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作者，我的媽媽張梅溪，人生得漂亮，喜歡穿好看的衣服，對人熱情仗義。她上有三位姐姐，因她之後來了弟弟，便深得寵愛，因而也妄為，竟離家出逃，跑去與全家反對的異族窮小子黃永玉結婚。大半個世紀以來，她洗衣做飯，騎著自行車招呼好幾家親友。特別是非常時期，她一直堅信爸爸是好人。沒有她，爸爸也絕不會到這個份兒上。
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小興安嶺中，人與動物的關係多為「我不防衛，你就把我吃了」。媽媽根據爸爸和哥哥的經歷寫下了《綠色的回憶》，其中《好獵人》由叔叔黃永厚插圖。《在森林中》和 《綠色的回憶》是爸爸給插的圖。
這本小書的再版又把我帶回童年。
年輕時的張梅溪我們家好比一艘載著動物的諾亞方舟，由媽媽把舵。跟媽媽一起過日子的不光是爸爸和後來添的我們倆，還分期、分段捎帶著小貓大白、荷蘭豬土彼得、麻鴨無事忙、小雞瑪瑙、金花鼠米米、喜鵲喳喳、貓黃老悶兒、猴伊沃、貓菲菲、變色龍克萊瑪、狗基諾和綠毛龜六絨 (為節省空間，僅舉其中百分之五的名字)……據說，院子裡還曾經住過兩隻小梅花鹿，好心的鄰居給它們倆餵窩頭，可是它們反芻不了……我還聽說有隻小黑熊，都從林子裡帶出來了，爸爸突然有事返回林中，小熊便託付別人代養，結果沒留下……真是太遺憾了！
北京城裡，我們那兒離天安門才三四公裡的院子裡一會兒養狼狗，一會兒飼火雞，聽起來好像很不應該，但其實好這口的不只是我們家。就拿我們兒時的夥伴謝羊他們家來說吧，他們還養山羊，不是一隻而是一群！一有空，謝羊哥倆就牧著羊從東單路口出來，經長安街往城根去了。我上小學一年級，他已榮升四年級，和哥哥同班。謝羊的打扮與傍晚拾荒的差不離。不過千萬別被外貌蒙蔽，他爸謝嘉升可是雕塑家，留蘇的。他們在祖國的心臟北京城中心的小四合院裡營造「市內桃源」，不僅養羊，還有洋味兒，孩子們摔打滾爬由著性子來，吃飯不用筷子而使刀叉，喝著自家產的羊奶，羨煞我們這幫門外看著的。
那天謝羊答應給條泥鰍，說話間便從自家園子魚缸裡砸出塊裡頭有泥鰍的冰，寸把見方。我把冰塊揣在棉猴的兜兒裡，回家放進玻璃瓶一暖和，小泥鰍就順勢遊出來了。
比起謝羊他們，我家實在算不得什麼。媽媽掌握大方向，基本上未偏離主道。狗熊夭折小興安嶺之後，我家有一段日子就只養貓了。爸爸的朋友趙豐伯伯送了只貓過來，長毛，藍眼，白色，名大白。困難時期，不幹活的不能養。貓可不白吃糧食，當晚立功，逮了只耗子放在我們面前。
校尉營美術學院宿舍院子隔壁是解放軍總後勤部，後勤部大門一直都敞著，兩邊站著解放軍把守。食物最吃緊的那個冬天，卡車一輛接一輛地將凍著的整隻黃羊啊，魚啊，肉啊之類運進大門，就堆在大門口正中央往裡十來米的地方，霍然一座珠穆朗瑪……
我家大白吃得不多，像是在為家裡節約。它晚上出去刷夜，回來倒頭大睡。
一天中午，聽到門外有貓在喵喵叫，媽媽一邊說著「大白回來了」，一邊趕緊打開門。大白等在門外，嘴裡還叼著一條不短的凍帶魚。
媽媽做的紅燒帶魚真香啊！
第二天大白要求出門，媽媽的激動尚未減弱，她跟大白輕聲細語：「大白啊，你再去啊。」大白尾巴一搖，領旨離去。下午，門被嘭嘭敲響。外面站著一解放軍，四個兜的，顯然級別不高，急壞了的樣子：「都說白貓是你們家的。你們快跟著我去把那貓叫回來。」
我們跟著解放軍一溜小跑著到了後勤部大門口，愣在那裡：大白已攀上頂峰，端坐在那山峰上，幾位解放軍拿著笤帚、拖把之類的，轉著圈趕。可山高圈兒大，就是夠不著。
「大白——大白——大白，快回家！」我們怕它挨笤帚，不能喚它下來。
似乎是見我們忙活得費勁，大白往後退幾步，然後起跑，噌地跳回我們校尉營宿舍的屋頂。
困難時期一過， 爸爸又忍不住從天津警犬學院弄了頭被淘汰的小狼狗咕嚕。後來，我們才知道警犬學校都不要它的原因。它砸破小梅家的洗衣陶盆之後，就跳到何叔叔的小炕桌旁，在剛出鍋的窩頭上，每個咬一口……趁我們不在，它掙脫鏈子往外狂奔。八歲的小綠緊跟其後，追到東單才把咕嚕擒住。小綠後來就被北京體育隊選上了
因為咕嚕，「文革」時期的大字報上就有了「黃xx穿著拖鞋，牽著狼狗上課」。爸爸對此耿耿於懷，他很希望有一天能申辯：「我養過狼狗，穿過拖鞋， 也上過課，但不是同一個時候幹的。」
「文革」一到，什麼都不讓養，泥鰍被倒進下水溝，連貓毛也見不著了。那就學工農兵，備戰備荒養雞鴨。無事忙、黃黃和咕咕，它們三個一組，在院子裡住著，還下蛋。可它們善叫，怎麼教都不能在該安靜的時候沉默。「十·一」國慶節前大檢查，居委會加上積極分子們一配合，藏著養的雞鴨立即受到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國王待遇——砍頭。
爸爸後來因畫了只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貓頭鷹而遭批判，說他這是仇視「文化大革命」和社會主義。檢查寫來寫去通不過，但還是得寫。他在其中一篇裡這麼說：「雖然經過思想改造，我已認識到資產階級思想必須徹底剷除，但有時仍然在心裡作怪。比如明明不可以再養貓狗，『文革』中還是忍不住偷偷養了只荷蘭豬」。
荷蘭豬名「土彼得」，是媽媽的廣東老鄉1971年送的。土彼得之名，來自「彼得和狼」。媽媽爸爸背地裡一定商量著對付我們兄妹的方案。他們買了張78轉的唱片《彼得和狼》，德國版。我們星期天吃完早飯，而他們又沒忘記的話，大家就坐下聽唱機了：一會兒音樂，一會兒德語，字字鏗鏘，跟鋤地差不多。媽媽爸爸也不像是很懂的樣子，但他們知道正在發生的情節，告訴我們鴨子被狼吞進肚子了……鴨子是彼得的。
土彼得悶頭吃菜，從不出聲，呼之則來，揮之則不去，非得等著讓人撓兩下後耳朵才甘心。媽媽有時嘴誤，叫它「土八路」。
九十年代初的變色龍克萊瑪，趴在畫畫的牆壁上，時綠時灰，眼睛咕嚕咕嚕轉著，還吐舌頭，連我都需要調整好情緒才不致起雞皮疙瘩……媽媽的無奈可想而知。
其實，媽媽要是沒和爸爸一起，自己是一定不會養什麼動物的。她天生不是那類人。但過著過著就過到一塊兒了，還有雅興將動物們的故事一一道來。媽媽寫故事，爸爸開夜車刻木刻印插圖。「文革」前一切相對穩定，寫書還有稿費。《綠色的回憶》出版後，媽媽回了趟廣州老家看外婆，後來還用餘錢在東單的委託商店「三羊」買了張鐵架彈簧床。我們放學回家，他們兩口子已經眯著眼躺在那上面，並招呼我們也上去一試：「輕輕的，不然彈簧會壞。」哥哥和我慢動作爬上去，跟他們一起擠著平躺在新床上。哥哥與我對視怪笑，不謀而合。待父母外出，即招小綠過來，三人在床上一通亂蹦之後，再舉起枕頭……
爸爸以前常說，媽媽是我們家學歷最高的，師從文學系歐陽山，有華南文藝學院的畢業證書。可惜《綠色的回憶》出版不久，政治運動便一茬接一茬，全國人民都不同程度地人仰馬翻了，哪裡還能寫書。
六十多年之後的突變令人費解，媽媽手中的筆仍是不停，但只專注於畫。一畫便是數百張，還在北京畫院開了畫展。而爸爸似乎是受媽媽傳染，時不時地撂下畫筆，趴在書桌上寫起來。說不定有一天爸爸出書，媽媽也為他畫個插圖什麼的？世界上真是沒有不可能的事。
晚年的黃永玉與張梅溪《綠色的回憶》的讀者大多已榮升爺爺奶奶級。比如翻譯家周克希先生。他竟然還珍藏著兒時閱讀的《綠色的回憶》。後來，他將這本紙頁已經發黃的小書送給了媽媽，並積極促成這本小書的再版。小書再生，爸爸欣然同意增添插圖。被重新發掘的《綠色的回憶》穿上了新衣，也起了個新名字《林中小屋》。
《林中小屋》，人民文學出版社，99讀書人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