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只舉行過一次婚禮
© 沈容／文
沈容和李普
這個題目忒奇怪，婚禮哪有幾次的？我在文革受審查，就因為為什麼舉行「兩次婚禮」的問題說不清，查來查去，拖了很久，弄得我自己也糊塗起來。
在我們中國，歐風東漸之後，確曾有過兩次婚禮的事，一次西方宗教式的，一次中國宗法式的；或者一次新式的，一次舊式的。但這樣的事早已成為歷史，何況這在我，是個重大政治問題呢。說起來也有趣，請讓我慢慢道來。
我們是在1945年10月26日結婚的。到今年整整50年，今年的此日是我們的金婚紀念日。
我們在重慶新華日報結婚，婚禮簡單隆重，既十分正規又非常熱鬧。
那時李普在新華日報社工作，我在中央大學讀書。日本剛投降，我父親就隨錢大鈞到上海接收去了。錢大鈞當市長，我父親是他的親信，當了市政府的人事處長。他原先是國民黨軍委後勤部特別黨部書記長，掛了個少將頭銜。不久，我母親帶領全家去上海。我留在重慶，理由是學校還要上課。實際上我沒有上課，而是準備調到新華日報，並且同李普結婚。
這些我們都向組織匯報過。李普還喜孜孜地把這事告訴了周恩來，說：「鬍公，我要結婚了。」（李普說，那時對周鬍公，樂意說心裡話，什麼都敢說。一則自己年輕幼稚，二則周有這個長處，讓我們在他面前無拘無束）周說：「好啊，恭喜你，對方是誰呢？」這就說到了我和我的父親。周問我們打算怎麼辦，李普說結了婚再告訴他。周說：「這樣做不好。不管他同意不同意，女兒的大事，一定要先通知。而且，婚禮要辦得隆重、正式、合法。」他說要讓做父母的放心；國民黨宣傳共產黨共產共妻，對待像我這樣的家庭，就得讓他們無可挑剔。他的主意是三點：
第一，先寫信通知我家裡。
第二，在報上登結婚啟事，登大公報，將報紙寄回家。
第三，請沈老證婚。沈鈞儒老人是大律師。
這幾條都照辦了。10月26日那天，報社食堂各桌都加了菜，備了酒，飯後還舉行了舞會。第二天，我們在中蘇文化協會宴請證婚人沈鈞儒，由胡繩、吳全衡夫婦和中蘇文協負責人張展作陪。沈老是著名的大律師，在抗戰建國的政治舞臺上德高望重。結婚啟事中寫明了請他證婚，這就再「正式」再「合法」不過了。後來才知道，他還是我的本家前輩，我要叫他公公。在我們結婚這件事上，他幫了我們很大的忙，特別是幫了我父親很大的忙。
儘管我們的結婚正式又合法，但對我父親卻無疑是個晴天霹靂，而且很可能給他帶來危險。他是國民黨的一個不太小的官員，他的女兒竟是共產黨（一般人認為凡是新華日報的人當然都是共產黨員），並且還和一個共產黨員結了婚。這對他的前途影響太大了！因此他先不聲張，託了他的一位老朋友到新華日報找我，帶給我一件很時髦的海勃絨大衣，企圖勸說我回頭。這人曾在我家住過很長時間，和我也很熟。他對我說，他受我父親之託來看我，說父親最喜歡的是我，勸我慎重考慮，回家去；說我這個舉動，是給我父親的「一個沉重的打擊」，這幾個字他是用英文講的，他和父親是聖約翰的同學，英文水平很高。我告訴他，我不回家，人生走什麼道路是各人自己的選擇。他問我生活得怎樣，我說很好。他再無話可說，把大衣留下就走了。後來父親告訴我，他那位朋友的答覆是四個字：「無可挽回」。我確實給我父親出了一道很棘手的難題，有關我的事他只好暫時秘而不宣。為什麼又會有第二次婚禮的問題呢？這說來又話長了。
我在新華日報不久就調到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外事組當翻譯，之後又調到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代表團。1946年4月間，由於我已經懷孕，而新華日報要在上海出報，於是我又調到上海。那時李普作為新華日報的特派員，正在山東解放區採訪。開始，我住在上海外灘老西門新華日報租的房子裡。後來我病了，總編輯潘梓年叫我搬到他那裡去，我們都叫他潘老總。他租了一層公寓房，那裡有一個女工做飯，生活上有人照顧。我和潘老總每天在一起吃飯、聊天。有一天，他對我說：「你父親在市政府當人事處長，我們出報，這個關係將來可能有用，你能不能回去看看？」我說：「我現在不了解家裡的情況。」於是我們研究了如果回去會怎樣，結論是應該先回去看看，爭取和家庭搞好關係，情況如何及時向潘老總匯報。應該說，我是奉命回家的，沒想到後來審查我歷史時會成為大問題。
我根本不知道家住在哪裡，只好到市政府去找。我穿的是一件藍布大褂，沒有任何裝飾，總之，在上海人眼裡，是夠土的。傳達室的人對我看了一眼說：「幹什麼？」我說明要找某人，那人頭都不抬說：不行，現在不會客。我說，我有急事找他。那人很不耐煩地連連說不行。沒有辦法，我只好說，我是他的女兒。那人愣了，態度也變了，馬上打電話進去。我父親見到我也十分吃驚，匆匆把他辦公室的事交代了一下，就把我帶回家。
出來開門的是一個女的，燙了頭髮，穿著一件花旗袍，打扮得漂漂亮亮，我不知道她是什麼人。進屋以後，父親叫她給我準備一份盥洗用具，然後告訴我她是新來的女僕。母親正在杭州看望外祖父母，父親說馬上通知她回來。接著，我妹妹的奶媽，我叫她妹妹媽媽的從樓上下來了，她在我家已經二十來年。見到她，我才有了一些重慶那個家的感覺。上海的家是接收一個德國人的花園洋房，和重慶那個家真是不可同日而語。父親和妹妹媽媽帶我看了樓上樓下的房間。我知道，我的回家對父親來講又太突然了，又一次大出他意料之外。他和我一樣都要考慮如何開始談話。他先問李普的情況，我告訴他還沒到上海。關於我，我只說在新華日報。晚飯後，我要走了。父親說怎麼馬上就走呢？總要在家裡住住，至少要等母親回來。我說，我在外面住要請假，於是我給潘老總打了電話。潘老總同意我住在家裡，我說我明天去見他。
第二天，父親上班去了，我回到潘老總那裡詳細向他匯報了回家的細節。潘老總認為這個開頭很好，沒有鬧翻，就有可能搞好。同時，認為我應該住在家裡，等報紙出版時再說。這樣，我又奉命回家住。而後來，這又成了說不清的問題。
當我再回家時，母親已經回上海了。她見了我又哭又笑。她覺得我的穿著太不成話，馬上找來位裁縫師傅，給我量尺寸，做衣服。她拿出好幾塊料子，要求裁縫師傅趕趕工，儘快做好，接著便帶我去燙頭髮。在上海，有錢，什麼都能辦。很快，我被重新包裝過，完全變了樣，立即成為可以出入於這個家庭的大小姐了。這些我也向潘老總匯報過，潘老總認為既住家裡，就應該這樣。
終於，父親和我談到正題了。他說：「你們已經結婚，但是親戚朋友還不知道，而你又有妊在身，肚子一天天大起來，在親朋面前如何交代？」這是他最著急的問題，也是我著急的事。本來我可以回報社，但是，這時從重慶新華日報來滬的人陸續到達，老西門的房子已有人滿之患。一間房，當中拉一塊布簾，就住兩家。潘老總那裡當然也住滿了。他那時忙於出報的事，也沒時間聽我匯報了，就叫我住在家裡等著，搞好和家庭的關係。最糟的是李普還沒回來。這一陣我真是度日如年。我本來是正經八百結婚的，有新華日報工作人員的身份，現在卻要裝作還是個沒出閣的姑娘住在家裡，而肚子卻一天天大起來！在孩子們當中，父親最喜歡我，我是他的驕傲。我回家以後，每有社交活動，他一定帶我去，但是我一天天不便再出去了。
父親曾和我商量：是否等李普一回來我和李普馬上去美國，將來就說我們是在美國結婚的，我們可以在美國上學。可能他還有一層用意，不好明說，就是如果我們去了美國，是不是共產黨，就同他無關了。我說我不去美國，李普一定也不肯去。他說，那就只有再舉行一次婚禮了。我說等李普回來後再說。這是兩個人的事，必須等李普回來。看來那時我父親考慮得更多的是如何在親友面前交代，而不是這個政治性問題。這兩個問題當然是有聯繫的，但當時國共兩黨正在談判，還沒有破裂，和平似乎還有希望，父親還沒那麼著急；或者，他想的是先過了親友這一關再說。
李普回來了，我們都不同意去美國，那就只好再舉行一次婚禮了。我記得李普曾經幫忙寫結婚證書，寫請帖，這當然也請示過組織。證婚人自然還是沈鈞儒。湊巧，沈老也已經回到上海。
幸好，父親自己去找了沈老，如此這般說了一番。沈老連連說不妥。他說：他已經以律師的身份在重慶證婚，證明這件婚姻是合法的；現在再舉行一次婚禮，那就無疑是自己否定了自己，不合法了。怎麼辦呢？沈老想了個辦法：請一次客，宣布我們已經結婚，沈老願意出席說明他當時是證婚人。這是唯一可行的辦法，看來我父親相當滿意，他說：「原來他也是我們這個沈家的，還比我長一輩。」
演這場戲不容易，在什麼地方請客，請什麼人等等，都是很費斟酌的事。現在回想，我父親用了很多腦筋，精心策劃，真是難為他了。在上海的親戚，有很多我不知道，或知道而沒見過面；至於他的朋友，我更知之甚少所以，也只能由他去辦。
我母親則忙於為我設計穿什麼衣服、戴什麼首飾這類事。我是家裡的大女兒，她把這次請客看得很隆重，是當做出嫁大女兒那樣正規大喜事來辦的。
這一天終於來到了。在哪裡請客，請了多少人，我實在不清楚。我和李普去接沈老，我們故意遲到幾分鐘，避免同客人們周旋。等我們一到，客人早已到齊。沈老就座，父親馬上宣布宴會開始。他善於辭令，說我是學外國文學的，李普是學歷史的，文史一家，天作之合；日寇投降，萬象更新，所以由家叔沈鈞儒大律師證婚，在重慶結婚了。然後沈老講話，他簡單說了一兩句我們結婚的事，接著發表了一篇政治演說，主旨是努力避免內戰，各黨各派團結一致，建設民主的新中國大有希望。
宴會的第二天，母親就送我和李普到杭州我外婆家，我快要生孩子了。
這件事，在審查我的時候，成了我們舉行的第二次婚禮，而且成為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老說我們舉行過兩次婚禮，說多了，我也給搞糊塗了，也跟著說第一次婚禮、第二次婚禮。
這「第二次婚禮」，到的人很多，是哪些人，我能說出來的很有限。
幸好，我母親的記憶力特好，到場的客人差不多一個不拉地都記得。對每一個赴宴的人，凡是找得到的，專案組都作了調查。
為什麼如此嚴重呢？後來我才知道，是宴請的地方太可疑。是在勵志社，那是國民黨三青團的一個機構，很可能還跟軍統特務有關係。而我恰恰對這個關鍵之點說不清楚，我根本不記得是在什麼地方，更顯得見不得人，更顯得我是在迴避要害了。專案組花大力氣查清了這個問題，我想我是應當感謝他們的。
既已查清，在我們金婚紀念之際，我再次聲明：我們只舉行過一次婚禮。
順便再講講：李普由於我家庭的關係，長期背著黑鍋，1957年被調出中央宣傳部。一直到我的問題弄清楚了，他的問題才隨之清楚了。因此有朋友開玩笑，說我們是那場「大革命」的得益者。這倒也是。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本文選自《我們只舉行過一次婚禮》，李普，沈容／著，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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