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四年前認識王姐的，那時她每天下午五點準時下班，著實讓我羨慕了一陣子。一年後，她加班到六點的時候多了，又過一年，她經常七點才下班，我的羨慕也漸漸變為同情。如今我不大經常見到她了，據她自己說，每周都有幾天要忙到晚上九點之後。某個周五晚上，我們幾個朋友約好一起吃飯，王姐在掃尾階段才現身。她一臉頹喪地在我對面坐下，表情跟餐桌上的殘羹冷炙一樣慘澹。她疲憊地點了點頭，似乎說話和動筷子的力氣都沒有了。我說，我很好奇，按說你們的人手比從前多了一倍，你應該更輕鬆才對啊，怎麼反而更忙了？「這有啥奇怪的，人多了，活也多了呀。」王姐又緩了一會才開口，「比如以前每年辦一次的人才交流會，現在每年辦五次；以前每半年搞一次的拓展訓練，現在每個月搞一次。」「意義？哈！」王姐突然做了個誇張的嘲諷表情，「什麼意義不意義，『忙』本身就是意義。我們經理說了，這兩年公司業績不好，業務部門都很忙，要是人力資源部閒著，領導就會問，你們既然事不多，招那麼多人進來幹什麼？吃乾飯吶？！」「所以你們就沒事找事做？」我驚訝地問，「既增加工資負擔，又增加工作量，這不瞎折騰嗎？」「誰說不是呢！」王姐說，「現在我們是越忙，就越招人，越招人，就越要給招人找理由。只有讓招進來的人都忙起來，才顯得招人是『必須』的呀。」「那你們公司受得起嗎？」我還是不敢相信，「招人進來，不得開工資啊？」王姐撇了撇嘴。「工資又不是人力資源部開，管它呢。只要集團和分公司領導都覺得你在努力幹活，這點工資他們還是願意開的。」「我明白了，你們就是忙給公司領導看的。」我恍然大悟，「你們部門不直接創造效益，所以價值不好體現，只好用『忙』來刷存在感。」「基本就是這樣。」王姐的眼睛平視著我，但眸子空洞無神，「不過這也不全怪我們經理，集團也更折騰我們了。以前集團人力資源部幾乎不管我們的，我們跟他們也不是上下級關係，可現在他們幾乎每周都要讓我們寫各種報告，從『企業文化建設情況』到『團隊精神構建情況』，什麼都有。雖說這些報告交上去，他們幾乎從來不看，但我們經理特別認真，每篇報告都要一遍遍地改，我們好多精力都花在寫報告上了。」「集團讓交的，你們經理當然重視啦。」我說，「好容易有個表現機會嘛。」「可是他表現給誰看啊？我去總部開會的時候，曾親自去送過一份報告，結果到了那裡，人家連接都不接，眼皮都不抬一下，只說，『你把報告放到箱子裡吧。』「我低頭一看，地上好大一個箱子，裡面放了小半箱報告，都是各地分公司寄過去或送過去的，寄過去的那些連信封都沒拆呢。你想他們還能再把這些報告搬出來一份份地看？他最多是記上一筆，我們分公司交了報告而已，我們浪費這麼多時間在這上面，真不值得。」「說了啊。」王姐答道，「但是經理說，萬一下次人家看了呢？咱要是瞎糊弄，人家怎麼想？」「是有道理。」王姐拿起筷子又放下，「可是我們花一個禮拜去搞一份『企業文化建設情況報告』和一個『配套PPT』，剛搞完，『團隊精神構建情況報告』又來了。我們什麼時間去建設『企業文化』、構建『團隊精神』呢？」其中一個故事是這樣的：就在我們吃飯的前一個周日，她去參加高中同學聚會，剛聚到一半，經理來電話了：「小王啊，那個目標管理考核方案還得再改改，你來加個班吧。」「可是我在參加同學聚會呢，趕不過去啊。」王姐試探著說，「周一再改行嗎？」「周一再改就來不及了。」經理有點不高興地說，「周一一早，就得把方案送到公司領導手裡，咱沒時間了。」「唉，這根本不是公司領導布置的任務好吧。」王姐沒好氣地說，「公司領導從來沒要求我們起草這種方案，甚至都沒說過要修改員工考核辦法，是他非急著在領導面前『創新』。其實這玩意周一交、周二交，還是明年交，甚至永遠不交，都無所謂。可是他非得周一就交。」「提高效率、追求創新，也不能說是錯的啊。」我充分發揮了愛抬槓的特長。「但這件事真的有意義嗎？」王姐白了我一眼，「要是急著讓我回去抗洪搶險，我也認了，好歹有點成就感。可是加班改這個方案，我到底圖個啥？」「哎呀，你的功利心太重了。」我打趣道，「你要多給公司奉獻嘛！不要總想著個人得失。」「這個方案能給公司奉獻什麼？它能提高公司的業績嗎？」王姐倒不生氣，只是鬱悶地說，「其實經理自己也知道，考核方案只是個噱頭，真考核的時候，誰也不會按這個執行。再說現在離年底考核還早呢，就算我聚會結束後再回去『奉獻』，公司也不損失什麼。」「但是緊不緊急我們經理說了算，所以我必須回去。」王姐苦笑著說，「不過話說回來，公司領導確實也挺看重這些的。以前效益好的時候，只要員工能搞到業績，不上班都行；現在效益下滑，大家好像都找不到辦法了，反而重視起方案啊、PPT啊之類的東西來。」「誰知道呢，也許在有些人看來是的。」王姐聳了聳肩，「比如同學都挖苦我，說我這麼忙，肯定賺了大錢吧？我說我的工資並不算高，本市平均水平而已。可他們哪裡肯信？「『為了那麼點錢，你那麼拼？』有個同學嘲諷地看著我說，『你瞧人家××下午四點多就下班，還是開雅閣來的呢。你的寶馬停在遠處了？』「我還能說什麼？只好搖搖頭，出門騎上電動車，回公司加班。」聽到這裡，我忍不住回頭望了望餐館窗外那輛屬於我的綠源電動車。王姐那輛雅迪電動車就停在它旁邊，在昏黃的街燈下顯得黯淡無光。王姐的兒子今年七歲。她剛進公司的時候，經理照顧她孩子小，幾乎從不叫她加班——當然，那時其他人也極少加班。「我剛進公司就被分到人力資源部，一直跟著現在這位經理幹。」憶及往事，王姐倒是飽含深情，「其實他人不壞，以前對我也挺好，只是這幾年……唉。」她嘆了口氣，「大家都在變吧。」「他也不容易啊。」我跟她經理也認識，但不太熟，就隨口說，「一般人忙活幾年，新鮮勁過了，都會松下來。他居然越來越精神，也挺了不起的了。」「唉，是啊。」王姐又嘆了口氣，「我猜他有點著急了。畢竟也是快五十的人了，做中層這麼多年，眼睜睜看著比他年輕的都當上分公司副總了，能不急嗎。所以這兩年他特別想多表現表現。」「我明白了。」我附和道，「這不光是薪水問題，也是面子問題。」「主要還是薪水問題。」王姐抿嘴輕笑了一下，「我們跟那些小公司不一樣，我們業務提成很少的，大部分工資和獎金都要根據職位來定數額，職位越高，錢就越多，所以大家都拼了命去爭那些高職位。」我說這恐怕不大合理——不過你經理既然身處局中，合理不合理他都得這麼幹。王姐悲哀地看著我。「所以我理解他。」她說，「但是他好像不理解我。他想當副總，所以他以為我也想當。可我只想做好自己份內的事，然後早點回家陪兒子。」這個願望挺不容易實現。王姐告訴我，經理一直不太喜歡呆在家裡，不過她剛進公司的時候，另外兩個老員工比較顧家，能早下班就早下班，經理也不好說什麼。可是後來，人力資源部新來了兩個年輕小夥子，都沒成家，下了班也沒家可回，就整天泡在辦公室裡——你甭管他上網聊天也好，打遊戲也好，甚至純粹為了吹免費空調也好，反正這種「以公司為家」的精神讓經理很欣賞。於是，這兩人的到來非但沒減輕王姐的壓力，反而成了她的「學習榜樣」。王姐找不出不能的理由。儘管那理由也許就在《勞動法》上寫著，但她找不出。王姐是不情願「以公司為家」的。有時我去她公司辦業務或拿材料，幾次見她向家裡打電話「請假」，每次都是表情煩躁，聲音低沉。「唉，行了，別說了，就這樣吧。」一向對人溫柔和氣的王姐對丈夫和兒子從來都是另一幅「嘴臉」，斬釘截鐵、簡單粗暴。然而我知道那是為什麼：內心的無助像刀子一樣刺痛著她的心，若她不早點掛斷電話，那清晰的痛感會讓她忍不住哽咽。上個月我去王姐公司辦事，臨走時在走廊裡遇見了她。她正懷抱著一堆看上去很重要的銅版紙從另一個部門出來，很熱情地跟我打了招呼，並邀請我到人力資源部去喝杯茶。「不打擾。」王姐似笑非笑地說，這個表情讓她的黑眼圈格外明顯，「我要累死了，你正好陪我聊聊天。反正不管我現在幹活，還是聊完天再幹活，效果是一樣的，都得加班到凌晨——我已經連續兩天加班到凌晨了。」「你們忙什麼吶？」我跟著她走進人力資源部，發現辦公室裡空蕩蕩的，「其他人呢？」「兩個出差了，一個出去辦事了，剩下的都在別處忙跟我一樣的事。」她簡短地說，同時坐在電腦前晃了晃滑鼠，完全忘記了給我倒茶。「公司有兩個部門副經理調去了別的分公司，還有一個部門經理辭職了，所以空出了幾個崗位。然後還有幾個部門需要再選幾個副經理。總經理要我們一個月內搞定。」我一愣。「看來總經理挺信任你們啊。」我頓了幾秒才說，「這種事，還不是他想任命誰就任命誰，居然要你們挑人選。」「不是什麼重要崗位啦。」王姐一邊打開一份看上去很複雜的excel表格，一邊小聲說，「本來中層都是總經理說了算的，可能這回他覺得自己直接挑人，員工別不服氣，就走走樣子。」「既然是走走樣子的事兒，你們搞這麼緊張幹什麼？」我也壓低了聲音，「再說一個月的時間挺寬裕的，有必要加班到凌晨嗎？」「唉，這還用問嗎。」王姐小心地朝門口的方向瞅了瞅，「我們經理說，這次的中層不對外招聘，從公司基層員工中選拔，所以為了公平公正，要搞競職演講。」「本來也不算複雜，但你可以把它搞得複雜嘛。」王姐又露出了似笑非笑的神情，「我們經理把這次演講分成了四個大環節，每個大環節又包含若干小環節，又是弄什麼兩輪投票，又是錄什麼VCR，還要搞什麼辯論，總之各種麻煩。這麼說吧：這次演講幾乎是把美國總統大選和《非誠勿擾》結合起來。」我伸了伸舌頭。「那是夠不容易的。」我說，「不過你們既然要民主，就不能怕麻煩。要是程序不嚴謹，才更麻煩呢。」「民主個毛啊！」王姐突然義憤填膺起來，雖然聲音很低，但語氣惡狠狠的，「公司這麼多人，基層員工好多都不熟悉，光憑那幾分鐘的演講，能選出合適的人？再說熟悉的也不可觀啊，大家恩恩怨怨這麼多年，你還指望他憑業績選你？」「要是真想搞民主，你不能光走形式。」王姐連珠炮似的說，好像早在等待這個傾訴的機會了，「如果大家選上去的經理幹得不好，還能把他選下來，這才靠譜吶。現在倒好，只要選上，他就高枕無憂了，幹好幹不好都無所謂了，那還不如讓一把手直接挑人呢。」「那不是又給自己增加工作量嗎。」她一手託腮，一手擺弄著滑鼠，火氣好像宣洩得差不多了，「再說我也不是沒建議過，但經理不聽，還說我淨想些不切實際的。」「嘿，『優秀的員工，敢于堅持真理』。」我指了指他們辦公室牆上貼的企業文化標語，那標語已經有些褪色了，「你可以堅持堅持。」王姐悽然一笑：「你怎麼知道我那就是『真理』呢？」她跟著搖了搖頭，「以前我還可以堅持堅持，但現在是真不行了。你知道，我們現在有9個人，我堅持己見，經理大不了換掉我就是了，自然有那不願堅持的人頂上。這樣我不就失業了嗎。其實經理也做過這方面的暗示：誰覺得活幹得不爽，滾就可以。」「滾就滾啊，怕什麼？」我看了看四周，再次確認周圍沒人，「說實在的，你的薪水也不是特別高，你又幹得這麼煩，還不如換份工作。」「我真的有考慮過。」她隔了很久才說，但表情非常嚴肅，「不過沒有你想得那麼簡單。」王姐在我認識的人中算是非常勤奮的。她是某名牌大學全日制碩士研究生，工作後一邊帶孩子一邊自學司法考試，還會3D製圖之類高大上的技能。雖然平心而論，她這人沒什麼創造力，但僅以執行力而言，我也相信她能找到比現在更好的工作。不過事情確實沒有我想得那麼簡單，因為她跟大部分人一樣對「換工作」感到恐懼——仿佛這份工作已經把她關於「工作」的信心全部榨乾了，在她眼裡，世上所有的工作都是痛苦的。於是她寧可一邊抱怨現在的工作，一邊繼續這樣的生活。「我的父母公婆都不支持我換工作。」前天晚上我們在微信群裡聊天，說起換工作的話題，王姐說道，「他們說女人到了我這個年紀，就該安定下來，不要總想著跳槽了。」然後還沒等我說話，又接上一句：「我們公司不大開除人，只要不特別懶，都不會被辭退。雖然我經常把時間浪費在沒意義的事情上，但至少，我做這些沒意義的事情也一樣領工資呢。我老公說這樣的工作比那些需要到處跑業績的強多了。」王姐似乎也意識到了問題，自己說了一句：「唉，不說這個了，換個話題吧。」「那好啊，新上任的副經理應該很有積極性吧？」我問道。「她最好沒有。」她說，「她要有積極性，就想折騰點事來做，給經理看看，顯得很忙。可人家孬好也是副經理了呀，哪能親自幹活，那些活還不又得安排給我？」十分鐘後，我們互道晚安，洗洗睡覺，迎接新的忙碌一天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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