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前訪問哈佛大學，曾經走近奎因（也被譯為「蒯因」），聽他身邊的人講述他的故事，感覺十分親切。今天翻閱剛剛出版的奎因中譯本選集，似乎再一次走近了他。他的語言文字，他的思想精神，依然是活生生的，儘管他已是一位歷史人物。以下前兩部分文字寫於2001年，記錄了我兩次不同的感受。
2000年的聖誕節，奎因教授（W.V.O.Quine）沒有能夠和人們一起度過。就在這一天，這位美國著名哲學家溘然離世，享年92歲。
這個不幸的消息，我是年初從西部回到哈佛以後，在1月18日出版的哈佛大學校報上看到的。該報用三分之二版的篇幅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奎因，92歲，是二十世紀的主要哲學家」，並配有一張奎因在辦公室裡的半身大幅照片，照片的說明文字是：「奎因最著名的是他對認識論和哲學的貢獻」。面對奎因的照片，我的感覺是深深的遺憾。
搞哲學的人，大概沒有不知道奎因的。我最早接觸奎因的著作是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讀了他的《從邏輯的觀點看》和《語詞和對象》，覺得他的英文非常流利優美。後來讀了他的一些哲學論文，逐漸體會到一種切入哲學問題的方法和角度，有了一些興趣。近幾年來由於研究邏輯與哲學的關係，又讀了他的一些論著，真正體會到他為什麼會堅持一階邏輯，由此也使我對他關於一階邏輯與高階邏輯和模態邏輯的區別的論述十分重視。這次能夠來哈佛，非常高興。原因之一就是因為奎因在這裡。他不僅在哈佛大學哲學系讀了博士學位，而且從1933年到1978年在這裡工作了四十多年。即使退休以後，他在學術界依然十分活躍。由於他的工作成就和影響，哈佛大學哲學系不僅是美國分析哲學的旗幟，而且成為國際學術界分析哲學的重鎮。能來哈佛，不僅可以了解美國哲學界的狀況，而且我本以為可以拜訪奎因，好好向他請教一些問題。遺憾的是，我只接觸了解了美國哲學界，卻沒有能夠見到奎因先生。
奎因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如果僅從哈佛來體會美國哲學界，可以說不談奎因的思想幾乎是不可能的。他關於本體論承諾的論述，他對分析和綜合這一傳統區別的批判，他提出的翻譯的不確定性的觀點等等，幾乎成為討論中的常識。而且，這樣的討論並不僅僅局限在分析哲學中，在認識論和本體論的討論中也頻繁出現。而在國際學術界，奎因有二十多篇論著被翻譯成五十多種語言，影響之大，不言而喻。僅從我國來看，奎因的思想也有一定影響。他的名著《從邏輯的觀點看》《邏輯哲學》和《真之追求》都已經被翻譯成中文。目前塗紀亮和陳波先生正在組織一些學者努力翻譯出版他的文集。已故郭世銘學兄擔任其中一卷的主編。去年，他在病床上兩次託付我幫助他把這一卷校好。由於出國，我只來得及校閱了兩章譯稿，而把其他譯稿的校對工作交給了學兄張清宇。據我所知，擔任奎因著作翻譯主編工作的還有陳啟偉和張家龍兩位老先生。我想，老中青三代學者自覺自愿，一起翻譯介紹奎因的思想，這一事實本身就說明奎因的重要性。而我來到奎因身邊，卻沒有能夠見到他，怎能不遺憾呢！
我想拜訪奎因，並非異想天開。我與他不僅有過文字來往，而且也有一面之交。多年以來，除了學習研究奎因的著作，我也翻譯介紹過他的思想。十幾年前，王炳文先生請我幫助翻譯德國哲學家施泰格繆勒的名著《當代哲學主流》。記得當時我剛從德國回到北京，事情很多，但不好意思推辭，因此答應只翻譯一章，結果他給我的一章就是專門講述奎因思想的。九十年代初，我讀了奎因剛剛出版的著作《真之追求》，覺得非常好，想把它翻譯成中文，於是寫信給奎因先生，希望他能夠幫助解決版權問題。奎因先生立即給我回信，並寄來即將出的修訂版的修改部分。1996年10月，我應邀到日本講學，恰巧參加了在日本國立京都國際會館舉行的第12屆京都授獎慶祝會和學術研討會，有幸見到了88歲高齡的獲獎者奎因先生，並聽了他做的報告「本能，具體化和外延性」。會議期間，我與奎因先生進行了簡短的交談，請他為《真之追求》的中譯本寫一個序。他很高興地答應了。後來，除了寄來中譯本序以外，他還給我寄過幾篇論文。有這些交往，我本以為拜訪奎因先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而且來到哈佛以後，我聽說一年以前，德雷本（Dreben，B.）教授去世，奎因還出席了他的葬禮。因此我覺得見到奎因先生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2000年10月，我特意帶著三聯書店出版的中譯本《真之追求》，到哈佛大學哲學系提出要拜訪奎因教授。系秘書對我說，他身體很不好（He isnotwell），不能見外人了，有事情可以與他的兒子聯繫，由他的兒子轉達。我從系秘書的眼神和語氣裡明白了奎因的狀況，因此只是向系秘書要了一個信封和一張紙，寫了幾個字，夾在書裡裝進去，請系秘書交給奎因的兒子。我在紙上寫道：「我把這本書送給奎因教授，以此表示我的敬意，同時希望奎因教授看到這個中文譯本會感到高興。」我甚至沒有留下我在哈佛的地址。今天的遺憾是如此清晰，我終於發現，當時在我失望的內心深處，其實仍然不是沒有企盼的。直到3月8日，開過奎因紀念會之後，從奎因的兒子給我的來信我才知道，他父親看到這個中譯本「很激動」（thrilled），這使我也很激動。
哈佛校報的文章裡引用了許多著名學者對奎因的評價，包括哈佛大學哲學系著名教授帕森斯（C.Parsons）和普特南（H.Putnam）。我覺得，其中帕森斯的一個評價很有意思：「他非常容易交往（sociable），但是如果他沒有什麼東西可說，他就不喜歡說。」這使我想起奎因在給我的第一封信裡，特意用中文寫上「王」來稱呼我。我當時的感覺是「他一定很有趣」。對於後面一句話，我的理解是：奎因先生，或者像他這樣的學者，並不是願意什麼都談的，因此也不是什麼人都可以交往的。我想，下學期應該去問一問帕森斯教授，這樣的理解對不對。但是不管怎樣，奎因的著作和思想留了下來，人們與它們總是永遠可以盡情交往的。
（2001年於哈佛）
2001年3月2日下午3點，哈佛大學哲學系在愛默生樓一層報告廳舉行了「奎因紀念會」。碩大的黑板擦得乾乾淨淨。講臺正中樹一幅奎因像，前面擺放著許多奎因的著作。左邊設一個講臺，有話筒，右邊支一個架子，上面是一巨幅奎因像。大廳兩側陳列一些奎因的生活照，大小不一。雖然這一天下了小雨雪，但是前來參加會的人仍然很多，三四百人的大廳幾乎坐滿。看到一些與會者走路甚至顫顫巍巍，我不禁想起一周以前欣迪卡教授對我說，非常遺憾，由於到巴黎去開會，他無法來參加這個紀念奎因的會。顯然，奎因的人緣不錯。
本來我以為，紀念一位像奎因這樣的大哲學家，人們一定會「歌功頌德」。這樣，發言者一定會從各自的角度高度評價奎因的思想。為此，我特意借了一個錄音機，準備錄下一些具有「歷史意義」的講話。結果卻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會議由哈佛大學哲學系教授哥爾德法爾博（Goldfarb）主持。他簡要介紹了奎因的生平經歷，然後介紹了紀念會的程序。接下來，一些著名學者，包括福雷斯達爾（D.Follesdal）和普特南等，與奎因的子女交替發言。發言完全是個人化的，而且其間還穿插播放一些奎因生前喜歡聽的音樂片斷。這個紀念會真是別開生面！我在心裡不禁稱奇叫絕，同時也感到十分慶幸，因為從一些與奎因最親近的人和好友那裡，我不僅對奎因有了更多的了解，而且還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穫。
奎因的兒子道格拉斯·奎因講了奎因當年去鄉村夜總會的故事。這是一次平凡的活動，卻產生了不平凡的結果。夜總會上一首流行歌曲使奎因一部嚴肅的哲學名著獲得了名字，這就是《從邏輯的觀點看》。我讀過這本書，也知道這個故事，就是沒有聽過這首歌。因此，當會場真的播放起這隻歌曲的時候，我好像也親臨其境。雖然我不熟悉這首歌，也記不住它的曲調，但是我確實清清楚楚地聽到了歌中唱到「從邏輯的觀點看」。
奎因的另一部名著是《語詞和對象》，有人稱它是本世紀兩部影響最大的哲學著作之一。這本書我讀過多遍。但是從他兒子的回憶裡我才知道，這本書寫了7年。當年，奎因把裝著這本書書稿的皮包掛在屋門的掛鈎上，對家裡人說，如果著火，這是第一件要拿出去的東西。可見這本書凝聚了他多少心血，他對這本書又是多麼的重視。用他兒子的話說，那時奎因的態度使他體會到了「某種重要的東西」。然而，同樣是這本書，從波士頓大學弗羅依德（J.Floyd）教授的回憶中，我聽到了另一個故事。奎因晚年對她說，在他的著作中，這本書不屬於他最喜歡的。「整個說來，他更喜歡他寫的邏輯教科書，因為它們比他那些更思辨的哲學著作給他更大的滿足感」。奎因甚至在送給她丈夫德雷本（B.Dreben）教授的那本《語詞和對象》上寫道：「送給波特，但是不送他可能會更好」。奎因這種極其真誠坦白的態度，讓弗羅依德教授也感到非常吃驚。我們都寫過書，出過書，可能也會有過某種「沾沾自喜」的感覺。但是，在奎因面前，這樣的感覺真是慚愧！我想，除了邏輯與哲學的區別，以及對邏輯和哲學的不同看法外，這裡一定還有其他一些值得思考的東西。
弗羅依德教授還講了一件事。有一次她和丈夫開車送奎因回家。在車上奎因說到一個德國學者給他來信，問他在數學哲學的邏輯主義、形式主義和直覺主義中，願意捍衛哪一種立場。奎因對這種提問表現出極大的「厭惡」。在他看來，讓一個哲學家對號入座到一種預先存在的意識形態中，這是「極大的恥辱」。這個故事引起我深深的共鳴。後來我和弗羅依德教授交談的時候，又提起這個話題。她再次給我描述了一遍，並且富有表情地說，你看到奎因那種態度，就會明白他氣憤到什麼程度。我想，奎因的強烈反應無疑顯示出他在好友面前的輕鬆和對朋友的信任，也表現出老年人的天真率直，但是也許更體現了他對哲學一種本能的理解。哲學是智慧之學，人為地給它製造出種種條條框框，或者使它受到意識形態的束縛，難道不正是違反哲學的本性嗎？
在紀念會上，我還聽到一些十分有趣的故事，與邏輯和哲學沒有任何關係。經濟系的弗裡德曼（B.Friedman）教授說，有一次英國著名哲學家艾耶爾來哈佛訪問，奎因招待艾耶爾吃飯，他作陪。如今談的是什麼已經記不清楚了，但是他「只記得，他們一點也沒有談哲學」。奎因的兒子是搞生物研究的，他說，奎因曾對他學院裡的研究會提出一些「很有洞察力的問題」，這些問題甚至可以與同行的那些問題相匹敵。弗羅依德教授說，有一次奎因向她和她父親談起他們的名字「Floyd」是威爾斯語，而且教她們如何發音。還有現場陳列的奎因當年使用的那臺打字機，為了書寫邏輯符號，奎因親手對上面的字母進行了改造。如今，它已經成為「文物」。此外，三十多年如一日，奎因拿著鋤頭，在自家屋後的小河溝裡清除堵塞水流的樹葉和樹枝，並把這种放松精神的方式稱為「除汙」。所有這些，為我們展現了奎因人生中的另一面，使奎因的形象更為豐滿。然而，我更多的感想是，學術研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是一項事業。儘管奎因才華橫溢，智慧超人，但是他以崇高的奉獻精神對待邏輯和哲學，因此成就了今天的奎因，也成就了歷史的奎因。這一點，我想，應該是我輩學人須認真思考和學習的。也正因為這樣，當我聽到人們回憶他晚年記憶力開始衰退時的處境，儘管人們讚揚他「仍然不斷抗爭」，我卻似乎可以體會到他的痛苦，一個純粹學者的痛苦。這種精神令我感動，也使我感到一種巨大的鞭策。
奎因不是完人，同樣會犯一些有趣的錯誤。他在1985年日記本上對計算機有一段評價：
計算機確實使事情做慢了，但是必須要說，它們為一些人創造了就業機會，否則這些人就會失業。
他兒子是計算機專家，對這段話的評價是「確實是有些離譜」。不過，從大家聽到這段話爆發出的笑聲，讓我感到，大家對奎因是那樣的理解，那樣的友好，感情非同一般。普特南在發言時一上來就說，自己聽到這個會的消息以後，兩個月來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為什麼大家那麼喜歡萬（他們對奎因的愛稱）？」喜歡奎因，自然是他的情感和經驗，但是當他像哲學家那樣問起為什麼的時候，一定還有更深的含義。我沒有普特南或奎因那些同事、學生、朋友那樣切身的體會，但是我卻對他的問題有了一個答案：奎因確實是非常可愛！我知道，這個回答太樸素了。也許，它其實算不得一個答案，只是我的一種感受。這種感受不是錄音機錄下來的，而是從會場的氣氛中體驗到的。然而它卻是非常真切的。
（2001年於哈佛）
中譯《蒯因著作集》共六大卷，以《從刺激到科學》結束。奎因寫這部著作的時候已是87歲高齡。這使我感慨萬分：奎因的學術生命很長，一直持續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也令我崇敬和欽佩不已：奎因是一個真正的純粹的哲學家。
我國學界有一種現象，許多學者的學術生命似乎會逐漸衰竭甚至會突然中止。用意識形態的作用固然可以解釋像金嶽霖等老一輩學者，但是在今天卻很難說通。我們經常看到的表述是「誘惑」和「浮躁」，它們似乎說明了外在和內在的原因。對此我卻有些不以為然。在我看來，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學者自己選擇的生活方式，還有就是學者對學術的理解和追求。沒有一種特定的生活方式，不可能有奎因那樣長久的學術生命。沒有對學術正確的理解和執著的追求，不可能取得奎因那樣的成就。
什麼是奎因的生活方式？一個美國朋友給我講過一個故事。哈佛大學教授在退休的時候有一個儀式：學校會有一些老師來聽他的一堂課。這個儀式比較正式，參加者衣冠楚楚。由於奎因是著名教授，因此在他1978年退休的儀式上來了許多人，包括哈佛大學的一些領導和知名人士。那個教授對我說：「你知道奎因講什麼嗎？他講解上一堂課布置的邏輯習題！」該幹什麼，就幹什麼；不受外界幹擾，不為他人所動。如果說這個故事體現了奎因在課堂上的情況，那麼他的著作集則反映出他在課堂以外的情況。這些文字基本上都是學術研究的成果，少數一兩篇非學術研究的文章也是與學術相關的。
奎因是純粹的哲學家。說他純粹，是因為他的學術研究只限於邏輯和哲學。他的聲譽是憑藉他在邏輯和哲學上的成就，而不是靠媒體炒作出來的，而且，他的成就是哲學這個學術共同體認同的。做到這一點其實非常不容易，因為哲學這個學科與其他學科不同。比如一個人無論是自詡為物理學家還是被稱為物理學家，他在物理學方面肯定是做出了成績的，而且他的成績一定是得到承認的。但是不少以哲學家自居或被稱為哲學家的名人卻得不到哲學界的認同。原因主要就在於他們那些洋洋灑灑的文字不屬於或者主要不屬於哲學領域。我常說，不要以為身在哲學所或哲學系，談論的就一定是哲學。這是因為哲學有自身的標準，而且這個標準既是學術的，也是專業的。專業決定了文字論述的範圍，學術則要求文字的論述是研究性的東西。很多從事哲學研究的人覺得這不過是對哲學理解的不同，他們總認為或希望哲學具有廣泛的社會功用，對社會實踐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但是這樣的認識往往直接導致哲學在學術和專業上的削弱，而這樣的希望常常會賦予哲學不恰當的社會功能。奎因告訴我們，「並不是所有在哲學上有重要意義的東西都會使外行人感興趣」，他也看不出為什麼外行人應該關注他「在哲學中所關注的那些東西」。在他看來，「哲學家們從專業意義來說並非特別適合」，「引起靈感和進行誘導」。我們應當努力促進社會平等，但是哲學家們「也並非特別適合於」這樣做。他甚至明確地說：「智慧才是那種可能滿足這些始終是迫切需要的東西：sophia（智慧）才是必要的，philosophia（哲學）並非必要」。這不僅使人想起亞里斯多德所說的，人們只有在滿足溫飽以後才來研究形上學。無論是亞里斯多德關於知識層次（其他層次與第一哲學）的區別，還是奎因關於專業的區別，都說明哲學有自己特殊的範圍，是一個專門的領域。我不知道是奎因的這種看法導致他自己成為一位純粹的哲學家，還是由於他是一位純粹的哲學家，才有了這樣一種看法。但是我贊同他的觀點，而且我相信，他的學術成就與他這種對哲學的理解是分不開的。
二十世紀的主流哲學是分析哲學，分析哲學有一句響亮的口號：哲學的根本任務是對語言進行邏輯分析。用奎因的話說，這種哲學的特徵就是「越來越頻繁地使用」現代邏輯，「越來越關注語言的性質」。奎因是哲學家，也是邏輯學家，他的著作集中體現了分析哲學的根本特徵。現代邏輯的大量使用使分析哲學越來越具有科學性，同時使哲學討論的技術性和專業性也越來越強。這使許多人抱怨、質疑、批評、甚至反對分析哲學。但是奎因對這樣一種哲學卻從來也沒有懷疑過，動搖過。在他看來，我們在哲學名義下所探討的東西，有許多就是被我們看作是知識體系中「最技術性部分的那種東西」。奎因哲學以思想深刻和分析敏銳著稱，許多著作不是特別容易讀懂。但是，理解他的著作的困難不在於語言方面，而主要在於他討論問題的技術性，而且是很強的技術性。在他討論和分析問題的過程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有很高的語言天賦和極強的駕馭語言的能力，文字書寫流暢漂亮，特別是，他始終運用現代邏輯來探討那些在他看來最重要的哲學問題。他關於「分析命題和綜合命題的區別」的質疑，他提出的「翻譯的不確定性」的著名假說，他做出的「真即去引號」的解釋，他建立的「沒有同一就沒有實體」、「是乃是變元的值」等著名的本體論承諾等等，所有這些都不是憑空思辨的產物，而是充滿了對邏輯方法的運用和對語言的細緻分析。如今這些理論成果已成為哲學討論的基本內容和常識，但是在學習和理解的過程中，我們可以清晰地體會到奎因哲學的實質是什麼，他的追求又是什麼。
我國學者接受西方哲學已有很長的時間，由此形成了獨特的中國哲學。對於西方哲學的許多內容，人們似乎也很容易接受，比如現象學、解釋學、存在主義以及後現代主義等等，但是唯獨對分析哲學，人們總是有這樣那樣的看法，不那麼願意接受。在我看來，這裡的原因是比較複雜的，簡單地說則有兩個：一個在於對邏輯的理解，另一個在於對哲學的理解。缺乏對邏輯的認識和把握，因而缺乏運用邏輯來進行分析，是中國哲學的一個缺陷，也是一般人不能理解和接受分析哲學的主要原因。這個問題的實質是沒有認識到邏輯對哲學的重要性，因而認識不到運用邏輯方法來從事哲學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是在我看來，對哲學的理解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應該如何理解哲學，應該如何研究哲學，這其實也是西方哲學從古希臘到今天一直存在的問題。當然，隨著科學的發展和學科的變化，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也在發生變化。但是，若以人們可以普遍地談論哲學為目標，那麼在邏輯方面的高要求就肯定是一個極大的障礙，然而，真是到了人人都可以談論哲學的時候，大概也就不會出什麼哲學家，更不會產生像奎因這樣的大哲學家了。因此我同意奎因的觀點，哲學家關心的事情並不是人人都關心的，哲學也並不是普遍需要的；而且哲學問題的討論本來就是技術性的。
我常想，如果不是在討論哲學的方法上不斷出現進步，哲學能夠發展起來嗎？如果我們不在研究哲學問題的方法上勝過奎因，我們的哲學討論能夠超過奎因嗎？同樣，如果我們不在研究哲學問題的方法上勝過柏拉圖，我們的哲學討論能夠超過柏拉圖嗎？可能會有不少人說「能夠」，可我的問題是：憑什麼？難道我們自己會比柏拉圖更聰明嗎？是憑我們會用電腦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