文化景觀和免費開放作為亮點，吸引更多的遊客，以「門票收入」的損失換來整個杭州市「旅遊收入」的提高。
統計表明，2009年杭州旅遊接待國內遊客5093萬人次，比2002年增長92%，實現國內旅遊收入709億元，比2002年增長178%；入境旅遊人數230萬人次，比2002年增長117%；旅遊總收入803億元，比2002年增長173%。
從2003年到2009年間，西湖風景區的財政收入和園文系統的事業收入均呈現出較高比例的增長，西湖風景區的財政總收入平均增長28%，其中地方財政收入平均增長33%；園文系統事業收入平均增長11%。
實踐表明，「免費西湖」不僅帶動了杭州市「大旅遊」產業的發展，更增強了杭州的城市經濟實力和綜合競爭力，極大地提升了杭州的城市聲譽。
國際環境美學學會理事陳大衛認為，「免費西湖」對杭州的房地產影響巨大。因為從國際上來看，房地產的競爭不僅要靠一個地方經濟、科技、文化、教育等資源，現在更重要的是環境。「優質的風景名勝資源是獨一無二的，一些地方擁有這種資源，但卻沒有長遠眼光，只會『算小帳』，不會『算大帳』，為了眼前利益破壞了環境資源，這種短視行為應該警醒了。」
首個國家溼地公園
2009年，電影《非誠匆擾》讓杭州西溪溼地公園名聲廣傳——5分鐘、3個景點的鏡頭，使西溪溼地的遊客呈爆炸式增長。統計表明，2008年，西溪遊客為80萬，旅遊收入為4600萬元，而到2009年，旅遊人數猛增到306萬，旅遊收入超過1億元。
慕名而來的遊客沒有失望。當他們在曲水尋梅、漁村煙雨的美景裡，坐著手搖船領略清代詩人厲鶚筆下「蘆錐幾頃界為田，一曲溪流一曲煙」的勝景時，絕想不到這裡原來是一片養魚養雞養豬、垃圾汙水橫流的城郊農村，當時甚至連許多杭州人都不知道西溪溼地為何物。
西溪溼地工程範圍內共有10個行政村、5萬人居住，圈圍了約3000個池塘，高密度地養殖了大量魚、鱉。大量的生活排汙、養殖排汙、企業排汙等嚴重地影響了西溪的水質，水質逐漸惡化為劣V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具有千年歷史的西溪溼地仍佔地60多平方公裡，而到了2002年，西溪溼地只剩下11平方公裡，當地留存的前人詩詞、匾額、碑刻也在不斷流失。
2003年，西溪溼地綜保工程正式啟動。杭州市遵循溼地保護國際公約，確立「積極保護」理念，堅持「生態優先、最小幹預、修舊如舊、注重文化、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原則，最終找到了一種「溼地+公園」的模式，在生態效益、社會效益、經濟效益之間找到了一個最佳平衡點和最大「公約數」，建成開放了中國首個國家溼地公園。
西溪溼地綜保工程實施以來，總計拆遷居民4000多戶，搬遷企事業單位160多家，拆除建築100多萬平方米。在7年中，西溪溼地堅持修復自然生態，溼地內植物從以前的221種增加到了目前的1000多種，蘆葦、野莢白等高草溼地型群落和狗牙根、結縷草等低草溼地型群落得到了恢復，形成了多樣性的溼地植物群落景觀。同時，西溪溼地鳥類已由79種增加到126種，佔杭州市鳥類總數的50%。西溪水質也提升了2個標準。
「金鑲玉」
西溪的發展也曾經走過「賣地生財」之路。10年前，西湖區人大政協不斷提出要保護西溪溼地，但當時由於資金得不到落實，西湖區一度將土地出讓給開發商，溼地面積越來越小。
「賣地生財不是最佳途徑，其實只要對生態資源有效保護和開發利用，它產生的效益將遠遠超過房地產。」西溪溼地管委會辦公室副主任陳淵文說，從西溪溼地開發和保護來看，首先讓周邊的原住民成為西溪溼地綜保工程的最大受益者。
據介紹，杭州將搬遷戶全部納入城鎮居民社保體系，妥善安排當地居民生產生活，實現有房住、有社保、有工作。目前，西溪溼地周邊建築面積達100多萬平方米的西溪花園、西溪人家、西溪水岸、西溪雅苑等拆遷安置房正在加快建設，已回遷1999套，搬遷戶參保率達98%以上，有1568人實現了再就業；工程涉及的各村級集體均享受了10%留用地政策，可自由開發，增加集體收入。
「當然，西溪溼地保護的前提還是要搞好經營。」陳淵文說，從某種意義上說，西溪國家溼地公園就是一個旅遊產品，是一個特殊的旅遊綜合體。
對此，杭州市規劃設計院總工程師湯海孺認為，西溪溼地走的是「金鑲玉」模式。所謂「玉」就是西溪溼地，所謂「金」就是圍繞西溪溼地建設的綜合體。
具體來說，就是在保護第一的前提下，把西溪國家溼地公園及周邊地區打造成以溼地生態為基礎，以人文生態為精髓，以休閒度假功能為主，兼具觀光、美食、演藝、購物、藝術、創意、居住等多功能於一體的國際旅遊綜合體。
西溪溼地對周邊的房地產帶動作用是巨大的。據本刊記者了解，在開發以前，周邊樓盤僅每平方米幾千元，而現在上升到了每平方米2萬元以上，排屋則超過4萬元。
國際溼地公約組織秘書處亞太事務高級顧問雷光春博士在考察了西溪國家溼地後認為，西溪溼地延續千年的溼地景觀(桑基魚塘、柿基魚塘、竹基魚塘)是當地居民與溼地生態系統和諧共處的典範，也是「溼地公約」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具有重要的國際意義。
「積極保護的理念就是要把生態工程視為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工程。」杭州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原杭州市委書記王國平認為，「生態工程的重要性並不亞於修路、架橋。近幾年，除了西溪溼地綜保工程，杭州還實施西湖綜保工程、運河綜保工程、良渚遺址保護工程等。事實證明，這樣的生態工程帶來的直接收益就絕不低於投資成本，為社會創造的是數千億元的價值，而且還帶動了整個城市的增值。」
《瞭望》文章：警惕「免費西湖」富貴化
本刊記者在調查中了解到，在經營「免費西湖」的同時，一些高檔私人會所的出現也引發社會爭議，尤其是一些絕版風景的場所搖身成了高檔「會所」導致名勝古蹟「可望而不可進」，本應向大眾開放的名勝故居變為少數人進出的「樂園」，更是招來許多批評。
據了解，從2009年開始，杭州市雖然已經停止對景區內所有經營場所以「會所」「會館」名義申報註冊進行審批，但在景區內少數經營單位仍存在私自發展會員單位和設置最低消費等人為抬高進入門檻的問題，引起市民遊客的不滿和投訴。
對各界人士反映強烈的「名勝故居、歷史建築應該向公眾開放，而不應該租賃經營成為高檔消費場所」問題，杭州西湖景區管理部門表示，他們將認真研究這一問題，考慮在合同到期後，將逐步收回景區內有文物保護價值的名勝故居、歷史建築，重新整修後挖掘充實文化內涵，向社會開放，充分發揮其歷史文化展示、交流、教育、研究的作用。(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瞭望》文章：揚州「比內涵」
「不與其他城市比規模、比高樓、比洋氣，而是比特色、比文化、比內涵」
守護城市天際線
隨著城市高樓大廈的競相攀高，如今能眺望遠處的天空已成為許多城市人的奢望。但在古城揚州、全國著名的瘦西湖風景區，這裡的天空還像多年前一樣高遠。
本刊記者站在瘦西湖熙春臺放眼遠眺，一條由綠樹、碧水、青瓦勾勒而出的優美曲線將視線帶向天際，十分流暢和舒展，看不到任何阻礙視線的高樓大廈。中國工程院院士、建築規劃領域的知名專家張錦秋評價說，這裡是國內唯一沒有視覺汙染的風景名勝區。
揚州市規劃局副局長劉流說，為了保護瘦西湖流暢舒展的天際線，規劃部門嚴格控制湖區周邊的建築高度。揚州人在實踐中逐漸摸索出一個巧妙的「土辦法」——放氣球。
瘦西湖周邊哪裡要建新樓，相關建設部門都會到揚州市氣象局去租氣球，然後規劃、建設等部門一起派人按設計高度、在建築物開建的位置向空中放飛，其他工作人員則分散在瘦西湖的白塔、玉亭橋、二十四橋等主要景點向氣球方向眺望。氣球消失在瘦西湖視野的位置，就是建築允許達到的最高高度。這確保了未來新建的建築不會破壞景區的天際輪廓線，也確保了站在瘦西湖任何一點上都看不到一處高樓。
2006年，揚州迎賓館擴建新樓，設計高度為23米，但經過「放氣球」試驗，最後「砍」至18米。
「揚州對天際線的嚴格守護，也延伸至5平方公裡的老城區。」揚州市古城保護辦公室副主任葉善祥告訴本刊記者，上世紀90年代中期，揚州汶河路一幢商業辦公樓，因為高度超出審批許可，影響了古城整體風貌，不少市民和人大代表都對此提出抗議，最終這個已建成的大樓不得不拆除了兩層。
為打造「秀美揚州」的城市品牌，揚州市規劃部門制定了一部城市整體天際輪廓線的控制規劃，將從城市發展和法規的高度，對風景名勝區、古城周邊及整座城市的城市形態和天際輪廓線進行保護。
「我是揚州人」的自豪
「保護古城對市民而言，其實就是保護城市的根脈。」葉善祥說，揚州借東南西北城門的發掘，使市民對揚州的城根文脈有了清晰了解，增加了一份「我是揚州人」的自豪和建設保護古城的文化自覺性。對外地人而言，東南西北城門其實就是認識揚州古城的一張原汁原味的名片，隨處可見的是人們在綠蔭道或小橋流水邊悠閒自樂。
作為國務院首批公布的24座中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揚州城內有揚州古城13平方公裡的唐宋城遺址和5平方公裡的明清古城。
揚州市副市長張建軍說，政府的思路是「不與其他城市比規模、比高樓、比洋氣，而是比特色、比文化、比內涵，著力彰顯揚州『人文、生態、宜居』的城市特質與個性魅力，努力打造散發著書卷氣和人文精神的秀美城市。」
近年來，揚州市編制了老城區12個街坊的控制性詳覬，出臺了《歷史文化街區保護整治實施辦法》，先後發掘出西門、東門、北門和南門等唐城、宋城、明清古城遺址，對老城區與古城風貌不協調的沿街建築進行整治，保持街巷的原名、走向與格局，維護原有尺度和空間布局，體現古城富有傳統特色的「魚骨狀」街巷體系。
葉善祥說，早在去年保護工程啟動之前，揚州堅持規劃先行。率先形成一套比較完整的老城保護和建沒規劃體系，按照「護其貌、美其顏、揚其韻、鑄其魂」的保護思路，提出「不大拆大建、不破壞街巷體系、不破壞居民生態、不破壞歷史文脈、不破壞建築風貌」的工作原則，有序地對東關街、東圈門片區的明清建築群進行了修繕，總面積達83公頃，包括有市級以上文保單位18個，重要歷史遺蹟二十多處，一度落後的市政基礎設施建設得到徹底改觀。
大局觀
「老祖宗留下的這些舊建築，以前覺得是包袱，現在發現是財富。瘦西湖景區旅遊高峰時一天的門票收入就達600萬元，把古城、古河、古景保護好了，全國乃至全世界的人都來旅遊，這等於是在城市中造了一臺『印鈔機』。」瘦西期管委會辦公室副主任胡曉峰說，「保護與利用，改造與復興」正被逐漸證明是古城保護的一條不二法則。在古城問題上，保護是前提，利用是關鍵，改造是手段，復興是目的。
「風景名勝區的保護要有大局觀」，胡曉峰給本刊記者算了幾個名湖古城保護的大帳：
一是生態帳。過去由於環境凌亂，生態受到破壞。現在恢復了，景區裡面的鳥很多，自然環境好了，提升了整個城市的價值。
二是品牌帳。自從保護工程實施以來，瘦西湖在國內的品牌不斷提升，去年獲得江蘇省唯一的文明風景旅遊區，被文化部和國家旅遊局評定為國家旅遊示範區，城市品牌效應難以估價。
三是經濟帳。雖然風景區共投入了30多億元，但景區的經營收入和遊客門票收入每年增長20%以上，去年共1.5億多元，今年將達到2億元。此外，風景區的建設帶動了周邊地價和房價的增長，揚州原來的地價幾十萬元一畝，現在已達到幾百萬元一畝，名湖古城保護的效益十分明顯。
《瞭望》文章：得知少林寺準備上市之後
「如果對此種愈演愈烈的風氣不加制止的話，恐怕全國重要的文物單位，只要是收入好的都將陸續被旅遊公司兼併，那整個文物行業豈不被肢解了嗎？」
去年年底，謝辰生得知河南嵩山少林寺的門票經營權等嵩山少林景區資產，要由一家文化旅遊有限公司來統一經營，並準備上市。情急之中，他手執毛筆，上書溫家寶總理。
「旅遊和文物保護相結合必須要有個『度』，即必須以文物保護為前提。」這位88歲的中國著名文物保護專家，向《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指出，「現在不少人也很重視文物，甚至連電視上也有甚多鑑寶節目，但這些人在意的只是這些文物能值多少錢，至於它的歷史價值則毫不關心。可以說，這是當前文物保護面臨的最大問題——錢味太濃。」
見到謝辰生，是在6月下旬的一個下午，雖然來之前就已經聽說他的生活很樸素，但眼前的一切還是出乎記者的預料：水泥白牆的居室裡，擺著一套陳舊的書桌和沙發，一張單人床上鋪著一張已經洗得發白的藍色床單。除此以外，就是成堆的書籍將屋子堆得滿滿當當。
「這些是我最大的財富。」謝辰生笑言。
在謝辰生60多年的職業生涯中，各種價值連城的文物經他之手，而他始終過著堪稱「簡陋」的生活。
他是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專家委員會委員，還是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的主持起草者、《中國大百科全書·文物卷》前言的撰寫者；他是中國明確提出文物定義的第一人，一生都在為制止文物走私、古蹟破壞而奔走呼號。
雖然十幾年前就已經離休，但他說：「位卑未敢忘憂國。」
或許正是這種熱情和責任，才讓記者眼前的他，這位身患癌症的老人，依然精神矍鑠、思維縝密、語氣鏗鏘、充滿活力。
「全世界都沒有先例」
《瞭望》：聽說您不久前又給溫家寶總理寫了封信？能透露一下信的內容嗎？
謝辰生：是的。是去年底寫的，主要是因為我在前一段時間了解到一個消息，說河南嵩山少林寺要由國資委直屬的中旅集團與當地政府合作成立嵩山少林寺文化旅遊有限公司來統一經營，並準備在明年上市。
當然，除此之外，媒體也報導了一些其他地方有類似的情況，其實質就是發展旅遊業和保護文物之間的矛盾和衝突。這其中，最突出的問題是過去不少地方由旅遊公司來兼併文物保護單位，陝西、山東、安徽、浙江、福建、湖南等省都存在這個問題，都是以所謂「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名義將文物資源作為普通資產納入到企業進行市場化管理和經營，有的把文物保護單位租賃給企業時間達50年之久，甚至導致了「水洗三孔」這樣的事件，可以說問題十分嚴重。
其實這些都是老問題，類似的情況早就發生過，但至今一直沒有很好地得到解決。
早在2002年的時候，我參加了國務院法制辦組織的文物法修改調研組到安徽、浙江的調查活動，在調查中就發現了一個很不正常的現象：紹興市把周恩來紀念館、魯迅紀念館等幾個收入較多的文物單位統一划歸旅遊公司領導，市文物局也併入了公司，文物局長是公司的副經理。這樣一來，文物局名義上是政府職能部門、行政機構，但實質上屬公司管。
儘管中央一再強調要政企分開，企業要與政府脫鉤。但當時紹興的做法可以說創造了一個政企合併、由企管政的「新體制」，這恐怕是古今中外全世界都沒有先例的。
實際上，在當時有很多地方都採取類似的辦法要把文物單位合併到旅遊公司並準備上市。例如，山東把曲阜「三孔」歸旅遊公司，那時承德也要求由旅遊公司接管外八廟和避暑山莊。在雲南考察時，有當地同志反映，耿馬縣和建水縣準備把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石佛洞和省文物保護單位文廟，交由當地旅遊部門開發。甚至，當時旅順還準備把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日俄監獄和旅順博物館交由旅遊公司經營。
《瞭望》：您對這樣的事情提出了什麼樣的看法？
謝辰生：當然是強烈反對，這不僅是我一個人的看法，整個文物部門都強烈反對。如果對此種愈演愈烈的風氣不加制止的話，恐怕全國重要的文物單位，只要是收入好的都將陸續被旅遊公司兼併，那整個文物行業豈不被肢解了嗎？
旅遊公司是以謀求利潤為目的的經濟實體，文物單位則是以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為宗旨的公益事業，把兩個性質根本不同的事物捆綁在一起，只能是把事情弄亂。
「文物部門是不折不扣的『弱勢群體』」
《瞭望》：所以您就給中央領導寫信來表達您的看法？
謝辰生：是的，具體寫過多少封已經記不清了，反正都是和文物有關的。其實不是我喜歡寫，實在是因為沒辦法了。我也知道中央領導們都非常忙，不想打擾他們，所以不是萬不得已我也不會給他們寫信的。比如說前面說的那些事，雖然文物部門強烈反對，但所有這些事都是當地政府的決定，文物部門的反對往往起不到多少作用。毫不誇張地說，在所有的政府機構中，文物部門是不折不扣的「弱勢群體」。
《瞭望》：那中央領導對您寫的信有什麼樣的答覆？
謝辰生：幸運的是，我寫的信，領導還是重視的，都作了批示。像這次，溫總理就在批示中指出，這些問題具有普遍性，要求有關部門要引起重視，正確處理發展旅遊與文物保護的關係。
還有在2002年，我為前面提到的事給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同志也寫了封信提出了我的看法和建議，之後他在全國文物工作會議上明確表示上述做法是錯誤的。他還在視察陝西工作時親自向省裡指出，應當及時糾正。
此外，在當年的文物保護法修訂過程中，針對上述情況，特別增加了第24條，明確規定國家文物保護單位不得作為資產經營。
《瞭望》：既然法律已經有了規定，為什麼今天又出現了類似的現象呢？
謝辰生：首先，必須承認，法律出臺之後，旅遊公司兼併文物單位的勢頭確實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制止，但是並沒有消除。直到目前，有的地方仍然沒有糾正，聽說紹興至今還是「企管政」，而且在其他地方又有了重新抬頭的趨勢。
所以說，儘管有了法律的明文規定，儘管有了高層領導的批示要求，但一些地方依然是熟視無睹、我行我素。這說明，在法律和政策的執行上，在相關責任的追究上，我們做得還遠遠不夠。最主要的一點，就是作為文物保護主體的各級文物行政部門缺乏執法權威。
《瞭望》：您曾經說過，「中國文物最悲慘的時期是在上世紀90年代」，您現在還這樣認為嗎？
謝辰生：是的，我依然這樣認為，而且可以說這種情況一直延續至今。
《瞭望》：難道比「文革」期間對文物的破壞還嚴重？
謝辰生：對，確實比那個時候還嚴重，這其實是很多人認識上的誤區。在「文革」期間，雖然因為紅衛兵「破四舊」等行為，給文物保護造成了不小的傷害，但實際上時間很短，很快，他們就去「奪權」、搞政治鬥爭去了。更重要的是周總理的力挽狂瀾，對制止文物的破壞行為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記得，1966年「造反派」剛一上街，周總理就立即下命令，調集了一個營的軍隊來保護故宮，所以整個「文革」期間，故宮沒有受到任何破壞。
因此，「文革」對文物的破壞其實並不像許多人所想像的那樣大，實際上當時國務院已經公布的180餘處全國文物重點保護單位，除了西藏有一處被破壞外，其他都得到了保護。不僅如此，在那一段時期內，我國的文物保護事業還取得了不少成就，如長沙馬王堆、銀雀山竹簡、金縷玉衣和西安兵馬俑這樣的重大考古發現都是在那個時期。
《瞭望》：是什麼時候情況開始發生變化的呢？
謝辰生：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後，情況就開始變得複雜了。總體而言，到上世紀80年代初期，國內還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文物走私和文物盜掘等犯罪活動，文物保護的環境還是比較好的。但到了80年代中期，人們對金錢的追逐欲望也愈加強烈。於是，沉渣泛起，偷盜、走私又都出來了。尤其是90年代以來的盜墓風氣，不要說新中國成立以來，就是整個中國歷史上都沒有那麼嚴重過。
「錢味太濃」
《瞭望》：您是不是特別反對將文物保護和發展旅遊扯在一起？
謝辰生：其實不是。實際上，發展旅遊和保護文物並非水火不容。
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國務院曾設有一個旅遊協調小組，組長是谷牧同志，成員都是有關部門的同志，我也是小組成員。當時的旅遊局長韓克華在國外當了多年的大使，對國際上處理旅遊和文物保護的原則和方法都比較清楚，所以他十分重視文物保護工作，在發展旅遊的同時也很尊重文物部門的意見。那個時候，文物和旅遊兩個部門合作得非常好，甚至像兵馬俑坑館的建設和杭州絲綢博物館、胡慶餘堂保護等項目，都是從國務院發展旅遊專項經費中解決的。
可見，文物保護和發展旅遊是可以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實際上，我覺得現在還應該由文物部門和旅遊部門進行協商建立起互相通氣、加強合作的機制，以促進旅遊發展與文物保護良性循環的局面。
一方面，文物部門要有旅遊意識，應當在文物保護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為發展旅遊創造條件。另一方面，旅遊部門也應當認真貫徹中央的文物工作方針，尊重文物工作的客觀規律性。不是一切文物都是旅遊資源。真正能夠成為旅遊對象的文物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旅遊和文物保護相結合必須要有個「度」，即必須以文物保護為前提。
但是，文物工作是一項政策性、專業性很強的工作，因而不是任何部門單位、任何人都可以掌握好這個「度」的。哪些文物可以開發，如何開發，開發到什麼程度；哪些文物不適宜開發，或者暫時不宜開發，都應當由文物主管部門根據相關的政策，遵循文物工作本身的客觀規律來作出決定，而不宜單純由旅遊需要來決定。
但是，(上世紀)90年代以後，隨著一些人越來越只關注經濟利益，超過了這個度，衝突和矛盾就出現了。
《瞭望》：那對於這樣的衝突和矛盾，你認為正確的處理態度是什麼？
謝辰生：事實上，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是統一的，而且應當成正比，越是重視社會效益，經濟效益就會越好，如果只是片面地追求眼前和局部利益，不但會損害社會效益，而且歸根結底還會損害長遠的經濟效益。對文博事業來說，必須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這是必須堅持的基本原則。小平同志明確指出：「思想文化教育衛生等部門都要以社會效益為一切活動的唯一準則，它們所屬的企業也要以社會效益為最高準則。」並且對「把精神產品商品化的傾向」和「一切向錢看」的現象進行了嚴肅的批評。他指出：「混跡於文藝界、出版界和文物界的一些人，簡直成了唯利是圖的商人。」因此，把文物博物館與旅遊企業合併為旅遊公司捆綁上市的做法是違背鄧小平理論的，是不可取的。我認為，一定要堅持社會主義公益事業不能企業化，國有資產不能私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