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括，字存中，浙江錢塘人，博學善文詞，於天文、方志、律歷、音樂、醫藥、卜算，無不通曉，在中國歷史上，自漢有張衡後，他是第二個正史有傳的科學家。
雖然是科學史上成就極大的學者，但在那個時代，士非從政，即無其他出路，而他在現實政治裡所表現的角色，卻是個反覆無常的小人。
這與他才能卓越而早年甚不得意有極大的關係。沈括家貧，遲至三十一歲才中進士，自入仕途，即被冠蓋榮華所眩惑，使他熱衷利祿，竭力營謀進用。
熙寧之初，王安石變法，沈括也曾參與過三司條例司的工作。當時，王安石權勢正盛，沈括有心依附，竭力擁護新法，安石初亦相當器重他的才能，但是不久就看穿了他的人品。保甲法將行時，神宗有意委任沈括專主其事，而安石對曰：「沈括壬（小）人，不可親近。」熙寧六年（1073），沈括才開始得意起來，先是入館閣，為集賢校理，奉詔詳定三司令敕，繼復被派為兩浙路察訪使，口銜天憲，出為欽差大臣了。
沈括到了杭州，與蘇軾交往論舊，非常熱絡。將去，要求蘇軾手錄近作詩一通，留為紀念，這也是朋友間的常事，蘇軾也不疑有他，就寫了送他。
王安石其實，沈括心裡非常嫉妒蘇軾，神宗的殿論，對他是一個強烈的刺激，而他又知道安石甚惡蘇軾，所以回京後，除了極口讚揚青苗、助役諸法，絕無不便於民之外，隨即將蘇軾的近詩，逐首加以箋注，附在察訪報告裡，籤貼進呈，告他「詞皆訕懟」。
神宗置之不問，但是滿朝的人，都已知道有此一事，自然有人告訴蘇軾。蘇軾認為這種捕風捉影的忌謗之言，英明的皇上不會信他，並不放在心上，倒在寫給劉恕的信上，自嘲道：「不憂進了也。」意思是不愁沒有人把我的作品進呈御覽了。
這齣把戲，經過五六年，一直沒事。不料元豐二年，李定、舒亶等人媒孽誣害，所用的手段，就完全是從沈括學的。蘇轍為兄下獄所上書中提到：「向者曾經臣僚繳進，陛下置而不問。」指的就是他，所以說，烏臺詩獄案的始作俑者，實是沈括。
王安石二次罷相，舉吳充自代。這時候，沈括官已升至掌理全國財政的三司使，他要走新相國的門路，又看出吳充的作風，事事欲與荊公為異，就秘密條陳常平役法不便諸端，獻與吳充，吳便袖在衣筒裡，密呈神宗。
疏入，神宗甚惡沈括的反覆無常，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貶宣州。
被臺諫圍剿宋朝的諫官制度，與唐代不同。唐代的諫官，隸於門下省，轄屬宰相，所以常為宰相執言，諫諍的對象是皇帝。宋初，為防大臣專擅，產生侵主的權臣，所以定製諫官皆由皇帝親自選擢，不得由宰相薦舉，於是臺諫的地位，就超然獨立，越出執政之外，同時畀以重權，不但有權糾繩大臣，並且可以隨時彈劾執政。
朝廷更許諫臣「風聞言事」，說錯話可以不負言責，這固然是皇帝欲依諫官為耳目口舌，鼓勵言論的方法，但使臺諫的權勢，變成毫無統馭的野馬。蘇軾從前上皇帝書中，就曾說過：「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不料今日，竟然身被其禍。
在這樣的制度之下，臺諫官的人選，就非常重要，必須個個都是公忠體國之士，否則，如輕付小人以凌駕執政的地位和權力，他如濫用權力，則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神宗確然是個勇於有為的英王，後世史家批評他尚義而好名，本來這也不是大缺點，問題出在他只知要維護尊重輿論的立場，而不深察言事官黨爭的私心和奔競利祿的私慾。他接受了臺諫們的「控」狀，還以為不過找蘇軾來問個明白而已，並不覺得事情有那麼嚴重，後來才覺察到臺諫們是有計劃的結夥陷害，而蘇軾實陷冤誣，再圖救贖，但這場出死入生的文字獄，卻已如火如荼地燒了起來。
以李定為首的這些臺諫官，他們之所以要興起這場詩獄，目的在打擊保守派的潛在勢力，摧毀他們重登政壇的機會，藉以鞏固王安石去位後，力量已顯薄弱的新政派的既得政權，是非常明白的事情。
當時的情況是，專政十餘年的王安石已經黯然離京，呂惠卿陰謀敗露，一時決難再起；帝以吳充為相，不過地位中立；王珪是個鄉愿式的老官僚，雖然竭誠擁護新政，依附安石，但其政治上的聲望地位，實不足以領導群倫，能力上也不太能夠配合急求事功的皇帝。他們雖然接下了荊公所遺的重擔，但卻顯得十分吃力。
另一方面，天下所矚目的「真相」，卻在洛陽，受苦受難的老百姓所仰望的及時雨，是婦孺皆知的司馬光。
萬一有一天，神宗覺得無人能為國家做事，念頭一轉，真讓司馬復出的話，以他那種只一不二的脾氣，這批由王安石選拔出來的「新進」，連現有的祿位都不保了，還有什麼政治前途可言？
何況王珪僥倖登上相位，急需幹部，所以李定等人就攘臂而起，願為打手。
但是司馬光遠居洛陽，閉戶著書，絕口不談國事，沒有辦法議論他；而王安石公開指責過蘇軾是司馬光反對新政的幕後智囊人物，更有沈括那道「譏訕朝政」的老藥方，可以故技重演，退求其次，殺雞儆猴。於是，倒黴的蘇軾，禍從天降，就做了新舊政爭中的「代罪羔羊」。
他們又以集體圍剿的方式，使尚義而好名的神宗無法回護。元豐二年（1079）六月二十七日，由權監察御史裡行的何正臣首先發難，上札論蘇軾到湖州任謝上表中，有「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指為「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又說：「一有水旱之災，盜賊之變，軾必倡言歸咎新法，喜動顏色。軾所為譏諷文字，傳於人者甚眾。今獨取鏤版而鬻於市者進呈。」
繼起者，亦為監察御史裡行的舒亶，進札子說：「臣伏見知湖州蘇軾進謝上表，有譏切時事之言。流俗翕然，爭相傳誦，忠義之士，無不憤惋。」
李定，是王安石一手提拔出來的新政派，初欲引為諫官，被中書舍人封還詞頭，後又被人檢舉不服生母仇氏之喪，臺諫給舍，紛紛論其不孝，司馬光詆之為「禽獸不如」。此事原不重大，但竟掀起政海風波，無他，借李定以攻擊王安石，他做了黨爭的箭靶而已。
蘇軾與李定初無個人嫌怨，有人以為軾作賀朱壽昌得母詩，有「感君離合我酸心，此事今無古或聞」句，是暗諷李定，今為報復。其實，以當時朝士作詩稱美壽昌者之多，豈僅蘇軾一人，即此一言，亦非「必欲置之死地」的深仇，而今李定如此狠毒，無他，以蘇軾為黨爭的箭靶，意在司馬光而已。
御史臺奉到聖旨後，請求皇上選官參治，詔派「知諫院張璪、御史中丞李定推治以聞」。
這張璪，原名張琥，與蘇軾是進士同年。軾任鳳翔籤判時，張已先在鳳翔為法曹，曾為同事，當他離職時，蘇軾還作過一篇《稼說》贈行，與共勖勉。
誰知這位同年，素性奸邪，往往以危機陷人。這些年來，在京城十分活躍，初奉王安石，旋附呂惠卿，又與舒亶深交，數興大獄。軾案發生時，他已位居知諫院兼侍御史知雜事，甚得右相王珪的倚重。奉派這個差使，正是他表功的機會，遂與李定聯手，雜治獄案，必欲置蘇軾於死地了。
於是，就派了太常博士皇甫僎（遵）馳驛趕往湖州，逮捕蘇軾到案。
追捕蘇軾到湖州任，是五月二十日，至七月二十八日，即被御史臺所派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師，在任不過兩個月又八天。
七月初七那一天，秋陽杲杲，天朗氣清，蘇軾趁此大太陽，在家曝曬書畫，無意間看到亡友文同送他的那幅雙鉤著色的「偃竹圖」，追念昔遊，忽爾人天永隔，不禁悲從中來，廢卷而失聲痛哭。殊不知這兩個月間，京中群小已經編織好一重天羅地網，即將迎頭罩來，此日之悲，也許就是一種神秘的心靈感應，災禍的先讖。
蘇軾御史臺將要派人赴湖州逮捕蘇軾，在京的王詵最先得到這個消息，立刻派一幹僕赴南都通知蘇轍，蘇轍即派人往湖州告知老兄，讓他有個準備。不料皇甫僎帶了一個兒子，兩個臺卒，倍道疾馳，其行如飛，追趕不及。幸而到潤州時，他的兒子病了，求醫診治，耽擱了半天，蘇轍派的人才能比他先到一步。但只為此，王詵在本案中落了一個「洩漏密命」的罪名，成了僅次於蘇軾的第二號人犯，他若不是駙馬，恐亦難免牢獄之災了。
七月二十八日，皇甫僎帶了兩個臺卒，突然闖進州衙來了。是日，蘇軾先已在告（假），通判祖無頗權代州事。皇甫僎逕入州廳，穿著靴袍，秉笏立於庭下，兩個臺卒左右夾侍，白衣青巾，顧盼獰惡。全衙人心惶恐，以為將有不測的大禍，立刻就要爆發。
蘇軾是個書生，從未見過這等陣仗，惶恐不敢出見，與祖無頗商量，該怎麼辦。無頗說：「事已至此，無可奈何，須出見之。」蘇軾問：「該當穿什麼衣服出見？」自以為既已得罪，不可再穿朝服。無頗說：「現在還未知是什麼罪名，當然仍穿官服出見。」
於是，蘇軾也穿了靴袍，秉笏與皇甫僎對立庭下，祖無頗及職官都戴小幘，列於蘇軾身後。
看到這兩個臺卒的衣服裡面，有物隆起，像是藏有匕首，皇甫僎又裝模作樣，許久，都不開口說話，人心更加疑懼，逼得蘇軾只好開口問道：「軾自來惹惱朝廷甚多，今日必是賜死。死固不辭，乞歸與家人訣別。」
至此，皇甫僎才說：「不至如此。」無頗走上一步，揖道：「太博必有被受文字（指逮捕狀）？」皇甫僎問：「你是什麼人？」
「無頗是權州。」
皇甫乃命臺卒從懷中取出，原來只是「臺牒」，交給了祖無頗。
打開臺牒來看，不過是尋常的追攝行遣而已，只是皇甫僎故意那樣威嚇他們。
隨即催促蘇軾速行，兩個臺卒走過來，將蘇軾扎了繩子，即時出門。
一說：「吏部差朝士皇甫朝光（疑是僎字）管押，東坡方視事，數吏直入廳事，捽其袂曰：『御史中丞召。』東坡錯愕而起，即步出郡署門，家人號泣出隨之，郡人為涕泣。」b
不論哪一說對，祖無頗所目擊的，是「頃刻之間，拉一太守，如驅犬雞」。
王夫人得訊，急忙追趕出來，家人號泣相隨，蘇軾無話可說，突然想起前在洛陽，聽李簡夫講過一個故事：從前真宗東封還都，沿途訪尋天下隱士，知有杞人楊樸，就請他來朝相見。上問曰：「卿臨行，有人贈詩否？」樸對曰：「只有臣妻一首：且休落拓貪杯酒，更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裡去，這回斷送老頭皮。」
皇上大笑，放他還山。這故事，王夫人是聽說過的，所以軾就顧謂老妻道：「你獨不能如楊處士妻，作一詩送我嗎？」
王夫人悽然失笑，蘇軾就此快步出門，只有長子蘇邁一人，徒步相隨。
軾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老幼幾怖死。既去，婦女皆恚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燒之。比事定，重複尋理，十亡其七八矣。元豐二年（1079）八月十八日，始入臺獄。
勘問蘇軾在御史臺獄，被關在「知雜南廡」一個獨居的囚房裡。這囚房，非常狹窄而且陰暗，據他自己記述，住在裡面，一舉手，一投足，就會碰上陰溼粗硬的牆壁，仰起頭來，屋頂上開的一個天窗，還不到一片蓆子大，整個囚房，就像一口百尺深井。這個名滿天下的詩人，就蜷縮在這個不見天日的井底，死生莫卜，「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等待別人宰割。
蘇軾八月十八入獄，二十日開始問案，蘇軾初供：「除《山村五絕》外，其餘文字，並無幹涉時事。」
勘狀指責他「虛稱別無譏諷嘲詠詩賦」。於是御史臺就移文有關地方的政府機構，向各關係人問證。在如此嚴厲的情況下，還有何人敢於隱諱，即使片言只紙，也都一一繳納。茲就勘狀中所說的，舉二事為例。
關於王詵部分，據說蘇軾曾將「開運鹽河詩」寄與王詵，起初隱諱不答，於是他們就委任其他人員向王詵問證，王詵不敢隱瞞，就將此詩繳出，為此一詩，蘇軾於九月二十三至二十七日間，被足足問了五天，「方具實招」。如寄黃庭堅詩、書信及祭文同文，問官根據目錄查詢，認為蘇軾口供，「其間有隱諱未盡」，就行文北京留守司向黃庭堅取問、根驗，弄到蘇軾手書原件，當堂叫蘇軾自認，然後軾方「盡行供認」。詩中蘇軾自比為道旁苦李，以無用自全。祭文中「道之難行，哀我無徒。豈無友朋，逝莫告予」。都被勘證是謗訕朝政的證據。
以蘇軾寫作的豐富，像這樣一字一句、追根究底地勘問，為日不足，繼以夜審，只差當時還沒有的探照燈外，簡直就是「疲勞審問」，任你銅筋鐵骨，到頭來只有一概招認，蘇軾能不精神崩潰，還幸是天賦獨厚！
而且，這批忠貞無比的臺官們，技不止此，你若不認，他們還要大聲辱罵，甚至扑打，用來逼供。這是蘇頌傳說下來的。
在此酷虐的勘問階段，李定是奉詔的主審之一，以為像蘇軾這樣的人物，今也落入我手，不禁氣焰萬丈，飛揚跋扈起來，盈廷朝士，都不敢問及此案，也沒有人敢和他說話。李奉世告訴王鞏道：有一天，李定在崇政殿的殿門外，大伙兒一起等候早朝，李定忽然跟同列的官員道：「蘇軾確是奇才！」
別人不知其意何在，不敢搭腔，他自言自語道：「一二十年前所作詩文，引經援史，隨問隨答，無一字差錯，此非奇才而何？」
語畢，他獨自嘆息久之，空氣非常凝重，眾皆默不作聲。
御史臺根勘所就其兩個月間酷烈的勘問後，作成「勘狀」，性質類似現在司法檢察機關的起訴書。首先記錄蘇軾的五代和仕歷，歷官的舉主。再記述蘇軾任鳳翔籤判日，為中元節不過知府廳，罰銅八斤；任杭州通判日，不舉駁王文敏盜官錢，官員公按，罰銅八斤等兩次過失記錄外，別無前科。
宋制，一般罪犯，只問三代，而蘇軾一進臺獄，首即訊問五代，並問有無誓書鐵券，只有死囚才如此問法，他們顯然是故意恐嚇。換句現代話來說，則是替他安上了一個「寫作並傳播反國謀叛的語言文字」的罪名，其責不輕。
其次，列舉與蘇軾相識的張方平、王詵、司馬光、範鎮等二十四人，認為「其人等與軾意相同，是與朝廷新法時事不合，及多是朝廷不甚進用之人，軾所以將譏諷文字寄與」。而這些人收受蘇軾的譏諷文字，又不申繳有司官署，也該一併問罪。
蘇軾在獄中，日被群小肆意虐侮，又遭那麼殘酷的勘問，自問決不能堪。一說，他曾將常服的青金丹，埋藏土內，以備有一天必須死時，則一次服下，足可自殺。
有一獄卒，叫梁成，極富仁心，蘇軾日常生活，他都非常幫忙。蘇軾有寢前洗腳的習慣，梁成每天夜裡都為蘇軾燒壺熱水。蘇軾看他誠懇，託他道：「軾必死，有老弟在外，我寫成兩詩，託你送給他，以當訣別。」梁成安慰他道：「學士必不致如此。」軾說：「假使我萬一獲免，則無所恨。如其不免，而此詩不能送到，則死不瞑目矣。」
梁成就慨然接了下來。
蘇軾入獄後，杭州父老感念這個好官，為作解厄道場，祈禱神靈保佑他平安無事。蘇軾深受感動，自以為生不能再至杭州，希望死後能夠葬在西湖山上。
梁成將此二詩，秘藏枕內，到蘇軾出獄時，送還說：「還學士此詩。」蘇軾抱頭伏案，自不忍讀。
蘇軾在臺獄，受盡折磨，熬過兩個月，總算勘問審理完畢，御史臺於十月上旬，撰成勘狀，奏請皇帝批示。
論救蘇軾被逮赴獄，蘇轍即上書皇帝，乞納在身官以贖兄罪，通篇文字，非常謹慎，但情實融會，很能使人感動，真是《欒城集》中上乘之作。
在京的朋友，以吏部侍郎致仕的範鎮，得訊最早，御史臺也知道他和蘇軾之間關係非常親密，以為必可從他那裡得到許多資料，首先向他索取往來文字。來勢洶洶，急如星火，景仁不顧一切，上書皇帝論救，他家子弟怕這老人會被連累，竭力勸止，他都不肯，可惜書稿沒有留傳。
當時的情勢是言官代表輿論，媒孽於下，皇上要做個尊重輿論的明主，不敢置之不理，只好詔令勘問。案獄既興，就險不可測，凡與蘇軾平日交好的朋友，個個都懷著「株連入案」的恐懼。除了退休的範鎮、張方平外，誰還敢出頭講話？但是，公道自在人心，士大夫中到底還有「仗義執言」的少數，當朝的左相吳充，即是其一。
據傳，有一天，吳充問皇上說：「魏武帝何如人？」皇上曰：「何足道。」
「陛下動以堯舜為法，薄魏武，固其宜也。然魏武猜忌如此，猶能容禰衡，陛下以堯舜為法，而不能容一蘇軾，何也？」
神宗驚曰：「朕無他意，止欲召他對獄，考核是非而已，行將放出也。」
吳充這番話，說得非常有技巧。名士，代表一個國家知識文化的巔峰，倘如皇帝連一個高級知識分子的放言高論也不能容忍，竟至濫使政治權力而殺士的話，則後世的批評將是如何，不言可喻。這頂帽子比「尊重輿論」還要大，難怪神宗要大吃一驚了。
王安石的幾個弟弟，都是很有學問的。安禮，字和甫，為人非常豪爽，也稍有點玩世不恭，從來不怕什麼。蘇軾禍作時，他為值舍人院同修起居注官，日與皇上接近，李定就怕他說話，先曾警告他道：「蘇軾那麼銳利地譏議新法，反對的是你家大哥，你可別說話。」安禮根本不理睬他，一日，對神宗非常率直地進諫道：
「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語罪人。蘇軾以才自奮，以為爵祿可以立取，但自來碌碌如此，心裡不免觖望。今一旦致於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
帝曰：「朕本來不欲深譴，將為卿赦之。但去，勿洩漏此言，軾方賈怨於眾，恐言官們要為此加害於你。」
此外，蘇軾的最大救星，是神宗的祖母—光獻太皇太后曹氏。
蘇軾陷獄之初，太皇太后已在病中，接連幾日，看到皇上神色頗不愉快的樣子，便問：「官家何事數日不懌？」
「更張數事，皆未能就緒。有蘇軾者輒加謗訕，甚至形於文字。」
「莫非就是軾、轍兄弟？吾嘗記仁宗皇帝當年策試完畢後，回到宮來，喜道：朕今日為子孫得太平宰相二人，雖我老矣，已不及用，朕將留遺後人。」
太皇太后問這二人現在何處，皇上對以蘇軾現方系獄，曹太后說：「以作詩系獄，得非受了小人中傷。攈至於詩，其過甚微，吾已病矣，不可再有冤濫，致傷中和。」說著，這病中的老太太流下淚來。
神宗天性純孝，事兩宮，晨昏定省，必恭必謹。聽了太皇太后的話，心中一震，一邊恭答道：「謹受教。」一邊也流下淚來。
十月間，太皇太后的病勢已很沉重，神宗要大赦天下為太皇太后求壽，太后說：「不須赦天下兇惡，但放了蘇軾就夠了。」
十月十五日，皇上以太皇太后「服藥」，降詔：「死罪囚流以下，一律開釋。」
在獄中的蘇軾聽得這個消息，恍如黑室中透進一線曙光，作詩曰：「漢宮自種三生福，楚客還招九死魂。」但是，即使真能生出獄門，「縱有鋤犁及田畝，已無面目見丘園」，仍是不知如何是好。
十月二十日，太皇太后光獻曹氏崩逝，蘇軾以罪人不許服喪，「欲哭則不敢，欲泣則不可」，故作輓詞兩首，其第二章自維身世，非常沉痛。如曰：
未報山陵國士知，繞林松柏已猗猗。一聲慟哭猶無所，萬世酬恩更有時。夢裡天衢隘雲仗，人間雨淚變彤帷。關雎卷耳平生事，白首纍臣正坐詩。
定讞御史臺勘狀奏上後，十月十五日奉御批：「見勘治蘇軾公事，應內外文武官曾與蘇軾交往，以文字譏訕政事者，該取會問驗看若干人，聞奏。」
但是，在此同一日，因太皇太后患病，肆赦天下的詔令也發表了，假如不問死罪，蘇軾至少已無生命之憂，大家鬆了一口氣。而中書省復奏：該案內收受蘇軾有譏諷文字，不申繳入司者，計有王鞏等二十九人；承受無譏諷文字者，計有章傳、蘇舜舉等四十七人。
這時候，李定、舒亶輩功敗垂成，非常著急，只有再想辦法激怒神宗，要把他搞到大逆不道的死罪，就不入赦免之列。
御史舒亶則已跡近瘋狂，不但認為牽連入案的王詵、王鞏都罪不容誅，甚至因收受譏諷文字，不申入司的張方平、司馬光、範鎮等也都該殺頭，其言曰：
收受軾譏諷朝政文字人，除王詵、王鞏、李清臣外，張方平而下凡二十二人，如盛僑、周邠輩，固無足論。乃若方平、司馬光、範鎮、錢藻、陳襄、曾鞏、孫覺、李常、劉攽、劉摯等，蓋皆略能誦說先王之言，辱在公卿士大夫之列，而陛下所當以君臣之義望之者，所懷如此，顧可置而不誅乎？
神宗不失為一個頗有理性的人主，對於舒亶這番狂言，極抱反感，置之不理。不過，他自來聽多了毀謗蘇軾的話，心中不能無疑，但他相信凡人做了錯事，心裡總有愧疚，不免恐懼，這種內心的罪惡感，亦必將有焦躁不安、言行失常的形跡流露於外，若能一切坦然，即是問心無愧之人。他又想，一個喜歡謗訕他人的人，身陷獄中，必多怨言，所以到了這件案獄必須決定處分時，神宗就秘密派遣一個小黃門去獄中察看蘇軾的動靜。
小黃門來，察看某起居情狀，適某熟睡，鼻息如雷，他就以所見馳報皇上，皇上顧謂左右道：『朕知蘇軾胸中無事者。』」
於是，神宗就自禁中特遣馮宗道赴御史臺覆按本案，歸報後，即行定讞。所為處分是：
一、蘇軾責授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籤書公事。令御史臺差人轉押前去。
二、絳州團練使、駙馬都尉王詵，追兩官，勒停（勒令停職）。
……
蘇軾於八月十八日入獄，至十二月二十九日出獄，歷時四個月又十二日。
據南宋詩人周必大說：元豐己未東坡所供詩案，南宋時已經有印本行世，題為《烏臺詩案》。原供真跡，在靖康之變時臺吏隨駕攜至揚州，張全真時為御史中丞，南渡後，取而藏之於家。
全真死，其子乞張丞相德遠撰寫墓誌，割其半贈與德遠為潤筆。全真家餘存的一半，周必大曾借來觀看，全部都是蘇軾親筆所寫，凡有塗改，皆一一畫押於下，而每頁紙幅上端，都蓋有御史臺的大印，是正式的公文檔卷。
歷時千年，此一檔卷真跡，當然早已泯滅，即印本的《烏臺詩案》，亦不易得見，而施（元之）注蘇詩，逐一繫於詩下注中，可以尋繹，但是宋人喜歡穿鑿附會，其間雜說甚多，不見得都是真實。
不過，此案本身，原是基於曲解和羅織，故入人罪，所以如何取證，如何判斷等，也就並不重要了。
元祐時，蘇軾為避謗乞外，狀奏平生，溯述此事的前因後果，則非常鮮明平實，引以為結。
……昔先帝召臣上殿，訪問古今，敕臣今後遇事即言。其後臣屢議事，未蒙施行，乃復作為詩文，寓物託諷，庶幾流傳上達，感悟聖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誹謗，然猶有近似者，以諷諫為誹謗也。
臣得罪下獄，定等選差悍吏皇甫遵（遵通僎）如捕寇賊。即與妻子訣別，留書與弟轍，處置後事，自期必死。過揚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監守不果。到獄即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獄，有所約敕，故獄吏不敢別加非橫。臣知先帝無意殺臣，故復留殘喘，得至今日。
本文摘錄自《蘇東坡新傳》，李一冰 著，後浪丨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5月。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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