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對身負7條人命的「女魔頭」勞榮枝的庭審結束。她幾乎全面翻供，否認是法子英的共犯，堅稱自己是長期被法子英誘騙、恐嚇的受害者，不得不服從法子英的指使，稱自己是法子英「搞錢和性慾的工具」。
昨天，我曾撰文分析她這明顯是狡辯，是反社會人格障礙下的表演！不但毫無悔改之心，還喊哭賣慘，賊喊捉賊！
（點擊回看：「女魔頭」勞榮枝稱願眾籌賠償，背後是其反社會型人格障礙的一次「表演」）
今天，看到媒體的進一步報導，有律師認為勞榮枝當庭所述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情況，再加上案件證據存在瑕疵，法庭對她最後的量刑會有一定影響。
不知道這個律師說「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時是語帶譏諷，還是真的認為勞榮枝的情況屬於這個綜合症。如果是後者，那這個律師真是大錯特錯了！
該律師稱勞榮枝當庭所述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情況對量刑有一定的影響
很多人都聽聞過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不論透過電影作品，還是文學小說等，都稍微了解一點關於它的特質性，但往往並沒有徹底去探究和分析。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起源於一宗銀行搶劫案件。1973年8月23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有一家銀行被兩名犯罪者搶劫，有4名銀行職員被歹徒挾持。其後，兩名犯人與這4名銀行職員一同被困在銀行裡。
與警察的對峙和談判長達130多個小時後，警方終於有條件營救4名人質。但令人震驚的是，雖然這4名銀行職員被挾持了這麼長的時間，生命受到歹徒的威脅，但他們並不因此仇恨歹徒的所作所為！
相反，他們對歹徒表露出同情和憐憫，認為歹徒沒有對他們造成嚴重的身體傷害，甚至一度想保護、維護歹徒不被警方抓獲！對警方感到抗拒和仇視！這明顯是一種不符合社會正確價值的觀念和行為。
當時，這種特殊社會現象立刻引起各大媒體的爭相報導。經過深入的了解和訪談，得知受害人在那段時間裡，歹徒儘管有時候會表示出威脅他們的性命安全，但是有時也展示出體貼、理解、慈祥、溫柔等態度。在這種錯綜複雜的情感和極端的環境下，4名人質的心理和行為發生重大的改變，形成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後來，越來越多心理學家在刑事案件中注意到這種心理現象，並對此進行了歸納。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又稱作斯德哥爾摩效應或人質情結。這種症狀主要是指：
當受害者遭受到不良的對待後，他對於加害者產生了一種特殊的情感，這種情感不是仇恨、憤怒、討厭等負面情緒，而是認同、體恤、憐憫等正向情感表現，故此受害者的行為表現是認同加害者的觀念，並產生了一定程度的依賴感和信任度，往往會反過來協助加害者，形成一種常人難以理解的情結。
值得注意的是，人們絕不應該認同這種現象，因為該情感是不理性和錯亂的。
乍一看，似乎勞榮枝口中悲慘的自己跟這個定義有一點相像。難道她真的因長期被法子英控制了人身自由，又被洗腦，所以心智出現異常，對法子英產生了病態的認同？她的所做所為，都是因為「病了」？
圖片來源於網絡
很可惜，她完全不是。如果深入了解一下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形成條件，就很容易發現勞榮枝與其根本不沾邊兒。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有基本的4個特點，又或者說，必須同時具備以下4個條件：
第一，受害者者曾經遭到犯罪者的嚴重生命威脅，產生極大的恐懼情緒，認為自己的生命完全掌握在犯罪人手裡，無法脫離。即使偶爾獲得自由的機會，也會認為自己處於犯罪人的控制下，進而產生對犯罪者權威性的認同。
第二，受害者難以接收到外界的信息，無法正常地與外界保持聯繫，只可以從犯罪者身上接受其所傳遞的、單一的信息。這會讓患者的觀點漸漸與犯罪者相近，甚至高度保持一致。
犯罪者常見的手段是禁止受害者與他人有任何接觸，不允許他們使用手機、電視、計算機等通訊工具，讓他們處於一個相對密閉的空間內。
第三，犯罪者稱自己因某些特殊原因而被迫犯罪，剛好遇上受害者，乃至是命運的安排，甚至是因為社會的不公。這很可能會讓受害者產生同理心，錯誤地認同犯罪者的觀點和行為。
第四，受害者雖受到性命威脅，但身體並沒有遭到重大的傷害。而且加害者有時候會做出適當讓步，給予一些小恩小惠，讓患者感到被尊敬，最終甘願地被加害者所挾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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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加害者能夠與外界聯繫，從而獲取一些物資，並且給予受害者一小部分，讓患者產生過度感激的心態。
勞榮枝是否同時符合上述4個條件或特點？很明顯沒有。尤其是第二點，法子英根本沒有強迫勞榮枝與外界斷絕關係。不但如此，勞榮枝在作案期間還經常到夜總會坐檯，物色「獵物」，也多次與法子英暫時分開，再到某個地點會合。
也就是說，勞榮枝的信息獲取是非常靈通的，與社會接軌的，根本不存在因為信息閉塞而被法子英洗腦的可能性，也不存在勞榮枝認為自己無法逃脫法子英控制的可能。
退一萬步講，即使法子英真的拿勞榮枝家人的行為作為恐嚇籌碼，對勞榮枝建立了權威感。可1999年法子英被執行死刑，按理來說，從那一刻開始，這種權威感和控制感就已經崩塌了，勞榮枝為什麼不出來投案？
所以，說勞榮枝可能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這根本就不成立！法子英當年伏法時把所有罪責都擔在自己身上，有意保護勞榮枝，說他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被勞榮枝玩弄在手倒還有一些可能性！
從精神心理的角度，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心理活動過程並不難理解。人質一開始被挾持時，犯罪者會對人質進行極強的口頭言語或肢體語言恐嚇，令人質在短時間內建立巨大的恐懼性條件反射，產生極端的災難化思維：我快要死了，他一定會弄死我，他會用各種酷刑折磨我……
然而，犯罪者並沒有對人質進行太大的、實質性的軀體傷害，反而可能表露出尊重、體貼、溫和的態度，人質受傷了，犯罪者甚至會請求醫療志願等等。
這些行為和態度是人質始料未及的，其一下子從災難化思維裡脫離出來，一負一正的情緒體驗形成強烈反差，感受非常深刻。甚至可以說這是一種病理性的正性情緒體驗，令他們對犯罪者產生感激和錯誤的認知。
如果此時犯罪者還進一步向人質訴說自己的悲慘命運，獲得同情；人質又無法與外界聯繫加以驗證，就很容易進一步認可犯罪者，認為他們是好人，是為形勢所逼，甚至對警方、政府產生仇視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