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朱建娜入職順義法院，成為時任民三庭副庭長塗長江的書記員。記錄庭審、校對判決、送達文書······書記員承擔著諸多繁瑣的工作。她意識到這份表面簡單基礎實則必不可少的工作，恰恰是實現「法官夢」的必經之路，直接影響著案件審判的質效。
校對文書時，朱建娜不追求一目十行的速度，她習慣手握一支鉛筆，每個短語一條斜槓，劃滿各種小記號；送達文書時，不催促當事人匆忙籤字，她帶著一本卷宗，等待之餘標記卷宗頁碼，給當事人更多的時間看判決，同時解答他們的內心疑惑。
零差錯可以說是書記員工作的最高標準，「小朱就是一個『零差錯』的好書記員，那時我清楚地看到了她未來一定能成為一名好法官的樣子。」一向嚴厲的塗庭長，驕傲地稱讚小朱這個優秀徒弟。從書記員到助理審判員，從審判員到立案庭副庭長，「零差錯」的習慣讓朱建娜一步步走得踏實、篤定。
「審理侵權案件的法官，離人們的痛苦是那麼那麼近」，朱建娜說，「你越對人民群眾有感情，越要冷靜，把自己的那份共情深深埋在心裡。只有保持足夠的冷靜與克制，才能保證判決公正。」
「我就帶孩子來補個牙，孩子怎麼就沒了呢？」痛失獨子的母親泣不成聲。2015年10月，母親帶著三歲的兒子去某醫院補牙，醫生要求母親在治療室外等待。十幾分鐘內，孩子從嚎啕大哭到鴉雀無聲，母親最終等來的是醫院出具的死亡證明，稱患兒為心臟驟停，死亡原因不明。
進入訴訟程序後，案件的第一個難點落在了司法鑑定程序上。為精準判斷醫療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係，必須得到屍檢結果以確定醫療過錯。然而，經歷著喪子之痛的母親無法接受屍檢，激動地向朱建娜哭訴內心的悲痛、怨氣、自責，以及與孩子之間的點滴回憶。待原告情緒穩定，朱建娜說：「我也是一位母親，遇到這樣的事情，我非常懂您此時的心痛。如果您想討回公道，我們必須先清楚孩子的死因，這依賴於屍檢結果，時間拖得越長，對事實認定越不利。」聽著朱建娜詳細解釋屍檢程序，原告終於含淚提交了屍檢申請書。
朱建娜積極與鑑定機構溝通，最終鑑定意見書認定男童符合氣道異物（棉球）堵塞所致窒息死亡。被告醫院認可並同意承擔百分之百的賠償責任。
但是，死亡賠償金額成了第二個爭議點，被告醫院不接受原告提出的賠償金額。朱建娜和醫院負責人反覆協調：「醫患糾紛的處理並不只是關乎您一家醫院的利益，於社會而言，醫院此次的態度代表著醫療行業對此類醫療事故的整體態度。僅僅三歲的患兒，未來的發展本具有無限可能，於家屬而言，失去孩子是多麼大的傷害。醫院若能主動退一步，展示真正的醫者仁心，從長遠發展來看，才是最佳的選擇。」
最後，在朱建娜的反覆溝通下，雙方就賠償金額達成了一致意見。收到賠償款後，原告家屬再次來到法院，向朱建娜贈送錦旗。「當事人能夠熬過那段艱難的日子特別不容易，那一刻，不僅是他們在感激你，我自己也特別感謝他們，給我一種特殊的情感上的共鳴！」
「司法是法官一手託著法律，一手託著老百姓的生活。只有既懂得法律，又懂得老百姓的生活，才能真正判好案子。」
這是一起父子二人起訴孩子舅舅的案件，2005年，孩子外祖父的宅基地拆遷，當時生活在外地的原告一家並不知情，相關拆遷協議均由孩子舅舅一人籤署，房產全部由舅舅獲得。多年後，孩子母親去世，原告父子倆回到順義，卻無法要回屬於母親的房產，無奈之下將舅舅告上法庭。
此案權利義務關係看似比較清晰，根據拆遷協議、宅基地登記卡、購房發票等書面證據，房屋應當歸被告舅舅所有。但朱建娜注意到了48份村民提交的支持原告訴求的聯名請願書，她意識到案件絕對沒有看上去這麼簡單。
然而，宅基地拆遷已久，拆遷協議中僅有寥寥數語的原則性規定。為還原事實真相，朱建娜多次走訪村委會、鎮政府、開發商，但因時間久遠，證據鏈殘缺，調查工作毫無頭緒。原告父子無數次到村委會和有關部門反映問題，勝訴更成為了他們心中的一份執念，此案若處理不當，極易引發更加激烈的矛盾。面對心急如焚的父子，朱建娜真誠地告知：「請放心，我比你們更希望糾紛能儘快解決。」
朱建娜逐頁逐條查找拆遷檔案，一字一句地研究拆遷協議，發現協議中的原則性條款實則內涵豐富：「根據原房面積、結合人口結構，本著分得開、住得下的原則.」她理性推斷，當年的拆遷政策考慮了家庭人口情況，原告孩子母親當時作為未成年子女，且作為房屋拆遷時唯一擁有本村戶口的家庭成員，理應是涉案宅基地的使用權人之一，而被告舅舅在取得宅基地使用權證時已經是城鎮戶口，取得房產實質不符合相關法律規定。看清深層次的實質利益分配規律後，朱建娜果斷地支持了原告的訴訟請求。
「法官絕不僅僅是在為群眾解決法律問題，而是更應當透過法律問題，盡全力解決困擾群眾的社會問題。」公正的司法裁判不只是依賴證據的表象信息，作出法律框架內正確的法律適用，而是要關注當事人權利義務關係背後的實質生活問題，尋求更多元的方式幫助群眾從根源上化解矛盾與糾紛。這與訴源治理司法改革目標不謀而合。
「好的法官是用一個個案子餵出來的。」對朱建娜來說，大量的一審案件雖是工作壓力，但也是啟發訴源治理思路的寶貴資源。面對立案庭不斷攀升的物業糾紛案件，朱建娜發現，若僅通過司法裁判的方式，雖然化解了個案糾紛，但往往難以觸及根本，案結事不了的問題逐漸凸顯。在積極發揮審判職能作用的同時，朱建娜將目光投向了更深層次的源頭治理問題。
朱建娜帶領團隊鑽研近20年間物業案件，撰寫了《順義法院關於物業糾紛案件訴源治理的調研報告》，深入分析成訴原因並提出對策，從原計劃的2000字，到4000字、8000字······再到最終版的4萬字，內心最初的困惑，在一步步邏輯推理中、一點點素材積累後，逐漸明晰。
同時，朱建娜帶領團隊充分運用調研成果指導實踐，並做好普法宣傳工作，結合12368人工語音訴訟服務熱線與「吹哨報到」機制，建立訴源治理司法需求響應服務機制，協同住建委、居委會、業委會等各方力量調解矛盾，力求從源頭處化解糾紛。2020年，順義法院上半年物業糾紛同比下降八成，除了疫情因素外，訴源治理工作功不可沒。
作為支部副書記，朱建娜充分利用法官會議、合議案件等日常工作時間，帶領幹警加強理論學習、提升業務能力、開展警示教育，充分發揮黨建引領作用，團隊凝聚力進一步提升。「小朱姐就是一個超長待機、永遠百分之百電量的機器人！」「她像是被賦予了超能力，不知疲倦地持續輸出能量」。其實，這一切「不尋常」的秘密，源自朱建娜對司法事業狂熱的愛與責任。
她是直面難題的「大學霸」。
「沒有她不會辦的案子，只有她沒辦過的案子。」調解員亢師傅頻頻稱讚。絲毫不懂醫學知識的朱建娜，為了弄懂「五年生存率」這個醫學概念與法律上確定死亡賠償金時的賠償年限之間的關係，開始攻讀厚達一千八百多頁的《現代腫瘤學》著作，檢索大量論文以及詢問相關專業醫生。久病成醫，久審亦成醫。「甲胎蛋白、環中樞頸髓損傷、脊椎棘突骨折······」晦澀難懂的醫學術語張口就來，看完病歷基本已經大致推出傷殘等級，一幅人體骨骼圖深深牢記於朱建娜的心中。
她是堅持不懈的「研究員」。
「論文、調研、案例是自身精進專業素養的過程，更是法官追求裁判公正的衍生物。」朱建娜撰寫的邵某訴賈某等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案件，被評為北京法院第25號參閱案例。為全面解答「交強險和商業三者險中『第三者』範圍」的難點問題，她從全國法院的文書庫中搜集不同的裁判觀點，分析相關保險法律規定、保險合同約定、侵權法基本法理精神、學界權威觀點等，最終得出裁判結論。她深入思考「車輛所有人的責任形態」「商業三者險免責條款效力」等問題，執筆的兩篇論文均獲得獲得了全國法院第二十九屆學術論文討論會二等獎。
但她說：「我只是一個人民法官。」
全國優秀法官、北京法院民事審判業務標兵、北京法院黨建工作先進個人、北京市模範法官、北京法院優秀速裁團隊、個人三等功兩次······朱建娜並不在乎榮譽的多與少，因為在她心中，再多的榮譽都無法超越「人民法官」這個稱號賦予自己的責任和分量。
一槌千鈞，法在民心，十餘年如一日，她把簡單的工作做到極致，在平凡的崗位詮釋大愛。胸懷正義、剛正不阿，敢於擔當，只要身披法袍，朱建娜就會堅持無限貼近人民的內心，讓人民群眾在生活裡總能看到法治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